自然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地理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0-03.
1 引言
综观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现今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即多种学科的方法都被引进到自然地理学当中。现代科学中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是大势所趋，现在已经很难用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来界定学科的范围，学科的特色和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该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1]。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主要有综合性、地域性和人地关系，尽管一再认识到需要联系该学科中的人与自然部分，但自然地理学家尚未抓住联系的各种线索，通常只在受人们操纵的地方才考虑人类活动，常常忽视文化、经济和管理的关联，忽视基本的反馈机制[2]。方法上也未跨越人文方法和环境方法的传统鸿沟，尚未形成一种技术、文化和自然资源之间相互联系的综合地理观。
“文化”是社会科学家用来表示生活方式的术语，包含整个传承下来的观念、信仰、价值观和知识，他们构成社会行为的共享基础[3]。长期以来，自然地理学在关注环境的同时，却忽略了那些决定我们把什么看成环境、决定研究结果如何被接受的文化条件，而这些文化要素和物质环境实体之间具有高度的内部相关性，并非仅仅与观念有关。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学科领域开始意识到物质实体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性，纷纷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文化转向”，地理学深受这种影响，从原来的“科学主义”的量化研究转为“文化地理学”的各种研究，广泛吸收了人类学、政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成果，逐渐将文化阐释的问题纳入到地理学的中心[4]。文化转向虽然是从文化地理学中发起的，但已经影响到地理学的其他分支，整个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成为当今西方地理学思想的重要表现，文化转向使地理学内部主要的学科边界模糊化，文化地理学显示出来的议题和批判意识，以及与当代各种学术话语的融合也为自然地理学提供了更多更新的研究议题、知识表述、概念、理论、分析工具和思辩理路，在同化了众多新方法并涵盖了更广阔视野的情况下，采用一种更趋文化性的视角正当其时，朝向文化性的自然地理学也成为自然地理学走向应用的必然选择，开展自然地理学文化议题研究也势在必行。
2 朝向文化性的自然地理学产生的背景
朝向文化性的自然地理学不是个别自然地理学家心血来潮的偶然产物，也并非无中生有的无本之木。从自然地理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及其性质来看，便可以发现“文化”的影子一直存在，自然地理学丰富的土壤早已埋下了“文化”的种子，而适逢当今发展的大趋势，这颗种子正好得以“破土而出”。
自然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是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在自然地理学领域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产生的地理学知识领域的学术变革和范式转折，也是对传统自然地理学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创新。但是，任何创新都不能脱离传统，否则，不仅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还会动摇原本的学科地位。因此，要审视一种更趋文化性的自然地理学并不是要脱离或削弱自然地理学的核心内容或传统研究，而是要在这种传统和研究主旨的基础上求新，要反映出该学科中哪些部分促进了“文化转向”的产生。
2.1 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和人类影响的复杂性
虽然人类活动的影响一直存在并不断增强，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并没有引起自然地理学家的深切关注，关于环境的研究大部分也只是针对人类活动以前的环境变化，或者不受人类影响的环境过程。事实上，“无论好坏，社会化的人类一直掌握着对陆地环境的控制权，任何不了解这一事实的地理学方法论都必然注定要衰落[5]”。
后来，许多环境变化事例的凸现和许多环境极端事件的产生激发了自然地理学家对人类因素的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很多人类活动能够导致的最终结果与自然力可能产生的结果在本质上是类似的。至此，自然地理学开始认同人类活动在环境变化和环境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对人类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大都倾向于瞄准工业社会中人类的经济、建设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城市作为人类主要栖息地日益发展壮大，各种城市问题的出现使自然地理学家开始关注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和人类影响的复杂性。人类活动大致可分为：(物质)生产性活动，包括工业、农业中由人类参与的物质生产过程；日常生活性活动，指属于个人自己的一些必要的居住或围绕居住所产生的行为；(精神)创造性活动，这一类行为创造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文艺作品、理论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对城市的创造和改变中构建着自己的家园，生产、经济行为的呈现是居住的必然结果；居住也是生产、经济过程产生的动因。所以，与生产性活动相比，居住才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命题。此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营造和维护居住环境的重要性，所以对自然的各种行为也从最初的无约束到有所约束，此时，仅对经济行为、建设活动的考察或者只针对负面影响的研究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人类活动的多样性与人类影响的复杂性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系统的改变，这使自然地理学得以进一步的延伸，开始认识到不同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管理方式的影响，这对应用研究所采取的方式和看待文化的方式都有着重要意义。
2.2 人地关系的变化
关于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人地关系研究是地理学的重要传统。人地关系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系统内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导致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如今，人类活动的多样性意味着系统中“人”已发生变化，因此“人地关系”中的“地”与“关系”也都随之改变。
人类活动的多样性使“人地关系”中“地”的内涵逐渐扩大，“自然环境”不再只是作为人类劳动对象的“物质自然”，更多的是作为人类的栖息地的生活家园，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自然的地理环境在地球上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人为环境”和“人工自然”。
“人”、“地”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是单方向的作用，而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过程，人类改变环境，同时，环境也通过改变对人类产生间接效应，尽管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可作为两个独立的子系统来认识和分析，但客观上二者是相互渗透、彼此交织、高度相关的[6-8]。自然地理学对人类影响复杂性的关注，使自然地理学逐渐摆脱了“人定胜天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开始将人地关系矛盾的研究重点从环境(特别是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特别是自然人)的影响研究转向人(特别是社会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
此外，就目前城市化问题、全球环境变化议题，以及各种环境恶化现象的根源来看，环境问题并不唯一取决于地球物理过程，人类意识也不完全依赖地球物理状态，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可能取决于正在运行的社会秩序[9]。大多数环境问题并不是其发生地点和社会的意外特征，而是有症候的，危险源自日常生活而不是罕见性的。比之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很多社会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自然界自发的极端事件毕竟不多。这就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对环境过程与人类互动的细节的辨识及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因此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不仅趋向于面对全球，而且更趋向于多学科交叉尤其是人文学科。
2.3 自然地理学的文化转向
对人类活动研究的逐渐盛行和人地关系研究重点与研究范式的转变使自然地理学得到进一步延伸，以包含对人类活动多样性和人地关系复杂性的解释。然而一种活动的意义或旨趣不能脱离文化背景来确定，正如苏尔写道的：“如果不了解文化的作用，不了解组群生活在一起的过程，就不能研究各种活动的分布”[10]。因此，文化成为人地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这个因素而论，各种事件能够得以解释。
此外，从环境过程来看，人类是借助文化认识自然、感知自然的，同时，也通过这一人类特有的手段，按自己的意志对自然环境加以控制甚至改造，当控制和改造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不受制约地作用与生态系统时，就会打破生态系统内的均衡运作，就产生了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当环境危机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文化、环境、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文化是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种稳定的力量；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而且，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11]。正是基于这种联系，所以环境研究理论的发展需要“文化研究”，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才能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问题得以解决。当自然地理学家也开始意识到社会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和人类价值系统正在为全球环境变化重要驱动力时，便开始关注不同文化如何影响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管理的方式，而仅仅依靠自然地理学各传统分支的技术和方法，往往还应对不了许多应用问题。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了一股对文化研究的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多种社会学科均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有关社会正义、归属、认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中，创出一派新局面[12]。地理学中最先响应“文化转向”的学科是人文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以及后现代化的潮流中，新文化地理学又因时而生，成为最具时代精神的地理学分支之一。文化地理学显示出来的问题，批判意识，以及与当代各种学术话语的融合促使自然地理学家意识到自然地理传统学派对于“文化”问题讨论的欠缺，从而启发了自然地理学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对非物质方面如文化、信仰、观念和期望等作用的探讨。在同化了众多新方法并涵盖了更广阔视野的情况下，各种研究更趋向于文化自然地理学。
3 自然地理学文化性研究的几条线索
“文化转向”开始在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使自然地理学研究范式、研究内容都有所发展，自然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至少开拓了3条研究线索：①日趋整体论的研究视角；②对环境的感知与想象；③对文化的全方位考察。
3.1 日趋整体论的研究视角
自然地理学是以地球表层，即自然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因此被自然而然地认为属于面对自然界的自然科学。然而，目前已经很少有“自然系统”不受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自然与人文的界限是难以隔离的，纯自然科学的地理学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地球表层永远处在与人类的关联中，长期社会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相互连锁性质与人类大规模的干预有关，因此，不能将视角仅仅停留在自然、环境中出现的问题本身，而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应该以一种新的更为综合的视角来响应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关联，一个合意的术语就是“整体论”。
所谓整体论，首先它是一种视角，就是要从事物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它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当作一个整体作为人类的认识对象，把全人类一切民族和一切阶层当作一个统一的认识主体，去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13]。将其运用到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中，就要形成一种技术、人类文化和自然资源间相互联系综合地理观。
(1)从自然方面说，环境的本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是依附于主体周围的一切。也就是说，环境与主体必须同时存在，环境与主体是相互依存的，不存在独立于主体的单一环境，没有主体也就没有环境[14]。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然地理环境是自人类出现以来，作为依附于人类周围的一切而有意义的。地区的自然情况本身并没有成为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从涉及人类这个角度才被视作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自然地理环境的主体是人类，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诞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始终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空间。所以，自然地理环境应该作为人类居住和劳动的场所加以研究。
(2)从人类方面来说，人生活的真实状态是：人、文化与自然密不可分又有一定距离。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内在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自然环境。人受制于自然环境，无法脱离环境建造文化、求得发展；另一方面，人具有思考、语言和推理能力，人依靠具有道德色彩的文化生活在自然中不仅仅适应自然而且拥有影响自然使之趋向稳态的能力。
(3)在功能的角度，人类同样不是世界的中心，所有事物不是同等的，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个整体才发生作用，人们不可能脱离其环境而自由，而只能在其环境中获得自由，因此，应该将人类与自然极其一切相关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在地球上建造适应人生存，也适应环境的人类文化，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3.2 环境的感知、想象
“文化转向”使自然地理学旗帜鲜明地把自然和人文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整体论的视角使自然地理学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在某种文化背景中有了交流和科学基础，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现实意义就被显著地呈现出来了：一方面标示了人类在地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隐喻了自然(确切地说是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家园。而人类生活既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社会、自然、思想、意识形态和生产等等全部方面，也是一种实践，使人类欲望在物质世界实体化和客观化，这一过程不仅是环境的再生产也是通过环境的改变来实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意味着作为生活家园的地球表面既是满足人类外在需求的物质和能量的源泉，也是人类精神、思想、感知、审美等内在思维活动开展的源泉。这些思维活动成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
因此，自然地理学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应该勇于超然于其物质世界之上而不是仅从具体地方看问题，更新对自然形态的兴趣，适当地开展环境感知、审美及伦理等研究，这样才能更深入到各种问题或现实的表象之下更清楚地认识人类与其生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环境论题——环境的感知以及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因为感知往往影响着决策，因而影响管理。环境感知研究的早期进展来自社会经济地理学，譬如，关于美国大平原农民对旱灾的态度[15]、土壤侵蚀的政治经济学[16]等研究，但后来的研究也延伸到了自然环境，例如在洪水方面，贝克(Baker)就主张以对现实的认识来唤醒人类的感知，从而控制洪水的发生[17]。然而并非所有的感知都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有些头脑中的景观出自于关于未来的乌托邦思想，有些学者称之为“环境想象”[18]，这种想象是源自生活实践的，因此不只是纯粹的思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实践中实现。对“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是从科技理性之外去反思人类生态环境的思想资源，可以从“想象”的环境中寻找新的出路。
3.3 对文化的考察
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地表空间各种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感受或做出的评价，都是来源于一种内心的体验，因为各种地理事象本身并不具有美的性质，事物所谓的美，是与我们每个人或评价主体看待事物的方式、观察能力、意识形态，以及教养、想象力、情绪或心境等诸多因素有关的[19]。对自然客体的评价或感受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人类带入自然界中去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教养阶层的不同的人是有变化的，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和不同的时刻，根据他的心情和外部环境，也有着变化，这些特性给予感觉的影响，人们固然多少可以排除掉；但是，更一般的主观的东西仍然保持着，即意识形态，它更多地是由我们时代的文化或社会准则形成的。此外，人类是借助文化认识自然、感知自然的，所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想象要通过文化过滤器，这就必须作文化上的考察。
对文化的考察一定要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为前提，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包含可影响人类行为的所有条件，所以环境研究的发展需要跨文化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对当代人们生活与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仅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且还通过媒介(印刷物、电视、广播、电影等)潜移默化地向大众渗透和传播环境的意义[20]。人们将从中获得的关于环境的意识融入自己的价值观、态度、经验从而形成部分社会实践的规范，所以自然地理学家在考察文化时应该有效地与媒介文本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合作，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述。
4 日趋文化性的自然地理学议题
自然地理学以“文化转向”为契机重塑自己，打破传统界限，试图在动态社会空间组织、及文化背景下探究新问题，在日趋整体论的视角下和更具文化关联的背景下，自然地理学需要适当地开展一些新的论题来连接人文方法和环境方法之间的传统鸿沟。
4.1 人居环境研究
自然地理学日趋整体论的视角促使我们对自然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范畴做出进一步的考察，因为，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自然环境都拥有大得多、复杂得多的形态，成为一种特殊的地理，这种地理本质上在其疆域中是动态和扩张的。它总是包括居住的、非居住的活荒野的地带，此时，只有将自然环境扩展到包含人类生存、生活整个区域的一个共同体当中时，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才能被看成是真正完整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人居环境”便成为自然地理学走向应用性和文化性的研究对象。
人居环境是人类对其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建设性或破坏性影响或作用所造成的结果，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地理系列”，这个系列与复杂的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并以其为基础，而且交织着人类活动的线索[21]。因此，对人居环境的研究既包含了自然地理学家所研究的那些传统论题(自然环境、人地关系、地表空间)又包含了人类、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从自然地理学角度开展人居环境研究是自然地理学开始对综合角色关注的标志，也是对日趋整体论的研究视角的响应，这种关注与响应虽然困难但极其重要，需要建立在自然地理学与其他地理学分支或其他学科交汇的基础上。
4.2 关于环境意象的研究
对环境的感知和想象涉及人对世界的主观经验，并包含心智结构和观念，关于这些主观思想的研究，无法运用自然地理学的严格的科学法则实现，要以文化与心理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为条件来进行。
“意象”被看作“对基本现实的反映”，也是“基于事实基础的想象”，是我们通过理性思考从现实经验世界获得的感性“反映”，同时，也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想象”的互动[22]。因此，“意象”被看作是用来理解现实世界并把它变得更好的批判性思维和实践的重要基础，它为理解感知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以及“真实”、“感知”与“想象”之间的相互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所以，自然地理学对环境感知与环境想象的考察应该以“意象”研究为切入点。此外，“意象”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4.3 环境伦理研究
面对各种环境危机，人类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和艰难的探索。20世纪后半叶以来，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发展都关注“自然环境”这个共同论题。但是“自然环境”的涵义总是很清晰吗？这导致了一个突出的问题：环境伦理。关于环境修复显然有一些伦理思考，Eden等考察了英国两个环境修复计划产生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23]，并质疑到底什么程度的修复是环境管理所能接受的选择。更普遍地看，Rhoads和Thorn强调了地貌学也需要包含伦理上的思考[24]；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深生态学(Deep Ecology)在自然地理学中并行不悖，前者认为自然的价值对人类是工具性的，强烈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认为所有物种都有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固有权利，这一切都与价值观念有关。
当我们在内心深处树立了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观，才会积极主动地去制定和执行保护环境的法律。只有当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伦理信念为根据，自觉地遵守和服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我们才能降低执法成本。因此，从自然地理学角度开展环境伦理研究，既能让人们很好地认识“自然环境”的本质涵义，又可以为处理好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伦理原则，对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4.4 景观修复和环境设计
景观修复就是把景观或环境某一部分修复到被认为是“自然”或“正常”的状态。比如，在国外，露天采矿后，需要对该地段的景观进行修复。这一修复或重建方案必须向了解该地段景观的地貌学家或自然地理学家寻求建议。由此可见，自然地理学在景观修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但是，在自然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自然”有了更广泛的涵义，既然社会建筑物也可以看成是环境，那么任何一个地方所要重建或修复的都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状态。Gregory和Davis对汉普郡几条河流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最自然的河流景观，而宁愿欣赏他们认为视觉上最有吸引力的河流，即使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改造过[25]。这就意味着，景观修复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设计。Rhoads和Thorn把一种设计科学的观点引入地貌学，他们认为地貌学家应该致力于发展和提炼一门设计科学来支撑这个专业，使其成长为一门实践性和职业化专业[24]。他们的观点也鼓励了自然地理学家对环境设计的参与。McHarg所著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虽然是以景观建筑学家的立场写出，却也提出了自然地理学领域的边界在哪的问题[26]。自然地理学家参与环境设计工作实际上是以前很多研究工作的自然拓展和逻辑结果，自然地理学家拥有的很多自然专业知识，可以把环境设计建立在自然规律运作的基础上。
5 结语
开展文化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理论上可以进一步完善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体系，拓展人地关系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可以为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使自然地理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更适合当今的时代背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文化转向”将继续对自然地理学产生更深、更广的影响，自然地理学也将以此为契机，更加关注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并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面，抓住更广泛的应用机会与学科间的合作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自然地理学传统研究的削弱，要在严格遵守自然地理学原理或旨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文化自然地理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框架，同时，也应该保持自身的原有的学科性质、目标和方法。
本文引用格式：
李雪铭，李建宏.自然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地理科学进展，2010，29(6)：740-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