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探究
王 明，彭家法
(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039)
摘 要：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数量有限，特征明显，便于统计分级。基于物性角色分类，功用角色占比最高，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论元角色，施事动词和工具动词占比最高，占据主导地位。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的变音形式则趋于声调上的微调，尤其是趋变为四声，其次才是改变声母韵。英语中兼具名词和动词义的单词有一小部分也发生了变音，同样趋于重音移位、元音音素向发音中舌位跨度相距不远的音素变化的微调方式。分布式形态学则展示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的句法构造，其中及物动词带有施事特征，表示事件；不及物动词带有变化特征，表示结果。
关键词：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
一 引言
Clark＆Clark[1]767-811首次提出了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这一术语，指的是由名词转化而成的动词。相对于名源动词而言，产生了起源名词（parent noun/source noun）这一术语，指的是转化为动词的基础名词。国外研究如Kiparsky（1982）、Hale＆Keyser（1993）、Kiparsky（1997）、Plag（1999）、Lieber（2004）分别从派生词的音系表现、句法、词汇主义的角度去研究名源动词，取得丰硕的成果。国内研究如徐盛桓（2001）、张文国（2005）、宋作艳（2013、2018）曾对名词动用的原因进行探究。虽然中外学者均提出了诸如名词能否动用决定于名词特征义的起源观点，但是究竟哪一类名词最容易形成名源动词，名词最容易形成哪一类名源动词，却缺乏数据统计上的支持，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实现“预测”，就不足够科学。
如何判别名源动词，是一个难点。名词偶尔用作动词的叫做新颖的（novel）或创新的（innovative）名源动词，名词形成固定动词义的叫做已经建立的（established）的名源动词。而我们一般认同形成固定动词义的名词为名源动词，像“你今天摩拜了吗”中的“摩拜”，我们一般认为是名词在特殊环境下的活用，指“骑共享单车”，而不能说“摩拜”成为了名源动词（若像“摩拜”这样的词都被认为是名源动词，那么名源动词可能数不胜数）。
每天都会加班，不加班倒是例外。走出公司大楼，天已经黑了，星星也都亮起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大街上走着。已经是深秋，这南方的天气到晚上也是有点凉意的，公交站有许多的上班族在等车，有疲惫的，有烦躁的，有人在骂今天的98路怎么还不来？也有人在低头默默地玩手机。
如何筛选出典型的名源动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正是因为筛选形成固定动词义的名源动词十分困难而导致上述问题难以解决。幸运的是中国古汉语提供了一种方法，就是看名词动用后是否发生了变音，发生变音的名词就形成了固定动词义的名源动词，这就是“异其音读，以示区别”。[2]63-64汉语词语意义和用法是汉字的内容，字形和读音则是汉字的形式。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容是形式的决定因素。汉字的发展就是其内容和形式矛盾运动的结果。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汉字形、音、义总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字的意义和用法发展了，原有读音或字形不能承载过多的意义和用法，于就产生新的读音或新的字形，造成汉字读音和形体的不断分化。[3]
古书注解中为了区别一个字的相互联系的不同含义而改变文字读音的语音现象叫做“破读”。王力认为“破读”现象产生于中古，“中古汉语的形态表现在声调上面。同一个词，由于声调的不同，就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主要是靠去声来和其他声调对立。”[4]破读的本质就是“变音别义”“变音造词”。发生变音的词毕竟有限，而且古汉语单音节词语占优势，多是一字一词，中国汉字至多不过数万，这就为充分统计提供了可能。罗涛（2013）撰文探究了上古名源动词，采用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将上古名源动词进行分类，并一一具体举例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于农田水利工程来说，在对农田进行灌溉的过程中，应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实质性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探讨，并重点探讨和研究节水灌溉技术，其相关技术内容如下：
1992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加快化肥流通的市场化，国家对化肥流通渠道和价格管理权限进行了调整，逐步放宽了经营管制。1992年国务院下发的（1992）60号文件《关于加强化肥经营管理的通知》提出，化肥流通实行“一主两辅”政策，即，以供销社为主渠道，以农业“三站”和化肥生产企业自销为辅助渠道。1994年国务院下发了（1994）45号文件《关于改革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化肥流通“一主两辅”的政策，至此，供销合作社系统独家经营化肥的局面被打破。
本文以《王力古汉语字典》[5]为基础，结合《说文解字》[6]等古籍，再参考甲骨文、金文的字形，筛选变音名源动词。这里的变音名源动词都是本义为名词，变音后转化为动词的词语。当然，这些词语都是单音节的，也就是一字一词。
我们先将《王力古汉语字典》中的“多音字”找出来，这些“多音字”都具有名词义和动词义。然后我们辨别这些“多音字”都具有名词义后有动词义，或先有动词义后有名词义，这就不能靠语感了。语感是不准确的，更何况我们的语感是现代汉语的语感。
在车牌定位时，当遇到整张图片较为昏暗或者转化为灰度图像后区分度不高等情况时，使用OTSU算法，就会出现二值化后车牌区域值为0，即为黑色，导致车牌定位失败。此外，由于车牌定位主要基于数学形态学运算，运用腐蚀膨胀操作，如果图片中也有二值化后白色像素点比较密集的地方，可能会被误判为车牌区域。
如“传”，“传(chuán)不习乎”（《论语·学而》），这里的“传”是“传授”之意，“六艺经(zhuàn)传皆通习之”（《师说》），这里的“传”是“解经的文字”之意，那么仅凭我们一般的认知，很难知道“传”的本义是名词还是动词。据考证，“传”的甲骨文由“人”和表转动之义的“专”组成，表示由人进行转换活动。据《说文解字》中记载“传，遽也，驿递曰传。”“传”是“以驿站传递文件”之意，是动词，故而“传”不是名源动词。又如“乘”，我们看古籍可见到“元戎十乘（shèng），以启先行”（《诗经·小雅·六月》），这里的“乘”指的是“战车”，是名词。而“二子乘（chéng）舟，汎汎其景”（《诗经·邶风·二子乘舟》），这里的“乘”是“乘坐”之意，是动词。那究竟“乘”的本义是名词还是动词呢？据考证，“乘”的甲骨文从人从木，表示人爬上树木，也是动词。《说文解字》说：“乘，覆也。”指“覆盖”，也是动词。所以“乘”本义是动词，不是名词，所以“乘”不是名源动词。再如“空”，按一般认知可认为它的本义是形容词，但是其金文指出“空”本义是人工凿出的洞穴（后来写作“孔”），发音为“kǒng”。《说文解字》载：“空，窍也。”也就是俗语所谓的“孔”，是名词。而“空”发音为“kòng”时则为动词，指使穷困或荡涤（“空乏其身”《孟子》；“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洞穴有中空的特征，使穷困或荡涤也有使空无之意，二者有所联系，所以“空”是名源动词。如此经过层层筛选，本文最终得出64个变音名源动词。
二 古汉语中的变音名源动词
本文将这64个变音名源动词按照它们在《王力古汉语词典》中出现的顺序简单地展示出来。
b.曲肱而枕之。 《论语·述而》
这64个变音名源动词中，有的名源动词的动词义与其起源名词的名词义紧密相连。如：“冠”，名词义是“帽子”（“庶见素冠＜guān＞）兮”《诗经·桧风·素冠》），动词义是“戴帽子”（“冠＜guàn＞）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论语·先进》）。而有的动词义相去甚远，甚至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关联。“矜”，名词义是“矛柄”（“矛，其柄谓之矜＜qín＞”《方言》），动词义是“怜悯，同情”（“视彼骄人，矜＜jīn＞以劳人”《诗经·小雅·巷伯》）。在古代，矜是一种武器，形似矛，但无刃，不可杀伤，宫廷里用作仪仗使用，用于迎接国之贵宾。因为以仪仗相迎，是对来宾的珍视、器重，是一种怜爱的表现，所以形成了表示“怜悯，同情”义的名源动词“矜”。“荷”，名词义是“荷花”（“彼泽之陂，有蒲与荷＜hé＞”《诗经·陈风·泽陂》），动词义是“扛着，担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hè＞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看似毫无关联，但在古代，荷叶经常被用来包裹米饭、豆腐等食物，“荷”就渐渐有了“承载物件”之意。
还有一些变音名源动词，本来与其起源名词是同一个汉字，但后来造了另外一个字来表示其动词义。如“勺”，名词义是“饮器”（“夏后氏以龙勺＜sháo＞，殷以疏勺，周以蒲勺。”《礼记·明堂位》），动词义是“舀取”（“勺＜zhuó＞椒浆，灵已碎”《汉书·礼乐志·郊祀歌》）。后来表示“舀取”之义的动词用“酌”来表示，但这并不能抹去“勺”是个名源动词的事实，只能说它进行得更彻底，不仅字音变了，字形也变了。还有一些词语，只收录于繁体字的古汉语中，而未收录于简体字的普通话中。如“濆”，名词义是“河边”（“铺敦淮濆＜fén＞，仍执丑虏”《诗经·大雅·常武》），动词义是“水腾涌，动乱”（“以待天下之濆＜fèn＞作也”《管子·势》）。我们不能因为“濆”只存在于繁体字中就不承认它是名源动词，就像现代人不能因为梵语已经无人使用就觉得它没有意义一样。另外，如“坏”这个词，与形容词“坏蛋”中的“坏”字形相同，只不过是繁体字简化造成的，形容词“坏蛋”的“坏”原来写作”“壞”，与本义“土丘”（“坏＜pī＞，丘再成者也。”《说文解字》）的“坏”并无联系。本义为“土丘”的“坏”后来形成了动词义“用泥涂塞空隙”（“修宫室，坏＜péi＞城垣，补城郭”《礼记·月令》），也是名源动词。
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幸福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至上目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然而，众多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尽管许多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水平却保持不变甚或有所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又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国民幸福总值”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点之一，甚至一些国家把促进国民幸福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
三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的种类与物性
宋作艳[7]探讨了物性角色与名源动词、名词类的对应关系。宋作艳结合Clark＆Clark（1979）基于论元角色的分类，将名源动词分为7类：放置动词、处所动词、工具动词、施事动词、结果动词、持续动词。宋作艳又结合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基于物性角色将名源动词分为5类：功用、施成、构成、形式、规约化属性。
本文将古汉语中的64个变音名源动词代入宋作艳设计的表格，并且增加了百分比这一项，并用不同论元角色和物性角色的名源动词分进行级（见表1）：
基于论元角色的名源动词分级如下：
(3) 设鸟蛋被发现概率为Ra(Ra∈[0,1]),Ra越大表示该鸟蛋存在更大机率被筑巢鸟丢弃,或是直接寻找新的一处构筑新的鸟巢位置。
施事动词＞工具动词＞受事动词＝处所动词＞放置动词＞结果动词＞持续动词。其中：施事动词占39.06%，工具动词占32.81%，受事动词占10.94%，处所动词占10.94%，放置动词占4.69%，结果动词占1.56%，持续动词占0%。按照各类变音名源动词所占百分比，我们不妨将这7类变音名源动词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施事动词、工具动词；第二梯队是受事动词、处所动词；第三梯队是放置动词、结果动词；第四梯队是持续动词。
施事、受事、工具等是语义概念。施事常作主语，而根据菲尔墨提出的常规主语选择规则，在深层的语义成分转换为表层的主语时，工具的优先等级仅次于施事。[8]我们不妨认为施事动词占据施加“功用凸显性”的主导位置，工具动词则次之。
第一梯队占比高达71.87%。施事动词和工具动词正是“功用凸显”的名源动词。施事动词占据施加“功用凸显性”的主导位置。如：“乐”，“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论语·雍也》）；“王”，“王此大邦，克顺克比”（《诗经·大雅·皇矣》）；“风”，“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说苑·贵德》）。工具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为了使用，作为工具名词，其功用自然就十分凸显，动用后的工具动词，依旧是“功用凸显”的。“扇”，“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淮南子·人间》）；“背”，“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李贺小传》）；“钉”，“以棘针钉其心”（《晋书·文苑传》）。
第二梯队有21.88%的占比。受事动词相对于施事动词，处于施加“功用凸显性”的被动位置，“功用凸显性”自然也就减弱了。我们可看出，处所动词不像工具动词，它们的起源名词不是被人携带去开发另一件物品（主动移位），而是被人带来的物品所影响，处于被动移位的位置，自然处所动词的“功用凸显性”就减弱了。
“滨江射箭”是“体育+景观”创意，它将射箭项目与群众生活联系起来，并借助自然景区的优势，吸引大众参与射箭活动及推广射箭项目运动。“滨江射箭”至今已经举办9届，它成功地将赛事组织与市场营销结合起来，是集观赏、参与、评价于一体的体验式体育活动。随着射箭比赛影响力的提升，上海已出现了十多家射箭馆，成为群众参与的又一项休闲、娱乐的项目。
第三梯队的放置动词和处所动词相似，但是我们发现，处所动词如“圈”“泞”“荫”可以将宾语表示的某一物体包围在其起源名词表示的物体之中，如：“鼻赤象，圈巨狿”（《文选·张衡·西京赋》），“巨狿”在“圈”里；“不泞车轮，不污手足”（《管子·地员》），“车轮”在“泞”里；“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后檐”在“荫”里。而放置动词，如：“坏”“泥 ”“瓦”将宾语表示的某一物体包围在其起源名词表示的物体之中的意味不强，更像是“相切”的关系，如：“修宫室，坏城垣，补城郭”（《礼记·月令》），“坏”在“城垣”的外围；“王以赤石脂泥壁”（《世说新语·汰侈》），“泥”在“壁”的外围；“榱椽欂栌瓦屋梁”（《急救篇》），“瓦”在“屋梁”的上边。所以，放置动词相对于处所动词，“功用凸显性”也就减弱了。
结果动词仅占1.56%，仅一个“坟”，它更像是个特例。“公祭之地，地坟”（《左传》），“地像坟一样高高隆起。”“坟”既不是施事，也不是受事，亦不是工具，动用后仅仅用到它自身的形状，功用性近乎无，所以排位更次一步。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无持续动词，在此就不再论述。
表1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分类表
基于物性角色的名源动词分级如下：
功用＞施成＝形式＞构成＝规约化属性。其中：功用占96.88%，施成占1.56%，形式占1.56%，构成占0%，规约化属性占0%。功用占据绝大部分，施成和形式只占微量，构成和规约化属性不占比重。Kiparsky（1997）提出了与概念知识有关的用来解释名源动词产生的一般原则：如果一个动作以某一事物命名，它就包含这个事物的典型功用。[9]绝大部分变音名源动词都是源于物性角色中的功用，是典型的变音名源动词。而基于施成、形式的微量变音名源动词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特例如“雨”“坟”，根据自身名词义的特点，施成或形式占据主导，典型功用退居次。Kiparsky说到“包含这个事物的典型功用”，而不是说只包含，或者典型功用占据绝对主导。我们知道汉语的形声字，一边是声符，一边是义符，我们只需读形声字的半边音就知道整个字的读音，如“材(cái)”“消(xiāo)”“城(chéng)”等，但也有些形声字读半边音已经不准确了，如“江(jiāng)”“怡(yí)”“凋(diāo)”等等。这些非典型的形声字随语音发展，产生了变音的结果。而像“雨”“坟”这些非典型功用的变音名源动词，可能也是语义发展的结果，施成或形式占据主导。古汉语无基于物性角色的构成或规约化属性的变音名源动词，就不作讨论。
四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的变音规律
“依汉语音节声、韵、调三要素，汉语音变构词可以分为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等三种简单的类型。还有的音变构词涉及声、韵、调中两个以上音素的变化，这是更为复杂的类型。”[10]明朝吕维祺《音韵日月灯》归纳变音构词的形式有变调构词、变声构词、变韵构词等。其《音辨三》“形同而动静异音”分析了变音构词的几种形式，主要是通过声调的不同来区别词义，其他还有声母清浊的不同。[10]
因此我们不妨将这64个变音名源动词发生变音的部分进行统计，以探究其中是否有变音规律，规律又是什么（见表2）：
表2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变音形式表
由此我们得到变音形式的如下分级：
分析模型中的新型消能减震复合墙板宽600 mm，高1000 mm，厚度120 mm，L型混凝土板翼缘高100 mm，翼缘厚120 mm，腹板高870 mm，腹板厚40 mm，复合墙板中防水保温材料厚40 mm。L型混凝土板的腹板内设置钢筋网单层配置φ6@100，翼缘配置φ8@80。耗能钢棒每根长120 mm，直径12 mm，间距为200 mm，钢棒距离L型混凝土板边缘100 mm，共配置两层，每层共3根耗能钢棒。如图1所示。混凝土板采用C30混凝土，纵筋采用HRB335钢筋，钢筋网采用HPB300钢筋，耗能钢棒采用HRB400钢筋。
根据变音形式的分级，我们得出变音的各种情况中只变调类占比最大。汉语普通话有四个调类：一声阴平（55），二声阳平（35），三声上声（214），四声去声（51）。那亦不妨将这些变音名源动词变音前后的声调进行统计，以探究其中是否有变音规律，规律又是什么（见表3）：
表3 名词动用前后声调表
枕：名词，枕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起变音，我们都知道汉语的语音是由声母、韵母、声调构成的，汉语拼音有23个声母、24个韵母，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类，起源名词语音的声、韵、调当中任何一个发生了变化都算作变音，也就形成了变音名源动词。
我们得到名词动用后声调的如下分级：四声＞一声＞二声＞三声。其中：四声占67.19%，一声占18.75%，二声占7.81%，三声占6.25%。
只变调类＞只变声母、调类＞只变韵母＞声韵调都变＞只变韵母、调类＞只变声母＝只变声母、韵母。其中：只变调类占比高达62.52%，只变声母、调类占10.94%，只变韵母占9.38%，声韵调都变占7.80%，只变韵母、调类占6.24%，只变声母占1.56%，只变声母、韵母占1.56%。只变调类占比超过60%，而其他各项最高只占10.94%。由此可见，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变音趋于只变调类这种微调的方式。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导游韩语教材建设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叠加的过程，而是一个语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教材编写者全面分析导游韩语教材的特点和使用现状，通过对接韩语导游资格考试、政企校三方分工合作、精心设计情景案例等措施来提升教材的品质和文化内涵，使之能够扬长补短，凸显特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韩语导游职业技能和旅游服务意识，并最终达到促进旅游文化传播的效果。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名词动用前声调的分级和名词动用后声调的分级是一致的。难道没有发生声调的变化？回答是否定的。变音后四个调类的百分比都发生了变化，四声由34.38%增加到了67.19%，一、二、三声占比则都下降了。我们观察表格，发现声调为一、二、三声中的起源名词成为名源动词后大部分声调为四声，声调为四声的起源名词成为名源动词后大部分声调为一、二、三声。
声调为一、二、三声的起源名词有“中、亢、冠、创、咽、坏、妃、妻、帆、泡、泊、汤、煴、臊、荫、衣、衿、钉、鞬、风、傍、勺、坟、屛、帱、泥、濆、王、瘥、矜、荷、足、夭、女、晃、枕、潦、瓦、种、空、雨”，成为名源动词后声调为四声的有“中、亢、冠、创、咽、妃、妻、帆、泡、汤、煴、臊、荫、衣、衿、钉、鞬、风、劳、坟、帱、泥、濆、王、瘥、荷、女、晃、枕、潦、瓦、种、空、雨”。特例是“坏、泊、勺、屛、矜、夭”。我们来探讨“坏、泊、勺、屛、瘥、矜、夭”为什么没有变成四声。“坏”本音是pī，变音后是péi，变了韵母；“泊”本音是pō，变音后是bó，变了声母；“勺”本音是sháo，变音后是zhuó，变了声母和韵母；“屛”本音是píng，变音后是bǐng，变了声母；“矜”本音是qín，变音后是jīn，变了声母；“夭”本音是ǎo，变音后是yāo，变了韵母。这7个词虽然没有变为四声，但都改变了声母或韵母，或者声韵母都改变了。
声调为四声的起源名词有“削、卷、噣、圈、坫、妪、帖、度、恶、扇、乐、澳、泞、牚、畜、秤、背、被、貌、道、钻、隘”，成为名源动词后声调为一、二、三声的有“削、卷、噣、圈、坫、妪、帖、度、扇、牚、秤、背、被、道、钻”。特例有“恶、乐、澳、泞、畜、貌、隘”。“恶”本音是è，变音后是wù，变了韵母；“乐”本音是yuè，变音后是yào，变了韵母；“澳”本音是yù，变音后是ào，变了韵母；“泞”本音是nìng，变音后是nì，变了韵母；“畜”本音是chù，变音后是xù，变了声母；“貌”本音是mào，变音后是mò，变了韵母；“隘”本音是à，变音后是è，变了韵母。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音为一、二、三声的起源名词，成为名源动词后声调多为四声。没有变为四声的名源动词则是因为声母、韵母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的缘故。本音为四声的起源名词，因为本音就是四声，所以只能向一、二、三声转变，而一些仍为四声的名源动词，则是改变了声韵母，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的缘故。变音名源动词变音趋向于变为四声这种微调方式。
五 语言类型学下的变音构词
“以语言类型学的旁证也可证明变调构词是汉语口语的反映。有轻重音对立或长短音对立的语言会用轻重音或长短音来构词，有声调的单音词占优势的语言会用声调转换来构词。”[11]
无独有偶，英语单词中也有兼作名词和动词的单词，有一小部分也发生了变音现象。英语和汉语不同，不用声调辨音，而用轻重音、长短音。很少改变辅音或元音，多是重音的移位和元音音素向发音中舌位跨度相距不远的音素变化（如“ə”变为“ɔ”“i”变为“e”等等）。
现将英语字典中收集到的30个兼作名词和动词且发生变音的单词按照英文字母顺序罗列如下（见表4）：
表4 英语兼作名词和动词单词表
我们将这30个英语单词的变音方式按照重音是否发生移位分类如下（见表5）：
表5 英语单词变音形式表—重音
由此可见，这30个英语单词中，重音发生移位的单词一共有25个，占比为83.3%；重音未发生移位的单词有5个，占比为16.7%，分别为house、lead、live、use、wind，因为它们没有明显的重音，则没有发生重音移位的现象，只是改变了细微的辅音或元音的发音。
我们再将这30个英语单词的变音方式按照元音、辅音的变化分类如下（见表6）：
表6 英语单词变音形式表—元音、辅音
这30个英语单词中，只变元音的有24个，占比80.0%；只变辅音的有2个，占比6.7%；元音、辅音都没有变化的有4个，占比13.3%。元音、辅音都变化的一个也没有。
图1 元音舌位图
考察元音舌位图和元音发生变化的英语单词的音标，我们发现，这些英语单词元音变化时元音舌位变化的跨度都不大，没有从一个最高或最低端点到另一个最低或最高端点的大范围舌位变化，如“i”变成“u”“i”变成“a”。元音变化趋于音素向发音中舌位跨度相距不远的音素变化这种微调方式。
从表5、表6来看，没有变音强度最大的元音、辅音都改变的一个单词，变音强度较大的辅音改变的单词也仅有2个，绝大部分单词的变音趋向于重音的移位和元音音素向发音中舌位跨度相距不远的音素变化都属于微调。
六 分布式形态学下的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
分布式形态学(distributed morphology，简称 DM)是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语言学理论框架，其诞生的时间与最简方案基本相同。DM 主张“单引擎论”，即无论是词还是短语，其组合都仅由句法机制完成。DM提出句法决定词类假说，认为词根没有词类特征，其词类由“定类语素”(categoryassigning morpheme)赋予，或者由其句法结构位置决定。定类语素属于功能语类，可能是粘着性词缀，也可能无显性语音实现。[11]DM中的“高/低附着假说”(high/low attachment hypothesis)是结构途径构词的一种，指把一些形态形式(如词缀)，特别是意义或功能多样的形式，处理成核心，放置在句子结构的不同位置上，以此推导出其特性的方法。[12]过去英语分词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动词性（及物动词），表示事件，多用于被动式中，轻动词所携带的特征是施事；二是形容词性（不及物动词），表示结果，可作定语，轻动词所携带的特征是变化；三是形容词性，表示状态，可作结果性次谓语，轻动词所携带的特征是状态。[13]
我们根据DM的理论与假说对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进行具体分析。从分类上看，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可以分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兼类三种。在此我们按照及物性将这64个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进行分类（见表7）：
五四时期，中国的各派军阀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混战，社会亟需一次彻底的革命，推翻腐朽倒退的军阀暴政，而不是进行渐进缓慢的社会改良，马克思主义主张采取革命斗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重建一个全新的公平社会，因为自近代以来的屡次改良没能使既存政治系统焕发活力，反而贻误了一次又一次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指明了前行的道路，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探索中的仁人志士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始了中国化的实践历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因此不断扩大，传播力不断增强。
表7 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及物性表
从表7中我们可见，及物动词占比最多，为71.87%；不及物动词次之，为15.63%；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兼类占比则为12.50%。关于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我们根据分类各举一例进行说明：
考虑到大试块凝固时间长，液态收缩过程是需要液态补缩的，通过直浇道给予少许液态补缩是需要的。铁液通过缝隙式内浇口从试块侧面进入，保证铁液充型过程液面的平稳性。试块铸造工艺如图1所示。
（1）及物动词“枕”
a.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吕氏春秋·顺民》
由此我们得到名词动用前声调的如下分级：四声＞一声＞二声＞三声。其中：四声占34.38%，一声占31.25%，二声占20.31%，三声占14.06%。
中（zhōnɡ，zhònɡ），亢（gāng，kàng），傍（páng，bàng），冠（guān，guàn），削（qiào，xuē），创（chuāng，chuàng），勺（sháo，zhuó），卷（juàn，juǎn），咽（yān，yàn），噣（zhòu，zhuó），圈（juàn，juān），坏（pī，péi），坫（diàn，zhēn），坟（fén，fèn），夭（ǎo，yāo），女（nǚ，nǜ），妃（fēi，pèi），妻（qī，qì），妪（yù，yǔ），屛（píng，bǐng），帆（fān，fàn），帖（tiè，tiē），帱（chóu，dào），度（dù，duó），恶（è，wù），扇（shàn，shān），文（wén，wèn），晃（huǎng，huàng），枕（zhěn，zhèn），乐（yuè，yào），泥（ní，nì），泡（pāo，pào），泊（pō，bó），汤（tāng，tàng），濆（fén，fèn），潦（lǎo，lào），澳（yù，ào），泞（nìng，nì），煴（yūn，yùn），牚（chèng，chēng），王（wáng，wàng），瓦（wǎ，wà），畜（chù，xù），瘥（cuó，chài），矜（qín，jīn），秤（chèng，chēng），种（zhǒng，zhòng），空（kǒng，kòng），背（bèi，bēi），臊（sāo，sào），荷（hé，hè），荫（yīn，yìn），衣（yī，yì），衿（jīn，jìn），被（bèi，pī），貌（mào，mò），足（zú，jù），道（dào，dǎo），钉（dīng，dìng），钻（zuàn，zuān），隘（ài，è），雨（yǔ，yù），鞬（jiān，jiàn），风（fēng，fèng）。
a.登大坟以望远兮，聊以舒吾忧心。《楚辞·九章·哀郢》
（2）不及物动词“坟”
枕：及物动词，以头枕物。
坟：名词，高的堤岸。
b.公祭之地，地坟。《左传》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其诗歌写作始于1970年，1978年在北京创办地下文学杂志《今天》，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
坟：及物动词，高起。
（3）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兼类“雨”
a.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诗经·小雅·黍苗》
雨：名词，从云层降落到地面的水。b.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雨：及物动词，下（雨、雪）。c.天雨墙坏。《韩非子·说难》雨：不及物动词，下雨。
根据句法决定词类假说，我们可以得到从起源名词“枕”“坟”“雨”转换到名源动词“枕”“坟”“雨”的句法结构图如下：
图2 词根下的词类转换过程句法图
名源动词“枕”“坟”“雨”都是先由词根“√枕”“√坟”“√雨”与定类语素n合并成名词，再合并定类语素v而形成的。
功能成分的参数理论认为，功能成分在名、动、形词类划分方面起重要作用，不同语言词汇性词类数目存在差异。[14]功能成分包括轻动词、词缀、虚词的作用也存在语言参数的差异。[15]有的语言中功能成分与词根是绑在一起的，如英语；有的语言中功能成分与词根是分开的，如汉语。汉语动词作谓语通常可以带功能成分“着”“了”“过”，如“我吃着（了、过）饭”。但是古汉语中并不使用功能成分“着”“了”“过”，这不是说古汉语中一定不体现功能成分“了”“着”“过”，只不过“了”“着”“过”的功能是隐形实现的，即这些功能成分在D结构里存在，在S结构里未出现。
根据“高/低附着假说”，我们可以将名源动词“枕”“坟”“雨”的句法结构图如下：
图3 功能成分与句法形成图
（7）（9a）“事件式”中有动词性并与事件关联，是因为功能成分(Asp)作为核心附着于轻动词之上，而轻动词(v)携带施事特征。（8）（9b）“结果式”中，动词性比事件式弱，这是因为功能成分的位置居于v之上，但其v携带的特征是（变化＜FIENTIVE＞），而非（施事），其补足语是状态。
七 结语
本文以64个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为例，探讨了这些变音名源动词基于物性角色和论元角色的分级。基于物性角色，功用角色占据主导位置，占比高达96.88%。基于论元角色，施事动词和工具动词占据主导位置，占比达71.87%。而这些变音名源动词语音的改变，趋于声调的微调，并进一步趋于变为四声的更细微的调整，其次改变声韵母。英语兼具名词和动词义的单词，有一小部分也发生了变音现象，变音方式很少改变辅音或元音，多是重音的移位和元音音素向发音中舌位跨度相距不远的音素变化，亦趋于微调。根据分布式形态学，古汉语变音名源动词都是先由词根与定类语素n合并成名词，再合并定类语素v而形成的。及物动词在谓语位置上带有施事特征，表示事件；不及物动词在谓语位置上带有变化特征，表示结果。
参考文献：
[1]Clark Eve V.and Herbert H.Clark.1979.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Language 55:767-811.
[2]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56.63-64.
[3]陈会兵,谭礼奎.汉字的意义发展与读音分化[J].语言研究,2007(1):81-84.
[4]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宋作艳.名词转动词的语义基础——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J].中国语文,2018(3):295-310.
[8]菲尔默.“格”辨[M].胡明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Kiparsky, P.1997.Remarks on denominal verbs.In Complex predicates, ed.AlexAlsina, J.Bresnan, and p.Sells,473-499.Stanford：CSLI.
[10]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1997.
[11]程工,李海.分布式形态学的最新进展[J].当代语言学，2016(1):97-119.
[12]Harley, H.2008．Semantics in distributed morphology．In C．Maienborn, K．von Heusinger, and P.Portner, eds.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Vol.3.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3] Embick, D.2004.On the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participles in English.Linguistic Inquiry 35, 355-92．
[14]沈家煊.我看汉语的词类[J].语言科学,2009(01):1-12.
[15]Baker, Mark C. Lexical categories: verbs, nouns, and adjectiv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ploration of Denominal Verbs with Inf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WANG Ming, PENG Jia-f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limited number of denominal verbs with inf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can easily be counted and graded due to their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Telic role occupies the leading position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qualia role while agentive verbs and instrument verbs occupies the leading position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rgument role. Inflection forms tend to choose subtle changes in tone, especially the fourth tone, the next are initials and finals. A few words with substantive meaning and verb meaning in English also changed their pronunciation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ir parts of speech. Equally, these words tend to choose subtle changes in tone, such as changes of stress and changes of similar vowels. We can se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of denominal verbs with inf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Distributed Morphology. Their transitive verbs express “event” with agentive features; their intransitive verbs express “result” with fientive features.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Inflection; Denominal verb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19）04-0112-08
DOI: 10.13963/j.cnki.hhuxb.2019.04.027
收稿日期： 2018-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句法语义互动中的功能成分研究（13BYY001）
第一作者： 王明（1994—），男，安徽淮南人，硕士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张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