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学发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周年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笔谈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学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革创新，就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
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因此从它诞生起就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更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本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获得了适当的实现形式，才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历史地获得，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他们不是从人类公平、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构想未来的理想王国，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发现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特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实践指明了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9、420页）他们还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提供答案，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经济制度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样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法则，它同样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通过自觉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改革实现制度的创新，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发挥其优越性，关键在于能否建立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最初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人们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述的教条化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由于我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具有现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了在较短时期内缩短与资本主义的差距，就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力量，集中国内有限资源，加快工业化建设，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它抑制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经济结构的僵化和资源的浪费，使社会主义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因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历史的必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本身绝对不变。实际上制度和体制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进行改革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在既定的基本制度框架内，探索实现基本制度的有效形式；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赋予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内涵。这两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我国的深化改革，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供理论指导。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如何看待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要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来说，公有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当然，公有制的内容、形式和存在范围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能脱离开生产力的前提而片面追求所有制的升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科学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
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不可能兼容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要说明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而且还应探讨二者兼容的形式和实现兼容的途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赋予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这种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体现，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保证。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与马克思最初设想的按劳分配存在很大差别。看不到这种差别，或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都是不对的。从实践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以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方式给予科学的解释。
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目前它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处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要对其进行完整系统和科学的概括目前还难以做到，有待于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不断探索。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尽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受到很多限制，但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不断的探索，就一定能够对之作出科学的回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靠深化改革立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和初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理论创新的主要结晶。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中国作为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一创举最具典型意义，其规律的适用性较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由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间不长，至今也只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成比较完善和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一、二十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我们现在提出和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只是初步的、不够完善和成熟的，国内外也还有些经济学家怀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真正很好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科学理论还未最终确立。要真正广泛地令人信服，作为重大的成果进入经济科学宝库，还要靠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大胆实验、勇于探索，并对改革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揭示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性。现在看来，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探索。
第一，寻找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原来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国有制不能同市场经济很好结合，这已被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行股份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意在积极吸收非国有投资主体参加国企改革，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退居股东地位，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此举并不成功。主要是不少转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绝对控股，等于行政性的翻牌公司，行政干预仍很厉害。所以，不能说国有制采取了股份制形式就等于找到了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形式。上海广电集团提供的一个经验值得重视。这个集团虽然是国有制绝对控股，但是分别由多家国有投资公司分别持股，而且股权比较均衡，不能一家说了算。这种股权结构使集团同原来的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一道“隔火墙”，较好地实现了政企分开。也许这样的股份制，可以作为少数需要保留国家绝对控股的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有制的实现形式。而更多的股份制企业，则应是包括非国有、非公有制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尽可能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国家要控股的也可以多采取相对控股的结构。这样做也是适应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其在经济总量中比重逐步提高的客观实际。
现在国家对几十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授权经营国有资本，但这样做所有者还是缺位，谈不上找到了与市场经济很好结合的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公司，大体是计委管立项，经贸委管日常运营，企业工委、人事组织部门管干部任命，财政部管财产登记包括收益。这几个部门都可以说自己是国有制的代表，都可以干预公司的事务，但如果出了问题，很难找到负责任的。这表明，国有制主干部分至今仍未找到同市场经济很好结合的实现形式。所以，当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继续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国有经济继续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同时，积极推进国有资产（本）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在于找到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有资产（本）的管理、运营和监督的有效形式，落实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没有很充分的说服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很难最终确立。
第二，建立开放型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的市场经济。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贸易自由化形成浪潮，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开放型的市场体系，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打破除极少数自然垄断以外的各种垄断和封锁，维护公平竞争。但我国目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各种行政与部门垄断、地区封锁和价格结盟阻挠竞争的有序进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假冒伪劣盛行，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逃废债务到处可见，走私、骗税、骗汇屡禁不止，甚至有些法律法规也同对内对外开放市场的要求相违背，等等，这些都表明离建成开放型的市场体系还很远。而开放型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建立起开放型的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才是正常、有效的，也才有条件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较好结合。社会主义从来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讲求效率，优胜劣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讲公平，又要讲效率，实现两者的结合。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我认为是对的，是适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比如直到20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当前要强调效率，使经济发展得尽可能快一点。而在经济经过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定型的时候，比如到2010年及以后，我们也许要对社会公平问题引起更高程度的重视，实行效率与公平兼顾、大体同等重视的原则。从我国当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已超过0.4的警戒线的实际情况看，更要求我们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给社会的弱势群体予以更多的帮助。比如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果。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还有1/3以上的农村人口，并未完全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指标，农村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城市也有一、二千万贫困人口。今后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似乎要让上述群体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生活改善，以便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我们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为了协调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减缓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趋势，进而使其差距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后逐步缩小。所以，在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许通行的是效率与公平大体同等兼顾的原则，以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统一。中国正在花很大力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费保障等。但是，限于生产力水平和国家财力，我们现在建立的只是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只适用于占总人口30%多一点的城镇人口，不包括占70%的农村人口。这显然是不够完善的，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可以想象，在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的不可能是只对少部份人适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应当是包括城乡人口都在内的对绝大多数人都适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个保障的标准虽然可以有差别（中国那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差别是无法避免的），但不能差别过大，大体应统一，特别是制度应统一，让老百姓都知道。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也很值得研究和改进。我们过去是“五龙治水”，各部门争权夺利，损失浪费不少。现在在加强统一管理，比过去大有改进。但是否还可以吸收外国一些好的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使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得更加有效，特别是能很好保值增值。还要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公有制的重要形式，其管理和运行要考虑同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这方面，我认为智利由十多家独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养老金的经验，值得重视。他们由于在基金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入竞争，使得养老基金实现不小幅度的增值，管理得很有效。总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任重道远。而只有建立起比较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并找到体现其本质联系的规律性。
深入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同西方经济学有质的区别，也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提出并且基本解决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带根本性的命题。概括地说，其要点如下：
1.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由于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社会生产的工业化、现代化，既进行传统产业革命又迎头赶上新科技革命，相应推进社会化、市场化，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2.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发展生产力的共同要求。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发展多层次生产力所必需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利益统一于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深入研究和揭示这种所有制结构运动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如何正确坚持和把握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格局，处理好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矛盾，探索两者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联合渗透、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的条件与形式，从而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课题。
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劳动还是谋生手段，因而社会生产的运行形态必然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一方面要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建立有序的市场体系，并使之同市场机制相衔接，能够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要培育、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全国统一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在承认和调动个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同时，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形成的全局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把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同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在经济调节中把“看不见的手”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达到甚佳配合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矛盾，但决非互不相容。不能认为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便不能搞市场经济；为了使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衔接，不能否认改革传统的国有制形式的必要性，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是史无前例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不少具体方法和形式可以实行“拿来主义”，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和有益方法也可加以应用，但总的来说许多东西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需要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进行艰苦探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创造新的概念和范畴。
4.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同时，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方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深入研究和揭示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研究按劳分配的内涵及其同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探寻各种有效的分配形式，既反对平均主义，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差距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又防止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影响有效需求的正常增长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5.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科技进步的决定性作用，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的战略位置。要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涵与规律，揭示影响速度与效益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的现状和演进趋势，以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内在规律，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
6.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发展国内经济服务。要正确把握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激烈竞争和复杂斗争中，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要建立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和我国国情的对外经贸体制，研究对外经济战略，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使我国既能得益于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又能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7.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法制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
8.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并为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能片面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但也决不可忽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生气勃勃、取得如此重大成果的原因，我觉得有几点不能忽视：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决排除了长期“左”的思想干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以生产力为最终决定因素，联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研究生产关系的运动。这样，才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才克服了脱离生产力水平，片面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所有制形式上“急于过渡”、“急于求纯”的错误观点，正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继续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任务；才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终于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范畴，提出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提出了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一系列新的有关分配关系的重大论断；才确立了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现代化，以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新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如此等等。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这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所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实践探索中进行理论思考，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循环中不断深化认识，创新理论。比如，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开始提出要适应生产力水平，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并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仅发挥辅助作用；后来认识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进而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与计划问题上，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依据党的八大的精神，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以后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认识逐步深化，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具体模式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等，最后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接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实践不断发展、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我国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相吻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规律的，其效果也是好的。重要的是，要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中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同时在重大措施上要谨慎从事，从现实的可能中安排改革的步骤，并注重对重要改革进行试点，探索前进。这样，才能既突破传统观念和习惯的束缚，开始新的实践，取得新的认识，又不致在没有把握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草率从事，出台并不准确或者超过承受能力的改革措施，造成欲速不达的负面结果。
第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实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营造比较宽松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环境。对于一些认识暂不一致的问题，提倡可以试，也允许看，以实践的结果统一认识、决定取舍。这就调动了各方面研究和探索问题的积极性，也突出了实践的权威性，引导人们去积极参与、了解实践，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为理论创新提供不竭之源。
应当如实看到，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只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初步基础，充实和完善这个体系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去继续探索，已形成的政策和论断有不少需要加以具体化，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任重而道远。勇于实践，勤于思考，敢于创新，仍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所必须坚持和发扬的精神。
对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的统一
——漫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新世纪第一个7月1日，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华诞的大喜日子。80年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80年在人类的历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为什么中国能够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80年来，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上，我们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同丰富、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的经济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观点，拓展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开展了比较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学风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基本上克服了过去比较普遍存在的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关注实践，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敢于从实际出发，向传统的主流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但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者只是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出发，进行逻辑推论，联系实际也多半是原则加例子，因此使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生气。这除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外，也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得到发展的“左”的错误分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粉碎了禁锢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想枷锁。客观上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传统的经济理论愈来愈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实践的发展。主观上中国的经济学界经过长期正反两方面的教育，认识到只是简单地注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可能有所作为，难以实现经济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引导下，通过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围绕怎样认识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这里首先遇到一个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开始就提出的新问题。以前，政治经济学理论谈到社会主义，通常是从社会主义一般出发，而且多半是指作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论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都是以马克思分析过的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立足点。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时许多理论和政策都带上超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的色彩。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上分析的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纠正了过去超越阶段的“左”的做法，在实践中取得很大成功，但在理论上却与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发生冲突。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解释清楚这种矛盾，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将因为缺乏理论基础而难坚持，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有些人可能利用这种矛盾，借口实践标准，鼓吹否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主张。中国经济学界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为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贡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使我们正确地把握住中国的国情，既能理直气壮地克服过去那种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能够自觉地抵制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
所有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从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出发，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简单。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公式，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高于和优于集体所有制和毛泽东关于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的观点深入人心，被当作无可置辩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动摇了这种传统的观念，经济学界依据实践的发展从哲学的高度重新思考所有制的问题，认识到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判断所有制的高低和优劣。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历史理由，是否具有优越性以及优越性的大小，不是单凭所有制本身的性质所能断定的，而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实际出发，经济学理论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内容和结构问题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过去很少涉及的问题，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经济定位、股份制、产权、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为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调整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创造出适应我国国情，能够积极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方面也得到了新的突破和进展，提出了除要实行作为分配领域主体的按劳分配原则外，生产要素也应当参与收入分配以调动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应当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把蛋糕做大来更好地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等。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怎样看待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即使在容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时候，商品经济也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物，是不得已而暂时保存下来的旧社会的因素。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被看作是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一致看法。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应当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等问题，经济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肯定50、60年代老一辈经济学家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得到空前的水平。经过研究和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被邓小平称赞为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应当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存在和发挥作用等观点，为形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的产生，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关于市场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仅就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的统一。
产权问题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80年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历程，其中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20多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20多年来我党领导的最大、最根本性的实践活动就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同时经济学理论反过来也推动了改革实践的深化。回顾这2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经济改革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的法学用语），经济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即产权改革。与实践发展相对应的，理论经济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产权理论的发展。因此，产权问题和产权理论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20多年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反反复复都是围绕产权改革展开的。过去我们搞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最大的弊端是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所以越搞效率越差，最终到了不实行改革经济就难以为继的地步。最初在农村进行的改革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把产权不清的集体所有制改革成产权比较清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改革虽然只是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使支配权、占有权清晰化了，却极大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推动了城市改革的深化。这是产权改革带来的结果。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城市产权改革起步也不晚，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试点，此后又进行了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改革，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中间在要不要以产权改革为中心这一问题上经过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最终实践证明这个问题是无法绕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句话，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可以说在产权改革的问题上已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多种所有制经济要共同发展，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方式上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等，都可以说是对产权改革认识的深化。尽管产权改革现在还没完全到位，但改革实践有力地证明，这种改革趋势不可逆转，产权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
产权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不但是由我国现实国情决定的（传统国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产权不清，成分单一，主体缺位，这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阶段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这一本质属性所决定的。静态地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财产所有者交换财产权利的一种复杂关系。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是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商品经济难以繁荣，市场经济无法运行。
产权问题既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理论理应成为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理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20多年来我国产权改革的实践促进了产权理论的发展，产权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产权改革走向深化。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中国理论界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权理论，但是产权理论却在不断发展和深化过程中对经济改革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导和影响作用。有人说，中国每项重大经济决策的出台都是以理论界的探索和酝酿为先导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从抨击传统企业制度到倡导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从要求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到大力实行产权多元化，从提倡私有和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到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都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把改革推向深入的表现。
中国的产权理论要发展成熟，关键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最初我们的产权理论是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讲产权主要是从所有权角度讲的，他区分了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把产权认定为一组权利，并认为财产权是可以分解的。马克思的产权思想对我们产权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仅仅停留在这一水平是不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科学，需要不断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搞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中许多理论的合理内容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更多地强调与财产所有权相统一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产权的社会化，一方面产权在高度分解的基础上所有权的作用相对削弱；另一方面，在所有权基础上的其他权利的作用趋于上升，关系趋于复杂化。不仅如此，无论马克思还是西方传统的产权理论谈到产权通常是指人对生产中物的要素具有的权利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产权关系延伸到人本身，即人的劳动力作为生产中活的要素，具有财产或资本的性质，人对自身创造力、知识、能力也同样拥有类似于对物质要素拥有的那种产权关系。因此，产权理论的发展应当密切关注这些新变化，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财产的权利关系。
产权问题作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从我国经济改革和理论发展的动态趋势看，更为清楚。我曾经粗略地勾勒过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初步结合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传统的国有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般形式改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殊形式。从产权改革角度看，第一阶段就是产权清晰化的阶段，改革国有制的突破点、入手点和着重点就是使它的产权关系清晰起来，所有者到位。这一阶段的改革任务目前正处在攻坚时期或正在走向完成，改革的理论也趋向成熟。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基本结合阶段，主要改革内容是大力发展民有民营经济。从产权改革角度看，这一阶段是产权多元化的阶段，大力发展民有民营经济是产权多元化的必然要求，产权多元化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产权多元化要从打破产权单一化入手，为此，在宏观上要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国有经济要从一些领域逐步退出；在微观上要通过股份制改革把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改为多元投资主体持股的企业。产权多元化以民有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为重要保障，发展民有民营经济不仅可以填补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退出的领域，而且它是“激活”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这一阶段的改革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理论研究也在走向深化和成熟。
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完全结合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劳者有其股，构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和社会占有相结合的新型公有制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微观形式。从产权改革角度看，这一阶段是产权社会化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劳动者为主体，劳动者既是政治上的主人，又是经济上的主体。劳动者成为主体必须拥有生产资料，这种拥有不是私人占有，而是个人所有和社会占有相融合。产权社会化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对财产在个人所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社会共同占有。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是产权改革的必然走向.也是产权理论未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内容。
产权清晰化、产权多元化和产权社会化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前后继起、紧密相连的。当然，产权改革也不是单向进行的，而应当是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结合进行。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学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经济研究》组织笔谈。我认为探讨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问题，既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又要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为其提供理论思想。为此，笔者结合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并通过国际比较，谈一点经济学的思考。
在近代史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两次游离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总的趋势之外，失去了本来可以随势迅速发展的有利机遇。这主要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误有关。
中国人民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科技成就，也有过在世界经济总量中遥遥领先的份额。美国学者保罗·肯尼也肯定：“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9世纪初，中国制造业的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 1/3。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腐败统治，以及与此相关的后来的列强入侵和掠夺，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比重跌落到了1900年的6.2%。而美国在同期则由0.8%上升到23.6%，欧洲由28%上升到62%。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中国清政府则在一系列发展政策上作茧自缚，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总的轨道，变成列强发展的宰割对象。结果是导致中国自19世纪30、40年代至20世纪前半世纪的100多年中日益沦为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大好机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要解放被旧制度束缚了的生产力，改变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使中国脐身于先进国家之列。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时，大力开展了经济建设。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又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也较快。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世界范围看还是较高的，经济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当时的世界发展形势和我国可能也应当达到的成就来看，由于20多年“左”的指导思想与政策造成的失误，使我国错过和失去了一次迅速发展的有利机遇。
在二战后的50年代到60年代的20多年中，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空前增长。联合王国1950-1967年间，每10年的增长率为34.9%，超过了自1885-1950年间每10年增长16.3%至23.8%的速度。法国在1950-1966年间，每10年的增长率为60%，远远超过了1831年以来11.5%至26.9%的速度。联邦德国同期每10年增长83.2%，远远超过德国185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美国1950-1967年间每10年的增长率为 42.1%，超过了1900年至1950年间的发展速度。加拿大同期的增长速度，是1870年以来最高的，为52.7%。特别是日本，在1952-1967年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52.8%。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中国，但它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新中国在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20多年中，在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出现了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搞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发展生产关系方面，搞“不断革命”和不断升级。其实，“左”的势头，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评“小脚女人”时就已露头了。“左”的错误给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及其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二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倒退为-3%。加上“文革”的破坏，1959-1968年近10年中，经济没有增长，反而倒退（以1952年的国民收入指数为100,1959年为202.1，1968年反降为200.4），耽误了10年的发展机会。否则，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至少可以增加一倍。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多年中，在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中，中国反而相对落后于世界发展大潮，又错过了一次机遇。造成失误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缺乏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是其直接诱因。而这些又是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和主观唯意志论相联系的。
上面讲我国发展中的失误，是从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发展的角度着眼的，并不能由此否定党领导的新中国前30年的巨大成就。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制度，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超过旧中国100多年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摒弃了“左”的一套理论与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在发展社会经济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上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2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9.8%左右。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人民生话水平显著提高，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2亿人，降到3000万人。由此实现了三步发展战略前两步的目标。
21世纪进入了第三步发展战略阶段，新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原设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就算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从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和标准来看，人均4000美元只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世界银行将人均GNP3000到7000多美元，平均4020美元的国家，都归类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其中包括的阿根廷的人均6050美元，葡萄牙的人均7510美元。这些中等发达国家会继续发展。到新世纪中叶，如果这类国家按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人均GNP也会平均达到20000多美元。我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考虑到人口的增加，如果2050年人口增长到15亿，GNP需要达到32万亿美元。50年内需要有年均经济增长7.3%的速度。有的年份可以增长7%左右，有的年份可以增长8%-9%。如果能以8%左右的速度发展，则可以提前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然而，50年内保持这样的年均增长速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政策。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一定要克服片面追求高速、超高速的历史性倾向。改革开放后虽然接受经验教训，没有再发生20世纪50、60年代那种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状况，但依然出现过几次因片面追求高速度，造成经济过热，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采取调整措施的情况。经济成就的大小，不能只看增长速度，低效益的高速或经济过热的高速度，是不健康的和不能带来实惠甚至会造成经济混乱与巨大损失的高速度。拿“八五”时期(1991-1995)的年均12%的高速增长来讲，我们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不能忽视1992年经济过热造成的经济混乱和严重通货膨胀及其消极后果。本来，1988年实行治理整顿后，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升到9.2%的增长率，若顺其自然发展，1992年也会达到10%的高度。但1992年又刮起了一次大干快上的旋风，当年出现了14.2%的超高速度，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具有很大负面效应的增长速度。其后不得不以加强宏观调控的手段实行紧缩措施，又导致了通货紧缩趋势的出现。对经济增长中的盲目扩大和紧迫收缩，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在目前条件下，决不要再追求超高速度。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只需年均增长7.5%左右就可以了。个别年份可以达到8%-9%。11%的高速度可视作走向过热的警戒线。
第二，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提出：发展是主题，结构调整是主线。结构调整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来看，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应放在重要地位。“十五”建议还把科技进步与改革开放并列作为发展的动力。当前的国际经济竞争，核心是高新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高新科技人才的竞争，怎样更好地培养和发展科技人才，用好科技人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发展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党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建立和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不仅应肯定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高级的复杂劳动，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且还应重视它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和实现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要把价值论和财富论既相统一又区别开来。一项重大的科技发明，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上百倍，从而相应地增加社会财富多少倍，但不等于增加价值多少倍。英国产业革命后，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量大幅度提高，而机制棉纱与棉布的价值与价格则大幅度下降。如百支棉纱每磅的单价，1786年是38先令，1831年下降为2先令11便士。棉布的价格，1820-1830年的10年中下降了近一半。这是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规律作用的表现。我国对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劳动的报酬，既要考虑其作为复杂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也要考虑其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贡献。
第三，既要重视经济的增长，更要重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涉及经济、科技、环保、生态、文化各个领域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为此，笔者认为，应重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协调与配合。过去讲生产力，只是或主要是讲物质生产力；讲生产劳动也侧重于讲物质生产劳动，讲生产劳动又一定与创造价值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日益进步，非物质生产劳动如精神生产劳动包括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领域的劳动所占比重也不断增加。精神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物质生产劳动可以是只创造财富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如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产品的劳动和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的劳动；也可以是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价值的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这样。精神生产劳动可创造精神财富，有的也创造价值，如“生产”书籍、绘画、影视等作为商品的产品，就具有价值；有的不创造价值，如教师讲课、舞蹈家表演，是精神生产，但不创造价值。我认为，在理论认识上应跳出一个误区：似乎生产价值的劳动比不生产价值的劳动其地位和作用更高一筹，似乎只有生产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实不是这样。马克思曾设想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不再存在，劳动不再形成价值。但他决不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如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更高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新社会中不再受剥削和奴役的“自由人联合体”成员的劳动，要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地位高得多。一位数学大师或哲学大师的精神生产劳动，不管它是否创造价值，其地位和贡献，要大于一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普通职工。科技发明，起先是作为精神财富存在，用于生产便转化为物质财富。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应重在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不重在它们是否创造和创造多大的价值。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需要从国际对比中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以及经济理论指导上的得失。多做一点铺垫工作，少讲点空话大话。
改革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开拓了坦途
中国现代经济史既是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的基础学科，又是一门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前沿学科。作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起着基石的作用。然而在1978年以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如行古时蜀道，难之又难；是改革开放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开拓了坦途。
首先，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提供了可能。
1981年6月，在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采取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总结了党在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对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这就为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譬如，关于如何认识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及其与新中国经济之间革命、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如何总结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经验和作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怎样转变成单一计划经济的；怎样评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如何概括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中国经济改革有哪些教训；等等。可以肯定，如果以“两个‘凡是’”或者“只‘唯书’、‘唯上’”的思想为指导，科学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就不可能存在了。
其次，经济制度创新的改革使历史评价有了准绳，拓宽了经济史研究的对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这是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1984年10月20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决定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些问题本来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已经有所觉察，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凝固观念，特别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其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和由市场配置资源等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为此后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于1992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导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不仅使资本、信用、要素市场、股票、证券、期货、股份制等经济范畴在回避多年之后重新引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而且使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有了更加科学的准则。譬如：如何评价单一公有制和单一计划配置资源的模式的形成；如何认识其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中国发展经济所受的资源环境特征的制约与战略形成的关系；各个历史时期投资效益的评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评价；等等。1978年以来更有一系列新的问题进入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譬如：在体制改革方面的企业改革问题、政府改革问题、发展民营经济问题、金融改革问题、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农村问题，等等；在微观方面的价格机制、资源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行业规制、要素市场、反垄断，等等；在宏观方面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总需求、总供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失业率变动、进出口需求、增长率波动，等等。由此可以进一步科学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中国现代经济史有可能为中国现代经济学奠定基础。
第三，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开拓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眼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并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种本领，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由此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这就不仅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的至理明言：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使其成为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理所当然的经常内容。
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开拓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眼界。一方面，经济活动的范围拓宽了，经济史研究的对象相应丰富了；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历史评价和鉴别时，不仅要与本国历史比较，而且要与同期世界大国、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作比较。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对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上也开始借鉴国外经济史研究的一些方法。譬如：制度比较的研究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计量方法、实证方法、区域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吴承明先生对此曾指出：只有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第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始走向世界。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外学者在研究上彼此隔绝，中外学术交流不畅。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相互隔绝的状况。中外学者密切交流，相互了解，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逐渐缩小，研究的兴趣和视角也逐渐接近。随着我国经济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国外学界日益重视对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以求寻找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中国学者也从学术交流中发现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综上所述，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坦途。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公有制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市场规律论文; 按劳分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