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运动———论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风运动论文,反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运动，是发生在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对此作了不少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也出版了若于值得重视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更多的历史资料被披露，以往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历史迷雾逐渐得到廓清，学术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然而，毋庸讳言，学者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发动全党整风运动？是否一开始就是“阴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从整风转向“反右”，原因究竟何在？“反右”斗争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有鉴于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再作一点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本文是笔者系统研究的第一篇，旨在首先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作一集中探讨。
（一）
近几年来所披露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全党整风运动的设想，最初起源于对1956年在苏联的部分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事件的“反思”。通过“反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吸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在党内党外“扩大民主”，并学会以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新出现的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从而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民主新路”来。因此，1957年的整风运动实际上便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扩大民主”所作的一种“尝试”，一种“试验”。
众所周知，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全面揭露、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此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于当年下半年在东欧国家中先后引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最初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注：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既认为赫鲁晓夫此举有利于各国党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思想解放，又觉得赫鲁晓夫捅了娄子，将斯大林全盘否定，会造成思想混乱。而波匈事件的发生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
不过，担心也好，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满也好，毛泽东毕竟不能无视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也不能不对此进行“反思”。在最初的“反思”中，鉴于斯大林的错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毛泽东所想的问题也很多，但所有的思考若集中到一点，便是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再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苏联那一套了，必须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据胡乔木当时透露，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十分震惊。“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注：参见李慎文：《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7月增订版，第129～130页。）
毛泽东要走的新路，自然是针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涉及的内容无疑也很广。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就政治方面的问题予以研究。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讨论通过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诸如“肃反扩大化”等一些重大的错误。（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230页。）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另一篇经过毛泽东等人审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承认：“斯大林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570页。）尽管由于文章要公开发表，上述批评斯大林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话说得十分委婉，但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这方面确实犯了错误。而毛泽东在中共内部对斯大林进行批评时，话就讲得比较直率了。例如，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多次批评斯大林未能真正掌握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缺乏深刻的认识，尤其分不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不准人民群众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他说：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了两类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批评有两种，敌人批评我们，有敌人不满意共产党，有人民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分别。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注：参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记录稿。）类似的话，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讲过多次。总之，在总结斯大林和苏联犯错误的教训时，毛泽东已初步认识到，斯大林缺乏民主作风，个人专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专政的办法对付人民等等，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诚然，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中共和他本人也犯了类似的严重错误，但也不能不感到，苏联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在中共党内也存在着缺乏民主作风的官僚主义倾向，必须对此引起重视。
正因为如此，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提出一系列新的主张。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领域实行“百家争鸣”；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与共产党“互相监督”，甚至允许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批评共产党；强调“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强调要通过“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等措施来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建设；强调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等等。又如，着重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了，而人民内部矛盾却大量存在；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压服”，更不能用“专政”的方法来对待等等。所有这些，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扩大民主”，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民主新路”来。
也正是为了将“扩大民主”的设想落到实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尽快地学会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7年春夏之交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并将整风运动的主题定为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来，只有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的实践，民主的新风才能真正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起来，才能避免重蹈斯大林和苏联犯错误的复辙，才能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事实上，不仅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希望通过整风运动来“扩大民主”，党内外的广大群众也都意识到，党正在吸取苏联的教训，努力“发扬民主”。整风尚未正式开始，许多人已感受到一股“民主的春风”，并为此欢欣鼓舞。尽管当时也有人心存疑虑，却并不反对，甚至真心期望中国能走上“民主之路”。
总之，通过对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所出问题的“反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扩大民主”，并由此作为发动整风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其积极的意义在于，“扩大民主”所显示的基本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条路如能坚持走下去，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对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扩大民主”的设想的积极作用也不应夸大，如某些学者所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疑是个创造”等等。（注：参见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45页。）道理很简单，相比较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提出“扩大民主”，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这种主张本身及其包含的实际内容，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表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时对“民主”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也正是这种“局限性”，成为导致“扩大民主”的整风运动半途而废，最终走上邪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笔者的下一篇文章将作详细说明，此处暂不赘述。
（二）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渐意识到，中共与民主党派的“隔阂”在日趋扩大，党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搞得过于紧张，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怨言甚多，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必须通过“扩大民主”，适当调整党与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尤其是通过贯彻“双百”方针，主动邀请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让他们讲话，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宽松氛围，消除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不满，达到既能团结，又有继续改造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说，调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无疑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特别是发动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初，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苏联那样取消其他党派，而是允许建国前已有若干表示拥护中共领导的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并吸收其参加到新的政权中来，组成“联合政府”。当时，显然是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中共对各民主党派也比较重视，对民主党派的许多领导人委以重任。然而，随着新政权的日趋巩固，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后，“联合政府”的使命宣告结束，民主党派及其骨干人物逐渐遭受“冷遇”。中共党内很多人开始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中共党员干部不尊重民主党派人士的倾向也有所发展，使不少任职于政府和其他机关学校的民主党派人士处于“有职无权”的窘境。各民主党派及其重要骨干人物也颇感失落，开始担扰自己的命运。于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隔阂”日深，用当时的话来说，已形成了一堵“墙”，一道“深沟”。
与民主党派相关联的，是知识分子问题。民主党派的组成人员主要是各类知识分子。因此，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态度势必影响到许多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问题涉及的面更广，很多知识分子既未加入共产党，也未加入民主党派。一般来说，这些人与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情况不同，而与民主党派中的知识分子处境差不多，因而与后者被统称为“党外知识分子”。50年代所说的知识分子问题，基本上就是“党外知识分子”的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受的教育，头脑中存在着各种旧的影响，没有受过革命的洗礼，因此解放以后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所谓“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似乎并不错，但在“教育和改造”的过程中，由于中共党内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党外知识分子存在着偏见，出现了很多简单粗暴的做法，损害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尊严。此外，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几乎每一次运动都使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和在党政机关、教育、科学、文化等单位开展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尤为严重。“木鱼天天敲，紧箍咒天天念”，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感到无所适从，自然谈不上发挥积极性。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敬而远之，而党的干部则埋怨知识分子改造难，彼此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中共与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不正常关系，显然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和担心。1956年1月，毛泽东就讲过，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取得主动权。（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69页。）同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又说：“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279页。）此后，他又多次讲到这方面的情况。1957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的内部会议上说：“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又说，“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54～655页。）几天以后，他还在北京的一次内部会上讲道：“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66页。）情况既然如此严重，毛泽东不能不感到忧虑。尽管他本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也有偏见，但他毕竟明白，知识分子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对国家、对社会关系重大。从积极的方面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经济文化建设将越来越重要，知识分子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消极方面说，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也不能不考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就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党必须采取措施，调整和改善党与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的关系，争取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最初考虑，也是通过“扩大民主”，适当放松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控制，让他们讲话，“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从而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52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了，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他还认为，我国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其中虽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希望恢复到资本主义”，但这种人毕竟很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诚然，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还不熟悉，甚至不欢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存在着各种错误的思想，还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但应采取正确的方法，“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35页。）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用民主的说理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克服错误思想，他说：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压是压不服的，只会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36页。）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情况时又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66页。）
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从1956年年初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陆续采取措施，调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党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全党都要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宣布知识分子“中间也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6页。）要求全党“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提出党要“主动地努力消除”“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已存在的某种隔膜。（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21～29页。）同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时，针对民主党派问题第一次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43页。）正是在这一提法的基础上，后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各民主党派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可以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可以办自己的报纸等。接着，同年5月，毛泽东又宣布，要在文学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领域里实行“百家争鸣”。这就是当年影响巨大争议也颇多的所谓“双百方针”。不管人们后来如何理解，我们都不能否认，当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本意主要是企图通过“扩大民主”，适当放松控制，造成某种“自由创作”、“自由讨论”的空气，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而繁荣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同年9月，在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又多次谈到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82页。）进入1957年以后，鉴于中共党内出现了担心甚至责难“双百方针”的情绪，而党外人士仍对贯彻“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大了宣传“双百方针”的力度，同时不断地批评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解除党外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鸣放”的顾虑。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区别两类矛盾和以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宣传攻势，并将其与“双百方针”的贯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1957年春天短短的三个月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邀请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会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报告。会后，他又南下，分别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报告，宣传“双百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要求党内干部放心大胆地让包括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讲话，不要为此设置“障碍”。他还把自己的做法不无风趣地称为“游说”，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等也紧跟毛泽东，做了不少类似的报告。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此举确实成效显著，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终于开始相信共产党“扩大民主”、强调“宽松”的诚意，真正感受到“春天”的到来。他们用各种方式纷纷表示，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鸣放”，并由衷地赞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赞颂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而他们对“双百方针”的拥护，反过来又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信心，使之受到鼓舞。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原准备1958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提前一年举行，以便“趁热打铁”，取得更大的成绩。毛泽东认为，通过整风，不仅可以整掉中共党内的“三风”，为争取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可以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共产党的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来改善彼此的关系。他说：“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39页。）
总之，在整风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调整党与民主党派及广大知识分子关系的必要。并提出了若干重要方针，随后又把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动员他们鸣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看成是改善彼此关系的重要途径。调整和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就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一想法也不错，如能坚持下去，贯彻到底，定会获得预期的成果。可惜的是，笔者的假设并未成为事实。
（三）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不是没有错误。党的地位的改变，也必然带来许多新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很多问题一直被捂着。然而，苏共二十大的举行和波匈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不良作风已成为妨碍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不纠正，有可能使党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重犯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因此，克服和纠正中共党内的“三风”，便成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将1956年称为多事之秋。正是在这一年中，国际上先后发生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错误的重大事件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并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认为中国比苏联、波兰、匈牙利好得多，也没有犯过类似苏联那样的严重错误，但由于建国以来中国一再号召以苏联为榜样，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的错误就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连一般的民众也都很快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反思”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等领导人也不能不承认，以往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不能不承认，“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234页。）几个月以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则进一步承认，官僚主义已不仅是党面临的“危险”，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了。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都说，“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并要求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作为目前“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87页。）除国际上风波迭起外，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内部也出现了不小的动荡。由于“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了起来。”（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71页。）虽然这类群众“闹事”只是局部性的，但参与者如此之多，涉及地区之广，却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在分析群众“闹事”的原因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这与苏联和波匈事件的影响、群众的“思想混乱”有关，但他还是比较清醒地看到，党的干部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才是引发“闹事”的重要原因，因而要避免“闹事”，必须首先克服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11～612页。）类似的话，他在各种场合讲过多次，尤其是1957年春天，毛泽东几乎每会必讲。
正因为意识到党的干部中严重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风之风，而它已经造成了党和群众脱离的不良后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下决心发动全党的整风运动。最初的决定是中共八大作出的，只不过当时的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马上推开。到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便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付诸实施，并明确地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为整风的主要内容。
以开展整风运动的方式解决党的不正之风，并不是中共八大和1957年的“新发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抗战时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解放以后也搞过大小规模不等的整风。不过，此次整风运动与延安整风或历次整风运动毕竟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这次整风运动采取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并且强调要发动党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了想通过整风运动“扩大民主”和“调整与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的关系”外，还考虑到非如此不能真正解决“三风”的问题。他曾经说过：“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12页。）毛泽东还在他起草的中央指示中表示，号召各民主党派批评共产党的错误有“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71页。）
总之，纠正和克服中共党内存在的“三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确实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否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后来运动变了味，这一目的并未实现。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也与整风所采取的方式有关，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整风解决“三风”的初衷毕竟还是“真诚的”。在进行了错误的“反右”之后，毛泽东曾企图继续实际上已被打断的“整顿三风”。虽然这已根本不可能了，但也从另一侧面表明，毛泽东最初确有“整顿三风”的愿望。
（四）
在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原因进行研究时，不能不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策略的？对此，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引蛇出洞”，或者说要“钓鱼”，是在整风运动发动前便确定了的，并非后来才有；（注：参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等书。）另一种意见则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时并无“引蛇出洞”、“钓鱼”之类的想法，它是在1957年5月中旬才提出来的。（注：参见朱地：《1957年：大转折之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究竟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的事实呢？笔者也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认为“引蛇出洞”、“钓鱼”的想法早在整风开始前便有的学者提出的论据，是毛泽东早在1957年年初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就说过“要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一类的话。这段话的原文是：“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355页。）一些学者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些话指出，他虽然没有用“引蛇出洞”、“钓鱼”一类的词，但已有了同样的意思，说明他后来发动反右斗争并非偶然。
毛泽东确实说过上面所引的话。不仅如此，在整风开始前，毛泽东还多次讲过类似的话。例如，他说过：“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呵！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334页。）“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649页。）“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337页。）毛泽东又说：“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你草长，我就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他还说：“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是说理。”（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350页。）“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反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76页。）
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上述毛泽东的话应当如何正确地解读。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主要意思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整风开始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既然要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大家鸣放，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就必然会有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东西出来，既会有“香花”，也会有“毒草”，而事实上已有不少毒草、蚂蚁、乌龟王八出来了；其二，对于毒草、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既不要阻止它，也不用怕它，因为阻止是阻止不了的，坏人坏事总要冒出来，出来也不可怕；其三，对于冒出来的毒草，坏人坏事当然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与之作斗争，必须批评、反驳，香花只能在与毒草的斗争中才能成长壮大；不过批评、反驳的时机和方法要选好，“要后发制人”，“要采取说理的办法”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除了主动鼓励鸣放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是1956年以后的“创造”外，毛泽东所说的并不是新的，而是共产党人多年来的一贯的方针、一贯的做法。共产党人对他认为是错误的反动的东西，不管它叫什么，“毒草”也好，“蚂蚁”、“乌龟王八”、“牛鬼蛇神”也罢。从不会姑息和手软，只要它冒出来，必然要予以“消灭”，所要注意的，只是“消灭”的时机和方法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决定由整风转向反右以后才振振有词地说：这并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由此也可见，说毛泽东在整风前就有“反右”的念头，或者说毛泽东后来发动反右斗争并非无源之水，这有一定道理。说得更准确一点，毛泽东后来从整风转向反右，包括采取“引蛇出洞”、“钓鱼”的做法，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并不完全是他的突发奇想。
然而，如此看法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钓鱼”，就是要把“毒草”引出来再去锄掉，也不等于说，毛泽东从1957年初就计划好要发动一场反右运动了。笔者认为，如果这样看问题似乎太简单了。原因在于：其一，如笔者在本文的前三部分所论述的，“扩大民主”、调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克服和纠正中共内部存在的“三风”确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决定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这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并非纯粹的“欺骗”；其二，毛泽东确实估计到整风、鸣放的过程中会放出“毒草”、“牛鬼蛇神”，甚至于有故意让其暴露对之进行反击的设想，但却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就有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的计划，或将其作为整风的主要目的；其三，整风前，毛泽东对整风、鸣放可能出现的形势总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认为，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肯定会出来，但不会太多，中国不会出现波兰、匈牙利事件，“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66页。）“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注：《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53、666页。）不仅如此，在整风前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有意识地批评了当时已经反映出来的所谓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既是对他的所谓的某些人的“告诫”，也表明他对形势的估计确实比较乐观，远不像后来他所说的那么“严重”。正是基于上述几条理由，笔者不赞成有些学者所说的，整风一开始便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总之，笔者的看法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主要不是为了“引蛇出洞”，但是，如果真有“蛇”出来，毛泽东是有“反击”的思想准备，也有“反击”的办法的；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蛇”不但出来了，而是为数不少，因而感到事态“严重”，很快改变了原先的估计，并决定进一步施加手段，故意地“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可见，将“引蛇出洞”作为主要目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既非一开始就确定了的，也不完全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从整风到反右，根本性的转折在1957年5月中旬，但它既同整风前的情况有联系，更与整风后的事态发展有关。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比较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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