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三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妥善处理论文,正确认识论文,三组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导：1006-0138(2014)06-0009-0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其实就是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三个自信”，自信从何而来？很重要的方面是来自“经验”，来自对这些经验的理性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提出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民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四个“坚持”；[1]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夺取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项“基本要求”，即八个“必须坚持”，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2]角度不太一样，但内容是一致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三组三者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等领域，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其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大有希望。 一、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 这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我国取得30多年来巨大的历史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党领导能力、领导艺术的很重要体现。 1.我国形成这条经验同认真汲取苏其的教训有很大关系。赫鲁晓夫是“改革家”，他的改革没有系统的“顶层设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三天两头换一新招。有些事情改得对，但没好好坚持，如农业方面的改革有些成效，后来他又缩回去。有些改革不稳妥，如他想解决党政干部终身制问题，搞了干部更新制度，却搞得绝对化，得罪了不少人，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最后被迫辞职下台。勃列日涅夫虽然进行纠偏，但其晚期又只求稳定，不改革，干部老化、结构体制僵化、社会停滞，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抓改革，不懂得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他调子唱得很高，说改革不是改良，把“政治”搞得热火朝天，结果经济滑坡，出现负增长，社会全面失控，连他本人也没站稳脚跟，结果使苏共这个党同他一起都垮台了。 苏共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需要有社会稳定的环境，需要不断通过改革破除和化解体制和机制上的矛盾和问题；但改革不能离开经济发展孤军独进，不能不考虑主要社会阶层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而真正的社会稳定不是靠强力机关捂住、压住、掩盖矛盾和问题，它首先是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靠改革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化解和消除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2.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战略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确实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的、最新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它不仅是中国，也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包含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国家，如拉美国家在搞现代化中的历史经验，其中不少思想观点在上个世纪国外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有所涉及。它把共产党人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和共产党人的主观价值观念(共富共享)较好地结合起来，确立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自在发展的大系统中的位置，特别是确立了中心任务。它们不能越位、错位，也不能不到位。它提出发展必须是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社会经济各行各业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客观关系，并据此提出统筹兼顾是必须采用的根本方法。以人为本是其灵魂，这就回答了发展的恒久动力在哪里这一发展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观念和战略，它指的不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根据我国目前的科技状况，科技创新是我国增强综合国力最为根本的手段。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还是靠实力说话，而科技水平是硬实力中最硬的实力。正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3.邓小平常说“稳定压倒一切”，而且一再说，中国不能乱。后来胡锦涛接着说，“稳定是硬任务”，“是领导者第一责任”。按照中央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自然十分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安宁的周边环境，需要有平安的国内环境。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得到的搞不好也会毁于一旦。现在周边时不时“有事”，国内暴力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也曾接连不断。因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非常必要和及时。但我们看到，中央在抓稳定时，比如最近关于新疆工作的决定，还是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其中的“第一要务”。这确实是抓到根本了。与此同时，抓稳定，抓平息暴力恐怖事件，手段也极其坚定，稳、准、狠、快。如果局势乱糟糟，生产、生活、改革、发展，都无法正常进行，还谈什么民族复兴？！ 4.三者关系中，两个是“硬”的——“硬道理”、“硬任务”，但改革不能成为“软道理”、“软任务”。实际上，只有改革才能破除和化解影响发展和稳定的“硬障碍”。目前国内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是不通过改革就可以解决的。只有通过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只有通过改革，建立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加强执行力度和监管力，才能切断那种靠常污常治、装鼓个人腰包的利益链条，才能改变常治常污的状况；只有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才能加快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只有通过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缩小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只有通过改革，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健全改进作风的常态化制度，才能有力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密切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只能通过改革，才能冲破利益固化格局，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才能整合社会多元利益，逐步造成政通人和的社会政治局面。 5.必须在解决“问题干部”、在反腐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大政策。这是事关改革、稳定、发展的全局问题，事关得失成败的大难题。惩治贪污腐败分子决不能手软，这才是团结和“解放”干部大多数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是区别对待的政策，能使想改过自新的有出路，想主动“退赔”的有机会，想蒙混过关的无路，想抗拒的无望。还要使想吓唬人的、想诱使当权者犯错误的、想出馊主意的——这是不能不防的——明白这是白费力气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3]毛泽东这句话很正确。上述政策中，“区别对待”很重要。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以干部财产公示制度为例，它可以有级别高低、“问题”大小的区别，已在任的和新上任的区别，在任的和退休的区别，财产有“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得到的“便宜”和不明来源财产、贪污受贿的区别，等等。只要上梁正，决心大，政策对，办法多，有耐心，坚持不懈，依靠民众，我们就一定能打胜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关乎民族复兴大局的这一仗。 二、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这个三者结合，其实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二是为什么这三者必须结合起来，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党领导建设和改革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 1.苏东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执政者、领导者。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状况如何，首先是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是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的问题。列宁的观点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同时发动广大民众来管理、监督国家，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列宁又说过，党代会通过的决议，整个国家都必须遵守。[4]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三者有机统一”问题。这样，苏联模式国家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党代管制”，广泛实行的“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其后果便是党严重脱离民众，形成有特殊利益、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党的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言论甚至可以使宪法和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垄断权力的结果适得其反：党丧失了领导权和执政基础、执政地位。 历史教训的另一方面是，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也会丧失主人翁地位。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实行的共盟的“引导”，而不是“领导”，实行“社会自治”，其政治实践有不少可取的经验。但维持这种制度看来主要靠的是铁托个人的权威和“铁腕”治理。一旦失去这个与“社会自治”平衡的条件，这个国家也就散摊了。苏东的教训还说明：人民当家作主还包括他们应该能够产生、建设和维护一个真正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集团。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标志。一旦失去了这样的执政的政治集团，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会随之丧失了。这个教训也很值得深思。 2.在这三者中，要特别强调民权，即人民民主，它是党、民、法三者的基础。因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拥护、赞成、满意是衡量党的工作“第一标准”。而立法、司法当然也离不开这个根本标准。因此，人民民主是三者结合的基础。 党的历史经验说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得怎么样，决定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兴衰成败。为什么抗日战争以后在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共产党取得胜利？得人心者得天下。谁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拥护谁，跟着谁走。 为什么建国以后，出现了像“大跃进”和“三年困难”、“反右倾”和“十年内乱”那么严重的失误和挫折？如果我们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实行民主集中制，真正走群众路线，那样的历史性灾难和全局性错误就可以避免和减轻。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出现举世公认的“奇迹”？正是由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回到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上来。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开会，毅然决定分田到户，到中央决定废止人民公社制度，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生动地反映了中共的重大决策是如何从广大民众的壮举中吸取改革的勇气、决心、智慧和力量的。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的开启，以及后来一系列的重大决定，代表的不正是广大民众的呼声、要求和愿望吗？ 当前存在的种种腐败问题，究其原因，无不与党的群众路线还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紧密相关。如果选任干部能认真落实中央一再强调的“群众公认”原则，各级干部从机制上接“地气”的滋养，干部违法违纪事件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在各种决策中实行民主决策，就不能有那么多的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如果财政公开透明，“公仆”无权任意支配公款公物，我国的“三公”经费就不会如此长期居高不下。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此说绝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切实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而才能维护我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3.党、民、法三者的有机统一。党、民、法三者实行有机统一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是根据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首要就是“坚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因为各级人大是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最主要、最关键、最权威的机关。党的领导要体现在使党的主张在人大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同时又要坚持人大发挥国家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使人大真正成为“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党同广大民众建立血肉联系的机关。党的主张一旦通过人大变成法律，包括党组织在内的各种政治组织都必须遵守。这便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最根本的体现。因此，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其中有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在党的决定和建议通过人大形成法律和决议的过程中，避免形式主义，走过场；二是人大机构和人大代表同广大选民建立经常的密切联系要有具体制度和机制保证，从而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和民众的利益；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4.要全面理解“民主”问题。国外不少人认为西方民主正处在危机中，这是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要把西方式民主的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这是两个问题。就是如同不能把苏联模式的破产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破产。就世界范围内而言，“民主”在一些国家出现不少问题，其中有的是美国人把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结果水土不服，造成动乱。这说明，即使“民主是个好东西”，也不是可以不顾国情到处套用。美国如此其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颜色革命”是为了在新的国际格局之下维护其霸主地位，掠夺别国资源或进行政治、文化控制。结果像伊拉克那样，被搞得炮火连天，满目疮痍。还有人拿乌克兰、泰国的局势说事。其实，乌克兰局势的实质还是以美国和俄罗斯的争夺为背景的。泰国近年来一直不太稳定，反映的恐怕是不同阶层和政治集团利益和治国理政理念的矛盾和冲突。但进一步想，如果没有“民主”的一些理念和因素不同程度起作用，这两个国家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动乱”和破坏。 国内有两种情况也可以讨论讨论。第一是关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深入充分地阐述了协商民主的作用、渠道、形式。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展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发展前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种民主形式中，选举民主仍然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在各个国家中，不管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绕不过两张“票子”——钞票和选票，前者是实行市场经济形式问题，后者是民主政治问题。但我们不能搞“选票迷信”，要纠正“唯票取人”。要把“票决”与协商很好地协调和配合起来。第二是广泛的民主与中央的权威的关系，这两个方面都有重大的建设任务。在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状况是广泛的民主尚有不足，维护中央权威也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有个别人又重提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政治口号，实行“权威主义”。意义何在？值得商榷。我们还是要强调党历来的传统制度，要真正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仍然是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方向和任务。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吸取国外积极文明成果，建设文化强国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种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的提法是明确和一贯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和全面系统阐述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文章可作呢？其实，正是在文化问题上，社会上分歧最为明显，争论最为激烈，而可以说形成三种不同于上述方针的社会思潮。如何在党的方针和主张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必须筑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其实并不尽然。百年来的中国，始终存在着中、西、马三种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冲突和斗争。我们党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和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并使之理论化的过程。这里的“结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运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摆在“根基”的位置上。抛弃传统、割断血脉，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是在马克思的旗号下搞教条主义，还是照搬西方文化，都会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损失。 在极“左”思潮泛滥、“左”倾政策大行其道的岁月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盛行，结果把中国几千年逐步形成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破坏殆尽，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损害。大破坏以讲“斗争哲学”为中心，大大损伤了中华传统观念上一个核心范畴和首要的价值观——“和”。改革开放以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官场、商场和文化领域又出现了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社会道德滑坡的严重局面。“义”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近乎丧失，使中国社会“软件”系统备受其害。不正确认识和处理“和”与“不同”、“同一”与“斗争”的关系，我们怎么建设“和谐社会”；不正确认识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建立“义”、“利”统一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如何确立和完善？这就说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置于“根基”的地位。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第一个任务和目标。建设文化强国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和发展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不可避免的“竞争”中，软实力看似无形，其实是最具后劲的强大力量。我们应该推出何种文化？这里不言自明。推进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要逐步解决文化认同问题。中华各民族，包括海外同胞、侨胞，能接受和必然接受的是什么文化？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没有这种文化认同，就没有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并不只是“应然”，而且是“实然”、“必然”的。这就是说，经过百年来、特别是建国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我们已越来越自觉、自信地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其中的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比如，作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就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上。“构建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等，全方位地体现了中共从强调“斗争哲学”转向突出“和为贵”、“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主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5]这是江泽民在乔治·布什图书馆演说中对和而不同的阐释，反映了中国对这一传统价值观的高度重视和将其介绍给世界的意向。再如，在科学发展观中，把“均衡”作为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在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总的来说，就是要从体制和机制上使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能够协调、平衡发展，都说明实践把发展的“平衡”这个传统政治文化凸现出来，要求人们更加自觉地加以应用。又如，实践中已把掌握适度原则提到新高度。在前述的三组三者统一中，特别是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这三个“度”有机统一起来，典型地说明“适度”这一哲学意味很浓的概念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领导艺术，其文化底蕴正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这或许可以称为社会经济政治运作中的“中国功夫”了。 2.必须正确处理中外文化的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实行借鉴和吸收国外一切文明成果的一贯方针，是我们党一贯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很坚决。他指的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用了三个“一切”，一点不含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正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了不起，也正在于它历来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它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敢于和善于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实、发展自己。“夜郎自大”只能导致落伍。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消除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要警惕西方某些人在文化的幌子下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第二，特别还是要区分清楚什么是姓“资”的文化，什么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产。如何看待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概念？对此，多年来党的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作出明确的回答。诚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概念的解释和实际应用同社会主义中国是有许多区别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些都是人类共同文化的文化财富。我们自然不能把这些财富的“所有权”、“发明权”、“解释权”拱手交给西方。 3.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弘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和借鉴、吸收国外文明成果中，同样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指导，我们就不会一味讲“和谐”是我们的哲学，因为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摩擦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会过分强调“平衡”的重要性，忽视了“不平衡”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我们在讲“中庸之道”、“执两用中”时，也不会忽视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成分有其精华，也有糟粕。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分清精华或糟粕是最好的武器。例如，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于苏共，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斯大林在国内搞个人崇拜，在国际上搞大国沙文主义。这两个东西正是老沙皇的传统文化，斯大林没有自觉抵制，结果成为后来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教训。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