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时期与国际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国际竞争论文,时期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1)06-0062-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热门话题。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早在工业化大生产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且按照不同的标准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划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可谓仁智各见。（注：参见丁志刚：《全球化问题综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本文试从经济全球化内在驱动力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两个明显的时期：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所启动的资源经济全球化，时间大体是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另一个是由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所激发的知识经济全球化，时间标志是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涌现于80年代后期，演化于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经济全球化在这两个时期的内涵、内在驱动力及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与此相对应，这两个时期国际竞争的重心、争夺对象及竞争规则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 资源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源经济全球化的序幕。工业化大生产从两个方面启动了资源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为资源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辐射提供了可能性，如1814年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车，随后又制造出蒸汽机船，由此大大改善了交通工具，从而使人类提高了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并将地球上分散的经济体系联系起来；二是资本超额利润最大化的冲动性，使得工业化国家产生了对海外廉价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的需求，也促使工业化国家将本国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正如恩格斯当年所分析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所发生事情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资源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在资源经济阶段，生产的分配主要按自然资源（包括通过劳动形成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进行。”（注：吴季松：《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工业化大生产出现后，西方经济学家称“劳动、土地和资本”构成了创造财富的三要素，但在财富生产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资源（附着于土地）与劳动（者）分布极不均匀，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欲望迫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跨出国门，寻求更多创造财富的“要素”。因此，资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是通过地理范围的扩张来满足资源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廉价的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与产品销售市场。在当时，这种驱动力表现为有一定实力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后，通过殖民化向落后的非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输出工业产品，同时用血与火的暴力和战争控制与征服更多的领土，以攫取那里的原材料。
19世纪的英国就是资源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按英国当时的人口、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情况计算，它只占世界总财富的3%。但由于英国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由此积累了较强的国力。凭借其坚船利炮，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抢占“无主土地”。它所占领的海外殖民地大于其领土面积的130倍。正是在“日不落大帝国”范围内实行殖民统治和掠夺性贸易，英国才得以迅速爆发起来，竟占据世界总财富的50%，从而使大英帝国以霸主的身份雄踞于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
这个时期国际竞争的重心是极具对抗性的军事竞争。在资源有限的国际社会里，各国都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经济人”。美国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的科学。在国际交往中，各民族国家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在竭力地“维持权力、增加权力、显示权力”。（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由于各个国家追求的利益不同，所产生的“权力冲动”各异，因而导致频繁的国际冲突。在这种以“权力——利益”为轴心的野蛮国际冲突中，无论是维持现有权力、增加权力，还是显示权力，西方列强的对外目标都是抢夺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谋求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在军事上占优势的国家才能获得更大的支配别国的权力，同时，只有在权力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才能获得更多的属于别国的财富。纵观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国，无一不是其各自鼎盛时期的军事强国。
资源经济全球化的特点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工业强国所奉行的炮舰政策和武力征服，由此导致了这种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极具排他性和野蛮性。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是以大量占领殖民地为动力，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的。各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列强）以自我为前提追求其最大化国家利益，从而形成了被人们称之为“狗吃狗”的国际关系体系，即各国均以牺牲他国为代价来赢得全国利益的体系（这也是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基础）。于是，资源经济赋予了国家利益以特定的内涵，即本国的安全和发展往往是以别国的不安全和落后为前提，正如300年前一位德国人所说，“一个国家当前的富裕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所拥有力量的大小和财富的多寡，而主要取决于其邻国力量的大小和财富的多寡。”（注：范军：《无情的较量》，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国际竞争中所遵循的是以邻为壑、非输即赢的竞争规则。
这种国际竞争规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战争与革命。最初工业化国家以战争方式将其经济活动扩展到世界各地。先是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主义战争，尔后欧洲工业化国家在向国外扩展经济活动过程中，为争夺殖民地而相互发生冲突，并引发出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等，最典型的当属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资源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将欧洲现代文明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欧洲以外的人们有了民族自决和阶级平等观念。资源经济全球化培育了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要求，进而爆发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和阶级革命运动。
在这轮国际竞争中，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积累了较强国力的少数欧洲工业化强国，搭上了这趟资源经济全球化的早班车，它们抓住了机遇，占尽了便宜，无疑是最大的赢家；世界上绝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错过了这趟班车，成为被欧洲列强殖民和奴役的对象，从而被迫充当了欧洲工业强国得以长足发展的铺路石。
二 知识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开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70年代，材料工程、能源工程、生物工程、信息工程和宇宙工程等得以兴起，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算机网络技术、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卫星通讯等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演化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第二阶段，即新科技革命时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加狭小和透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所谓知识经济指“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注：赵桥梁：《知识经济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它是以知识为主要资源，以技术、技能等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全新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将取代资本和能源，就像资本和能源在20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一样，成为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而知识是一种可以反复使用、低成本复制和扩散的重要资源，因而是无限的资源，从而有利于突破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瓶颈的制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与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相比，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特点。
（一）国际竞争的重心已经由军事转向经济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和能力取代自然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大趋势。美国学者瑟罗在《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一书中谈到，“到下一个世纪，依靠自然资源谋生的人将会越来越少”，“自然资源将不再是角逐的主要因素，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致富的保障了，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再成为致富的障碍了”。（注：赵桥梁：《知识经济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可见，占有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再是衡量国际竞争力强弱的惟一尺度，这一变化意味着知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必再像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那样使用武力来推进。国际竞争中按军事力量分配资源和权力的机制要逐步让位于按知识分配的机制，军事实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不再是国际竞争中的惟一杀手锏。
世界各国都把优先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界限日益模糊，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以往那种以邻为壑的零和游戏规则，虽然有时还受到某些国家的青睐，但其应用范围和运作方式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使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方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伤害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这种伤害超过了通过战争所能获得的利益，即战争成本大于战争红利时，那么，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
经济手段比传统的军事手段更具穿透力和投射力。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深化的今天，一味通过战争和政治恐吓不但难以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冒陷入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即使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不同时辅之以经济制裁或禁运，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用经济手段参与竞争，既可以减轻竞争本身的风险，有时又可以实现军事手段所实现不了的目标。如经济封锁、经济制裁不仅能够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还能够降低对手的人民生活水平，从而使其丧失斗志，达到威慑对手、打击敌人的目的。这种以经济手段超越政治和战争手段的主张在西方正逐步发展为“软权力”理论。
上述情况表明，当前的国际竞争只是重心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军事实力已经无关紧要了。在以军事手段不能如愿或难以如愿地获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时，经济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变相互冲突为相互依存，从谋求武力霸权转为谋求经济领先；在用军事手段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其国家利益，或达到国家目的的时候，它仍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以及2001年2月美英对伊拉克的空袭，就足以说明，军事手段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是国际竞争中的“重磅炸弹”。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式，以便最终满足其国家利益。坦率地讲，“他们要的不是战争，而是整个世界。”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就是当前国际竞争新形势下的真实写照。
（二）科技优势正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目前，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步步深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自1991年以来，出现的所谓“美国新经济”，其背后的真正动力乃是科学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使得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名副其实的龙头产业，从而成为拉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柱。据科学家和未来学家的预测，科学技术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初为5～20%，70年代至90年代为70～80%，信息高速公路网建成并得以完善后，将会达到90%以上。因此，科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科技也是提高与维护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美国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维护两个世纪的世界霸权，就在于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世界工业的中心，而英国的衰落也是从科学技术的停滞开始的。美国自70年代出现的相对衰落，同样也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其本国科技的相对扩散而导致的。（另外，据西方权威人士分析，只要日本当局作出政治上的战略决策，凭其现在拥有的科技实力，日本完全可以在3～6个月内完成核武器的研制和实战装备。）由此可见，科技水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尺度。
世界各国在战略上日益重视和发展科技，把科技的地位和作用放在国际竞争的全局中来权衡。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争夺高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抢占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纷纷增加研究与发展费用，竞相推出高科技发展计划。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日本和西欧所展开的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亚洲“四小龙”等，也都在加紧研究与开发，利用本国和本地区的资源、文化、人力优势，极力推广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期在世界科技领域抢占一席之地。
这正如江泽民所说的那样，“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注：宋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三）人才竞争是国际竞争的焦点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创新的核心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而经济全球化所要实现的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包括知识和人才的流动和配置。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人才尤其是具有专业知识、丰富经验、顽强奋斗精神、出色的外语能力以及有突出的责任心等优秀素质的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各大公司的首要争夺目标。大力培养和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具有上述品质的人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教育与培训计划”、“高技术立国”、“科教兴国”等已被许多国家信奉为增强国力、提高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世界强国美国的人口虽只占全球总人口的5%，却拥有世界50%的研究生、35%的大学生以及25%的科技人员，这正是美国“新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由此可见，在当今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人才优势已经取代了传统的资源优势，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绿色革命和新材料革命的兴起，已经降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同样，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手段也使得“资本积累”不再是绝对优势，只有拥有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优势。对此，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并反复强调，“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所以，世界各国角逐的焦点将是科技与教育，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综合国力的大较量。
（四）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
迄今为止，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主角仍然只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大国，它们不仅占据资本、技术、信息及科技人才的优势，而且还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西方国家利用这些优势，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试图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乃至文化推向全球，以谋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霸权，在国际竞争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构筑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首先，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科技、经济实力以及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进行，世界各国经济互动性越来越强。这种互动性一方面表现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也就是西方经常鼓吹的“同舟共济”现象；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福祸相依”现象，即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出现麻烦或收缩时，另外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就会从中受益。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4月5日的一篇文章，曾经露骨地承认，“世界的祸就是美国的福”。
其次，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政治全球化。由于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统一大市场形成的过程。在西方国家看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促使西方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全球化。
再次，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大搞文化渗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利用信息撬开他国大门，宣传自己的思想文化，宣扬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心理战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控制、实现自己霸权目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竞争中，如果A国接受了B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就意味着A国接受了B国的评判标准，也就等于A国接受了B国的优势地位。可以想像，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已被外来文化所占领，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思想文化的独立，同样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独立，前苏联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戈尔巴乔夫大谈以西方价值观念为蓝本的改革新思维时，许多苏联人就不再崇拜列宁，转而笃信西方的“民主”与“自由”，苏联人民的文化认同感逐渐淡薄，苏联人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在发生变化，直至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总之，在知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起点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由于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运作及管理的先进经验，操纵着世界主要经济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经济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西方发达国家是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陷阱”。然而，面对知识经济全球化这股汹涌澎湃的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掉以轻心，各民族国家深深懂得，在这场激烈的“核心——边缘”国际竞争中，必然伴随着一部分民族国家优胜与劣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在抢时间、争速度，厉兵秣马，展开一场综合国力的大较量。这场综合国力之争犹如世界大战一样激烈，扣人心弦。正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大声疾呼的那样，“当前世界经济宛如一个战场，各国企业在期间无情地争斗，倒下去的必定是死亡，不会收容俘虏。”（注：赵桥梁：《知识经济与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三 结论：经济全球化两个时期国际竞争之比较
通过以上就经济全球化的两个时期及其国际竞争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资源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工业化国家在最大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和海外市场的欲望驱动下而强制推进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系被粉碎后，非工业化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源经济全球化，被迫充当了工业化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知识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但发展中国家在权衡利弊的同时，大多都主动融入并积极参与知识经济全球化。两者相比，目前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比上次涉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竞争的动力不同。资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是通过地理范围的扩张来占领尽可能多的殖民地，支配更多数量的自然资源，从而最大化的占有财富；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是一种更为合理、更为高级的“知识利益”的驱动，它是通过使用掌握科技知识的技术人才来创造财富。国际竞争中，按军事力量分配资源和权力的机制逐渐被按科技知识分配的机制所替代。
2.竞争的重心不同。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国际竞争的重心是军事竞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拥有更大的支配别国的权力，意味着可以占领更多的属于别国的财富；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的竞争重心已经转换为以人才与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奉行的基本国策。
3.竞争的规则不同。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规则是非输即赢的零和游戏规则，表现为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对抗性”竞争，所导致的结果是一系列的战争与革命；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竞争规则逐渐演化为“对内自强不息，对外竞争共处”，有时表现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合作性”或“共赢”性竞争，但更多的表现为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科技优势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操纵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方向，在国际竞争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构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收稿日期：2001-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