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术 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自觉论文,学术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世纪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建安时代是一个“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之时代，本文就此说之滥觞、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与描述，并加以检讨，最后就此一问题提出一己之见。文章认为，处于汉魏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潮巨变之转捩期的建安时代，其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具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 文的自觉 人的觉醒
在世纪末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学界掀起了一股“蓦然回首”之风，对百年学术之发展、歧变与转型进行深刻的回顾、反思。当此之时，不可忽略了对中古时代“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说的再审视。之所以如此说，理由有四：一是“文的自觉”说提出于本世纪初叶，到了世纪末，其风愈烈，几为定论；二是“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说并不囿于文学批评史领域也不囿于文学研究领域，它跨越了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诸领域，被人目为中古文化之特征；三是“文的自觉”时期在初次提出时所覆盖时间范围较小，后来由“魏时”、“曹丕的一个时代”扩展向“魏晋时期”、“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四是“文的自觉”说与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与中国文化的巨人鲁迅、与当代美学家李泽厚有直接的联系，“文的自觉”说不仅在国内拥有广泛的倡和者，即使在国际汉学界亦深入人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说历时之久、影响之巨在学术史上并不多见。本文拟就“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说之滥觞、嬗变作一简略的回溯、描述，并加以检讨，最后就此一问题提出一己之见。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正本清源，本文的讨论立足于建安时代。
1 “文的自觉”论提出于本世纪20年代。
首先要澄清这样一个误解：“文的自觉”是鲁迅先生1927年9月在广州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这个误解在今日学术界依然根深蒂固。事实上，首次提出“文的自觉” 说的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先生，1920年铃木先生在日本《艺文》杂志发表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文章明确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的《中国诗论史》，前文作为该书的第二章录入。铃木认为：
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著有《典论》一书，……评论之道即自此而盛。《典论》中最为可贵的是其认为文学具有无穷的生命。……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1]毫无疑问，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是一部不仅早于日本的学者，甚至还早于中国学者罗根泽、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著作的划时代的创造性成果。”[2]他认为魏的时代文学脱离了道德的轨道从而成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提法前无古人，可作为一家之言，以俟深入探察。需要说明的是，“文的自觉”语出铃木之文的史实，中国学术界并不了解，即使《中国诗论史》之中译本在1989年出版后，许多学者仍然未能读到，何况在中译本出版之前。所以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省称为《魏晋风度》）而不是铃木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
鲁迅先生演讲中的这段话曾经和正在被广泛征引：
他（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这就是中国学术界“文的自觉”说的“源头”。应该如何理解这段话及《魏晋风度》呢？我以为三点需要厘清：
第一，鲁迅著作包括《魏晋风度》一文是近百年来学者研究建安文学乃至中古文学、中古文学批评的指针，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价值。本世纪初，中国有了科学的文学史、文论史研究学科，出现了一批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鲁迅先生是其中披荆斩棘、筚路篮缕的开拓者。《魏晋风度》一文标明他摒弃了陈旧的研究方法，将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汉魏之际的政治情势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建安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对20世纪的建安文学乃至中古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王瑶先生完成于40年代的《中古文学史论》，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力作，作者在1984年的《重版题记》中谈到了鲁迅著作对自己的教益：“由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鲁迅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的研究，长期以来作者确实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对某些问题的精辟见解能给人以启发，而且作为中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以及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3]王瑶先生此论道出了几代学者的共同心声，浏览近数十年来的中古文学论著论文，无不沾溉于鲁迅之思想、观点和方法。可以断言，鲁迅的思想、观点、方法不仅是本世纪学者科学研究的工作指针，而且在新的世纪里亦将继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魏晋风度》一文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论文，有其特殊的背景、特殊的用途、特殊的情感。鲁迅在这次讲演前后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
现在我已答应了这里市教育局的夏期学术讲演，须八月才能动身了。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4]
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5]
据此可知，本文不同于那些爬梳史料，精心推敲的科学论文，其间渗杂了许多讥讽时事的成份。一方面作者借魏晋间的人与事指桑骂槐，抒发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另一方面此文又决非不讲史实、信口开河之作。文章能够联系魏晋政治情势以探讨文学本质，对魏晋诗人作出了独特的评介，体现出鲁迅对有关问题的长期而严肃的思考。因之，对这篇文章的思想与方法我们应该深入领会，但对一些具体观点，则不能盲目照搬。青年学者钱志熙博士认为：“鲁迅先生所概括的一些文学史现象都带有鲜明的个性，包括他提出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等，在揭示了文学史真迹的同时，充分反映了鲁迅的思维个性和文学敏悟力，也透露出某些时代气息。对于这样的文学史现象，决不能视为单纯的客观知识而不加思索地承袭运用，必须理解它的内涵。”[6]这的确值得引起每一位研究者的三思。
第三，就“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观点而言，是不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还值得进一步推敲。这一提法的出现不外乎三种可能性：一是鲁迅之观点与铃木的观点不谋而合，如同俗语之“英雄所见略同”；二是鲁迅引用铃木的观点，他本人亦赞同这种观点；三是鲁迅虽然借用了铃木的观点，但他不一定赞同这种观点。据我的推测当属于第三种情况。因为文章“用近代文学的观点看”，显然是对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种观点的引述，并非自己的创见，鲁迅对日本汉学界相当了解，他当看到或间接听到铃木的观点是完全有可能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加了引号，或者就是对铃木之文的直接征引，限于是一次讲演稿，同时作者的重心不在此，对此仅是一提而过，故没有注明出处。况且，在鲁迅的文章中，此句后还加了“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两句并列，表明在鲁迅眼里，既可用彼来表述亦可用此来表述，并无非此即彼，厚此薄彼之意。这起码说明“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非关于本期文学特征的唯一的精确总括，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这里鲁迅把曹丕的思想比之为近代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实际是一种幽默的说法，目的在强调出他的思想的崭新的特色，并不真的以为曹丕就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因为曹丕还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的话，他自己的诗赋也很有一些是寄寓着训勉的。”[7]在我看来，如果说后者是一种“幽默”的说法，那么前者亦有“幽他一默”的可能性。有些学者认定：鲁迅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很不赞成，写过许多文章批评这一观点，而且就在本文中也对它作了直接了当的否定。鲁迅只是借用“近代所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喻体，对曹丕的革新文学思想进行了比喻和强调罢了。喻体和本体既有类似点，又是不同性质的。因此，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8]如果说鲁迅真的不赞成第二种论点，那么他也不一定必须赞成第一种论点。非常明显，鲁迅之所以将两条论点并列，是因为在他看来，二者是相近的而不是相反的。我的推测是：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引述了日本汉学界的一种说法，又认为这种说法接近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因为不是他所论述的重点问题，故只是在不经意中一笔带过，不予深论。
即使说“曹丕的一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观点是鲁迅自己的创见或是因赞成而引用铃木的说法，我们亦要指出：鲁迅的观点则是不确切的。虽说鲁迅与铃木之观点大体相同，细辨之还有微妙的区别。铃木认为曹丕离开了“道德论的文学观”，“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而这个非道德论和自身价值建立在或者说包容了“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换句话说，文学作为“经纶国事的根基”与“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二者并不冲突。而鲁迅却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而事实上，曹丕没有说过诗赋不必寓教训的话，也并不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他自己也创作了不少寓训勉于诗赋的作品。这一事实，有目共睹。
在鲁迅《魏晋风度》一文发表之后，“文的自觉”这一提法日渐在学界流行。王瑶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论的发展》云：“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中上，魏晋都可以说是自觉时期。……到了魏晋，无论就文论肇始说，或文学观念的比较独立说，都和以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9]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云：“建安时期，文土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10]王运熙、杨明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云：“魏晋时期确是一个审美意识大为发扬的时代。……由于儒学中衰，儒家思想对人文头脑的束缚松弛了。于是文学不再仅仅当作政教工具和附庸，它本身的审美作用被充分肯定，人们对其审美特点的认识日益深化，虽早已存在，但遭受儒家正统观念压抑的某些审美趣味、文艺观点得到了发展。鲁迅曾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确是十分精当的。”[11]
以上三条引文分别产生于40年代、60年代、80年代，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流行于不同的时代，对中古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发生了巨大渗透力。而且“自觉”的“时代”由鲁迅所说的“曹丕一个时代”扩展到整个“魏晋时代”。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所谓“文的自觉”说采取了慎审的乃至怀疑的态度。张少康先生即表示不同意鲁迅提出、并为多家所沿用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于魏晋之成说，他指出：“我认为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我在五年前就已经说过，鲁迅这个说法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12]前文所引钱志熙博士之论亦为一例。但与雷同一响的局面相较，持不同意见者的呐喊极为微弱，且这种怀疑否定之观点大多发表于80年代后期。
以上所描述、考察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的自觉”说的提出，以及这一说法在本世纪中久远绵长的影响。如果说，二三十年代是“文的自觉”的说的发生期，那么八九十年代则是它的兴盛期。兴盛期的到来是以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为标志的。
2 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提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时代的新见解，从而给已有的“文的自觉”说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使后者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李泽厚指出：
醇峨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13]
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课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
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前述人的主题的具体体现。
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的产物。[14]
《美的历程》1981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重印，一时风靡学界。其中对“人的觉醒”和对“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之间关系的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响应。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之《中国美学史》第二卷《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洋洋64万余言，即是围绕《美的历程》中“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期”这一观点而展开论述的。至于本期文学、文论、历史、玄学、佛学、书法、绘画、音乐、美学、心理学等领域之专著、论文引用或阐发此一观点者难以统计，相反，论述中古文化而不言“自觉”、“觉醒”者反倒难以觅得。本文姑且将李泽厚先生及其观点之认同者称之为“觉醒派”。归纳起来，“觉醒派”的主要观点有：
⒈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不限于鲁迅所说的“曹丕的一个时代”，而是在不同的论者那里，“文学的自觉”所覆盖的时间段并不一致，例如有人认为：萧纲说的“文章且须放荡”一词，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两块丰碑，它们前后呼应，萧纲之语象征文学自觉运动的完成。”[15]显然以整个魏晋南北朝为文学的自觉时期。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魏晋是“自觉”与“觉醒”的时期。
⒉“文的自觉”不纯粹是一个文学概念，它是一个美学概念；“自觉”体现于自觉时代的各个领域。
⒊“人的觉醒”的哲学底蕴是道家思想。《美的历程》率先提出：“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09页——110页）此后，许多学者沿波而下，将这一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认为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并成为其基石的，是人们自觉的个体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崛起，有人认为最集中最深刻地体现人的觉醒的是士人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哲学沉思，以及新的玄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提出，是故玄学才是人的觉醒的根本标志；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价值取向，是道家的个性自由。个性的极端被压抑所形成了巨大社会反弹力，在汉魏之际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迸发出来，形成不可抗拒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上述各说中虽然有怀疑论哲学思潮、魏晋玄学、文化清流等表述的差异，其实皆可归之于老庄哲学思潮。在“觉醒派”看来，本期的“觉醒”与“自觉”乃是冲破儒学思想之桎梏，投入老庄道家哲学思潮怀抱的思想解放运动。
⒋在“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之间的关系上，“觉醒派”一致认为：文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没有人的觉醒，就没有人的审美意识的精进，就没有文学的审美自觉，文学便无从取得独立的地位。
⒌“文的自觉”的新内涵。章培恒先生在《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评价》一文，章先生虽然不一定属于“觉醒派”，但他的论点与“觉醒派”有诸多共同点，他指出：“在这以前的文学，许多都重在政教，……但都并无尊重个性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实从这时期的文学开始。”“人的自我意识加强是最引人瞩目的，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因此，创造美就成了文学的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文学致力于美的创造，这比起以前的文学之强调功利性，实是一种进步。”此后，析论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自我意识之觉醒的文章日渐增多，例如陈良运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个性”与“情感”两个方面。他说：“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终于进入到了‘文学自觉的时代’。……首先，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作家对人的个性的尊重，赋予表现的对象以较强的自我意识。”“其次，情在文学领域的地盘不断扩大。”“此情，当然是个体之情感，有独特、鲜明个性之情感，决不再是那些被规范了的，属于某政治意识范畴的‘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所谓‘动天地，感鬼神’之情。”[16]在“觉醒派”看来，文的自觉即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文学上的反映，它表现为文学挣脱了政治、教化、社会责任感的束缚，进入到了自我的个性化的自主的美的天地之中。另外，所谓“文的自觉”还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重视。李泽厚指出“文的自觉”的特征在于追求“华丽好看”。“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论，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17]但是，从整个学界看，对这一问题的析论似嫌单薄。
⒍“文的自觉”形成的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众多的学者一致认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吹响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集中反映出魏晋时代人的主体意识之觉醒，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
“觉醒说”在新时期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大陆结束“十年动乱”，结束了极左路线的干扰，进入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之新时期之后的必然产物。新时期出现的“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文学研究的自觉，在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觉醒说”的出现打破了庸俗社会学的旧框架，给中古文学研究领域注入了清新的空气，引导人们去关注、去审视久久被尘封了的艺术世界，原来在那遗忘已久的角落里依然有熠熠生辉的艺术珍宝，有动人心弦的美；其次，“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联姻，使文学、史学、哲学三位联结为一体，打破了往日各自为阵、互不往来的局面，为深入研究中古文化精神创造了契机；其三，将汉末魏晋乃至南北朝时期视为一个整体，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本时期文化流变之大势，从而可以在一个大系统中观照本时期文化之特征，有助于对本时期文化精神作出全新的评价。
古人云：“过犹不及”，在“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这个问题上就存在着太“过”的问题。当“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这种一家之言走向极端，覆盖了整个汉末魏晋南北朝之后，就暴露出它先天的不足。仅就建安一个时代而言，“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说忽略了建安时期在魏晋时代的特殊性，忽略了建安士风与魏晋士风的差异性，忽略了建安文学的个性。因而，我们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一提法并不确切，起码需要严格的定义。此其一也；其二，“觉醒派”中个别学者在淡化政治的同时，不讲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讲作家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这并不切合魏晋文学的实际，至少不切合建安文学的实际；此外，所谓“人的觉醒”犹如泛滥决堤之洪水，其间有思想解放的浪花，也有人性堕落的泥沙，而“觉醒”论者过分强调了其“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浊”，这在对南朝“宫体诗”的评价中表现得犹为明显。我们认为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将“宫体诗”打入十八层地狱自然大错特错，“宫体诗”在描摹自然、表现人体美方面，在促进诗歌之形式美、音乐美方面自有其功；但是用“觉醒”的锦缎去装扮宫体诗，将之捧之九天，亦大谬非然，“宫体诗”毕竟包含着人性的堕落，夹杂着低级的趣味，折射着变态的心理。于此，不能不予以区别与辨析。
这就是我对新时期“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论的大体看法。
3 最后，仅就建安时代“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谈谈一己之见：
（一）关于建安时代“人的觉醒”。建安时代士人的觉醒反映在两个主要的层面，一是政治思想层的“觉醒”，一是生活方式层的“觉醒”。政治思想层面的“觉醒”表现为自觉认同于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志在平暴除乱，以自己之手，开创出一个太平盛世。相对于两汉的纲常学说、规行矩步的士人人格，建安时代的这一新风无疑是一种“觉醒”，是一种挣脱两汉经学、神学之樊篱，自觉认同于原始儒学“修己以安百姓”之精神的“革命”行动，这种精神风貌与“革命”行动作为一种士风在两晋南朝日渐消失殆尽。因之，从表面上看，从建安直到晋宋时代士人充满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无尽的哀伤之情，其诗文中充斥着对人生短促、宇宙无尽的感慨和喟叹，但在实质上彼此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决然不同的。作为一个群体，惟有建安士人才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深切的忧患意识，只有他们的行动才具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主义色彩。处于汉末与魏晋士风转捩期的建安士人在政治层面坚持、弘扬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但在生活方式、生活情趣方面，他们却走上了另外一途，他们沾染了许多纵情任性的风气，助长了魏晋放达之风。曹操在生活中有情有欲，个性鲜明，他不仅多才多艺，不拘俗礼，且在待人接物时态度洒脱，几近粗俗，全无“人主”之尊严。曹丕、曹植兄弟的放达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傅玄曰：“魏文慕通达，无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虽然不能将天下贱守节归咎于曹丕一人，但无疑曹丕与魏晋放达之风有内在的联系，傅玄之评不是没有缘由的，作为太子、皇帝的曹丕对魏晋任诞放达风气有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但要注意的是建安时代的士人他们多能够严格区分政治层面与生活层面的人生态度，放达风气在他们身上只居于次要地位，曹操、曹丕的放达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孔融的ヅ仫乃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贰式，与正始诗人阮籍嵇康相近，属于有为而放，不湍于正始之后的无为而放、为放而放。
的确，从汉末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士风从总体上看呈现这样的趋向：士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消弥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越来越关注自我，越来越重视个性，日渐走向自我的内在世界，但在建安士人那里志在天下的抱负、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关怀民瘼的优秀品格始终是士风之主导方面。
（二）关于建安时代“文的自觉”。文的自觉首先反映在诗文之内容上，与建安士风相对应，关怀民生疾苦，再现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其建功立业的壮志，是建安诗歌的主流，是形成“建安风骨”的关键。是的，这里有哀伤，有悲叹，但源于一己私欲无法满足的忧伤与源于哀民生之多艰、忧一统大业未竟的哀伤毕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哀伤而颓废、堕落与因哀伤而奋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魏晋诗人唱出的并不是同一的哀伤、同一的感叹、同一的思绪、同一的音调。建安诗人不仅突破了两汉经学家的诗教说，使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诗言志”这一诗学理想得以落实，而且在“情”的领域奋力开拓，实现了人的再发现与自然的再发现，其诗歌写出了生命主体对社会政治之情，生命主体对自然世界之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亲情与友情，为中国文人诗苑开垦出一片片沃土，使中国诗歌体类之建构宣告完成。“文的自觉”还体现在意象的更新与意境的开拓上。三曹七子的诗歌丰富了古代诗歌意象，曹操、曹丕、曹植皆形成了自己的意象群。“一个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18]在三曹之前，只有庄子与屈原形成了自己的意象群。三曹诗歌意象既各有特征，又具有共同性，再加上“七子”和蔡琰等人的创作建构成一个巨大的“时代意象群”，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建安诗歌意象的组合手法出现了并列式、递进式、辐射式、辐辏式等多种方法，意象的密集度进一步提高，个别诗歌意象之密集已接近唐诗。以情感特征论意境，有积极情感意境与消极情感意境之分别。三曹皆有喜境，但都着力于消极情感意境的营建，分别创造出“悲境”、“忧境”与“哀怨之境”。悲境指向社会政治之巨变，有悲天悯人之情怀；忧境重在表现淡而绵长的万种情愁，是一种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苦思和对生命不圆满性的叹息，哀怨之境更多地抒写生命主体所承受的摧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苦痛与怨悱，曹植哀怨之情又包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两重性质。从而，可以说三曹诗歌深化了“有我之境”，表现出迥然相异的抒情主体形象。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还表现于对诗歌形式的探索，三曹完成了由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过渡；三曹特别是曹植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史之正统地位。曹丕对诗体有多种探索，在七言诗发展史上影响尤巨：建安诗人确立了五言诗句之二一二或二二一式结构，确立了入题——描写——感慨的写作模式，为后代诗人树立了典范；在曹植时代，诗人已开始对诗歌内在音乐美（声律）的自觉探索，曹植部分诗歌声色和美，“平仄妥贴”（谢楱《四溟诗话》）、“八音朗畅”（沈德潜《古诗源》），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还表现在文人集团的出现。包括三曹在内的邺下文人集团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色彩极为明显的文人集团，曹丕兄弟与邺下文人谈艺论文，诗酒唱和，同题共作，相互品评，编辑文集，在中国文人集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以“副君之重”，组织领导了邺下文人集团，是一位出色的文人集团领袖。我所赞同的建安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主要是指此而言。需要补充的是，学界认定表现了与儒家传统文学观念决裂的自觉之宣言——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它所表现出的是向原始儒家文学观的回归，它所宣扬的并非文学的独立而是文学与经纶国事的联结。[19]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云：“学术变迁之剧烈莫过于三国之际。”处于汉魏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潮巨变之转捩期的建安时代，其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具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这些独特的内涵与价值似不可用眼下盛行的“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一成说来予以概括。
注释：
[1]铃木虎雄著，许总译《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38页。
[2]《中国诗论史·译者序》，引吉川幸次郎语。
[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140页。
[5]《鲁迅书信集》，第204页。
[6]钱志熙《审美·历史·逻辑》，载《缀玉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4页。
[8]解中平《〈典论·论文〉之开创意义》，《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56页。
[10]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29页。
[11]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第7页。
[12]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3]李泽厚著《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108页。
[14]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18页-120页。
[15]陈良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文史知识》，1994年第11期。
[16]陈良运《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个性”和“情”》，《复旦学报》1988年第5期。
[17]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24页，第120页。
[18]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19]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拟另撰专文论述，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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