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与民族创新——兼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力衰微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力论文,近代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民族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1）08—0001—04
一
每当想起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土地占世界十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迄今尚无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时，富有自尊心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免感到心情沉重和忧虑。人们的心情之所以沉重和忧虑，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迟迟不能赢得这一世界科学的最高奖励，而在于由此意识到了我们民族创造力的欠缺和不足。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创新能力的匮乏将意味着一个民族缺乏最根本的竞争力，意味着一个国家难以迎接和适应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对此，许多人往往会把目光首先转向对民族素质的审视上。
是不是人种因素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呢？稍加推论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
首先，现有的考古资料证实我国200 多万年以前出现的元谋猿人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猿人种群之一，而较后出现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则是当时世界上进化最为发达的原始人部落。种族学将世界人种分为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欧罗巴人种三大种系，现有的种族学研究表明这三大人种之间尽管在体形、肤色和血型频率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其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智能水平并无明显差别。其次，历史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中华民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河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人类最早出现的文明，我们曾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独领世界经济、文化和科技之风骚。再返观当代现实，尽管我们的本土上未涌现出诺贝尔奖得主，但一批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外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等却接连荣膺此项桂冠。而且大量研究表明，美国高科技领域里的许多优秀人才属于华裔，硅谷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级工程师是华人。
总之，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考察，我们都无法把近代以至明清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力衰退和匮乏的原因归咎于种族素质和遗传基因。在排除了对民族创造禀赋的质疑之后，我们只能把思维的焦点转向文化与教育。
二
关于文化环境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是创造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文化环境与创造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罗杰斯认为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是激发创造力的先决条件，“一个在整体上是被动而墨守传统的民族，是不会有能力面对愈来愈大量出现的问题的”。〔1〕马斯洛认为“为了促进创造力我们必须要准备好适宜于创造力的气候”。〔2〕阿瑞提则把文化环境视为“创造基因”， 认为“包含创造基因的文化与具有潜在创造性的个人相结合”才会产生创造力〔2〕。“由于受共同的振动……因此许多天才一同并迅速地接连出现”〔2〕。《学会生存》一书指出：“人的创造能力是最容易受文化影响的能力，是最能开发并超越人类自身的能力，也是最容易受到压抑和挫伤的能力。”〔3〕
从创造学的上述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近代以至明清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落后保守、不适时宜的文化观念与习俗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这些有碍于民族创造力发展的消极文化因素主要有：（1）封闭保守。 长期的小农经济使明代以后的中国形成了牢固的封闭意识和保守心态，在理念上膜拜祖先，尊崇传统，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政治上以天朝帝国自居，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淡漠外交；在生产方式上自给自足，禁绝贸易，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因循守旧的文化观念与创造活动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开拓性文化特征根本相忤，因而必然桎梏民族的创造力。（2 ）文化专制。君权政治的特点必然导致文化专制、精神垄断，这种专制自宋明理学之后达到了至极的程度。在文化专制的肃杀氛围中，人们的思想和意志被牢牢地禁锢，不可能产生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心理安全和精神自由。（3）贬抑个性。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注重整体、和谐、均衡、匀称，因此，对个性鲜明、棱角凸出、标新立异者向来给予严酷压制和打击。所谓“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等即属于此。（4）中庸之道。取法于中、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是儒文化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中庸哲学导致人们怕冒尖，随大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动机。（5 ）无为而治。这主要是道文化的思想，所谓“虚静无为”、“随遇而安”、“听天由命”、“激流勇退”等，这种观念引导人们逃避现实，回避矛盾，不思进取，淡漠和遮蔽了人们的创新意识。正是上述文化积弊束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急剧拉大。
在理清了文化与创新的内在关系以及探明了文化因素对民族创造力的影响和阻碍之后，今天我们在培育和激发民族创新精神的时候，在构建和实施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就必须同步地注重文化环境的建设，就必须消除传统文化积淀中有碍于民族创新精神发挥的消极成份，而去努力营造能够培育和激发民族创新精神的时代文化。
什么样的文化环境能够激发民族的创造力呢？对此，阿瑞提提出九种文化因素蕴含着“创造基因”：文化手段便利；对文化刺激开放；注重正在生成的而不只是注重已经存在的；无差别地让所有人自由地使用文化手段；在严重压迫或专制之后获得自由，或者哪怕是保持着适当的差别；接受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文化刺激；对不同观点的容纳；重要人物的相互影响；对鼓励和奖励的提倡。〔2〕阿瑞提的上述观点被认为是创造学中关于文化与创造关系理论的经典学说。借鉴阿瑞提的观点，我们应在文化环境建设方面做出如下努力。
第一，进一步加强文化民主建设。吉尔福特指出：“在安全和自由这两者的心理条件中，存在着我们可以获得建设性创造力的最大限度机会”。〔1 〕这就意味着心理安全和自由是进行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激发民族的创新精神，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和谐、安定团结的文化环境。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保障下，人们才能够把全部的精神和意志集中到从事艰难复杂的创造活动上，才敢于把思维的触角自由而勇敢地伸向任何权威不曾涉及的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民主建设中政治民主建设是关键，因为在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中政治文化处于轴心地位，是影响和带动整个民族文化格调与方向的“风源”。因此，加强文化民主建设除了要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宗旨外，还必须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的步伐。只有实现政治民主才能保障文化民主。
第二，进一步扩大文化开放。“对文化刺激的开放”被阿瑞提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创造基因”，“当不同的文化给有天赋的人带来新的刺激后，这些人就增加了以前从未想到过的创造综合的可能性”。〔2 〕从对人类历史上几次创造力高峰期的分析来看也的确如此。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能够产生举世瞩目的创造成就，最根本的就在于当时文化的开放性，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学说如云的局面，也缘于当时文化思想的解放。近现代以来美国经济和科技之所以高速发展，其成功经验之一也在于实行了广开门户、兼容并蓄的文化刺激开放政策。因此，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广泛增进国内外的文化和学术交流，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汲取有益的成份，开拓新的视野，增强思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同时还应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文化和信息交流手段便利。
第三，建立进取创新的文化机制。文化建设也具有内在机制。首先，应加强对公民责任感的宣传教育。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是一种在强烈责任感驱动下的复杂而又艰苦的劳动。增强时代公民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从精神动力上激发民族的创造力。其次，要建立健全社会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在客观上助长了传统文化中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不思进取的惰性，因此要砸烂“一口锅”、“三块铁”，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优存劣汰、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氛围，可以从生存压力和文化心态上迫使社会群体和个体奋发进取，不断创新，同时也有利于创新人才大显身手，脱颖而出。再次，应建立健全对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的特殊保护与奖励机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如果只有理性的思辨、激情的抒发而无切实有效的政策保障和举措，就会流于形式，失之空泛。因此，建立文化环境中的创新机制，就必须对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予以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荣誉上的特殊关爱与保护。
第四，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现代文明、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人文精神体现着对生命主体价值的终极关怀，倡导尊重人的独立个性和精神自由，在文化内容中对人文精神的增弘必将有助于激发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有助于构建适应创新精神发挥的人文环境。科学精神体现着人对科学的信仰、热爱和追求，倡导人破除迷信，坚持真理，遵循规律，实事求是，对科学精神的高扬必将有助于增强人们投身科学研究与创造的理性意识和热情，同时也能够引导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哲学理念和科研方法。
三
教育作为一种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能够影响创造力已成为一条公认的法则。吉尔福特在总结创造力研究的成果时指出：“其中肯定会有最突出和最持久影响的是与教育有关的部分”。〔1〕《学会生存》一书也指出：“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3〕反思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力衰微的原因， 除文化因素制约外，另一个重要的羁绊就是教育落后。首先，我国义务教育起步晚。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普遍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开始普及5—9年义务教育，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实施了4 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普及晚，从根本上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因而也就制约了民族创造力的发展。其次，高等教育发展滞后。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和生产科技成果的基地，对民族创新精神的开发、培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欧洲到文艺复兴之初欧洲的大学已达80余所。美国早在1636年就诞生了哈佛大学。日本在1877年创立了东京大学。而我国则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开始创办现代大学。就当代而言，无论是在大学的数量、质量以及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高等教育滞后，造成科技人才培养基础薄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差。再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严重偏差。在封建社会和旧中国，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教育的方法是教师单一灌输学生机械背诵。这种教育模式既忽视科技知识的传授，又扼杀儿童的创新精神。解放后我国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长期盛行的极“左”路线却严重冲击和干扰了教育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然而同时却也产生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的，注重知识灌输和死记硬背，这从本质上妨碍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讲，目前教育界提出“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主张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实施创新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教育观念、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育评价、教师素质、学校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从目前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实施创新教育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因为只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才能从整体上消除应试教育机制下对学生创造力发展的种种束缚，才能使学生从“题海战术”、“层层加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而自由自主地发展他们的精神和才能。就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宗旨而言，素质教育本身也蕴含着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实施创新教育还需要在教育的具体领域里着重深化以下改革。
第一，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高度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创造学和人才学的研究表明，独立的个性意识、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创造型人才的基本素质条件。一个思想从众，个性雷同，人格平庸，缺乏独立志向和才能特长的人，很难成为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创新型人才。长期以来，我们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一个误区就在于重视“工具论”而忽视“本体论”，重视社会化教育而忽视个性化教育，重视共性的塑造而忽视个性的培养，甚至一把尺子量人，一个模子造人，其结果造成千人一面，千校一面。实施创新教育就必须要坚持社会化教育与个性化教育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并重，面向全体学生与因材施教并重，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并重，通识教育与专长教育并重。目前，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志向、兴趣爱好和才能特长，使学生生动活泼、自由健康地成长。
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要全面推广启发式。以何种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无疑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返观我国当代教育现实，“填鸭式”、“满堂灌”仍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这种陈腐僵化的教学方法，既不益于学生生动灵活地掌握知识，更不益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实施创新教育必须在教学方法领域里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要坚决摈弃注入式，全面推广启发式。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实践教学。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其蕴涵的能力结构和借助的能力品质不仅包括智力（认知能力），还包括实践能力（行为技能），就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而言，也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曾多次谈到中国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差，这与我们长期奉行的“教师滔滔讲，学生默默听”的教学模式有关。有研究表明，我国中学和大学的实验教学时数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笔者曾对英国中小学教育进行过较为详实的考察，通过比较也深感我国中小学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实践薄弱。英国的课堂教学主要是以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作业和自主活动为主，理、化、生等科学课程伴有大量的演示教学和分组实验，文、史、哲等人文课程伴有大量的视听教学和参观见习，并且在教学计划中还开设有专门的“技术”课程（1988年英政府规定的10门国家课程之一），用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而我们的课堂教学几乎千篇一律是教师细灌慢注、唱独角戏。这种“一言堂”式的教学使学生在课堂上丧失自主学习和动手实践的时空与条件，教学的双边特性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得以体现。因此，实施创新教育的一项重要策略是必须加强教学实践，应增强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主体参与的时空；应增加理、化、生等课程的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比重；应丰富参观、见习、实习等实践环节，并尽可能地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最后建议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也开设技术课。
第四，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强化民主性原则。学校管理活动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校园管理文化，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育和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濡染作用。由前述的文化与创新的内在关系出发，学校管理活动要能够有效地激发师生的创新精神，就必须贯彻民主性原则。强化学校管理民主性原则，重在加强学校领导和各级管理人员的民主作风建设，要形成广开言路、民主议事、师生参与、进取创新的校园管理文化；同时要破除师生关系上的师道尊严，建立尊师爱生、人格平等、互相关怀的新型师生关系以及融洽和谐、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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