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述论——以“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的两份电报”为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多党合作论文,电报论文,两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问题上，明确表示中国不搞一党制，一直致力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然而，近些年来，随着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复电的披露，一些人对此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借此贬损和否定毛泽东多党合作的思想。厘清建国前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份电报”问题内涵的关键，也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之必须。 一、“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的两份电报”引出的问题 1995年，曾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时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安德列·麦弗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科学院1995年第2期《远东问题》上发表了《米高扬的秘密使华(1949年1-2月)》一文。文章披露了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用较大篇幅说明了1949年1月至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晤的情况，其中提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时期，援苏联和南斯拉夫之例，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将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1]1948年4月20日由斯大林签发的苏共中央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想，中国各不同的在野派政党，因代表着中国人民中间阶层的利益，也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还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需要把它们争取来合作，反对中国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说，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下述情况当是可能的，即把这些党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吸收到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中去，宣布这个政府本身是联合政府，以便用这样的办法扩大这个政府的民众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2]米高扬在陈述了毛泽东、斯大林往来电报内容后断言：由于听了斯大林的这个意见，“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待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3] 列多夫斯基文章发表后不久，《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列多夫斯基文章译文的上、中、下部分，译文题目是《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以《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也译载了此文。从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两份电报真伪问题的争论。为此，200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赴莫斯科参加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人员，专门向列多夫斯基询问了这两份电报的来源和其全部内容，并希望他能提供副本或予以公开发表。随后，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查找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两份往来电报。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2000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分别将这两份电报全文以“文件一”、“文件二”的形式公布。《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以《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份电报》为题译载了这篇文章。由于原文发表时漏掉了两个档案顺序号及毛泽东电报的部分文字，引发读者质疑，《远东问题》杂志2001年第5期便再次发表了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也随即再次译载了此文。 由此看来，到此为止，继续争论这两份电报的真伪已没有意义了。可是，近年来，一些人却借“两份电报”漠视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客观存在，甚至对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大加非议，认为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是虚伪的，认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多党合作制度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俗见”。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看待米高扬的“断言”以及如何科学理解毛泽东的电报用语的新问题。我认为，判断米高扬的“断言”是否正确，关键是要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在斯大林复电前后是否有变化。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在斯大林复电前后不是一以贯之的，那么，米高扬的“断言”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对毛泽东的电报用语的理解，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对建国前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历史考察 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份往来电报的内涵，辨明米高扬的“断言”是否成立，有必要首先考察建国前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通晓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确实采取了拒绝与任何国内党派合作的态度。但是，1922年中共二大改变了这种态度，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到1923年中共三大时便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于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正式建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明显的。例如：1923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提出了“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4]的思想；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明：他主张“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5]。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但国民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随着局势的变化而进一步分化。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认为不应把国民党看成是清一色的反动派，同时也认为，国民党以外的一些政治势力有可能同中共合作，中共应取积极争取和欢迎的态度，但当时在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未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推行了关门主义的政策。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不断得到发展并日益为全党所接受。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的著名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实行多党派合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宣言：中国共产党“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6]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将这个民主共和国称为“新的民主共和国”。他说：“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7]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总结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并且把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对民主党派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论》一开始就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多年以来的奋斗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8]。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9]。这表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将多党合作上升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了。因为，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那么，它体现在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上，无疑要实行多党合作制度。继《新民主主义论》说明各党各派各阶级联合专政之后，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将各党派联合专政同具体政策、具体纲领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10]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举国上下都十分关心抗战胜利后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问题。对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8月17日，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毛泽东明确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11]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书面政治报告的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他明确指出：“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2]这说明毛泽东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问题上，注意到中国国情与俄国国情的不同，没有简单照抄照搬苏联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模式。 那么，解放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7年下半年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对多党合作又是怎样的态度呢？这是我们分析米高扬“断言”是否正确的关键。 194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朝纵深发展，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成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双十宣言》宣布：“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13]《双十宣言》提出了八项政策主张，其中第一条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4] 为尽快实现《双十宣言》确定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1947年11月30日至1948年4月20日间，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15]。 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纲领”的新提法相较于《双十宣言》的基本政策的提法，是理论认识上的飞跃。它在客观上将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昭告于天下，也在事实上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直在思考、关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毛泽东是将多党合作作为权宜之计的“策略”。 正因为如此，1948年1月1日，《人民日报》、《辽南日报》、《晋察冀日报》、《东北日报》等多种报刊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针对中共干部的思想认识进行宣传教育，反复强调实施这一“最基本的政治纲领”的政治意义。例如：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李维汉转香港分局、上海局等和廖承志，明确提出“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16]。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至于具体纲领，解放军宣言讲了八条，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又讲了八条。”[17]“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18]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政权问题”作为四个重要问题之一进行专门阐述，可见他对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高度重视。 上述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见诸于他的著作、报刊和党的文件，白纸黑字，不容漠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早已昭告于天下，也不是任何秘密。历史清楚地表明，1947年11月30日至1948年4月20日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关于与民主党派实现多党合作的思想和政策，同1947年11月30日以前的思想和政策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区别，同1948年4月20日以后的思想和政策也完全高度一致，因而得到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拥护，他们热切响应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积极致力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明证。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根本不存在米高扬断言的由于斯大林的建议，1948年4月20日以后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19]。他要求“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20]。这实际上已经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是实行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综上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多党合作思想，它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份电报”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分析任何历史问题时，都必须将之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份电报”内涵的理解，也应如此。 首先，从前述的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可知，建国前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是一贯的，根本不存在米高扬所说的由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情况，米高扬的论断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因此，不能因为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有除中共外，“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几个字，就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否定新中国将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其次，毛泽东所说除中共外，“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句话，在当时是有特定的内涵的，主要是针对企图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讲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独裁政府已陷入孤立的困境，人民解放战争将取得彻底胜利已指日可待。为了挽救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保持美国的在华既得利益，美国政府加紧在中国扶植所谓“第三势力”的活动。1947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后，竭力鼓吹“知识分子大团结”，推动所谓“新的革命运动”，即“自由主义”运动，其实质就是破坏人民的统一战线，继续维护苟延残喘的蒋家王朝。 毛泽东早在1947年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就预见到，中间派队伍中，“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人投到反动派方面去，这是因为中国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和反动势力日益孤立，所以敌我两条阵线不得不划分得这样清楚。一切隐藏在民主阵线中欺骗人民的分子，最后都将露出自己的原形而为人民所唾弃，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队伍则将因为同隐藏的反动分子分清了界限，而更加壮大起来”[21]。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一部分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声明脱离国民党的羁绊，转向人民一边，但也有少数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以“自由主义人士”的名义，继续向中国共产党“呼吁和平”，妄图阻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的脚步。他们甚至幻想依靠美帝国主义乘机发展第三势力，力图破坏革命势力，保存反动势力。他们还白日做梦，计划军事上的布置，企图乘机占领南方几个省份，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坚持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由他们领导的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国家。 对于这些所谓的“朋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坚决重申：“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22]针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1948年3月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3]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可能承担这个历史任务。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了上述思想，并把上述思想提升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24]。由此可见，在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电以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一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上述分析说明，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的信中说的除中共外，“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不是讲的多党合作问题，而强调的是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领导地位问题，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主要指第三种势力)不能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强调的是当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不是走向资本主义，而是要走向社会主义。所以，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这个角度讲，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不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地位，尤其对新中国的领导地位，也是无可厚非的。 再次，远离中国的斯大林，对中国一日千里的飞速发展形势不了解，在收到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后，未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电报的真实意图，误解了毛泽东的本意，所以才有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应该肯定，斯大林复电的内容是正确的，也是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相吻合的、一致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米高扬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行访问时，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共进行了六次会谈。在他到达西柏坡的当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立即会见了他。随后进行了两天的首次会谈。毛泽东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介绍了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目标，准备何时渡江，占领南京和上海；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还介绍了中共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问题时，明确表示：“新政权的性质简单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25]毛泽东强调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毛泽东强调的这一思想，与斯大林复电前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那种认为正是由于有了斯大林复电的建议，中共中央才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说法，显然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不符，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而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绝对不能否认的。做到这一点，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李良明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标签：斯大林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电报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