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假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8)17-0024-07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一个“本体论的承诺”，即以某种本体论为基础，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从而给出人的存在状态的事实判断，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真理性前提和确定的逻辑起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价值澄清”，回答“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判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在人的存在状态的“是”与“应该”之间，需要科学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连接人的存在的此岸性与彼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承诺、价值澄清以及方法设计，都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即人性假设。每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人性假设。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其根源在于人性假设的误读。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假设理论，给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价值和方法三个论题的原则性回答。
一、什么是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具有两重意味：首先，人性假设意味着理论归纳，回答并诠释“人性是什么”以及“人性应该如何”等问题；其次，人性假设意味着理论演绎，以人性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意义归宿。因此，单纯的“人性是什么”或“人性应该是什么”的判断不是人性假设，只有当人性判断被置放在某个理论的入口处并成为其他命题的原点时，才可以被指称为人性假设。“人性假设”范畴首先是由美国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1906-1964)提出来的，但是学术界在对人性假设问题追根溯源时，普遍认同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经济人”假设当作人性假设问题的始基，此二人也因此被看作西方人性假设理论家族中的标志性人物，人性假设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斯密和麦格雷戈开创的理论框架下运行。其实，人性假设问题枝蔓庞杂，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斯密和麦格雷戈的理论架构。如果以学科为标准进行归纳，几乎在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支领域，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教育学等，都会发现相应的人性假设理论。如果对这些领域的人性假设理论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人性假设理论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模型，一个是以“是”为始基，即事实型人性假设；另一个则是以“应该”为始基，即价值型人性假设。事实型人性假设所关注的，是获得确定的“人性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以人性的客观描述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点；价值型人性假设所关注的，是“人性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以一定的价值标准作为人性发展的目标，并且在人性善恶的现实与可能之间追寻弥合裂痕的方法。
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人性假设理论在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发展为显学。斯密和麦格雷戈分别代表了人性假设理论的两个谱系。以人性假设作为经济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首先从亚当·斯密开始。在《国富论》第一篇中，亚当·斯密在阐释社会分工的起源以及交换如何可能的时候提出了“理性经济人”概念，他认为人的利己之心是个人活动的根本动机，计算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之下，通过分工和交换，形成市场机制。逐利的心理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市场机制形成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分散的个人力量导向社会总体利益的增长。这样一来，不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化解，而且“经济人”假设获得了合法性证明。斯密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不仅为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提供了经济学论证，而且承担了经济启蒙的重任，以“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为其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构筑了坚实的知识学和价值观基础，从而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在斯密之后，以“理性经济人”为内核的人性假设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其一是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推进“理性经济人”假设，将“理性经济人”当作无需道德追问的自明前提，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将经济活动数理化，以求得利润最大化，“理性经济人”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公理”。其二是凯恩斯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修正，提出了“有限理性经济人”概念，试图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和二战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学，引入政府干预手段，对抗可能引发灾难的极度扩张的市场自由。其三是当代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古典经济学人性假设的有限否定，他认为追逐经济利益只是人类的行为动机之一，经济学还应该研究那些人们在财富之外的深层次目标。当然，阿玛蒂亚·森是在坚持“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前提下部分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的。
当“人性假设”分析方法由经济学领域进入管理学领域之后，便形成了另一系列的人性假设理论。管理学领域的人性假设理论基本上可以用“X理论”、“Y理论”和“Z理论”来概括。就概念而言，“人性假设”一词是麦格雷戈于1960年发表的文章《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企业的人性方面》）首先提出来的，后被广泛使用，成为管理学理论的核心词汇。麦格雷戈以“人性假设”作为关键词，提出了著名的“X理论－Y理论”，概述西方管理学理论的两个模式。“X理论”是以消极的人性假设作为前提的管理理论，它将人性假设为消极、自私，相应的管理方式只能是采取强迫和利诱的手段，促使工人努力工作。但是“X理论”的偏颇以及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综合了“霍桑实验”的“社会人”假设以及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假设的成果基础之上，麦格雷戈提出了“Y理论”。“Y理论”认为，人是否喜欢工作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由此人性假设出发，管理方式应该以正面激励为主，创造一个能够促使职工发挥潜能、得到鼓励和认可的管理环境，让职工参与管理，分享权力。“Z理论”则是由威廉·大内在《Z理论——美国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提出来的，认为文化价值观念在企业管理中具有根本意义。此外还有基于各种人性假设而演绎的管理学理论，但是基本内容都可以被囊括在上述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之内。
二、人性假设何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
人性假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两种内在联系：一是理论关系，二是实践关系。在理论层面，人性假设不仅表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而且预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在实践层面，不同的人性假设所体现的本体论及其所预制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型构了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人性假设理论是人的发展所能达到的现实水平和社会物质基础的反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人的发展水平与一定的社会形态具有必然联系。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社会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不仅以事实说明了马克思基于西方社会抽象而来的历史规律，而且正在验证马克思基于历史规律做出的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预测。从西方精神史的演变轨迹来看，能够在一定历史阶段成为时代路标的人性假设理论，都难以超越特定时期历史条件的局限。
1.虚幻人假设
“虚幻人假设”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典型的理论形态是基督教人性论。虚幻人的人性假设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本体论前提，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必然导向神本价值观，因为这种本体论宣布了上帝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终极主导权。基督教以人性恶的价值判断遮蔽了关于人性的事实认知，以宗教戒条对于世俗生活的干预作为禁锢思想的方法。虽然基督教伦理在理论上关注人的尘世幸福，但是却并没有在宗教信仰全面控制人们的现实生活时体现出来。人性被笼罩在原罪的宣判中，是应该被否定和抛弃的人的此岸状况。人性的出路在于按照宗教教义的指引，以各种方式赎罪，从而获得皈依上帝、进入彼岸世界的许可。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都经历过漫长的政教合一时期，宗教教育成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在古代西方社会，“人的依赖性”以人对于神的依赖性曲折地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 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2]
2.自然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
“自然人假设”滥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确立以来的历史时期。“自然人”人性假设的确立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物质条件，一个是精神条件。物质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的，精神条件是由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其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提供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近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都涉及到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应有的社会地位以及人的欲望、利益的合理性等命题的宏大论证，人性假设也因此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论题。“自然人”人性假设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事实层面肯定自然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需要是自然赋予人的生命本能，是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的事实存在；二是在价值层面肯定人的自然性需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力图将人性从宗教宣判的罪感意识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人性以及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行为应有的社会地位。“自然人”人性假设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人性论，关键是经由伦理学转向的成功从而确立新型价值论完成的。西方社会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之一，就是伦理学突围成功，在解构神本价值观的基础上确立了人本价值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是由几大思潮共同完成的。一是文艺复兴后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将西方社会终极关怀由彼岸的天国拉回到此岸的尘世，确立了人本价值观；二是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开创的新教传统，产生了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三是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开创的“自然法”理论，将人的自然本性以及人追寻自我利益和自我保护的行为，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自然法理论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社会秩序提供一种根本依据，为社会生活的价值提供一个基本标准”。[3]启蒙思想的土壤终于催熟了自由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二者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
3.社会人假设
所谓社会人假设，是指在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认为人性必然包含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指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的并内化为相对稳定的人性结构的属性。社会人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行为是可以双向解释的，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各种行为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仅表征人的社会性，而且建构人的社会性。
虽然自然人假设成为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基点之一，但它只是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相联系，是人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但是生产力依然不发达状况的必然显现，因此自然人假设将人性置放于自然属性，以追逐私有化的经济利益和满足人的物质层次的需要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吻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级阶段的产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自然人假设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因为它将人性限定于人的发展的初始层次，即追求自然需要的满足阶段，从而无法为人的发展提供一个更高、更远也更为全面的价值目标。这一切表明，自然人假设已经完成了价值启蒙的历史使命，需要被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社会人假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正在为社会发展的“第三形态”准备条件。
关于人性，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一直存在着重视人的社会性的传统。在哲学领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命题。中世纪基督教则主张禁欲，以终极信仰将人的自然属性抛却在此岸世界，以神性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极度扩张设置了一个遥远的目标。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对于人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的论述，以及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对于人的社会性的剖析，都可以看出人的社会性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哲学的视野。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的社会性在两个方面得到表述和证明，马斯洛的心理学对人的需要进行五个层次的划分，论证了人的属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结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模式”作为解释框架，以实证方式证明了人的文化属性。在自然科学领域，沿着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思想，赫胥黎用“宇宙过程”和“园艺过程”区分人的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两个过程，“那些用以锻造人类绝大部分原始结合的情感，进化成我们称之为良心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了的同情心。我们把这种情感的进化称之为‘伦理过程’”。[4]但是，上述理论对于人性的论述，由于本体论的缺陷，始终没有完成人性理论的彻底变革，要么是自然观陷入唯心主义，如宗教神学人性论，要么就是止步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社会历史观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本体论领域以唯物主义统一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并对人的本质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解析，这个传统是由马克思开创的，并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的认识范式。
4.人性假设型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从本体论走向方法论与价值论
人性假设理论是多样化的，但是某种人性假设理论成为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主流人性论，绝非偶然。经济基础具备的物质条件以及上层建筑提供的精神条件，最终决定了何种类型的人性论能够成为时代的代言者。作为主流化的人性假设理论，不仅表征思想政治教育的所依赖的哲学本体论，而且预制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和价值论。“虚幻人假设”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本体论基础，它所预设的价值论必然是神本主义价值观，相应的教育方法是等级主义、神秘主义和宗教强制。虽然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人类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人的发展目标被单一化为信仰的提升，而且使人类远离了自由、平等和人权。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人”或“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人性论。“自然人假设”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本体论基础，将人类从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中解放出来，为人本主义价值观和理性主义方法论提供了前提。“自然人假设”预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公正等价值标准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要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坚守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主张个体拥有自由选择精神文化的权力；理性主义则和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拒绝神秘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认为人类有足够的理性能力，通过经验观察客观世界，获得真理，从而将人的行为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自然人假设试图以经济自由确定人的社会主体地位，但是由于人性假设的内在缺陷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条件所限，自然人假设并没有达到它的预想目标。资本主义以自由作为时代的旗帜，但是却使人沉沦为资本的工具，成为单向度发展的人，人依然挣扎在“人对于物的依赖关系”之中。卢梭在为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呐喊时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5]这句话几乎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的宿命论，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在很多场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人假设”虽然超越了“自然人假设”的局限，并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其本体论基础依然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混合。因此，在价值观上，社会人假设是自然人假设的后继者，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是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框架之下，继续推进自然人假设没有完成的时代任务，试图将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转为现实。同时，社会人假设被赋予新的任务，就是将人的发展提升到自然需要满足之上的层次，试图超越人的自然性，丰富和发展人的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人假设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由宣扬外在的自由价值观，转向人的内在发展，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标准成为人的发展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社会人假设更加注重教育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同时给予思想自由一定限制，强调人必须接受和遵循社会基本的共同价值。在当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组成阵营的一方，社群主义为阵营的另一方，双方进行了一场持久论争。这场论争的起点就是双方人性假设的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道德教育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差异。
尽管自然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由于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缺陷，二者始终无法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将人的存在目标由“自由个体”推进到“历史主体”。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从而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维原则。
三、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从自由个体走向历史主体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超越了既有的各种人性假设理论的缺陷，将假设演变为真理，成为建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知识起点和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假设大致呈现为三个类型，即“政治人假设”、“经济人假设”以及“和谐人假设”，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三种人性假设相互更替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且一个重要的精神根源就是对于马克思人性假设理论的解读和运用方式发生了变化。要建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就必须再次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假设理论，并予以科学解读。
1.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解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问题
每一种价值观的背后，都潜伏着某种本体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确立，首先从本体论的突破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性在于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自然观和历史观领域实现了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统一，将人的社会地位由自由个体推进到历史主体，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学术界普遍认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对于的人的本质的界说为经典话语，但是综观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于人的本质的界定，主要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提出来的，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以及人性问题的看法，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结构。第一，人的本质以自然性为存在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6]可见，人的自然属性，人的肉体存在，是人类活动的前提，人类历史也就是从维持生命运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开始，这个结论，标志着人的自然性所受到的评判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霍布斯虽然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的事实存在，却认为人性恶；斯密以及爱尔维修等人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善的，而且可以带来善，是人类历史的动力。马克思的结论给人的自然属性的善恶判断画上句号：人性不需要善恶判断，因为它只是一个事实，只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前提而已。这样，人的自然属性就走出了主观化的价值判断，而进入了客观化的事实判断，成为考察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的事实性前提。第二，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的属性的第二个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但是也指出其错误所在：“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的‘人的关系’。”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第三，人的社会本质具有历史性，是变化发展的，从而也是建构性的。有论者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所做出的论断出发，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种误读。外在的社会关系与人的本质是两个范畴，所指对象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相互替代的。马克思只不过是针对费尔巴哈狭隘的人的社会本质观，指出了人的社会本质的丰富性，特别是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和发展性。因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人的社会本质在社会关系中形成，所以人的本质必然是发展的，从而也是历史的。如果将人的本质理解为静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正是由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发展变化的、建构性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才是可能的。否则，面对固有的、静态的人性，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存在的任何可能，因为它不能给予人性任何改变和发展。如果真的如此，则人类的所有道德教育都将因此从根本上被否定。但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事实说明，人的社会本质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和教育活动的追求而改变。
2.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理论，解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问题
人的本质是发展的，但问题在于，人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本质？不仅是因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作为人类解放的主体条件，人必须实现从“自由个体”向“历史主体”的跨越，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跨越的重要方式。
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寻找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并以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和物质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评判社会活动的意义。这种人性假设必然导致的结论就是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一切道德教育的价值和必要性。在《国富论》第四篇中，亚当·斯密就指出：“诚然，他通常并无意去促进公众的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了多少……因为他追求的只是个人所得，而在这一点上他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去促进一个他全然无意追求的目的……他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时常比他真心实意地促进社会利益还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9]自由主义始终认为以自由个体的自由活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人类道德的进步，因此，“道德说教是徒劳的”，而且认为以下现象对于自由主义而言是必须战胜的危险：“总是试图用意识形态、世界观、教条主义或者对社会制度有针对性的干预而有计划地改善人的道德。”[10]
但是，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以“自然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自由价值观，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物质财富的繁荣无法掩盖人的异化的风险，人的物化、单向度发展，以及人在资本扩张浪潮中的工具化，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是自由个体，但还没有成为历史主体。人类要摆脱被奴役和异化命运，真正走向全面发展和自由，就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革命，改变人的生存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1]但是，“革命的实践”需要承担实践任务的历史主体。在唯物史观看来，要实现从自由个体向历史主体的跨越，人类就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运用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但是由于人的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发展的不平衡性，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传播和灌输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假设理论，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并最终以建构“历史主体”的阐释，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建立在唯物主义本体论基础之上。
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目标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主流人性假设理论在50多年左右的时间里，浓缩了西方社会500年左右的人性假设理论的变革历程。1980年代后，我国的经济新政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认可了经济人假设。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以及它所衍生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能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以最小的社会代价，跨越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卡夫丁峡谷”，取决于人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从自由个体走近历史主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它必须突破自然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预制的价值标准，重新确立人的发展目标。当前，这个目标就是推动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在此基础上建构和谐的人的社会本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未来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这一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人的发展状况已经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社会个性”，因此，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水平的理想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必须要经过漫长的社会变革。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本质理论先后经历了阶级人假设和经济人假设两个阶段。阶级人假设与阶级斗争的历史任务相联系，随着阶级斗争形式的转变，极点化的阶级人假设必然被强调人的更为全面的政治发展的政治人假设所代替。经济人假设与我国经济改革方案的启动相联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缺陷开始暴露，它必然要让位于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理论，这就是“和谐人假设”。“和谐人”并不是政治人假设和经济人假设的替代，它可以被看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体现。和谐人假设包容了各种人性假设的合理内核，追求人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和谐，追求人的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从而尽可能地使人在更深的程度上由自由个体走近历史主体，为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准备主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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