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白居易讽谕诗论与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居易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居易以其讽谕诗理论和创作，曾被誉为与杜甫并称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讽谕诗论强调诗歌创作要关系时事，“兴寄”、“美刺”。讽谕诗作也的确揭示了中唐时期的社会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讽谕理论与创作实践反差，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背离，又显示出其讽谕诗论与创作的缺陷。分析白居易讽谕诗论与创作的缺陷，探讨其形成原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知和评价白居易讽谕诗理论和创作，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因而，本文重在谈论其不足之处。
一
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论，白居易最为人们看重的是其讽谕诗诗论。诸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即要求诗歌创作立足社会现实，表现民生疾苦，直陈社会弊端，以求“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此类观点，白居易诗作中也多有表述。可以说，“为时为事”是白居易讽谕诗论的总纲，“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其讽谕诗创作的目的。
“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的诗歌批评原则。他批评自屈原到李白等历代诗人作品不是“为时为事”，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认为“诗道崩坏”，“六义尽失”。即使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因而，他自觉地创作讽谕诗，想以此超越杜甫，振兴诗道。
白居易的讽谕诗论继承先秦儒家的“兴寄”，“美刺”诗论传统，首次提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过于强调诗歌“为时为事”、“补察时政”的原则和作用，难免会忽略诗歌的其他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诗歌表现生活的范围非常广阔，诗人感受生活的角度也很独特，既可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抒发具有一定概括意义的情感倾向，也可表现诗人在特定环境氛围中某一瞬间独特的情绪感觉。意境才是诗歌创作成败优劣的关键。读者更乐意欣赏具有美学价值的诗篇。如果狭隘地限定诗歌“为时为事”，容易淡化诗歌的审美特性，有碍于诗歌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害于诗歌的创作和发展。
同样，白居易以此为原则评论历代诗人诗作，结论也有偏颇。屈原、苏武确为“不遇者”，但他们的“伤别”、“怨思”决非一已私怨，而是社会大环境与个人独特遭遇结合的情感体验，仍具有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陶潜首创“田园诗”，二谢开拓山水诗，对诗歌发展均有贡献，却均遭到白的指责。漠视盛唐诗歌，指责“诗史”杜甫尤甚。由《诗经》到盛唐诗歌，从诗歌内容到艺术形式，本为逐渐发展，走向辉煌的上升轨迹，在白居易看来却成了逐渐衰败的下降曲线。公允地说，白居易并非艺术修养不高，并非不领悟历代诗人的艺术造诣，问题在于，他对诗歌表现内容和社会功能，强调讽谕，不及其余，自然失于偏颇，又极易导致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单纯以政治功利为核心的“为时为事”、“美刺”比兴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原则，不利于诗歌自身发展。这也可见白居易讽谕诗论的偏激和片面。
二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白道：“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所谓“诗道”，即“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劝善惩恶”、“补察得失”（《策林》六十八》）。白居易感慨“诗道”日衰，又不满杜诗合于“诗道”的’不过三四十首”，自认振兴“诗道”的重任落在自己肩上，欲以此超越杜甫，于是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
白居易的讽谕诗与杜甫类似诗歌比较，相同之处在于都能直接客观地表现社会现实，具体描写出普通劳苦群众在封建掠夺和暴虐下的凄惨生活，确实暴露出封建制度的政治弊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而二者最主要的差异是，由杜、白二人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导致的情感投入有很大区别，因而又影响到他们诗歌的艺术效果。比如，同样是表现民众苦难生活，表达对老百性的同情，杜甫的《茅屋为秋风们破歌》与白居易《新制布裘》，两诗标题就显示出诗人创作时的不同生活境况，即生发诗情的根基不一样。杜甫历经磨难，穷困潦倒，对贫困、屈辱的生活有切身体验，当他“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前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时，由自己的凄苦联想到万千贫士，内心情思愤涌而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中交织着自叹悲苦、同情寒士和勇于献身的情感精神，具有撼人心魄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反观白居易，及第之后，官职屡迁，品阶渐进，生活无忧，即使谪佐远郡，仍“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与元九书》），与杜甫生活截然不同。严冬时节，他披裹新制裘衣，“朝拥坐至暮，夜寝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与冻馁之民有天壤之别。此时，“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同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由自己身暖到兼济之志再延及天下寒人，就似乎是悲天悯人了。由于缺乏诗人的切身体验，就缺少激情。虽然诗歌末尾如出杜诗之辙，毕竟不如杜诗感人。正如南宋黄彻《
溪诗话》所说“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准。然考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诗人玉屑》卷十二）。当然，对封建士大夫而言，“推身利以利人”也是可贵的。但就诗歌艺术来说，如因此而缺乏激情，就难以感动人心了。这是白居易讽谕诗较的普遍的弱点，也是他最终没能超越杜甫的原因之一。
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缺陷。表现现实，补察时政，自然宜写叙事诗。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有叙事、有描写、有画面、有对白、有形象、更有殷殷之情，深情融于整体之中。而白居易的《议婚》、《重赋》等，开篇先发议论，确立诗旨，致使面的叙事似乎成了诠释，理性强而形象弱；《伤宅》、《买花》等开篇就铺排叙写，渲染描绘，结尾一、二句予以对比，表现讽谕之意，这种“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方式与汉大赋何其相似，结果自然也是“劝而不止”了。《新乐府》50首，除《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人物形象较鲜明外，多数作品形象苍白，语言繁杂，缺乏艺术性，而且模仿《毛诗》小序，每首诗前均有题解，特别标明主旨，纯属多余。诗歌内蕴完全通过语言媒介，让读者自己去感悟体验，诗人完全不必特别揭示出来。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讽谕诗，“因事立题”，兴寄美刺，有《新乐府》、《秦中吟》等；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性情”，有《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感伤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有《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闲适两类诗，融入诗人情感体验，咏叹感慨深切，诗歌形象丰满，描写绘声绘色，语言清丽自然，音律和谐流畅，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体现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艺术才能。而白居易却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是正声”。风情仅属个人，正声关乎讽谕，尽管“今仆之诗，人所受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事实恰恰相反，《长恨歌》等感伤诗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讽谕诗除了某些篇章令权贵者不悦、变色、扼腕、切齿外，却并不见得被一般读者所喜爱。主要原因在于过于直切，缺少诗情。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客观效果也证明了它的不足。
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终年75岁，留下2806 首诗歌。依他所言，“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与元九书》），一生诗歌创作时间约60年。而其创作讽谕诗主要是在任周至县尉至左拾遗期间，历史不过5年。其讽谕诗主要为《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 再计其他，充其量也不过150首， 讽谕诗在其全部作品所占比例也确实太小。就其一生创作而言，讽谕诗创作时间太短、数量太少，固难以在讽谕兴寄方面超越杜甫。
三
白居易曾对自己讽谕诗创作作过总结：“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而辞繁，意太切而言激。然与足下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与元稹和答诗序》）白居易的自我评价符合他的讽谕诗创作实际，说明他对自己讽谕诗的特点和缺点认识是清醒的。
既然认识清醒，又为何如此创作呢？这与白居易当时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谏官职责和报恩意识有直接关系。
首先，白居易当时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的传统思想影响，胸有“兼济天下”的政治报负。虽然“二十七方从乡试”，然而“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人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与元九书》），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德宗，宪宗时，已渐衰败的唐王朝出现“中兴”迹象，这也极大地激发了白居易的政治热情，作《策林》，入翰林，拜左拾遗，近侍皇帝，欲有所作为。虽然白居易尚不宜称为政治家，但他以政治家的热情和责任感积极从政，则是明确无疑的。此时，履行职责，劝诫进言是他从政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方式，诗歌创作自然也就从属于此了，“身为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辙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与元九书》）。为实现“兼济之志”，不惜把讽谕诗降格为一种政治工具，至于其他则无意顾及了。
其次，白居易的文学观念深受诗歌“六义”传统思想影响。非常重视诗歌的讽谕美刺作用。他对诗以情感人的特点很清楚，“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论诗也标举四端，“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他认为情是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和感染人的主动力，然而，情最终又归结于义，义是根本，情又成了义的附庸，从属于义。而义则是“六义”中的讽谕美刺，补察时政。为“补察时政”，白居易创作了讽谕诗。为突出讽谕内容，增强效果。他以极其冷静的态度，陈述客观事实，因而大大淡化了“情”；为使“闻者足以戒”，有意将讽谕诗写得意切言激，理周辞繁，平易通俗，反复强调，唯恐人们不明白。结果使其讽谕诗既有客观真实性，又缺乏艺术性。其实，白居易写出抒情色彩浓烈的《长恨歌》、《琵琶行》也能写出清新明丽的《钱塘湖春行》、《暮江吟》；既欣赏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等“神妙”好诗，又赞赏李白才思奇绝，杜诗尽工尽善，只是为了突出讽谕美刺的“实义”，有意为之，才导致其讽谕诗论和创作走向极端。
再次，白居易激昂的从政热情，使他深感谏官职责的重要，因而恪尽职守，“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延诤”（《新唐书·白居易传》），直言劝谏，不避时讳。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将其讽谕诗作为谏书的替补品。可谓尽职尽责。然而，直言劝谏，讽谕咏歌，必然涉及权贵利益，使他们不悦、变色、扼腕、切齿、进而加以诋毁，“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策林》序》），美刺兴寄不能裨补时政，白居易只好激流勇退，“独善其身”。离开谏官职位，讽谕诗创作也就结束了。
最后，白居易效忠报恩的情感，也影响到其讽谕诗创作。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白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惟思粉身以答殊宠”（《旧唐书·白居易传》）。要报答皇恩，最理想的方式自然恪尽职守，竭忠劝谏。他自认为赤诚昭昭，无所顾忌，直言进谏。讽谕诗既然已降格为补充谏书的政治工具，自然也就“意切而言激”了。孰不知，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龙颜岂容冒犯。一旦犯忌，轻则降职贬官，重则入狱杀头，白居易也是如此。“后对殿中，论执强硬，帝未谕，辄进言，‘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旧唐书·白居易传》）如果不是李绛劝解，当时就不可收拾。来年，白居易果然离任。直言进谏，报答皇恩之路不能，讽谕诗“劝而不止”，其创作自然随之终止。
总之，由政治热情所支配，为实现“兼济之志”，白居易继承兴寄美刺的诗歌创作传统，将讽谕诗作为政治工具，写得言直辞繁，平俗浅易，以求能“裨补时政”。然而，“兼济天下”不逞，转而“独善其身”，讽谕诗随之让位于感伤诗和闲适诗。诗歌创作由讽谕诗很快转向感伤诗和闲适诗，白居易实出无奈，别无选择。讽谕诗创作实践又证明了其讽谕诗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就这点说，白居易是可悲的。这种悲哀，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悲哀。
收稿日期：199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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