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逻辑论文,进程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近代哲学以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思维主体”概念为标志，转向认识论，近代哲学这一认识论转向是针对古代本体论的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现代性”也是在哲学新的转向中获得的，这次转向不是指向先前的近代哲学，而是直指整个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本身，是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那么这场气势宏大的哲学转向循着什么方向进行的？转向的意义在哪里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何为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个术语最早由属于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贝格曼（Gustav bergman）提出的，是对本世纪以来分析运动的描述。而今天所说的“语言学转向”已经大大超出了其本来的含义，也不止于哲学领域。以哲学的语言转向为基础、语言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整个领域，包括心理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的语言转向。哲学的语言转向是指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问题在哲学诞生之初就蕴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哲学最初表现形式就是智者的“对话”。正如罗蒂所说，“哲学本来的意义就是博学的爱好者、广泛涉猎者和各种话语间的苏格拉底式调解者所起的作用”，[①a]当时人们关注的是语言所“再现”的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语言本身。这与当时人类逻辑思维能力相联系，更主要的原因是宇宙、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最神秘的、也是人类最迫切认识的东西。
二、语言转向的过程及特点
哲学的语言转向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内容转向，语言取代传统哲学中“思维”、“意识”以及“经验”所占的中心位置；二是真正意义的语言转向，即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一种参照系，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知识重新审视。转向过程中哲学家选取角度不同，其中有矛盾分歧，也有继承和发展。包括哲学家自身哲学体系的否定发展，如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向后期思想的转折，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哲学研究》对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思想的反动。另外，语言哲学转向继承性表现为同一哲学流派内部的发展，如语言哲学思潮从维特根斯坦开始，经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使语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更加多样化。而不同学派，不同时期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承也是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下面就现代西方哲学几个主要流派各自在哲学语言转向中的作用问题加以分析。
语言哲学转向之所以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标志在于它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与传统哲学的观点根本对立。这个观点首先由逻辑实证主义者阐发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代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伟大转变的特征”。[①b]他们把这种活动解释为澄清哲学命题意义的活动。卡尔纳普进一步指出：“哲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部门”，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命题的真实性给予证明，那么我们就不能称这个命题是有意义的。他们分析了语言的特征，认为语言具有它的逻辑形式，在命题对现实性做出描绘的场合下，语言的逻辑形式受现实的逻辑形式的支配，语言只能描绘，表述真实的现实状态，超出逻辑上的可能，超出语言范围之外的东西，语言是无力描述的，因为语言的界限也就是思想的界限。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明确提出哲学的任务不是探求终极实在的秘密，也不是获得新知识，提出新命题，而是使各门科学已有的命题更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语言分析活动。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开辟语言转向的先河，那么现象学无形中成为语言转向的基石。现象学强调凭借“直接地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与实证主义不谋而和。现象学方法目的是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探索如何获得最大限度的明晰，现象学陈述的真实性在于严密地描述现实，是非经验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对个别事物的直观或本质的直观所谓详尽描述而获得的，这样，现象学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现象本身存在于语言描述之中，描述本身即是本质。虽然现象学思想创始者胡塞尔没有明确提出哲学以研究语言为中心，但他把非经验的陈述提升到本质的意义，强调哲学直观的科学性，无疑为以后哲学家在摆脱形而上学传统过程中，最终选择“语言”作为转向目标给以启示。
现象学虽然强调描述现象，纯粹直观，但未对描述本身做进一步的解释。伽达默尔批评胡塞尔这种“对语言的遗忘”，他把“理解”问题和“语言”问题结合起来，较之逻辑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来说他更青睐诗歌艺术的语言。在他看来，“诗歌的、艺术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相比，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正是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实现了对真的重新回忆和重新认识。伽达默尔直接把“逻各斯”译为“语言”，以语言取代“理性”，形成“语言中心主义”，伽达默尔把这种语言诉诸“口语”，即“言词”，它既不是符号，也不是文字，这里暂且不论伽达默尔对语言理解对错，重要的是伽达默尔向我们揭示了语言哲学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探索“存在”的意义时，最终找到了“诗”。海德格尔在其所著的《艺术作品的起源》中，谈到一切语言起源于诗，本真的语言等同于诗，将语言看成与“逻各斯”、“存在”是并行的，这样“语言”便从原先的“再现”媒体的地位，跃居到一种“先在”的地位。可见现代哲学思潮虽然视角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语言成为他们哲学理论探讨的共同归宿。
维特根斯坦是英美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他个人思想前后的变化，是哲学语言转向的缩微景观。在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他承认语言和现实事态是一种对应关系，语言是世界的图画，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假定语言有一种本质，仍将语言与本质区别开来，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框架。然而在他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却鲜明地表现出反本质的方法论特征，放弃前期的逻辑眼光，他说语词的意义就是它们在语言中的用法，根据意义即用法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把语词比喻为工具，它只有在使用中才发挥作用，即表现同一语言作用的差异性，语言活动如同语言游戏，没有本质，没有共同的特征，在活动中发挥不同的意义，同一语言广泛使用在不同的活动中，构成一个大家族，家族成员相似，但意义绝对不同。因而，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静态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一种生活形式，正因为语言这种超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认识对象。
前面提到真正意义的语言转向是把语言作为认知方式系统。完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不是哲学家，而是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费尔迪南·索绪尔。索绪尔的理论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是语言学领域，但他的语言学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啻为一次“哥白尼式革命”，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来将语言视为思想之再现的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
索绪尔把语言作为科学的考察对象加以界定，在他那里“语言”被认定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社会性”、“自足自律”的存在实体，对“自足自律”的存在实体我们并不陌生，哲学史上巴门尼德的“存在”，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具有这三个特征，索绪尔理解的语言已经成为先验的存在，是无需他再解释的独自存在系统，人来到这个世界便加入到这个语言系统之中。这里索绪尔使语言超出个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含义，成为绝对的存在，而日常语言只是“言语”。显然索绪尔赋予语言以本体意义，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中附属人的思想表达语义的附庸地位。语言符号与语言意义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他指出语言符号由两部分组成，物质部分和观念部分。前者表现为含有特定意义的声音或书面记号，他称之为“能指”；而后者不是那个物而是那个物的观念，又称为“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完全是人为随意、约定俗成的，这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强调的约定性相一致。而且索绪尔强调这种人为性、随意性，他称之为“第一定律”，语言意义由语言符号的差异决定，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一旦语言被看成是先于人的一种存在，语言的意义由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语言就不再透明，意义依靠阐释，既然是阐释，就不再存在一个大写的唯一意义，而只会是多种意义的可能。
三、语言转向的意义
语言学转向实质是传统形而上学镜式语言观被粉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消解了。其哲学意义是使哲学从理论走向语言，进而走向实践，为哲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表现出自由创造的个性多元的空间，使20世纪哲学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哲学家转向语言的角度不同，对语言意义的判断标准也不同。因而，不确定性、模糊性、间断性、多元无中心成为现代哲学的时代特色。
语言转向也带来新的哲学困境。由于个体自由的极端化，与语言转向追求的科学实证性相违背，意义的多元性和模糊性使哲学失去了表现的基础，语言几乎成为碎片，无法整合含义的形象，因而带来西方文明的虚无感。语言转向越深化，语言分析越趋向虚幻，而人类思维能力发展过程的成果被丢弃，理性思辨的本质意义也被搁置起来，人类认识没有本体论为依托，失掉文明遗产，重返自然状态，新的语言哲学不仅使哲学远离理性，而且远离了现实。
语言转向为哲学研究领域透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是如果以语言取代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语言的确难负其重。语言果真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的不存在吗？语言转向的最终归宿又是什么呢？哲学的语言转向又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语言哲学是现代哲学家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它存在的价值。
注释：
[①a] 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79页。
[①b] 转引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册，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