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批评在前进——2001年文学理论批评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理论批评滞后于文学创作，甚至被责为“失语”，已有多年了。不容否认，文学理论批评的队伍远比创作队伍小，面对全国每年数以万计的文学出版物和600余家文艺报刊所发表的浩如瀚海的新创作品，包括每年六七百部的新创长篇小说，有大量的作品没能得到评论家和理论家的评论和关注，应不难理解。但广大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并没有沉默。每年出版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数以百计。除了专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报刊外，全国两千余家报纸也多发表文艺评论，从学理性批评到媒体批评，大小文章更属车载斗量，难以枚举。因而要纵览一年里文学理论批评的概况，当非易事。近来因为工作关系，我披阅了2001年发表的部分文学理论批评文章，虽属局部一瞥，从中正深感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确实在扎扎实实地前进。
新时期以来的20年，我国经历了文学创作的持续繁荣。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和中西文化学术思想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加上创作的发展，都必然有利于促进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开展。这期间我国文学理论界不仅探讨了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还力求在文艺学建构和深化方面有所突破。例如拓展和深化了文艺语言学、文艺心理学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在传统反映论文艺学外，还出现了主体论、象征论、实践论、生产论等文艺学的探索；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许多学者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文学批评也相当活跃，它不仅为理论的拨乱反正作出贡献，还为扶植新人新作，纠正错误倾向，向广大读者阐释当代文学的各种作品和创作现象，做了大量的工作。微观批评和宏观批评都有发展，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层面也多有扩大和拓新，除传统的审美的历史的批评外，文化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等等都发展起来了。学理性批评走向深化，影响大众的媒体批评更遍见大小报刊。应当说，2001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前进的。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也是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召开全国第七届、第六届代表大会的一年。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和在文代会、作代会的重要讲话，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在我国文艺界、包括文艺理论批评界都被广泛学习并获得热烈的反响。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和《文学评论》等许多报刊都纷纷发表有关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还结合我国革命文艺在党领导下不断获得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理论上的启示。如郑伯农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原载《求是》杂志2001年第14期）一文便主要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等重要关系，结合几十年我国文艺界的论争，本着既反“左”也反右的精神，对过去和当前有关问题上产生的错误认识，做出深入的分析，并阐明自己的理论见解。文章实事求是，说理透彻，确实有助于我国文艺界明辨是非，端正前进方向，更好地贯彻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陆贵山的《文学与先进文化》（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一文则试图从理论上对两者关系作深入的论述，文章以严密的思辨阐释先进文化的内涵和属性，以及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代确立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价值取向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主张文艺必须坚持和发展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的一致性，以利于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全文虽更多抽象的思辨，但从哲学高度对有关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思考，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正确理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有裨益。龚政文的《文艺多样化？主流文艺？先进文化》（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1期）一文论析了我国文艺多样化格局形成及原因和主流文艺的内涵，提出它如何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也见出作者学习和领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学术努力。
新世纪肇始，如何根据历史趋势和时代特点推进文学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建设，不能不为众多文学理论家所关注。南帆的《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一文（见《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回顾了近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两条线索：语言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作者追溯文学观念演变并论析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世界文论发展的趋势，指出：现今文论中的“话语分析必须发现文学语言、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交汇地带，最终阐述它们之间的秘密结构和持久的互动”，这成为现今“历史赋予文学理论的深刻使命”。应该说这是符合文论发展实际的有见地之论。文学理论的发展固然要做好些基本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而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包括各学科的成果进行更高层次的、乃至跨学科的综合，这正是新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学术生长点。姚文放的《文学传统与现代性》（原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对现代性作出自己的解读，认为“‘现代性’的美学表现即现代主义”。他论证了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审美标准与传统审美标准的对立，并阐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尽管现代性是否等于现代主义尚可争议，但文章引证丰富，最后指出“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认为“‘后现代之后’的构想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充分肯定传统——当然也包括文学传统——在现代性的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对一味反传统提出异议，应也属颇有见识的一家之言。因为事物的辨证发展中否定里总包含有肯定，对传统的反叛里也总有所继承。董学文、金永兵的《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热点背后的偏失》（原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则对近年文学理论研究中由于以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而导致“学科独立性的日益丧失”、由于一味沿袭和移植前人而导致“理论原创性的稀薄”、由于相当程度脱离国情传统和脱离当前我国的文艺实践而导致“理论的独白和阐释危机”等偏向，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分析，对纠正有关的偏失，应是有益之论。全球化也是近年学界的热门话题。钱中文的《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一文对此作出回应。文章对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趣及其后现代性的特征、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指出我国由于仍处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追求的时代，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虽应吸收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某些教益，却不会也不应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这种论见对于纠正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倾向，实足令人深省。2001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全部学术探求自非上述几篇文章所可代表，但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无疑不应为人们所忽视。
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回顾和讨论，仍是新世纪之初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90年代文学已成历史的庞大存在。它的发展走势和各种现象的得失与意义，早已见仁见智。杨剑龙的《文学应当如何跨入新的世纪》（原载《文艺报》2001年1月2日）作为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几点思考，就这期间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欲望宣泄与精神探索、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本土性与世界性、世俗化与经典性等诸种对立倾向做了考察和剖析，并对其中的偏颇进行批评。文章虽结合实例的分析不够，其见解仍值得创作界重视。杨扬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原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一文则探讨了90年代文学的变化及其思想障碍，作者引证诸多作家的创作，比较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的异同，对建国前过来的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等不同群体在90年代创作的表现及其得失做了自己的论析，多有独到之见。刘俐俐的《90年代中国文学：自我认同的尴尬与出路》（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从全球社会文化背景的自我认同这一独特角度去考察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指出坚持民族传统的作家未能与全球沟通和对话；以历史本身为书写对象的创作，未能完成自我认同；个人化写作在自闭中萎缩、病变；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由于完全认同现实和文学性不足也失去文学自我认同的属性；而出路则在于“必须遵循对物化社会的批判功能和用精神建构世界的原则”。文章对所论作家的批评也许欠全面，但所论大体可以成立，某些地方且不乏片面的深刻。雷达的《思潮与文体》（原载《文学报》2001年7月5日）一文是考察近年文学流向的颇有影响的评论，指出“潮流循环不息”使作家“难得坐下来修炼文本”，以致“精品太少”。他认为90年代文学的特点是题材“更加广泛多样”，作家的“叙述立场”、“人文态度”以及生活眼光、审美意识、价值系统、精神追求都产生变化和多元；创作走向“日常化”、“世俗化”；在“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下形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块板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在此情况下，他呼吁作家应重视“精神的发展史才是决定文学前途的最根本的东西”，指出“文学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以与其时代相匹配的文学”，经典之作的关键在于“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开拓”；他论析了问题小说、家庭小说和先锋作家、女性作家、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先锋小说”、“女性主义小说”、“新都市小说”以及“个人化写作”的不同表现与得失，认为“有必要重申文学性的要求，重申隽永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可触摸的氛围、扑面的生活气息、绝妙的对话，从字里行间冒出的情趣、理趣、幽默、哲思，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都不会过时”。无疑，这都是深具见识之论。陈思和的《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以“个人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的文学为“共名”，反之，走向多元为“无名”，来论证90年代文学的“无名”状态，并剖析了这种状态下四种作家的创作特征。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共名”与“无名”的时段是交替的，“无名”状态的出现一般都较短暂，“很快就被融入新的共名话语体系”，因此，90年代文学不可能推出文学史上的“新纪元”；他不赞成有的论者关于90年代文学超越“五四”文学传统而“具备了真正的当代性”并以此为标准划分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的观点。这作为从文学史宏观考察问题的一家之言也堪引人注意。讨论90年代文学的文章还有许多出自中青年评论家的手笔。如杜素涓的《市场的陷井——从当下文学的卖点看文学的问题和处理》（原载《当代文坛》2001年）对市场状况下以隐私、调侃、猎奇为文学卖点的种种现象，结合作品作出剖析与批评，不乏切中肯綮的尖锐之见；张颐武的《迷乱阅读；对“70年代作家”的再思考》（原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指出“‘70年代作家’的写作几乎充满了各种身体的体验。他们可以说是自中国新文学产生以来最为详尽和细致地捕捉身体感受的作家。这种身体的表述并不是反抗某种外在的对于身体的压迫，而是身体本身在本文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它可以超越原有的话语体系，提供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但身体的自恋是与强烈的‘物’的欲望相联系的，这传达出一种中产阶级对于自我的物质生活的高度迷恋，也混合了一种新的自我想象的方式。”他认为，这些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文化见证。而且是中国中产阶级文化的矛盾性的最为明确的表征，也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含义。”因而他“要求有更为仔细的阅读和对于社会力量的更为精细的分析和把握。”这自是基于生命意识并与全球化相联系而提供的另一种可参照的解读方式。樊星的《论80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演化》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对世俗思潮结合诸多作家的创作的考察，指出，“随着世俗化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不断发展，当代小说中的世俗化倾向却呈现从明朗演变为阴暗、从朴实演变为鄙俗的趋向”。他认为“‘新写实’的审丑溢恶倾向和‘新人类’的纵欲狂欢倾向都是鄙俗化倾向的表现”，而这种倾向在90年代渐成“当代中国文坛的主流”，实堪“令人忧虑”。应当说这也是相当多读者的正当的忧虑。路文彬的《90年代长篇小说写作现象分析》（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以贾平凹的《废都》剖析“城市的误读——欲望的表征”、以陈忠实的《白鹿原》和王安忆的《长恨哥》等指陈“空间叙事——时间的淡出”、以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批评“偶然关注——命运的肯认”、以陈染的《私人生活》和徐小斌的《羽蛇》等阐释“理念自觉——权力的分享”、以曹文轩的《红瓦》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论述“重归古典——形式的穷途”等现象，所言虽不无可议，但从不同的视角去对90年代长篇小说走向作宏观的探讨，自不失为一种批评的姿态和方式。刘海琳的《论90年代女性自传小说创作的自恋倾向》（原载《当代文坛》2001年第3期）声称“拟用艺术的、审美的眼光而非社会的、道德的标准”，“从艺术创作主体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出发，来考察创作的自恋倾向与自传体小说的艺术品格之间的关系。”该文以陈染、林白和卫慧、棉棉等女作家的创作为代表，既批评她们的自恋倾向局限于“自我为主的经验空间”而“显出作品内涵相对的贫乏”，又援引弗罗姆关于良性的自恋与恶性自恋有别的观点，认为“如果说《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自传体小说所体现的自恋型创作是一种良性的、有一定价值的倾向，它把个人主观的一切力图表现为洋溢着生命和激情的东西，”那么卫慧、棉棉等“近来的一些自传体小说已经丧失了生命的内涵，蜕变成自我展示的T型台。创作的自恋成为自我矫情的虚饰”，“沦为自我宣泄、自我展露、自我夸耀的面具”。这种更多学理层面的批评，颇启人思考。
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是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大头，在媒体批评中尤占很大的数量，其中固然有相当多“广告”性的商业炒作的文字，但也有不少有见地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批评，发表于专业刊物上的评论更多有理论的参照意义。如毛克强的《重铸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一文高度评价以《抉择》为代表的反腐倡廉小说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文中对《国画》等某些小说的评价虽仍可争议，但总体上对贴近现实的创作趋向的肯定，应有积极的意义；曾镇南的《我所看见的〈幻化〉》（原载《中国艺术报》2001年2月16日）力排众多好评，坦言自己对三卷本长篇小说《幻化》的缺失的看法，不仅言之成理，且表现了理论批评家可贵的勇气；此外，像周平远的《世纪无神话之思》（原载《创作评坛》2001年第5期）讨论了作家陈世旭的创作道路及其长篇小说《世纪神话》；王春林以《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非亲历性阐释》（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为题评论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塑造“右派”形象的新的意义；张柠的《文学与民间性》（原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论析莫言作品中的民间话语方式的多种特色；谢有顺的《十个作品，五个问题》（原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对百名评论家推举90年代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提出坦率的不同的意见，为朱文、于坚等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没有入选特别鸣不平；黄发有的《迷茫的奔突》剖析邱华栋及其同代人的精神困境，对新生代作家创作追求“个人化”而“缺乏历史深度”、“生活积累的苍白和精神资源的匮乏”，以及“自我重复倾向”的“日益显著”、“缺乏打磨”的“粗疏变本加厉”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上述文章所言也许不是所有读者都能予以认同，但或褒或贬，仍各言之有据，即使尖锐的逆耳之评，对有关作家也不乏警醒的作用。还有刘忠的《无望的救赎与皈依》一文（原载《文艺评论》2001年第4期）比较传统历史小说与当下“新历史小说”，对后者的主体精神、艺术表现和文体特征作出剖析，批评许多作家在“急功近利的思维惯性下走向了务实与世俗，抛却了前期主体认知中的形而上思索和对人类终极意义的追问”，从而使新历史小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从审美到审丑的大逃亡”，指出这与“西方后现代思潮大举入侵拆解了‘审美’的超越性、削平了历史叙事的深度模式”和创作中的媚俗倾向“使历史话语沦落为取悦大众的‘文化工业’”都有关，以致新历史小说消解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史诗文体”，使“公共性历史话语变成了私人性历史话语”，“历史成为一种叙述的权力”并“解构了历史本体的自在性和客观性”，使作家“非人格化”，仅仅成为“说话人”，“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向历史发言、与历史对话”，从而走上了“‘反文类’乃至‘反艺术’的迷途”。文章从许多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失为一篇认真研究的成果，见解独特，启人思索。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都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在2001年也有令人欣喜的增加，像纳张元（彝族）的《冲突与消解》（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一文对上世纪末少数民族作家的许多小说作出评论，指析他们的作品广泛表现了“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人性自身的善与恶”等的“冲突”。所论虽不一定全面，但也难能可贵！
诗歌和散文在我国源远流长，其近期的创作态势也为读者所关注。比之小说而言，评论涉及不够。吴思敬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评述诸多诗人的作品。对90年代诗歌平民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特征和创作长短作出探析。持论相当公允，有助于读者对当前诗歌主潮的了解。周良沛的《诗歌之敌》（原载《银河系诗刊》36、37合刊）则猛烈抨击新时期以来诗坛的非诗化、伪诗化的理论和创作倾向，其言词尖刻也许难以为许多新潮诗人所接受，但证之当前许多诗作的脱离读者大众，其见解自足以引起诗坛深省和讨论！张枣的《朝着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原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则对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与写作姿态进行剖析。它着重分析了前后朦胧诗派的作品，认为这些“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元诗结构的全面沉浸，不但使其参入了诗歌写作的寰球后现代性，也使其加入了它一切的危机”，即“用封闭的能指方式来命名所造成的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其逻辑后果就是：“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文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文章作为新诗学的某种代表，其观点虽与前述周文相异，却也反映了评论界意在促进文学繁荣的多元理论选择。应当说这些文章同样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现状并思考其是非。林贤治的《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是篇充满激情的出色评论，视野宏阔，文笔大气，崇尚理想而旗帜鲜明，指涉入近期诸多名家的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虽非人人都能同意，但读这样的犀利畅快的评论，实给人以精神上的振奋和享受！李万武评论青年作家刘元举的散文《西部生命》的文章《激醒生命：别一种“西部开发”》（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4期），其意义显然超越于具体作品，体现了评论家通过广泛对比，于文坛有所提倡，也有所贬斥的理论导向。文章感情充沛，笔墨流畅，同样值得一读。
最后，我还想推荐一篇好文章，这就是陈映真的《天高地厚——读高行健先生受奖辞的随想》（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所谓“受奖辞”是高行健在出席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说辞。陈映真是台湾的著名作家，他的文章对高行健演说辞的评论，态度平和而充分说理，以丰富的引证让读者明白高行健现今的文艺思想实出于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法国新小说派、反小说派，并无多少新意。高先生如今已是法国籍，他服膺西方现代主义自是他的的自由选择。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广大读者读解他的受奖辞并非不重要。
由于我的阅读有限，因而对2001年我国文坛理论批评的描述很不全面，更不用说对理论批评专著尚未涉及，这方面的成就也理应被人们重视。例如2001年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陆贵山、周忠厚主编）便集中了文艺理论界的一批骨干力量，对文艺的各方面的规律作出深入的探讨，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努力做到理论创新。此外，这年度鲁迅文学奖和冯牧文学奖都不仅推出理论批评方面的新人，还推出好些这方面的优秀著作，像谢有顺、阎晶明、何向阳等青年理论批评家；像程文超论述1903年前后我国文学现象的《1903：前夜的涌动》和韩子勇评论西部文学发展的《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等专著。倘若包括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理论批评，论著就更多得多了。但单从2001年我读到的和上述例举的有限文论，人们便不难感到这年度的文学理论批评还是有若干特点的。这就是：第一，无论理论文章还是评论文章，都更注意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进一步结合，那种完全脱离当前创作实践的纯粹理论思考的文章虽仍然存在，毕竟比较少了。第二，批评的理论深度有所推进，许多作者都更注意中西文论的参照和综合，较少完全援用西方文论，也较少地援用中囫囵吞枣、词语难以索解的文字；第三，理论观点和批评视角都更加多元化、多样化了，对同一现象的评述，相异的见解比比皆是。这说明文学理论批评界相当注意学术的创新。尽管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对的，但倘若没有任何新意，也就不可能有所前进；第四，文学理论批评队伍也进一步扩大了，有大批新人加入了这一领域，他们起点较高并活跃于评坛，给文坛带来久违的无所顾忌的犀利之风。这应该说正是文坛所需要的；第五，“广告性”的商业炒作和“骂杀”的“酷评”虽还有，大多数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还都是严肃的、富有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他们尽管学术观点不同，审美好恶有异，但都很认真从事自己的工作，并把自己的心智奉献给读者。当然，除了主要的文学现象和思潮多有评论外，文艺实践中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非都得到理论批评界的研究，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还缺乏有分量的评论，对某些作品和论题的争鸣没有深入下去，而有些商业化的评论炒作更往往损害理论批评的声誉。但这些缺失的存在，并不足以掩盖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成绩。人们有理由期待在2002年中，我国文学理论批评能够百尺竿头更上一步，有更新的提高和开拓，并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2年4月19日于首都望京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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