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壁垒诱发的跨越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接投资论文,贸易壁垒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F21 F43 G13
一、引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与国之间迅速增长的投资流量极大地推动了产业链的国际化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很多文献解释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全球如此盛行的原因：基于关税跨越(Tariff Jumping)的动机。关税提高了出口成本，因此跨国企业更愿意通过在实行市场保护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其实，这种关税壁垒跨越的行为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产生。例如，当时德国对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的FDI。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FDI，以及美国在加拿大和欧洲进行的FDI，这些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关税壁垒跨越的动机（Kenwood和Lougheed，1983）。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的解释，传统观点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具有“资源导向”战略意义或政治援助意义的国家行为。我们认为，这种战略和政治意义的引导作用其实是有限的，真正刺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是贸易壁垒这道屏障在起作用。以反倾销(Anti-Dumping)为主的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的冲击巨大，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每年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次数在逐年上升，1995至2006年间中国遭到的反倾销调查共536起，位于世界第一。同时，对中国的反倾销实施率达到了70%，这个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①。另一方面，据商务部调查，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势头迅猛，年平均保持了60%的增长率。截至200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仓储等，这六类行业的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8.27%②。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种企业行为，“壁垒跨越”的机理究竟是什么？
国外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将这种“诱发式”的FDI进行一般性地解释：这是为了回避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而在当地建立生产线、提高市场份额的一种投资行为。Horstmann和Markusen(1987)研究内容旨在揭示在何种条件下企业更加愿意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最初研究涉及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关税(tariff)、配额(quota)以及自愿性出口限制(VERs)对FDI的影响。随着多边贸易协定的开展，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形式逐渐地减少，其他的贸易政策工具如反倾销壁垒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因此，近几年对“壁垒跨越”效应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Barrell和Pain，1999；Girma等，1999；Blonigen和Feenstra，1997等）。
贸易壁垒是否会诱发FDI？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推导与论证，许多研究也都证实了这种激励作用。Fischer(1992)和Prusa(1994)提供了一种方法，即在市场寡头垄断条件下，研究贸易保护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市场决策的影响。Tracy和Caves(1992)的研究发现，随着欧洲实施贸易壁垒的增加，日本对欧洲的投资也随之扩大。Helpman(1994)指出，企业会在国外目标市场上通过直接投资（即使暂时可能面临亏损）来打开市场，减少贸易保护对自身的冲击。日本通过FDI回避美国关于汽车和汽车配件产业贸易保护的案例，恰好支持了Helpman的理论。1995年，当日本汽车产业在美国面临许多限制性关税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本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来回避贸易壁垒。Azrak和Wynne(1995)采用58个制造业公司样本的14年FDI数据，考察了美国发起的反倾销壁垒是否刺激了日本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结果支持了这种激励作用。Blonigen(2000)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定位于美国市场的欧盟企业来说，反倾销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欧盟企业对美国本土市场的投资力度。值得一提的是，Blonigen和Feenstra(1996)采用了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即在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年份取1，反之则取0，并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然而，一些学者指出这种诱发式的FDI模式可能并不具有一般性。例如，Dinopoulos和Wong(1989)认为，由于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的存在，诱发式的FDI可能并不存在。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在出口市场上通过直接投资来回避贸易壁垒，那么出口到相同市场的所有本国公司都有可能获利。以Blonigen和Ohno(1998)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政府可能并不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进而服务外国市场，因为这可能会“掏空”(Hollow Out)国内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既然贸易壁垒跨越效应存在可能，那么何种国家或者地区更容易产生这种跨越行为呢？一种解释是制度风险程度假说。一国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往往与FDI呈负相关关系，而那些产权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往往会吸引到更多的FDI（Brunetti和Weder，1998）。Harms(2002)认为金融风险较低的地区可以吸引到更多的FDI。政治的稳定性、内部和外部冲突、法律规则和腐败程度以及政府办事效率往往对FDI流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Busse和Hefeker，2007）。另一种解释是资本回报假说。Dehejia和Weichenrieder(2001)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认为现有文献更多的局限于单向研究，即仅考察投资国在面临贸易壁垒时的跨越决策，而忽略了东道国为什么愿意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接受国外企业的壁垒跨越行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东道国可以通过吸引投资来征收资本税(Capital Taxation)，进而获取投资收益。在世界上所有对资本征税的国家里，每一个国家都有减少资本净流出、扩大资本净流入的动机。正是由于资本税的存在，东道国可以得到实际的收益，才使得国外企业FDI的“壁垒跨越”成为可能。还有一种解释是双边市场规模假说，即如果企业在一国拥有较高的市场规模，那么该国实施贸易壁垒能够显著地刺激该企业通过FDI实现壁垒跨越。基于此假说，Barrell和Pain(1999)以日本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双边市场规模变量以后，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壁垒显著地诱发了日本对这些地区的FDI流入。
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中国日益频繁的国际活动旨在不断地在全球找寻投资空间，例如在美国，兴起了一股中国人前来投资的热潮(Feverish)，几乎所有美国各地的州长和市长都在过去的几年内到过中国洽谈投资事宜③，二十多个州在中国设立了商业协调机构④。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行为而非政治行为（Wei和Lyles，2008）。”由此引出本文的核心命题，当面临“走出去”这一重大契机时，贸易壁垒是否刺激了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战略？对于其他影响企业FDI决策的因素，主要还包括运输成本、劳动力工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Moosa和Cardak，2006；李辉，2007；孙俊，2002；魏后凯，2002）。
二、理论模型：贸易壁垒跨越行为的机制阐述
2.东道国实施贸易保护(AD)
进一步得到推论：对于固定投资成本和风险成本较小、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保护机制比较健全的地区来说，如果双边市场的贸易依赖比较大时，一旦这类地区采取了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那么国外企业也更可能具有壁垒跨越的倾向。
6.东道国福利分析
这是我们主要考察反倾销壁垒与FDI对东道国福利影响的对比。作为东道国政府，通过贸易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我们构建的福利函数(
)主要如下：
由此，可以得到另一个重要的推论：东道国往往倾向于通过设置反倾销壁垒试图保护本国厂商的利益，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这种贸易保护的手段并非最优，因为其提高了均衡价格，降低了均衡产量。当国外企业通过参与FDI跨越反倾销壁垒时，这不仅扩大了国外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也是东道国愿意吸纳国外企业FDI的重要原因。
三、实证研究：经验观察和计量检验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览
上文指出，以资源为导向的“走出去”模式具有战略意义，以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进行援助投资的“走出去”模式具有政治意义，其他的“走出去”投资则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企业行为，更多是基于开拓市场、获取利润为目的。从表1来看，截至200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仓储，对这六类行业的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8.27%。其中，以采矿业为代表的资源性对外投资比重为12.73%，这基本反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比重。房地产、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科学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及农、林、牧、渔业等项目，大都具有一定的援助性质，这些行业投资的比重为8.31%，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政治意义比重。而以制造业、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为主的对外投资与政治意义和“资源导向”并无直接的关联，更多属于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一种企业行为，而这种企业行为在对外投资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将进一步从国别层面来判断各类对外投资驱动的类型。在图1中，我们采用一次能源产出⑦占世界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由此来考察中国对外投资是否表现出显著的“资源导向”。从拟合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呈现出了正向关系，但是拟合优度只有0.2807。在图2中，我们用各国人均GDP和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了拟合，其中欧盟、日本和美国等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在图3中，我们对各国发起的反倾销次数和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了拟合，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且拟合程度也是最高的。从以上各种驱动要素来看，不论是与资源导向的战略意义、还是与获取发展中国家政治支持相比，反倾销行为诱发中国对外投资的作用程度都是最大的。=
我们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来验证“诱发机制”，对中国对外投资不同的驱动要素进行分解。我们采取的时间段是1995年至2006年，样本选择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双边数据，共40个（详见表2）。建立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ODI代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中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AD变量代表反倾销壁垒，指东道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一国在设置贸易保护时往往会根据以往的贸易状况进行反倾销决策，所以反倾销变量必须采用“存量”数据来充分考虑以往反倾销的影响（Barrell和Pain，1999）。因此，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来测度AD的“存量”。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对AD数据
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验证本文命题的核心所在。Energy变量衡量的是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我们用一次能源产出占全世界产出之比表示，考察中国对外投资是否表现出“资源导向”的特征。Scale变量衡量的是两国间的贸易规模，我们用中国对东道国进口额与该国GDP总额之比表示。在下文中，我们会用Scale作为约束变量进一步验证命题。Borrow变量衡量的是融资成本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我们用各国的借款利率与中国借款利率之比表示。Exchange变量衡量的是汇率变化，我们用各国汇率与中国汇率之比表示，以此来观察人民币汇率相对变动产生的作用⑧。Wage变量考察的是劳动力成本差异，我们用各国制造业工资与中国制造业工资之比来表示⑨，这些变量考察的是命题中的
的差异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Strike变量代表罢工次数，用来衡量命题中的对外投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的罢工次数越多，该国的投资风险也会比较高。Protec是表示固定投资成本的虚拟变量，我们用双方是否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来衡量，签订协议的年份取1，反之则取0。我们认为，如果双边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可以构筑健康、安全的投资环境，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降低投资风险。同时，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往往可以享受优惠待遇、避免双重征税、降低投资成本等等。因此，
的系数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验证本文命题的重要部分。以上所有变量详细数据来源见表3。
3.稳健性解释
首先，我们采用的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的“诱发”机制是单向的。对于中国这类典型的制造业出口国家，生产成本的优势是造成东道国采取反倾销壁垒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以反倾销为代表的壁垒的存在刺激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但反之并不成立，中国的对外投资并不会造成反倾销壁垒的实施。核心命题选取的变量不存在因果关系颠倒的问题。
其次，解释变量和约束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的双边市场数据，这些变量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决定和依赖的关系，同时其他解释变量与反倾销变量也同样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由表4可以看出，与DIS(AD)相关系数最高的变量是Energy，相关系数只有0.3847，而其他的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高的也只有0.3635，变量间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重共线性问题。
再次，由于我们在模型中使用国别层面的数据，因此反倾销壁垒对中国对外投资的诱发机制是与个体效应混合在一起的，为了避免存在“过度估计”偏误，我们将考察个体效应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我们做了如下处理：一是将中国对各国每年的直接投资作为因变量，以仅有常数项作为自变量进行双向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二是我们将回归残差加上共同的常数项，得到了剔除个体效应后的变量；三是我们基于调整后的变量重新构造面板数据回归。
最后，我们在固定效应(Fix-Effect)和随机效应(Random-Effect)间的选取中用Hausman检验方法加以判定。Hausman的检验统计量表示如下：
4.检验结果
表5中报告了分别以CUM(AD)和DIS(AD)作为解释变量Re和Fe的FGLS回归结果，可以看出，Hausman检验接受了固定效应方程，且Wald chi2检验和F检验认为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方程都是显著的。方程(1)至式(4)结果都表明，中国对外投资的“诱发机制”是存在的，AD和Tariff变量与中国对外投资ODI呈现出了比较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以反倾销和关税等贸易壁垒为主的种种屏障激发了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的意愿。
同时，我们也考察了一国的资源禀赋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Energy变量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能源产出能力。在随机效应模型中，Energy变量与中国对外投资表现出了正相关，但是在固定效应模型中Energy变量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关系并不显著。正如上文所指出，中国的对外投资整体表现出了一定的“资源导向”型特征，但是从世界范围的样本来看，这部分投资所占的比重其实并不大，拟合程度并不高。
Wage变量用来比较国外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异，Wage变量值越大，国外的劳动力成本越高。因此，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对当地的投资。Wage变量与ODI变量呈现了负相关关系，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命题有待进一步讨论。Exchange变量衡量的是汇率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考察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否会伴随着人民币升值而增加。检验结果表明，Exchange变量与ODI变量显示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上升提高了国际购买力，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Borrow变量代表的是对外投资中的融资成本，与ODI变量呈现出了负向关系，即融资成本比较高的地区，中国的投资量相对较少，但是Borrow变量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只得到了有限的支持。Strike变量代表的是对外投资风险，与ODI表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即当一国的罢工次数较高时，投资风险比较大，那么对外投资的数量也会减小，这符合命题中结论Ⅱ，中国的对外投资更愿意流向较低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的地区。Scale变量代表的是双边贸易规模，用来考察中国的对外投资与贸易规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双边贸易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下文会进一步用Scale变量作为约束变量来考察中国对外投资的“诱发机制”。
在表6中我们报告了用Scale变量作为约束变量，对“诱发机制”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AD×Scale变量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作用程度非常明显，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大于表4中AD的10%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壁垒激发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着贸易规模上的地区差异。不难理解的是，在东道国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大小，更进一步决定了中国企业跨越反倾销壁垒的意愿。如果与东道国的贸易流量和规模都比较小，一旦对方实施严格的贸易管制，那么中国企业很可能选择退出该国市场；相反，对于那些与中国贸易规模比较大的地区来说，对其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大，中国产品在该市场上的退出成本、转换成本以及跨越贸易壁垒的成本都比较高，因此进行直接投资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也就越强。
在表7我们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对外投资“诱发机制”的国别（地区）差异。我们分别对各个国家（地区）的DIS(AD)变量与中国对外投资ODI进行了回归，可以看出与中国贸易规模比较大的地区，
系数都是比较显著的。同时，以日本、欧盟、美国、台湾和韩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地区），贸易壁垒“诱发”中国对外投资的作用相对比较明显。而那些与中国贸易规模比较小的地区，系数并不显著。
在表8中我们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中观测到的个体效应，为了避免存在“过度估计”偏误，我们将剔除个体效应后的面板数据重新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9中(2)和(4)的结果。AD变量的显著性仍旧显示了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刺激作用，“诱发机制”的效果依然明显。
表8 固定效应模型中观测到的国家（地区）个体效应
四、地理距离所扮演的角色
地理距离的远近不仅会决定运输成本，而且会影响管理成本。一般情况下，地理距离越远，则运输成本和管理成本越高。此外，地理距离还可以用来衡量文化差异程度。地理距离越远，两国之间文化的外溢和趋同力就可能越薄弱，文化差异可能就越大。文化差异程度越大，就越可能加大信息隔阂和企业管理上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降低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意愿。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地理距离Distance变量来考察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究竟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何种影响。从表9方程(1)、(4)和(7)的估计结果来看，Distance变量与中国对外投资ODI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即地理距离是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从世界范围的样本来看，同很多国家一样，基于降低管理和协调成本、消除文化隔阂等目标，中国的对外投资还是更多地集中于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国家。
一个可能的疑问会产生：当我们考虑地理距离因素的限制以后，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否还会产生“诱发”投资的效果？地理距离的约束作用是否会造成贸易壁垒诱发作用的不显著？当我们添加Distance变量条件下考察模型中、
、
的系数时，我们发现所有变量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也没有产生变化，贸易壁垒诱发对外投资的作用依然是显著的。
之后，我们将贸易政策的滞后性纳入考察范围。因为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可能在实施上具有滞后性，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在这种滞后性的影响下，贸易壁垒的“诱发”投资作用是否仍旧存在。我们将AD变量和Tariff变量滞后一期重新作为解释变量，其具体结果见表9中方程(3)和(6)的估计。其结果显示，贸易壁垒变量滞后一期以后仍旧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贸易壁垒的累积效应也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意愿。
五、结束语
本文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实现资本要素的双向流动。我们认为，除了以资源导向为主的战略意义和援助项目为主的政治意义以外，中国的“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贸易壁垒“诱发式”的投资行为，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诱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在国际市场面临种种贸易壁垒障碍。如何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扩大国外市场份额、消除文化隔阂和减少贸易摩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东亚国家的对外投资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价值：1972年日本丰田公司在美国进行制造业投资，并且在1988年生产了第一辆汽车；日本本田公司在1977年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并且在1982年产出了第一辆汽车；还有韩国三星公司在1984年开始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等。今天，这三家企业已经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我们可以充分吸取这些企业在对外投资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把“走出去”的经济效益与回避贸易摩擦结合起来，契合和执行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
注释：
①数据来源：www.wto.org。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8。
③资料来源：http://www.asiasociety.org/speeches/warner05.html。
④资料来源：http://www.newsobserver.com/1339/story/488128.html。
⑤这种情况比较符合中国目前企业出口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上。
⑥R.Belderbos等(2004)曾经直接运用该函数进行过相关分析，我们的研究做了一些改进。
⑦这里计算的一次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在图1至图3中的计算均是1995-2006年的平均值。
⑧我们选用的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水平，即1美元可以兑换多少本币。因此，外币汇率与人民币汇率的比值越大，Exchange的比值越高，人民币币值越高，越具有国际购买力。由于我们获取的各国汇率数据是月度数据，为了统一口径，我们采用的是年度平均值。
⑨我们获取的劳动力成本原始数据是以各国本币为计价单位的，而我们采用各年汇率数据将各国制造业工资转化成以美元为计价单位，Wage变量值越大，说明该国的劳动力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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