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代价”——鲁迅生死观的社会时代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死观论文,鲁迅论文,内涵论文,代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本文从“纪念与忘却”、“轻死与韧战”两方面研究了鲁迅悲壮的献身的生死观。作为“死的随便党”的鲁迅并不畏惧死，但认为革命、改革、反抗都必须思虑“血的代价”，这是他经历了多次血的教训后增长的理性认识，是他对生与死进行文化哲学思考后转向社会政治思考的结果。
关键词 鲁迅 生存 死亡 挣扎 血的教训
前言
鲁迅和古今中外那些真正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一样，毕生都在承受着死亡和痛苦的重压，面对死亡并从中吸取力量，思考死亡并表现死亡，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正如一个真正的牧师总是伴有祈祷一样”[①]。在文学家艺术家与死亡的关系中，蕴含着人类生活中一个深刻而永恒的情结，那就是死亡总是连系着文学艺术的诞生。在鲁迅逝世以前，就有研究指出过他的作品思考死、表现死的题材太多[②]。鲁迅是通过对死亡的领悟和处理去认识生的内容和价值的，是将生与死作为一个统一的生命流程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一个基本行为的两个方面去把握和表现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甚至细微到一个小学生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中[③]。“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尽管鲁迅写出了老师“教”孩子当“阿唷哈哈”派，但他心仪的显然是那虽遭打而说出了“必然”者。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西方生命哲学家西美尔的著名论断：“在任何一个生命的时刻，我们都在走向死”。
当然，生与死是对立统一的，人生观也就是“人死观”，生死观也就是死亡观。在鲁迅那里，有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就是：人得要生存！他是把生存放在温饱、发展之前的。被冠以“竹内鲁迅”的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在那部标志日本鲁迅研究高峰的传世之作《鲁迅》中，将“人得要生存”的思想的“哲学深处”，诠释为“有一种更为朴素而又粗犷的本能性的东西”，他从这种哲学思考出发，提出一个颇具启发性的疑问：“鲁迅是否考虑过‘死’作为最终行动的模式呢？”在这种曲折迂回，不断提出“疑问”和“想象”的杰作中，竹内好的解答实际是肯定的，所以他说：“我想象，在他体验过程中的某个时机，他曾经考虑过：还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也应该死去”。[④]十分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鲁迅那里，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思考，与作为文学大师的艺术表现，以及作为革命斗士的社会实践，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所以，鲁迅的生死观绝不仅仅是他个体的哲学思考，也不仅仅是他启蒙主义的文化思想观念，还十分重要地联结着他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实践。换言之正是在对个体生死的形上体验和对残酷现实的热切干预的相互关联中，在由死观生、由生观死的全方位审视中，在鲁迅生死观的社会时代内涵中，他那独特鲜活的人格和灵魂才显示出强烈的现代色彩。
一、纪念与忘却
鲁迅的生死观强烈的社会时代内涵，集中体现在对“血的教训”亦即“血的代价”的激越而深沉的反思中，这使他的生死观染上了浓重的时代悲剧色彩，借用他的文章的标题，可以谓之“纪念”与“忘却”（《为了忘却的纪念》）。
1927年，鲁迅写下过这样的名言：“……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⑤]这是鲁迅对中国时代发展的预言性论断，实际上也透露出他的生死观的现代色彩。从本质上讲，鲁迅生死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始终在中国现代时代的大潮中，在血与火的浸染下呈现出不同的光和色；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风云变幻在鲁迅心路历程的艰难跋涉中的叠印与碰撞，构成了鲁迅生死观辩证发展的运动轨迹。而中国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几次“血的代价”，如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广州血案”、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杀害，这些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杀戮大悲剧在华夏大地上接二连三的发生，给鲁迅的刺激和震撼是难以形容的，使他对“牺牲”“死亡”现象的思考更趋深沉，更加理性，更带上策略性的政治色彩。
有生就有死，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但是鲁迅有个坚定的信条“我最不愿别人做牺牲”。他不仅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中作过这样的表示，又在1927年对上海劳动大学讲演时重申自己“不劝他人去做牺牲”。“五卅惨案”发生前几天，他在散文诗《死火》中深情地吟咏了与突然驰来的大石车同归于尽的“死火”，那“死火”在“冻灭”和“烧完”中之所以选择了“烧完”，因为“烧完”意味着还有可能取得冲出冰谷的代价，至少也是“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买卖相当，得不偿失的“牺牲”从来是鲁迅反对的。1926年写作的小说《铸剑》中，眉间尺和黑色人以自己的两颗头颅咬死了大王的头，但终于使三个头颅无法区别，送葬的人们只得同时祭奠至高无尚的大王并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这一观点是鲁迅一生始终坚持不渝的观点之一，是其生死观的社会时代内涵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如此，他自己的解释“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他借黑色人的口道出“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有了以上的理解，我们就会高度重视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所写的一组系列杂文了。这些杂文既揭露和鞭挞了强权政治血腥屠杀的卑劣无耻，对先驱者的死难寄寓了深切的哀悼和由衷的怀念，还对血的教训进行了“战斗艺术”高度的思考总结，在“纪念”与“忘却”中显示出鲁迅生死观的社会时代内涵。通过这系列杂文，我们可以将鲁迅的思考归纳为以下几种“血的教训”：
其一，“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三一八惨案”发生之时，鲁迅正伏案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揭露“正人君子”者流的卑劣行径和谎言。噩耗传来，鲁迅悲愤至极，笔锋一转，怒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事，仅有一点相像。”他操笔向屠杀者示威了：“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鲁迅对“血”是十分敏感的，因为有血就意味着有生命的存在。在散文诗《复仇》中，他曾以精细的笔致描摩过人的皮肤下的血管和热血，“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的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篇中的“他们俩”为了向“路人”复仇，不让路夫赏鉴拥抱或杀戮，宁顾自己“干枯”，鲁迅称之为“无血的大戮”。然而，在段祺瑞执政的枪口下，青年却流血了！“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说，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⑥]鲁迅特别将青年流血的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意味着他认真总结这“血的教训”的开端。
其二，‘死中有生’，先觉者的悲壮情操与牺牲精神是人类拯救的主要希望。
在“三一八”前夕，他在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前面的一篇《无花的蔷薇》，提出“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这并不仅是对“流言”制造散布者的愤激之辞，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苦难的土地上先觉者的思想与行为几乎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这话说过后不久，执政府前的枪声响了，“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她不是‘苛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在鲁迅心目中，这些“在沉默中爆发”的先觉者和牺牲者才是“真的猛士”，因为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在这“死亡”中看到了“生”，“死亡”正是在自身中产生“生”的途径，正是在这样的“生”与“死”中，“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⑦]直到30年代初左联五位青年作家的被杀害，这其间，“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理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⑧]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是年老的为年青的写记念，“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在难言的悲愤中，鲁迅仍坚信“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⑨]
其三，“忘却”心理是民族新生的大敌，也是先驱者流血受难的悲惨而荒诞的原因。
对先驱者的死亡牺牲，鲁迅虽一再说“我们要将他们忘却了”，“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⑩]但他的心和他的文字一样，悲愤时时袭来，正是不能忘却。所以他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11)]鲁迅生死观的社会时代内涵紧紧联系着他的“高墙”意识，紧紧连系着他对我们国民“生存困顿”的忧愤。他说过：“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会再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12)]这段至今读来使人灵魂震颤酸楚的名言，极透辟地诠释着我国人之间的“隔绝”，统治者制造并利用着这隔绝，国民就生存于这隔绝之中。从先驱者英勇赴死后人们的观赏行为和心理中，鲁迅一次比一次深入地体察到这隔绝，国民无法与先驱的死难沟通，先驱的血变得没有代价，“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13)]联系到历史上关于改革的事，中国之所以难以前进，缺乏活力，鲁迅总结为“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14)]也就是说，先驱的死难并不能唤醒民众。
其四，流血并不等于改革，青年们不要去“轻死”。
血的教训使鲁迅集中思考了先驱者的死与整个民族的关系问题，他从战略策略的高度总结了战斗艺术，写出了《死地》和《空谈》这两篇字字千钧的“姐妹篇”。先驱的死难并没有使无声的中国在沉默中爆发。“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15)]但事实却是不仅不觉得死尸的沉重，还要含血喷人，还要诬陷请愿的学生是“自蹈死地”；只有那知道死尸沉重的改革青年总要请愿，“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16)]鲁迅大声疾呼，告试青年人不要去“轻死”，“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因为“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他提醒人们，流血与改革或赴死与改革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17)]这种悲愤中的规劝，映照出鲁迅那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战略策略。关于这一宝贵的“血的教训”，我们还将在下文进一步透析。
其五，警惕那隐藏极深而又最残毒的“软刀子”。
毕其一生，鲁迅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对抗各种“软刀子”。我们民族的生存烦恼本就多于其他民族，而忧国忧民的前驱者因为同时要以自己的心灵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那种种“软刀子”，其生存当比他人更疲惫和艰难。日本的竹内好在他的《鲁迅》一书中，十分注意鲁迅的作品和书信中惯常使用的“挣扎”一词，认为“挣扎”一词“所显示的强烈的凄怆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把有自由意志的死抛在一方的极点，我是无法理解的。”竹内好根据他的理解注释了这一词：“挣扎这个词汇具有容忍、忍耐、折腾等意思。我觉得它作为理解鲁迅的精神线索很重要，所以，我屡次以原文本身的样子加以引用。勉强译成日语的话，按现在的用法，它接近于‘抵抗’一词”。[(18)]他的理解和注释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血与火的灾难中，“软刀子”愈加伺机助纣为虐，鲁迅只得用自己的笔不断揭露那些“从血痕中寻找闲适”的士大夫和御用文人的丑恶嘴脸，撕去他们的人相，剥示他们阴毒的心。他总结了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从利用“康党”、“乱党”、“学棍”、“学匪”、到“整顿学风”……罗织罪名，隐藏杀机，而“三一八”屠杀之所以奏效，“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他进一步指出：“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19)]“读书人”虽然不会自己操刀杀人，但他们使出的“软刀子”，恰如鲁迅所断言，比之真刀真枪更可以惊心动魄，“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预想不到的。”[(20)]
《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许多杂文，既是由血的教训引出的论说，但显然又蕴含着贯穿鲁迅终生的某些重要的观点。鲁迅一生受到无数刺激，因而又生成了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在各种刺激中，莫大于“国民劣根性”和花样翻所的“软刀子”，鲁迅和他的同胞就生于并死于其中。血的教训使鲁迅再次深感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这不仅表现在对自身苦痛的不敏感和不自觉，对人生有限性的死亡无从确认，缺乏根本的悲剧和危机意识，同时还表现在对别人“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无从相印”。[(21)]愚昧麻木的国民既无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必定要将他人的痛苦和不幸当作慰藉甚至愉悦自己的材料和景观。这就是鲁迅毕生痛心疾首并大力批判的“看客”文化心理。少数先觉者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而献身，民众不但不予同情、理解、支持、甚至还要在牺牲者身上刮取或坐收一点小利，鲁迅称之为“分肉”、“散胙”，并早在1922年就指出过：“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22)]中国民众对先驱者的受难牺牲表现出的令人发指的混沌与残忍，作为一种怪异态度的心理现象，显示出了中国人对生死态度的残忍酷烈，它使得人们不但以寻求审美满足的价值取向欣赏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新奇现象，而且可以饶有兴味地对各种丑恶残忍所造成的苦难评头论足。“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23)]这实在是可悲到令人绝望的现实状态，所以鲁迅主张对这样的“戏剧的看客”，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无戏可看。所以《复仇》中的“他们俩”对待“看客”的办法是“不拥抱”、“不杀戮”，宁愿“枯死”，也不让“看客”尝到“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由看客的眼睛所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由看客鉴赏灾难的心理组成的“无物之阵”，使先驱者的受难牺牲都化作“戏剧”般供娱乐的场景，供打发无聊时光的谈资。这不仅使勇敢的战士、先觉的猛士足以“寿终”，还使那本应是极其悲壮骇世的死亡本身变得空洞、无聊、可笑、荒诞、毫无意义可言。鲁迅一生都在将群众的“灰冷”、“酷烈”作为批评的靶子，意在改造。中华大地上的血案让鲁迅痛切地意识到：“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24)]这体现了鲁迅生死观中“牺牲——反抗”观念的又一深刻内涵，这无疑是残酷的政治形势下的清醒抉择。
二、轻死与韧战
我们都熟悉鲁迅对“悲剧”提出的近似定义的看法：“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5)]他在此提出的“悲剧”明确是指“在戏台”上演出的审美形态的悲剧艺术，而不是泛指现实生活中时时发出的悲惨的事件，后者并不都能进入前者。但是，如果我们将鲁迅的著名论断借用于诠释他对“死亡”——特别是悲壮的牺牲，却也是贴切的。在鲁迅那里，死（牺牲）既在揭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也在揭示这有价值的存在本身，激励人们为“生”而抗争，不畏惧“死”而又使“生”有价值。“就是说，他一面与死相争，一面继续生存。因此，他在某个时候超越了死，成了民众的英雄。”[(26)]他超越了死，同时他的生死观又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的土壤中，生成于对时代、现实的深刻洞察中。
1926年鲁迅编完《华盖集续编》后，在卷尾附上一首诗，1927年编《而已集》时，又作为《题辞》再次选用，足见他自己的珍视：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李欧梵先生也十分重视这首诗，他认为“在这凝炼的诗的散文的字句中，渗透着极度的精神苦闷”，“显然，鲁迅是试图用它们表明一种变化了的情绪。”[(27)]此前他曾表示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28)]而这“极度的精神苦闷”显然也是来自在血的面前被吓得“目瞪口呆”后的“只有杂感而已”及“只有‘而已’而已”。之所以是“一种变化了的情绪”，则可以理解为血的教训的确是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1927年的“广州血案”，就对鲁迅造成“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鲁迅那里，不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精神苦闷，“凌迟和灭族”行为（不仅是一般的死亡）在21世纪的中国频频发生，使鲁迅在屠杀者“血的游戏”中体验了真正的“恐怖”。他本来认为生与死不过分别是生命流程的起点和终点，任何一个新生的婴儿“将来都是要死的”；但死同时又是证实一切人生价值的中介，生命不怕死，历史是在生与死的交替中不断进步，包括受难与牺牲，都是在实现复仇与反抗中证实生的价值。但他却怎么也没有料到死亡会化作“血的游戏”，这种带着进化论色彩的生死观终于在受到现实的嘲讽和挑战中“轰毁”。在著名的《答有恒先生》中，他再次提出“吃人”的主题，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青年，他所标示的“血的游戏”同时带有嘲讽和自嘲的意味。这“自嘲”是格外沉重的，那就是“但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安排筵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痛苦，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29)]帮着排筵宴而又帮着做醉虾，这是何等酸楚的自嘲和自责！这也预示着鲁迅“牺牲与反抗”、“受难与复仇”的生死观正在受到严峻的现实的挑战，他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仅仅“轻死”是不够的，必须配合以韧性的战斗。鲁迅之作为鲁迅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这样诞生于社会时代的“血的代价”之中。
1927年10月，他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讲演中有这么一段名言：“‘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这段话中有两个要点，其一是自己活着没有权利去叫别人牺牲；其二是以生命来投资必须赚大利。在《两地书》中一封致许广平的信也可作诠释：“对于社会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就是为此’。”一直到1934年，他还在《致杨霁云》信中重申：“自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惭”。我们不能仅仅从鲁迅深层的道德意识来理解他的这些观念，而应更侧重从鲁迅的价值观的角度去把握。正如上文的分析，鲁迅在20年代的中期，就通过“三一八惨案”等血的教训去清醒总结生命的代价。他从来不自诩为生活中的指方向者，一再“辞”去青年人“导师”的桂冠，但他却是生活中真正的“韧者”。他说过自己的戒酒和吃鱼肝油“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又自豪于“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30)]他之所以一再撰文恳切希望青年人从此停止“请愿”的事，也是看清了持枪者和持软刀者的“诱杀”。生命是不能再造的，战士的生命尤其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31)]
由此看来，鲁迅不提倡轻易的舍生赴死，而坚持保存实力的韧性战斗原则，这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下生死观的清醒抉择，这显然是着眼于中国，着眼于未来的。鲁迅一直宣称自己是“死的随便党”，他从未畏惧过死，但他认为革命、改革、反抗都必须思考“血的代价”，应该说这是他经历了多次血的教训后增长的理性认识，表明他并非只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文化哲学思考，而是随着环境形势的变迁而转向了社会政治的思考，已经将革命与牺牲、与牺牲的代价联系起来对待。在他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后，这种思考显得愈益深沉和完整。我们都知道，和许多先驱者一样，鲁迅的“生”是极不轻松的，“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旷日持久地为他人而活着，即使是“人总要生存的”，也意味着痛苦挣扎。特别是在青年人的血的面前，在《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写后，他何尝不是以自己生的痛苦来抵偿先驱者的牺牲？！日本竹内好先生下面这话是有理的：“可以想象，这件事在他心底种下了悔恨的种子（笔者按：指“三一八惨案”），它贯穿于他的生涯，而他却没有抹去它的方法，只好日夜吞啮着苦痛。他大概也考虑过亲自执刀去复仇吧。他没那么做，是由于卑怯吗？不。那是因为他决心用一生的受苦来抵偿，代替贪图一时痛快的做法。”[(32)]1931年，他接连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终于确信“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3)]30年代，面对中国的“幼稚的青年们”的“轻死”的偏激，鲁迅怀着深深的忧虑，忧虑于“容易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34)]他一方面提醒人们不要将手段当作目的：“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的；并非因为要杀人。”[(35)]另一方面呼吁青年要珍惜和保护用“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前驱者培育出来的胜利果实，“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36)]因为前驱者的牺牲是为了后来人，为中国全体民众，而最怕的是“先烈善心，后继无人”。
鲁迅后期的生死观已明显带上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但他不仅没有抛弃他早年生死观中的文化哲学思考，而且更增添了“牺牲”和“韧战”的更深沉的内容。1931年他重新抄写了自己1903年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再次深情地表达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新生誓死如归的决心；同时心悦诚服于真正的无产者：“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37)]
对“血的代价”的思考，实际上仍然是鲁迅晚年探究的中心问题。比如在与冯雪峰的谈话中，他就多次表述了自己精深的思索。他说过：
中国民族过去流的血是实在大的，但大部分血流的结果，只是使中国增加了沙漠，很少带来改革的结果，我们现在是要使血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流。
一个民族，人民的血流多了，到人们都不以流血为意了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但要减少流血，不能希望于临末的反动阶级，革命者不是避免流血，而是要不怕流血牺牲，又要看重自己的血的价值。[(38)]
对于鲁迅来说，这既是对革命者的劝导，也是他本人生死观的集中体现。他“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39)]用他自己的话讲，“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40)]他蔑视那种“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牺牲”的卑怯者；他憎恶那些自己以指导者自居，而将别人的牺牲“不算一回事”的“革命巨子”[(41)]，更仇恨那种以巧妙的言词“鼓励”“赞美”他人去作牺牲而换取自己的权利的“巧人”。[(42)]鲁迅为他人，为社会，为全民族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安乐，“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43)]，贡献了自己的全身心。毫无疑问，这正是归因于他悲壮的献身的生死观。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44)]
Payment in Blood:the temporal-social implications
of Lu Xun's view on life and death
Wu Xiaomei Xiao tong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wo respects of Lu xun's life,namely," remembrance versus forgetfulness"and" death ignoring versus perseverant combat",it shows the heroic manner in which LU XUN regardeddeath.As a proponent of the"Casual Death Party",LU XUN braved death,but meanwhile he thought that a revolutionary or a reformer should becautious about the"bloody cost".This rational awareness which LU XUN alone was able to acquire is based on the countless tragical lessonshe had learned from his experiences,and on his concept of death which had evolved from its cultural and phy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to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Key words LU XUN view of life and death combat tragical lessons
注释：
①亨利希·波尔（HeiNRich Boll）语。
②参阅季长之《鲁迅批判》等书。
③见《野草·立论》。
④(18)(26)(32)竹内好（日本）：《鲁迅》。
⑤《〈尘影〉题辞》。
⑥《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⑦《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⑧⑨⑩《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11)(16)(17)(20)《华盖集续编·空谈》。
(12)(21)《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3)(14)(15)《华盖集续编·死地》。
(19)《华盖集续编·可惨与可笑》。
(22)《热风·即小见大》。
(23)《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24)(28)(40)《坟·娜拉走后怎样》。
(25)《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7)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
(29)《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30)《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31)《坟·题记》。
(33)《二心集·上海文学之一瞥》。
(34)增田涉：《鲁迅印象》第63页。
(35)《二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6)《集外集拾遗·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37)《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8)冯雪峰：《回忆鲁迅》第41页。
(39)《两地后·九五》。
(41)《三闲集·通信》。
(42)《华盖集·牺牲谟》。
(43)《两地方·六二》。
(44)《鲁迅著译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