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以人为本论文,意义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整个发展经济学界都出现了发展观的转变。过去人们所追求的经济发展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特别是GDP的增长。现在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发展的概念界定为增长加变革，把发展的目标扩大到经济增长以外，包括减少贫困、公平分配、保护环境，以及增强人的能力和作为自由的发展。这些内容都与人的发展相关，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确立，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有重大的意义。
一、由摆脱贫困到富裕人民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摆脱贫困，富裕人民。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都会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摆脱贫困，其中包括摆脱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我国目前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通过国家的扶贫计划，这部分人口将逐步减少。这样，我国的经济发展任务将不限于摆脱贫困，而更多的是富裕人民，但摆脱相对贫困的任务将更加突出。
谋求人民富裕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经济发展到现代阶段，富裕人民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增长问题，还涉及经济增长成果如何分配，才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的问题。
在我国，由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决定，富裕人民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两者统筹协调，就能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按照收入水平，居民可分为3个阶层：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为重要标志。落后国家的标志是低收入者居多的金字塔形的结构。低收入群体过大的社会不仅是落后的，也是不稳定的。从发展趋势讲，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大，发展水平越高，这个社会就越和谐。其原因是，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是建立在低收入群体减少的基础上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接近和达到平均收入水平。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中坚阶层，也是社会中最为稳定的阶层。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体现“富而思进”的道理。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他们是改革和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更是改革与发展的推动者。
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关的重要问题是致富途径。居民收入结构包括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依靠劳动收入固然能使一部分人成为中等收入者，但从全社会讲，现实中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人，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致富的。居民不仅能够获得合法的劳动收入，也能获得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即有就业致富以外的新途径，如投资致富、创业致富、经营致富和技术致富等途径。由此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富裕人民的内容不仅仅是提高人民收入，还要增加人民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等。致富途径的创新可以让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和活力充分迸发。这样，人民富裕水平就不能仅仅以收入水平来评价，还应该以个人财产占有水平来评价。合法地获取个人财产应该得到鼓励。
人民的富裕水平不能仅仅看收入水平，更要看生活质量。现代化要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特别是生活质量。其衡量指标有：以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和蛋白质等指标衡量的营养水平，以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等指标衡量的健康水平，以文盲率、大中小学学生人数等指标衡量的教育水平等。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目前反映营养水平的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每百人拥有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数量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预期寿命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婴儿死亡率低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们不能陶醉于此。现阶段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是环境质量下降。如果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富裕了，但是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质量下降了、人民健康水平下降了，这种现代化是不值得的。由此提出了新的财富概念，即生态也是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增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需要增加生态财富。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活质量有不同的要求。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温饱问题。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已经和正在进入小康阶段后，人们对健康、教育、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需求明显加大，社会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定水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的社会环境，提供人和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富裕水平最终要用共同富裕程度来衡量。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事实上有一个先富和后富的过程。这种先富与后富的差别只要体现效率原则，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是需要大多数人富起来。现在人们习惯于用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人民的富裕程度。仔细研究，这个指标存在片面性。在许多地区虽然其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达到全面小康的收入指标，但达到平均数以上的人口数明显少于平均数以下的人口。好比是30％的人口占有70％的存款，70％的人口占有30％的存款。这种所谓的小康水平老百姓是不会认同的。
二、由效率优先到公平正义
公平和效率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要面临的选择，而且常常是两难选择。其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公平和效率这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只能兼顾。这就有一个谁为先的选择问题。过去我们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属于保障性分配，追求的是平均主义。实行这种分配政策的结果是普遍的贫穷。我国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为了加快增长，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收入分配政策也由保障性分配转向刺激效率性分配。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以效率求发展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可能产生的成本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基尼系数便开始下降。我国的基尼系数原来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很低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逐渐进入起飞阶段，基尼系数快速上升，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开。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或超过美国和英国当年的水平。
虽然我们可以承认，直至今天，我国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还没有到来，但是按照效率原则拉开收入差距时，一刻也不能忽视公平目标。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相关。我国是在人均GDP(800美元)大大低于美国水平(3万多美元)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却达到甚至超过美国和英国水平的。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时，收入差距过大，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和谐问题可能比高收入国家更严重。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发生在不同地区间，也发生在不同阶层间。经济增长会受到处于相对贫困地位的集团和阶层的抵触，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冲突。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并不否认收入差距，但要求这种收入差距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人们对先富和后富的差别、贫富的差距(结果的不公平)的承受力大为提高，但对权利的不公平则是不能容忍的。现实中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公平问题普遍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分配的不公平。不仅是分配结果的不公平，还反映在分配起点和过程的权利的不平等。第二，改制的不公平。牵涉财产分配关系的不公平。第三，市场交易的不公平。不仅包括垄断所产生的不公平，还包括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行为产生的不公平。第四，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本来，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政府行为，更应该讲公平，但现实存在的寻租现象反映了公共产品分配权利的不公平。所有这些社会不公平现象都可以归结为权利的不公平。公平正义不是拉平收入，而是突出分配中的公平权利。公平正义不能容忍利用权利和垄断地位牟取高收入。这种权利的不公平严重影响效率。因此在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解决收入差距的社会公平的重点在于公平权利的实现，权利不公平问题首先应该得到解决。
在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从公平正义角度考虑，特别要关注对贫困家庭提供救助。现阶段虽然我们仍然需要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但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这两个方面的兼顾，特别是强调“更要”关心低收入群体，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不少贫困者是改革发展成本的承担者，他们自身对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例如失地的农民、城市的拆迁户等。因此，要使绝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须扶贫济困。
扶贫济困需要满足贫困阶层的基本需求。基本需求的范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1976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的界定，“首先，它包括一个家庭在个人消费上的基本最低要求，如充足的食物、居所、服装、家庭设施和服务。其次，它包括由社会提供并使社会受益的基本服务，如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公共交通、健康与教育设施。”[1] 显然，仅仅以收入为基础来定义贫困的方法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没有考虑对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可饮用水的获得以及卫生的最低限度的支配权。
要满足贫困家庭的基本需求，政府责任重大。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和平等提供公共产品等再分配途径提供其基本需求。但是，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再分配，而是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其途径包括为低收入者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其就业能力的途径，特别是要重视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不仅能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公平正义。
三、从以人为本到人的现代化
经济发展有多种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等。传统的发展观突出物质资源特别是资本要素对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则将人力资源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与此相对应，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现象的解释，传统理论以其资本缺乏来说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则以人力资本缺乏来说明，即人力资本缺乏——经济增长率低——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缺乏。
明确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自然提出人的现代化的要求。人是现代化的主体。现代化最终是由人来推动的，人的素质没有达到现代水准，就不可能有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素质现代化，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达到现代化水准。
人的现代化首先要求对人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现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点在教育和医疗。可是，现阶段这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是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由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承受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现在有些单位乘机乱收费、乱涨价，牟取利润。上学贵和看病贵的呼声由此产生。既然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的现代化就要求全民族文化和身体素质要不断提高。由此提出了全社会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的要求。就教育公平来说，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贫困而丧失这个权利；另一方面，受教育就要付费，低收入家庭受教育应该得到救助。为了保障这种教育公平，对政府提出了两方面要求：一是政府要加大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以增加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供给，减轻此类事业单位以收抵支的压力。二是政府要加大对接受教育和医疗的低收入家庭的救助，以保证大部分中低收入人口都能够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
其次是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现代化。这里要特别说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现代化的意义。对人的观念与现代技术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问题。他说：“测验一个国家的先进程度，就看它利用现代技术到什么程度。现代技术不是得到和使用一种工具问题。现代技术跟随现代思想而出现。你不能以古代的思想去掌握现代工具。”[2] 显然现代化进程不能仅限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还必须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人的现代化观念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人的道德素质现代化，涉及道德规范建设，需要以共同的道德标准教育和约束人。市场经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但绝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都是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中实现的。许多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应该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这就与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相关。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有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一般说来，人的道德素质与人受教育的程度相关。正如发展经济学家森德鲁姆所说：“一个社会，它的成员的教育程度较高，它提供的基础结构较大，它的经济制度较好，能鼓励现代技术的学习与运用，它才能认为是较发达的社会。”[3] 显然，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动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必要过程。
总的来说，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首先需要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发展，还需要社会发展。其次，仅仅是发展还不够，最根本的是制度安排，需要制度的现代化。
四、从生产力到消费力
长期以来讲到经济发展，人们特别关注甚至是唯一关注生产力。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不仅有生产力概念，还有消费力概念。而消费力概念的长期被忽视甚至是无视，可能同一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也可能同传统的发展观相关。现在发展观转到以人为本，有必要从马克思的理论宝库中挖掘出消费力的概念。
马克思是在同等地位上说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他认为，人类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生产停止消费也停止，消费停止生产也停止。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明确指出，生产和消费都可以成为起点。消费作为起点，是因为消费提供生产的动机和生产的目的。有消费才有人去生产，只有消费扩大了才能扩大生产，只有消费层次提高了才能提高生产层次。这就明确指出了消费对生产进而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
基于对生产力和消费力同等地位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了消费力的理论。所谓消费力，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马克思说：“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4] 从理论上说，消费力可以分为个人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两种形式。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5] 正是这种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我们得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第一，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关系；第二，影响消费力的要素涉及收入水平，其背后是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以及一个国家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基于以上由生产力到消费力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需求拉动转向消费需求拉动的必要性，它反映向以人为本发展观的转变。
迄今为止，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每个地区安排发展规划时首先要解决投入问题，依靠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相应的经济增长率。这种增长方式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是为生产而生产。
决定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到消费需求拉动，有两个方面的必要性：
第一，长期的投资拉动导致了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是产品多了，而是消费需求不足。
第二，我国的绝大多数行业进入了买方市场，在此背景下，只有靠市场需求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最有效益的，也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本质上讲，转向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真正体现了发展是为了人。
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际上有两个链条。投资拉动的链条是：扩大投资需求(投入)——增加供给(增长)——扩大投资需求(投入)。消费需求拉动的链条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加供给(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现在我国的产能过剩突出，需求型经济特征凸现。许多产品生产出来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它就没有办法扩大再生产，现在的任务恰恰就是要通过消费增加来拉动生产增长。有人说生产是起点，只有生产了才能消费。马克思认为不完全如此。
根据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关性，提高消费力从而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全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可以全面拉动消费需求。收入水平与购买力直接相关。就目前市场情况看，许多商品供过于求，不是生产太多，而是购买力不足。因此增加收入就是增加购买力，也就是提高消费力。当然，不同收入阶层的新增收入其消费弹性是有差别的。如果把消费者分为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的话，低收入者增加一块钱全部进入市场消费；中等收入者增加一块钱，可能五毛钱进入市场，五毛钱储蓄；高收入者增加的一块钱可能全部进入银行。提高消费力要特别注意消费弹性最大的那个群体。所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意义不仅仅是在扶贫，更重要的是在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可以拉动先进制造业产品消费需求。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必须注意消费结构，以及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力。我们现阶段产业升级的方向，主要是IT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命科学产业、汽车产业等。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动力也在市场需求。一般说来，中等收入者对电子信息产业、与生命科学相关的保健产品、汽车产品有更大的需求。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偏小的话，这些产品生产出来了也没有市场。所以要推动产业升级，就应当解决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问题。
再次，开辟新的消费渠道可以创造新的供给。生产创造消费，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静态的，消费创造供给，则是动态的。与此相应的市场营销就不能仅仅是适应市场，适应人民群众当前的消费需求，而是要创造消费者，创造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创造供给。现阶段开辟新的消费渠道特别要重视文化和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在人民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必然形成的需求。
其他还有一系列的提高消费力的途径，如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完善消费市场的形式和机制等。
以上所指出的向以人为本发展观转变的几个方面是从趋势上说的，在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转型阶段，这种发展观的转型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实践中两种发展观的作用都会存在，例如追求GDP的发展会同富裕人民的目标同时并存、追求效率和追求公平会同时并存、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会同时并存。但是无论如何，以人为本的侧重点会越来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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