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草农业”——美国农业的现状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美国论文,绿草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农业的现状
20世纪，一波波新的化学、机械和生物技术不断增强着生产能力，不可避免地带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价格暴跌、农场金融危机。新技术都是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的规模来提高生产力，因此每次金融危机都迫使成千上万的农场主离开农业，他们的土地被越来越大的农场兼并。然而，农耕是最不适合工业化的领域之一。活生生的有机系统有其固有的一体性、多样性、互相间的依赖性，因而很难工业化。这使得工业化的经济收益一直不好，而环境和社会付出却很大，从而使得工业化进程很慢。即使如此，美国的农场数量还是从1930年的600多万个下降到20世纪末的200万个。更为显著的是，美国大农场中最大的10%生产了大约2/3的全部农产品，占农业公司(控制农产品加工和运输)全部产品合同的40%。非农场公司仅拥有很少一部分农场和耕地，但是通过各种合同，他们可能控制了全国农业的一半。
工业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纵向整合，涵盖了生产、加工、配送和零售等各环节。相对而言，横向整合发生于各个生产环节之中。美国食品系统的横向整合先从食品加工开始，进而到零售业。在农场中，这个过程开始得早，但进展得慢。具有横向控制强势的企业也处于更有利的纵向兼并地位。例如，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是最早开始进军生产和配送领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蔬菜加工企业就开始在与独立种植者执行合同的同时，自行种植。所有大型加工企业都最终用自己的销售部门、储藏设备、运输卡车和火车取代了批发商和小贩。控制可以通过全权拥有取得，也可以像畜牧业那样通过一揽子合同取得。合同性动物生产开始于60年代，当时饲料生产业开始渗入家禽饲养业。大型肉类加工企业从70年代开始与牲畜养殖业订合同，从90年代与生猪养殖业订合同。当今的动物集中饲养业(CAFO)大多被详尽的合同束缚于大型加工企业。
农民们缺少向食物经济其他部门施加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样就多少置农民于大型食品集团的股掌之中。在市场中是这样，在合同谈判席上也是如此。在几十年中，食品加工商对食品零售商施加了可观的影响，虽然他们从没有完全控制超市这一线。加工商对于零售市场的影响力来源于他们能在消费者中建起对知名品牌的认同，如果一个零售商拒绝把某一知名品牌摆上货架，那他必定要失去市场份额，因为其他零售商不会这样做。可是，自从60年代起，超市渠道开始开发他们自家的自有品牌。他们与那些有过硬的产品，但没有过硬品牌的“二线”加工商合作，以超市自己的名义推出这些产品。
90年代，沃尔玛进入食品零售市场，另一些大型食品零售商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这使得权力天平开始由食物加工商向零售商倾斜。如今，少数几家大型公司联合垄断了零售界，他们控制了所有直通消费者的渠道，这正是所有本行业经济价值的最终源头。这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零售商，他们可以轻易地阻止较小的对手进入超市。因为缺乏公众支持去执行反垄断法规，政府在控制这种恶性竞争上面几乎没有作为。如今，食品生产厂家一般都要向零售商缴纳一定的费用，以使自己的产品能够被摆上零售货架。他们的产品要与深度折扣的零售商自有品牌进行竞争。
其他大型零售商们开始模仿沃尔玛的做法用他们对市场的控制来最大限度地压低所有产品的价格，包括生产商自有的品牌。一些零售商甚至要求供应商打开“账本”来证明他们的产品价格能不能再低了，不然就要危及他们的生存了。零售商们不会建议用其他降低成本的办法，如进口和使用更多的低成本原料。小型供应商会被强迫成为某一零售商的专用供应商，使他们不能另寻高价买主。如果零售商找到了一个成本更低的供应商，现有供应商就会被甩掉，无人再问津。渐渐地，这种将成本和价格压低到极限的压力已渗入到食品系统的各个层面，从商场货架，直到农田。
大型企业对当今食品系统的控制已覆盖整个世界。许多大型种子公司，农业化肥公司，和食品加工商们，都建立了各种企业联合，战略联盟，和多种其他合同型联合，这样，虽然没有经过名义上的所有权整合，却达到了事实上的控制权的兼并。密苏里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Mary Hendrickson，Bill Heffernan)跟踪这个趋势10多年。他们的研究发现，当今对全球食品系统的掌控集中在5～6个“全球食品链集束”，由名目繁多的商业安排加以界定。这使得食品公司能够轻易地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和技术。另外，大型食品零售商们无须通过兼并、吞并，或进入长期合作协议就能施展巨大控制力，他们只需显示一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就可以了。食品系统的工业化正处于其最后阶段，已经没有更多的经济收益可以从进一步从兼并中取得了。
二、经济效益的片面
表面上看，降低成本，降低食物价格，既合乎逻辑，也是应大加称赞的社会目标。然而，经济价值与生俱来就是个体化的和自我中心的，而不是社会化的。经济价值一定要在个体决策者的有生之年实现才有意义。与一般认识相反，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可以把追求个人利益变成促进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在当今的资本社会中没有什么作用。为了使自由市场为全社会福利服务，需要在每个市场中有巨大数量的买卖双方；人们要能够轻易地开始新的产业，或清仓现有产业；买卖双方要有产品用途的准确信息；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要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不能被强制的市场行为和鼓动性的促销扭曲。只有在这些情况下，自由市场才能以最低的消耗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所有这些条件，在当今的美国，乃至全世界食物系统，或世界经济的其他方面，都是不存在的。你可以保证超市中食品的经济成本是最低的，但这不能保证这些食品是消费者们最需要的。食品企业自然而然地选择那些能够为他们的投资带来最大收益的产品和市场战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扼制那些能为顾客造福的真正的经济竞争。更进一步，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政治力量来保护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即便食品市场有足够的经济竞争，减少成本和增强经济效益不会确保美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利益。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和伦理性的存在，而经济活动并不尊重关系和伦理，除了其为个人私利贡献的潜能。另外，所有的经济利益必须从人力和自然资源中取得，即得自于自然界和社会。经济活动鼓励利用自然和社会资源给个体带来利益，而不鼓励为社会和大众做任何事情，除非有经济回报。还有，经济活动也不鼓励保护和再生那些用来造福未来的自然资源。如果自然和社会资源被耗尽了，就不会再有未来的经济。一个只关注收益、生产能力和效率的经济体系，可能在短期内会很高效，但不可能长期持续。只注重为股票持有人创取最大回报的企业必然只关注收益，这种企业占主导的经济体是不会持久的。他们肯定会使自然和人力资源退化、枯竭，而这些资源却是他们最终生存的依靠。
三、新型食品经济的萌芽
对美国农业不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日益增长，促使了“反工业化”食物运动的发生。这种运动的源头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回归土地”的运动。“天然食品”运动由那些脱离社会自发成立公社的“嬉皮士”们最先开始。他们利用有机方法生产食品，并成立了地方性“农民集市”，把剩下的食物出售给和他们有共同价值观，但生活方式不完全相同的人们。他们最担心的是随着工业化而无处不在的杀虫剂和化肥。依靠化学药品的农业所带来的健康和环境损害开始得到关注。
自然食品的广受欢迎为20世纪80-90年代的有机食品运动提供了概念性和经济性的基础。这项运动迅速扩大到农民小市场和自然食物合作组织等更广的领域，并最终渗入到食品市场的主流。有机食品运动关心的不仅仅是杀虫剂和化肥，它是对工业化农业的一种抗拒。长期以来，对动物生长激素、抗生素和转基因生物体的使用，有关大肠杆菌和疯牛病等的报告等都加深了人们对工业化食品生产的担忧。在一个肥胖症、心脏病和其他与饮食有关的疾病日益增加的国度，人们除关心食品安全之外，也开始关心食品质量和营养情况。在70-80年代，在以地域专门化、集约化大生产、集约化营销为特征的工业食品生产时代，收割、加工、储藏的机械化和保质期的延长比新鲜度、口味和营养价值更重要。在整个90年代，有机食物的销售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每三四年就翻了一番，是目前食品市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在20世纪开始时，“整体食品”(Whole Foods)，一家“自然食品”零售商，是美国所有超级市场连锁店中发展最快的。不久以后，包括沃尔玛在内的主流超市也开始推销有机食品。虽然有机食品在整个食品零售市场中仍然只占相当小的份额，在2007年仅有4%，但它的发展速度是每5年翻一番。
四、塑造未来农业的趋势
不断追求农业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今天已经很明显。凯利·凯恩(威斯康星大学)把“顶峰石油”和全球气候变化称为“邪恶双子星”。全球变暖是化石能源释放的温室气体的直接后果。迎接“邪恶双子星”带来的挑战最终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国家的各个生活领域，包括食品生产系统。
整个工业化时代都是以廉价易得的能源为基础的。先是森林，然后是浅表煤层，然后，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相对浅层的石油。世界尚没有耗尽化石能源，多数专家估计地球的大半化石能源还埋在地下。然而，所有容易得到的化石能源已经没有了。森林必须先要重植才能重用；整座山头要被毁掉才能开发剩下的煤炭；剩下的石油和天然气或在海洋深处，或在人迹罕至的角落。所有其他替代能源——原子能、风能、水能、光电能需要高成本去开发，而且更难去利用。过去两个世纪的工业化时代已经结束。
“顶峰石油”的概念是指，一旦发现一块新油田，需要大约30～40年能使其达到生产顶峰。过去记录表明，当油田产量达到顶峰时，仅有大约一半的油尚在地下。然而这一半是最难开采的，耗费也最大。一样产量的油需要更多、更深的油井。原有的可以把油压到地表的油压现在要用水压和气压代替。同样显著的是，顶峰一过，就不能再维持顶峰的产量了。美国油田发现顶峰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重大发现多在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美国产油顶峰是在1971年，从那时起每况愈下。阿拉斯加石油的发现只是这个下坡路中的一个小反弹。美国至今都一直无力重振国内石油生产。
生物燃料一直被推崇为可替代化石燃料的再生型能源。然而，要真正代替化石燃料，生物燃料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美国的所有绿色植物所存能量的总和不过是美国所用化石燃料能量的一半，不用去说为把日能转变成生物能所耗去的化石能源。而且，大部分这些绿色植物并没有生长在农场中。如果所有的美国农场都用来生产生物能源，那也只能代替大约1/6的化石能源。工业化时代已经入土，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也将随之就木。将来农业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少用能源，多产食物的渠道，而不是生产能代替化石能源的东西。不同的研究表明，实施各种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策略可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率30%～60%。
在21世纪，另外两个农业持续性发展的力量来自于社会和经济。直到近期，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从未如此悬殊。从100多年前的资本积累的“镀金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个时期，普通人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如此之少。现在，美国最穷的那一半人口仅拥有1/8的全国总收入；而最富的5%的人口则占有全国总收入的20%还多。实际上，1%的最富的人的收入相当于最穷的那一半人收入的总和。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如此之大，加剧速度如此之快，最终会危害民主和资本主义本身。”
食品质量、食品安全、营养保健、化石能源、全球变暖、社会不公、经济不稳，这些都最终关系到食品系统的安全稳定。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早期农业政策专注于确保有足够的家庭农场来保证这个国家可以自供自食。在50-60年代，工业化的农业明显地可以使少量的农民就能产出足够的食物，农场政策便专注于通过生产效率来加强食品保障。当这些政策导致经常性的供过于求时，国际贸易被用来作为保障食品系统稳定的手段。国内农民被鼓励专注于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作物，如玉米和大豆的生产上。食品供应部门可以简单地从国外廉价地进口其他食物。长期如此，农业政策的着重点从食品供应保障微妙地过渡为追求经济机会。然而，在当前这个动荡、不确定，有时甚至有些敌对的世界中，很多美国人开始合理地担心会像依赖外国石油一样依赖外国食物。
长远看来，一个不能自供食物的国家不会比一个不能防御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且，一个依赖于专业化、标准化、由企业控制的工业化农业的国家不可能正视将来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挑战。美国早期的农业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国家食品保障植根于其土地的自然生长力，及其农民出于对当代及未来世代人们的责任而对这些土地的生态型开发和保养。食品保障不同于自给自足，有食品保障的国家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国家贸易以享受丰富的食物品种。基于共同信条和互相信任基础上的战略食物联盟不需要看全球市场的脸色。但是一个依靠国际市场来保证基本食物需求的国家不能算真正的取得了食品保障。市场只关注经济利益，从不顾及人们的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只能做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食品才有保障；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是如此。
五、动物集中饲养业(CAFOs)的终结：绿草放养的回归
食品工业化看来将要达到它发展的顶点，同时也接近了它的末日。这两者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所有自然、经济、社会现象都会经过高潮和低谷这样的周期。旧的行事方式不再奏效时，新的趋势就开始成形。
集中型动物饲养(CAFOs)是工业型农业的顶峰。CAFOs专注于一种家禽或家畜的饲养，而且常常是饲养周期的某一个阶段。棚舍、设备、畜种、饲料、药品，以及饲养程序等都是标准化的，以利于机械化和常规化，就像流水线上的一个步骤。这使得一个企业可以控制上百万头牲畜。CAFOs企业不是农场，而是工业生产系统。
CAFOs自产生以来就争议不断。他们被推崇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是唯一的保持地方农业经济的手段。CAFOs也被一些社区成员口诛笔伐，熏人的气味，河水和地下水的污染——这些最终都是有关健康的问题。还有CAFOs对乡镇生活的整体冲击。地方公职人员都因此身处两难境地：一边是所谓潜在的经济效益，一边是生态和社会损害。
在CAFOs发展的早期，因为对工业化农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物种植方面，对CAFOs的歧义还不多。但近20年来的研究表明，CAFOs的负面效应同样显著。北卡罗来纳州总律师责成的一项研究，总结了56个对工业型农业对乡镇社区的社会经济的影响的调研，得出结论：“公众对工业化农业对社区的负面影响的关注是有根据的。这是50年政府和学术界对这个课题探讨的结论。CAFOs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CAFOs可能为地方提供了就业，增加了经济活力，而同时也损害了公共服务，带来了收入不平等，从而导致社会纠纷和不安定。虽然有不同观点，CAFOs允诺的经济前景大多没有科学依据，从而不可信。
大量的科学证据也确认了CAFOs对人类健康有相当的危害。美国大众健康协会引证了40多篇科学报道以叫停CAFOs的发展。皮尤慈善基金资助的一项长达两年的研究结论到：“当前的工业化饲养和畜禽生产系统经常性地给公共健康、环境和动物福利带来危害。其负面影响巨大，科学结论确凿。彻底性的改变必须实施，必须现在就实施。”尽管有关企业为本行业不停辩护，大量科学证据使得人们无可怀疑CAFOs对乡镇社区的环境和健康危害。
随着更多的关于CAFOs的信息得以公开，公众的终极负面反应可能导致未来畜牧业的生存。然而，几乎所有与CAFOs有关的生态、社会，以及经济担忧都可以用小规模、户外、无围栏放养来解决：天然环境、自由活动、绿草放牧。绿草放牧的牲畜产品是可持续型生产，有益生态、社会，并有经济效益。“绿草”农民可为那些关心食品安全、营养，和伦理问题顾客提供满足。他们不需用生长激素、抗生素，以及转基因有机物，从而减少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危险，消除“疯牛病”等。绿草饲养的肉和奶比谷物饲养的肉和奶有更独特的营养和健康效益，因为其中的健康脂肪与有害脂肪的比例要高。从伦理角度讲，田园放养比集中填喂更入道。而且，通过强化管理，宝贵的养分可以重新回到土壤中，地面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也几乎可以消除。绿草放牧也为更多的奶肉生产者向有机生产过渡提供了便利。一些“绿草农民”开始加入到食品地方化运动中，直接为当地消费者提供自产、自加工、自包装、自促销的肉、奶和其他动物产品。
将来，“绿草农民”在解决公众关心的“顶峰石油”、全球变暖、经济平等、食品安全等方面都会更有优势。利用多年生草本植物覆盖大地，“绿草农民”可以减少土地退化和板结，保持土壤的自然生产力，不用去过多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按目前情况，放养牲畜生产每单位蛋白质所耗的能源要比栏养的少2/3多，而且主要依赖人们不能直接利用的绿草和饲料。而强化管理下的放养比传统放养的效率要高更多。“绿草农业”在减少温室气体方面也有优势。例如，同样一块12盎司(1盎司约合28.35g)的牛排，栏养的要排出1.6英磅(1英磅约合0.45kg)的排放物，包括生产饲料过程的排放物，尚不包括运输过程中的排放；而放养的仅排放0.3磅二氧化碳，大概只有前者的1/5。一项仍在进行的试验表明，从传统到有机农业转变，可以把相当多的二氧化碳隔离在土壤中，甚至比当前农业排放的还要多。
对能源的关切可能会加快素食主义群体的发展，而至今为止，素食的原因多是以宗教、伦理、和关心动物为出发点。素食可能会减少一半的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可是，全人类消耗的蛋白质有1/3来自于动物。动物也是营养链条和能量流动中的重要环节，帮助构筑健康和有生产能力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谷物喂养发展到草场牧养有助于解决牧业带来的能源、温室效应、动物福利等问题。这种发展对在不损害长久食物战略所必需的生态完整性的同时来满足后工业社会蛋白质需要极为重要。
“绿草农业”还为农场主和牧场主，以及乡镇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机会。多数的牧养经营的规模比圈养企业要小，因为密切经营的牧养经营需要动手、动眼、动脑；这些都不适于大企业合同式畜牧。可持续性“绿草农业”需要密切管理，这是挑战，同时也将给农场、牧场带来潜在的收益，而不是让那些全球性的大公司拿走好处。“绿草农业”需要自己发现自己独特的顾客，即那些偏爱天然生产的肉、奶等营养健康的食品的顾客。他们通常在菜场、社区自助农业组织、网站，及其他非常规的地方。那些能够克服挑战的“绿草农民会”取得并留下经济奖赏，而不会拱手让给大企业投资人。
“绿草农业”也提供了一个优美愉悦、安全互助的环境来培育家庭，孩子们随着成长而不断承担更多的责任。绿草农牧民们和谐地在大自然中工作，不用为生态环境的受损而担忧，因为损害不存在。他们是好邻居，他们可以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建设更强的社区。过去的几十年里，农业的重点始终是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生产能力需要农业生态，更需要对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和欣赏。
原载：http://web.missouri.edu/～ikerdj/papers/Oklahoma%20Farming%20with%20Grass%20-%20Status%20%20Trend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