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我国社会主义论文,主义论文,民主政治建设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得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由于许多人把“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一提到“东方专制主义”，首先想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攻击；更由于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的极不健全和极不正常，致使党内某些领导人忌讳“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提法。从而使马克思的这一丰富理论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没有很好的继承和利用这份理论成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国正在大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民主政治，因此研究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丰富理论，以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沉睡了许多世纪的东方亚洲社会爆发了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使长期致力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立即把注意力转到了东方，希望为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寻找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他的古代东方社会理论正是以这一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把他所处的时代划分为两个世界——“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西方世界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东方世界是他提出的“亚细亚形态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伊始，东西两方的历史就朝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着，体现着迥然相异的历史图景。在经济上，东方实行的是以公社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而西方实行的是自由小农的小块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东方实行的是家长制的君主制统治，而西方实行的是城邦共和制或封建等级制。马克思认为在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公有制上耸立着一个“总合的统一体”——君主，他是“最高的所有者”也是“唯一的所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是所有多数公社和其他少数公社之父。他以家长的身份统领全国，所有国民和王公大臣都是他的子民，是他的奴隶。他高踞众人之上，威慑无比，不可一世，是横暴的魔王。为什么东方社会处于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之下呢？马克思作了如下分析：
首先，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存在与东方社会文明起源方式有关。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社会“第一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了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2页。） 这是一种渐进的文明发生类型。马克思认为一定的文明起源方式决定着社会采取的政治形式。“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的一个家长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之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 统一体由“部落中的一个家长来代表”指的是东方亚细亚形态社会，而统一体“由多个家长彼此之间发生联系”指的是希腊、罗马社会和日耳曼人社会。东方社会是由部落中的一个家长的首领来代表的，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制度就是专制政权，因为亚细亚形态社会国家是由家庭发展为部落，再由部落发展成国家的。这样在家庭中家长制就演化为国家中的君主专制，国家制度是家长制的放大，君主由家长演变而成。家长在家庭中的至上地位直接导致了君主在国家中的至上地位，由家庭到部落再到国家，某一个拥有强大势力的家长必然发展为一国之君。由于国家是由家庭渐进文明演变而来，君主始终不可能遇到一种与他的权力抗衡的阶级力量——贵族阶层或平民阶层。君主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受他的统治，所以这些普遍的奴隶不可能威胁他的莫大的权力。而西方是一种突发性的文明发生类型，这种文明起源方式是突发性的，跳跃性的。古代希腊、罗马是“几个家长彼此之间发生联系”。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所以在这种联合而成的城邦里，没有一个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部落首领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们在平等的原则下共同治理国家事务，不容许某一个人独揽国家权力。正因为这样，就存在着强大的贵族阶层，和由他们形成的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掌握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民主力量。
其次，东方专制主义是由东方社会所有制——村社制度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社会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村社制度，土地在村社里归人民使用，实行土地公有，但是村社是属于国家领管，个体村社把国家当成它们共同耕种的土地的真正主人，“国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主，主权在这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虽然，私人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及村社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都是存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16页。）财产形式是政权形式的基础，这种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它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以王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政治而存在。因为在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下，公有制就是国有制，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王有制，这种王有制导致君主无上的权力，无需按法律意志行事，可以任意掠夺臣民的土地、财产和生命。马克思因此把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称之为“普遍的奴隶制”。
马克思在研究印度的村社制度时指出：“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国家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多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性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亚细亚形态下的这种社会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小块土地和家庭生活。对国家的政治，他们从来不过问，漠不关心。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成为迷信的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因为他们不可能组成一支反抗的力量对抗君主专制。又因为村社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村社彼此之间很少往来和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村社的孤立性，同时也就使村社内的生产力发展缓慢，造成社会的愚昧、不开化。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它公社几乎没有往来，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2页。） 因此村社和村社之间就不能联合起来对君主专制构成威胁。东方的独特的村社制度是东方专制主义政权的基础。
最后，马克思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有关。东方社会的经济大都是农业经济，而这一带的气候经常出现洪涝或旱灾，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威胁，而单靠一家一户，一个村社组织是不能解决这种灾情的，村社的孤立性、封闭性不可能使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工程。他们必须依赖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主权来引导他们，组织他们兴修水利，保护他们的农业生产，否则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物质。亚洲政府的产生是与维护水利灌溉的共同利益分不开的。由于农业命脉的水利工程需要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就造成了集经济、政治于一身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出现。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这篇著名的文章里，马克思写道：“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或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广，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页。）因此亚细亚的特殊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东方专制制度的形成。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它是“对人性的压抑”，“是普遍的奴隶制”。要改变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前的现状，打破这种专制制度，关键在于所有制问题。东方社会的村社制度是滋生东方专制主义的真正温床。只有瓦解这种村社制度，才能使东方社会的发展跟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步伐。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张要使东方社会摆脱愚昧不开化，必须依靠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入。马克思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时，认为公有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同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但在东方社会，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村社为了对付自然灾难，需要一个专制政权来统治他们，而国家本身也一直在维护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村社，以防止社会财富、土地积累到少数人手里。国家维护了公社的稳定，村社服从并维护这种专制国家。“这样，社会（地方公社）经济因素的结构在政治、气候的阴晴多变中处于稳定状态。”（注：《资本论》第1卷第378—399页。）这种长期稳定的村社制度使人们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甘受着奴隶般的生活，过着“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随着世界各民族交往频繁，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会侵入东方社会，这种侵入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必然奴役、剥夺东方的社会财富，对他们进行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瓦解东方社会封闭的村社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从而导致专制主义的破裂。使东方摆脱狭隘的意识束缚，按照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同西方社会相溶合。马克思晚年时期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中，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认为东方社会可以不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痛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前途主要取决于开放，包括国家内部的开放和对外开放。东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封闭性和对外封闭性一旦被打破，直接的结果就是旧的社会机体的解体。只有实行国家内部的开放，促使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消灭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才会有可能进步。对外开放将欧美的经济实力“源源流遍于美洲及太平洋的亚洲沿岸，并将顽强的野蛮民族卷入国际贸易漩涡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9页。） 将使太平洋沿岸的经济联成一片，“太平洋两岸将来也会人烟稠密，商业兴旺，工业发展……那时太平洋所起的作用，将与现在太平洋所起的作用以及古代和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所起的作用一样——就是成为世界交通的大航路。（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9页。）
学习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对我们认识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首先，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马克思认为亚细亚形态社会是一种压抑人性的制度，是一种“奴隶制”，主张只有改造这种专制主义的亚细亚形态的社会，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东方社会才会走出停滞不前的现状。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可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革命政权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地确立与发展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就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作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这些，都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具体运用。
其次，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础的理论基石。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东方社会的前途，就必须打破东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封闭性和对外封闭性，实行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东方人民摆脱狭隘的意识束缚，从而解除专制主义的禁锢。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应当是抽象和孤立的，而应当具有充实的内容和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民主的发展程度越高；经济越落后，民主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社会主义中国由于直接脱胎于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经济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建国之初，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经验可借鉴，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排斥商品经济，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这事实上使生产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后来又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规律，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就必须大力巩固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中国共产党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制订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此后，我国又制定和实施了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革除了经济体制中的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等弊端。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国情，提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于这一基本国情，明确地把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科学出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须，而且也是今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须。改革、开放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长期僵化的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和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我国现阶段正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制订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再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势的多样化不仅能使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且能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这将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在生产力大大提高，外引内联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也得到了充分发展。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民主集中制，防止独断专行、搞独裁统治。建立在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显现出了它的进步性和优越性。
从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就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会步入一个崭新阶段，真正的、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定会取代虚伪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
收稿日期：199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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