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基本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能力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然存在的国家，是在与疆域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他国相互作用的复合关系中生存、发展的政治实体。国家的兴衰，立基于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能力的强弱。深入探究国家能力何以强大，又何以虚弱，建构系统的而非零散的、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国家能力理论，有助于为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实践提供理性指引。
一、现有国家能力研究的进展与缺失
检视国家能力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类具代表性的国家能力观：第一类，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第二类，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第三类，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观。前两类国家能力观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理论视角，第三类国家能力观以国家间关系为理论视角。它们各有优长，亦各有缺失。兹分述如下：
一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持此类国家能力观者，以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回归学派为突出代表。该派学者以国家的自主性① 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正式提出了国家能力这一学理概念。他们大多以马克斯·韦伯关于国家的政治统治的论述② 为重要的思想渊源，将国家能力的基本涵义界定为国家贯彻、实现自己的目标、意志的能力。③ 该派学者注意到，国家目标、意志的实现，凭借的不是国家的身份，而是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是由国家实际掌握的资源转化而成，而国家的资源又总是在国家行动中不断地被消耗着，因此，从社会抽取资源的能力也就成为国家最基本的能力。“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④ 西方回归国家学派从国家的行为过程探讨国家如何才能有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意志，对于国家能力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但由于该学派理论预设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因而也就无视国家自主性的限度，当国家追求的目标和试图实现的意志超越了国家自主性的限度，也就从国家能力研究滑入国家本位的权力研究，从而在理论上陷入困境。
在国内，探讨国家能力的学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借用西方回归国家学派的概念工具分析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例如，《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的国家能力定义，实际上是西方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能力观的“中文说法”，即“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⑤ 而这一定义又被不少国内研究者援引，包括援引为政治学教科书中的国家能力定义。一些学者虽试图通过论述国家能力的限度来对该学派的国家能力概念予以修正，由于这种修正是不自觉地以该学派的国家能力定义为“蓝本”的，因而这种修正也就难以形成超越西方回归国家学派思维定势的国家能力观。
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能力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国家具有“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⑥，但他们更强调“国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国家能力提供了一把关键性钥匙，但他们没有对本质上属于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国家为何会朝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以及对阶级性质相同的国家的不同绩效与兴衰作出充分的解释⑧。对于国家能力的认知，需要以社会决定国家为出发点展开更细致、深入的探讨。
自由主义论者将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视为国家的目的，主张将国家权力限制在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以防止国家拥有过大的权力而对个人权利构成威胁和侵吞，认为国家拥有过大的权力不仅不会增加国家的能力，反而会削弱国家的能力，权力受到社会力量限制的国家才可能真正成为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有限政府也许会比无限政府更强有力。制约可能是力量的渊源，这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洞见。……通过限制政府官员的专断权力，可能在适当条件下增加解决特定问题以及为了共同目标而动员集体资源的能力。”⑨ 自由主义论者的国家能力观，可以说明国家权力在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形下才可能具有强大的能力，但难以进一步说明国家在此情形下如何才能具有强大的能力。
三是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观。在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理论中，分别以华尔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均对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在华尔兹看来，以国家为基本行动单元组成的国际体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最高的行为体，不存在高于国家的权威来帮助国家削弱或制止另一国使用它认为符合自身目的任何手段，“为实现自身目标，维持自身安全，无政府状态下的单元（国家一引者注）……必须依靠自身创造的手段以及它们能为自己所作的安排。自助必然是无政府秩序中的行为准则。”⑩ 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是与他国相比较的相对能力，国家根据相对能力的大小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一国能力的更快增长，则意味着他国能力的相对下降。国家能力在现实形态上体现为国家间的相对权力，其核心是相对武力。“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权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1) 但以武力为核心的权力是保障国家安全不可替代的手段，“通过武力威胁或武力的使用以影响国家政策，曾经是而且仍将是对安全事务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12)
华尔兹关于置身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的国家的自助性、竞争性及以武力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手段等关键性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但由于在华尔兹的理论中并不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就无法对具体某一国家在国际体系维度的能力变化给出完整的解释，因为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变化终归是以各国所统辖社会的物质资源生产的相对变化为根据的，而社会的物质资源的生产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鉴于在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形下直接运用武力的总体效果趋于下降，在“保留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政治中权力和利益作用的核心洞见”(13) 的同时，论述了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可以通过领导创建国际机制，确立对其有利的国际规则和行动框架，使国家权力得以延伸、转化，从而在更高层次达成权力与财富的相互补充(14)。国际机制不是使国家间的竞争消解，而是使国际竞争在更复杂的场景中展开，国际机制下以合作面貌出现的国家间的竞争是一种更高技艺的竞争。同新现实主义论者一样，新自由制度主义论者没有提出贯通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理论，同样不能对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的变化给出完整的解释。
上述对具代表性的国家能力观的简要评析表明：学界对于国家能力的探讨，或者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的国家能力，或者着眼于国际体系维度的国家能力，这两个维度的国家能力研究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个带有共性的缺失是，缺乏从这两个维度的内在关联中对国家能力进行富有成效的总体性研究(15)。
二、国家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国家与疆域内社会和国际体系与个别国家相互作用的复合关系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同但又相互影响。对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不区分国家与社会维度和国际体系维度的探讨将失之于笼统，而孤立地从国家与社会维度或国际体系维度探讨则会失之于片面。换言之，研究国家能力，需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和国际体系维度及其联系的综合把握中寻求逻辑起点。
第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看，社会是国家的母体，国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人们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中和控制社会的对立与冲突的需要中产生的。在生产方式中，“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16) 只要社会仍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社会就只有通过国家的统治，才能将社会的对立与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1）将生产方式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2）守护被支配阶级可承受的统治阶级对其压迫的底线；（3）控制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力量对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侵害；从而满足社会生产方式正常进行的“秩序”要求。
同时，国家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履行公共职能的管理机构。社会产生它不可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而社会难以自我组织起来承担这些职能，只有国家这种作为整个社会正式代表的特定组织，才能有效实施社会良性运行与发展所需要的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
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尽管各有侧重，但从深层次上讲，其要旨都在于维护社会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17)，“一切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18)
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以维护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显然主要维护的是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表现出来的则是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相对于无国家状态，国家的产生并发挥作用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亦不失为文明进步的重大成就(19)。在本质上，国家是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国家，而国家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维护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及被统治阶级生存下去所必须保障的最基本的权益是统一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家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确立起国家延续下去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
在形式上，国家是独立于社会的，正是由于国家在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国家才能对全社会实施统治与管理以维护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也正是由于国家在形式上独立于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是由专门化、职业化的公职人员具体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职能来实现的。公职人员和其他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19)，如果未受到有力的约束与监督，公职人员就将置自己的特殊利益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导致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偏离、荒废维护生产方式正常进行的核心职能，从而在经济上发生混乱，在政治上招致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成员的普遍抗拒。经济上的混乱使国家可从社会积聚的资源日益减少，社会的普遍抗拒使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其自身和行为对象）所需消耗的资源日益增加，不管国家拥有多么庞大的资源储备，都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对于资源的积聚赶不上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对于资源的消耗。国家从社会积聚的资源愈是入不敷出，国家也就愈是难以维持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国家愈是难以维持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国家从社会积聚的资源也就愈是入不敷出，如此恶性循环，必然使国家由于赖以行动的资源日益枯竭而失去统治与管理社会的能力，造成国家失败与社会失序的双重不幸。
第二，从国际体系维度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无论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国家处于多么有利的延伸其疆界的条件，它所能统辖的地理范围都是相当有限的。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必然先后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国家，由众多“分而治之”的国家为最高行为体组成的世界总体上是这样一个无政府世界：（1）同一国家统治与管理之下的人们基于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而相互认同，产生对自群体（本国人）的偏爱和对他群体（外国人）的疏离；（2）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阻止一国发展用于进攻他国的武力及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对他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国家及其统辖社会的安全、利益只能依靠国家自己的力量来保卫；（3）国家间的力量不平等，但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改变与他国的力量对比，而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也不得不增强自己的力量。诸方面的合力决定了置身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的国家，彼此之间充满着不依单方意志为转移的竞争与挑战，国家间的竞争与挑战推动着上述诸方面的变化，他们的变化又赋予国家间的竞争与挑战以新的内容。
只要“分而治之”的众多国家没有统合为一个，国家间相互竞争与挑战的严酷局面就将持续下去，除非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甘愿由他国主宰其命运。国家的选择不在于是否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而在于如何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
第三，从国家与社会和国家与他国相互作用的内在关联看，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是有效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前提。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通过考察1500年以来的大国兴衰总结道：“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随着生产力对比的变化而变更的，而且国际体系中各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同主要大国战争的结局是一致的。在这些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雄厚的物质资源的一方。”(21) 国家间的竞争与挑战，一言以蔽之，终归是各自社会所产生的资源对比的较量。而社会由于无法自我克服生产方式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无法自我组织起来提供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公共管理，只有通过国家有效地履行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职能，社会生产方式才能得以正常进行，社会才能得以不断地再生产资源。不言而喻，一个不能对社会有效实施统治与管理的国家，是不能有效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
当然，一个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效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一国相对另一国所统辖社会产生的资源对比关系，是由其相对的社会规模（国土面积和相应的人口数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一个有效对社会实施统治与管理的国家，可能因为社会规模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在与他国的资源对比上处于劣势，从而无法拥有源于资源转化而来的有效应对他国竞争与挑战的现实力量。不过，在充满竞争与挑战的国际体系，强国与弱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国家既可能通过征服他国领土扩大其社会规模或加速生产力发展改变与他国的资源对比关系而实现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从而由弱国成为强国或由强国成为超级强国；也可能因其领土被他国侵吞或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而导致国家力量相对下降，从而由强国衰变为弱国或由弱国进一步走向没落。
综上，国家能力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能力和应对他国竞争与挑战的能力，其中，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能力是国家的基础能力，研究国家能力的逻辑起点在于：国家何以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
三、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
前文已指出：国家只有维护了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才会是有效的统治与管理；国家对社会实施统治与管理是通过公职人员具体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来实现的，公职人员和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利的一面；如果具体掌握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未受到切实的约束与监督，他（她）对于职权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便会以同个人收益的相关程度来取舍，就将置自己的特殊利益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导致国家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偏离、荒废维护生产方式正常进行的核心职能，从而产生经济混乱，遭到包括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抗拒与反对，使国家失去统治与管理社会的能力。
在短期内，掌握国家权力的最高领导者（层）设置精致的内部权力调控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制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异化”，但历史上从没有过某个国家单靠组织内部的权力调控得以久存的实例。汉密尔顿曾中肯地指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之一即在于“使政府能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2) 汉密尔顿所说的“人民”实际上是指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23) 辅助性的预防措施即国家内部的权力调控。长期而言，只有将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国家内部的调控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对公职人员形成切实的约束与监督，才能保证公职人员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其中，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基础性的，因为统治阶级的力量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政体的形式，国家的内部调控是在政体形式这一总的框架中进行的。
统治阶级的力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力量；二是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组织与行动力量。在前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可以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力量，例如中国的儒学，但对于较大规模社会而言，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统治阶级是无法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到了工业时代，交通运输的便利、信息传递的快捷、经济联系的紧密等客观条件的具备，在较大规模社会，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不仅可以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力量，而且可以将自己组织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从而真正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一个阶级能胜任统治（政治统论——引者）意味着，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24)
诚然，公职人员受到切实的约束与监督并非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统治与管理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但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国家内部的调控力量的有机结合，其意义不仅在于使公职人员受到切实的约束与监督，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搭建起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与国家体制中的公职人员阶层支持性互动的桥梁，在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之间形成支持性互动关系，由此确立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实践进路。不言自明，与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最有利害关系的无疑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国家内部的调控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在约束与监督公职人员的同时，给这种约束与监督赋予了内在的生命力：一方面，受到约束与监督的公职人员正当地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以保障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公职人员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
在前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社会，由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并不具备在政治上组织、整合国家政权的行动力量，专制君主制就成为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政体形式。为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失败和社会的失序，君主及其重臣们将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化作为政者普遍的道德规范，在君主统揽大权的前提下，优化国家政治实体的内部结构，形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非正式约束下的以君主为国家权力中枢的尽可能完善的国家体制，便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选择。这种以德治相配合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之间也就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25) 相互支持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生产方式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精神世界，便积淀为相应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又反过来指引着国民关于经济与政治生活的一般心理取向与价值追求，从而形成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使国家消耗相对较少的资源即可有效地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当然，前工业时代的国家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由于君主是不受强制性约束的，因而，国家体制是不稳定的，君主个人素质的得分极大地影响着国家体制的得分，君主个人的才德直接关系着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效果，君主的昏庸或暴虐与吏治的腐败和国家职能的荒废通常是结伴而行，当国家体制由此发生扭曲、变形，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破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终将引发社会的武装冲突，旧王朝在武装冲突中覆灭，新王朝在武装冲突中继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文化传统的指引，旧王朝败亡的教训，使得继起的君主按照原国家体制的常态并作适当的补充建立起新的国家体制，从而修复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恢复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统治与管理。
在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凭借其意识形态力量和组织与行动力量，不仅可以依据植根于生产方式的本阶级的最基本的利益、意志来选择和设计国家体制，而且能够以自己的力量维护所选择、设计的国家体制。理所当然，他们要推倒专制（绝对）君主制的国家体制，代之以体现本阶级的最基本的利益、意志的宪法正式约束下的立宪君主制或共和制的国家体制。于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上升为真正的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建立起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与公职人员阶层更高层次的支持性互动的桥梁，在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之间形成更高层次的支持性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更高层次的文化传统，文化又反过来滋养国家体制和生产方式，从而构建起远比前工业时代更高质量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国家由此拥有持续地对社会有效地实施统治与管理的能力，走出前工业时代那种因政治实体蜕变导致国家体制扭曲而发生周期性的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修复、破裂相对应的治乱循环的困境。
概言之，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能力是由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支撑的，这一互动结构能否形成，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力量是否制度化地融入国家体制。在统治阶级的力量没有制度化地融入国家体制的情形下，便不存在统治阶级与国家体制中的公职人员阶层支持性互动的桥梁，而单靠国家内部的自我调控力量并不足以克制具体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职能的公职人员将自己的特殊利益置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在实践上便是冲突的，国家也就不能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当然，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力量制度化地融入了国家体制，不等于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形成，而是形成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关键环节。单靠制度化地融入国家体制的统治阶级的力量同样不足以克制公职人员将自己的特殊利益置于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之上，但在统治阶级力量制度化地融入国家体制的基础上，优化国家体制的要素（制度架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运行机制）及要素的组合，将生产方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国家内部的自我调控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国家体制中蕴涵着统治阶级与公职人员阶层支持性互动的实践机制，构建起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国家则拥有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能力。
国家在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同时，还须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国家所统辖社会的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相对于他国所统辖社会的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优势，则国家所统辖社会产生的资源具有相对于他国所统辖社会产生的资源的比较优势，国家将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转化为具有比较优势的现实力量，则国家在国际竞争与挑战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具备有效应对他国竞争与挑战的能力。
国家所统辖社会的规模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以某一地域为发祥地逐渐扩展而来，“开疆拓土”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国家要具有对扩展后的疆域进行有效的统治与管理的能力，这取决于国家政权的领导集团和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能否在扩展后的疆域构建起一体化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这是一个将既存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向扩展的地域移植，与基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又对既存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进行创造性改进的双向构建过程。完成此双向构建，国家才能对扩大了规模的社会实施有效的统治与管理，才能使社会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避免内部的分裂，才能凭借从社会积聚的资源有效抗击他国的掠夺与侵占，使通过“开疆拓土”扩展的社会规模得以长久保持。
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是人与人结成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生产力在深层次上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又是在生产关系中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生产方式，无论是控制生产方式中人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提供必要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以保障生产方式的正常进行，还是在国际竞争与挑战的压力下改进生产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是通过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来实现的。
归结起来，国家能力是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支撑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既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互动结构，也可能形成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国家能力的强弱源于它曾经的支撑结构和现在的支撑结构的优劣，国家能力的强弱是累积的，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是演进的。国际竞争与挑战的压力对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的演进具有重大影响，在特定的时期，他国施加的竞争与挑战的压力可能对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的变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种压力并不是国家能力支撑结构中的要素，因为他国在国际竞争与挑战中所拥有的强大能力同样是由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支撑的。
四、国家能力发展的机理
国家能力发展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向更高层次的演进。国家能力发展的基本环节包括：（1）创建国家政权，关键的步骤是领导力量与意愿的形成，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中央政府这一特定的组织实体；（2）确立初步的国家体制，即确立国家政治实体初步的制度架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及运行机制；（3）扩展社会规模与发展社会生产力；（4）将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力量制度化地融入国家体制，使之与国家政权内部的调控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统治阶级与公职人员阶层支持性互动的桥梁，完善国家体制的要素及要素的组合，形成国家体制与生产方式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5）构建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6）改进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实现国家能力的持续发展。
国家能力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国家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能力是由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支撑的，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另一面，是彼此的相互固守，这种相互固守内在地制约着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相应地，制约着国家能力向更高层次发展；当某国家基于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支撑，不仅拥有有效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的能力，而且拥有有效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能力而成为强大的国家，该国家在国际竞争与挑战中所处的主动态势将进一步强化现存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的相互固守，而其他在国际竞争与挑战中处于不利境地的不甘沉沦的国家则将利用外在的压力设法调整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的现存互动结构，以激励生产力加速发展，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如果该国家对国家体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相互支持的互动结构的改进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步伐，由所统辖社会的社会规模、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相对于他国的资源的比较优势将迟早不复存在，其强国地位便将为新的拥有更强大能力的他国所取代。
国家是与疆域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他国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的国家，国家能力发展既是在历史提供机遇，又是在历史设定限制的场景中展开的。这种历史提供机遇与历史设定限制，主要体现在国家基于其能力的支撑结构而在历史的进程中以力量为后盾扩展、巩固、维持并最终传承下来的疆域——国土面积。国土面积与相应的人口数量构成一个国家所统辖社会的规模，国土面积制约着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国家所统辖的社会规模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着国家可从社会积聚的资源的多寡，决定着由源于社会产生的资源转化而来的国家应对他国的竞争与挑战的力量的大小。在当今，一个国家试图以吞并他国领土来扩展疆域，即使不是绝无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26)。生产力的发展前景虽然无限广阔，但对于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而言，无论怎样优化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都不可能凭生产力的先进性而拥有由社会规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相对资源优势及由此决定的相对力量优势。“20世纪及其后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是“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为难得的一个条件。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经历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27) 当然，无论一个国家所统辖的社会规模多么庞大，如果未能构建起工业时代高质量的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它不过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弱国或即使一度依靠非常手段成为强国，也无法持续地拥有强大的能力而必然从强国的宝座跌落。
注释：
① 所谓国家的自主性，按照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看法，国家“具有自己的逻辑和利益，它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第27—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国家的自主性意指“国家机构和精英在某种环境下违背统治阶级的长期的经济利益而行动，或为创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行动的可能性。”Theda Skocpol,“A Critical Review of Banington Moor' 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Politics and Society”,No.4,1979,p.18.
② 在韦伯看来，“国家……是一种依仗合法的（也就是说：被视为合法的）暴力手段的人对人的统治关系……，任何需要持续进行行政管理的统治运作，一方面需要使人的行为适应于服从那些有权要求认为自己是合法权力体现者的统治者：另一方面，需要支配那些必要时要应用有形的暴力所需要的履行职责的手段：人的行政管理班子和物的行政管理手段。”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第732～73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斯考切波将国家能力概括为“贯彻公务目标方面，尤其是通过克服强有力的社会集团实际的或潜在的反对力量来贯彻这些目标”的能力（Peter Evans，et.al.,“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9.）。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米格达尔指出：国家能力是“国家通过种种计划、政策和行动实现其领导人所寻求的社会变化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影响社会组织、规置社会关系，抽取资源和拨款或以特定的方式使用资源。”Joel S.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4～5.
④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第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2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正如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所谈到的，马克思和他著作中有一点通常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权的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Stephen Holmes,Passions and Constraint:On the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转引自李强：《宪政自由主义与国家构建》，载于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39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⑩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 华尔兹曾坦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建构出包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政治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1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 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言：“在整个历史上，当人们需要在国家——但可能具有剥削性——与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时，人们均选择了前者。”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0)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历史上众多的学者都对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严峻现实进行过严肃的理论思索。孟德斯鸠曾经典性地论述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恩格斯在1890年10月给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明确指出：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37页，求是出版社，1988年版。
(22)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26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3)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2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0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5) 一方面，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与生产方式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共生性，另一方面，君主作为公职人员阶层的首脑和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其利益的维护与健全国家体制，尽可能约束、监督各级公职人员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以维护既存生产方式正常进行具有内在契合性。
(26) 首先，大国由于拥有毁灭性的核武器，一个大国攻击另一个大国的本土，显然是侵害其最核心、最根本的安全和利益，由此引发核战争给攻击国带来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可得到的收益。其二，弱小国家虽在军事上易被击败，但大国要占领弱小国家的领土，如果不对弱小国家的国民实行大规模屠杀（这种屠杀在当代是无法想象的），就须对其国民实施统治与管理，而统治与管理激荡着民族主义、怀抱“复国”信念的“亡国之民”所需支付的成本是难以估量的。其三，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将资源用于征服弱小国家远不如将资源用于国内社会的建设或开展国际贸易（包括不平等贸易）更为有利。
(27) 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第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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