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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晋商大会8月19日至20日在山西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晋商精英齐聚太原市，共谋家乡发展。晋商大会让关于晋商、晋商文化、晋商精神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辉煌500年
神农氏时代，晋南就出现了“日中为市”的商品交换，算是最早的晋商。到明清两代，晋商进入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以群体的形式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他们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铜矿、绸缎、茶叶，下至糖果、葱蒜，在清朝初年就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
晋商树立的三座丰碑“驼帮、船帮和票号”辉煌业绩中外瞩目：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平遥日昌为首的400多家票号汇通天下，成为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晋商资本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而且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晋商在经营中推行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的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和顶身股制度，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些中国企业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经营理念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企业管理。
晋商精神何在？
——进取精神。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晋商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
——敬业精神。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晋商还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以放款来说，山西票号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
——群体精神。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群体精神也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
晋商的文化观
明清晋商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观。
——儒贾相通观。重儒轻商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但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
——义利相通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谋略竞争观。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晋商文化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
——科技应用观。明清晋商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徙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
清末晋商衰落的教训
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最重要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清政府课税繁重、捐输频仍；其二是在茶叶买卖及矿权争夺的涉外商战中，因政府掣肘、自身无力而屡遭挫败，大伤元气。但不可否认的是，墨守成规、错失机遇也是晋商衰败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第一次机遇：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户部尚书鹿钟霖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但山西票号票号总经理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第二次机遇：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联合在京多家山西票号，筹措改组票号为银行。但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
第三次机遇：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
第四次机遇：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延伸：当代晋商
当代晋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有晋商，欧洲、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有晋商会，国内28个省市区有晋商，他们从事着金融贸易、电子产业、旅游文化、现代服务业、房地产和矿产资源等。还有一些世界级晋商，如深圳富士康的郭台铭、海航的陈峰、百度李彦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