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行政学：历史审视、现实定位和建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行政学论文,现实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3969/j.issn.1008—7168.2012.01.009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1-0051-08
中国行政学的研究与中国政府改革是同步的，它在一开始就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到中国行政改革的过程中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在行政改革上所取得的积极进步，在中国政府领导下而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都与中国行政学的研究分不开。随着中国的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而走向成熟，新的目标也需要确立起来，那就是到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化行政学理论的时候了。
一、历史审视
在中国，行政学是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和重建以来，知识的积累和学科的成长都是引人注目的。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一门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过程中，都可以看到行政学所发挥的作用。中国行政学从恢复和重建到全面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是处在学科体系规划和知识系统梳理的阶段,到了199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机构改革运动的启动，行政学开始介入到实践过程中来了，一方面为中国的行政改革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对行政改革的方案和步骤进行反思性建构。在这两个阶段中，学术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方面，还是在及时引进西方国家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中国行政学人做出了这些工作，才使这门学科成为一门显学。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还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理论，而且，在诸如公共管理学、行政伦理学等学科的建构中也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现在，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要全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体系。
尽管中国恢复和建设行政学研究的时间不长，但中国行政学知识生产和发展以其惊人的速度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新的学科增长点，而且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迄今为止，参照西方行政学学科体系，初步确立了行政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并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和新兴的学科；在中外行政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行政学研究内容进一步系统化和专门化，并形成一些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议题；随着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启动，中国行政学努力把中国行政改革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着重研究中国行政的规律和特点，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步伐。而且，中国行政学学者们结合中国实际做出了许多独立思考和探索，取得了大量独创性的成果，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在建设中国特色行政学理论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行政学在中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西方的行政学具有先发优势，中国发展的行政学理论与西方行政学缺乏真正的、切实的、有效的对话或对接，而中国行政学内生创新和建构能力的欠缺，致使行政学发展营养不良，面对西方行政学，中国行政学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各国国情的特殊，则使西方行政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出现了背景倒置的问题，即使是既有形成的行政学理论，对中国现实也缺少观照和解析，对中国行政实践缺乏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能独立地、成熟地指导中国行政实践。因此，中国行政学发展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行政学在中国发展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和知识生产与增长机制，即使是已经参照西方行政学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是不具有独立风格和一致特性的行政学理论；另一方面，行政学研究领域在实践中不断分化和拓展，难以形成核心议题的学术自觉，缺乏统筹和共识的理论基础、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体系，致使行政学研究具有混沌性、异质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
实际上，目前国外的行政学研究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学理论，正如美国行政学家法默尔指出的，美国行政学也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1](p.34)。因此，自行政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行政学一直是各国行政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美国行政学发展轨迹，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早在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第一次提出行政学美国化问题，并指出行政学要从政治学分离出来，创立独立的行政学的思想，从而使行政学在美国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并快速发展。在世界行政学1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行政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除了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关外，与行政学美国化的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历史关联性和正相关性。
行政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以来，其发展也是一个对自身研究不断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尤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和质疑。行政学不仅对于自身问题研究总是飘移不定，对其核心议题与基础研究的缺乏，而且，对于其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建立起为大多数所接受的累积性知识基础，正如沃尔多形象地称为“盲人摸象”的问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的意象，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认同危机。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对行政学的反思性理论学术自觉，美国行政学逐渐意识到行政学知识生产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各个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改善和改进行政学研究，逐渐形成和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学，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美国行政学理论。
中国行政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行政学更多是学习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行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行政学快速发展时期，也正是西方传统行政学遭到批判的时候，面对着各种理论、思潮、观点的涌入，使中国行政学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考验。而且，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行政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行政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是行政学理论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然而，在中国学习和借鉴美国行政学的过程中，既要解决与美国行政学发展中遇到的类似问题，同时，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独特条件，又要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由此，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行政学以及如何建设行政学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
实际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是中国行政学恢复和重建的初衷。早在1982年，中山大学的夏书章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呼吁：“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2]夏老的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1984年，国务院和劳动人事部召开“行政科学研讨会”，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科学体系。
根本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主要是受美国行政学的启迪。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一轮又一轮行政改革的浪潮，并不断对现有的行政学理论进行批判和创新，在此示范效应下，中国行政学者们对行政学研究也进行了较系统的反思和检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行政学在理论建构以及理论指导现实世界的能力两个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并掀起中国行政学研究反思的高潮。这些反思工作主要集中于行政学研究如何观照中国现实，以及行政学研究如何进行有质量的知识增长，这种反思性学术自觉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探索和争鸣，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行政学的发展。然而，无论是研究方法体系的改进，还是研究问题的界定，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廓清，还是研究方向的明晰，这些可能暂时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其基本共识是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作为共同目标。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是建构中国行政学的理性选择和使命趋势，也是中国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和渴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作为中国行政学的重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不仅是行政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和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行政学的发展也有助于行政学理论和知识的生产和发展，为行政学发展提供驱动力和新兴元素；而且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行政实践现实需要，中国行政实践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加以指导，中国特有的行政现实推动着行政学向前发展，为行政学发展提供原动力和最基本素材。
二、现实定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即将告别工业化社会而走向后工业化社会，行政学作为一门20世纪建构起来的学科，是适应于工业化社会发展要求而探索和形成的理论结晶，并为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然而，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于中国社会处于历史转型的特殊时期，后工业化对中国提出的问题以及中国行政学建构的趋向和使命，尤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就行政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而言，中国行政学应具有现实性的情境观照。中国行政学学科恢复和重建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就是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历史转型时期，一方面，中国正经历着西方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进程，致力于推进中国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实现；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一个走向后工业化的进程，面临着后工业化的召唤，中国无法游离于后工业化进程之外，需要解决后工业化的问题。这样，中国必须同时进行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无疑加剧了中国行政学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中，中国行政学必须立足于这个无可回避现实性的情境观照，进行独立的探索和发展。换句话来说，就是基于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去梳理行政学研究领域中现有理论成就，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并在创造性的理论建构中形成中国行政学。
就行政学作为一门前沿性学科而言，中国行政学应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诉求。西方行政学发展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是适应于工业化的需要而建构和发展的知识和方法体系，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可能是对当前理论的全面性颠覆和否定，如果中国行政学完全按照其发展的轨迹来安排和复制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的路径依赖，可能永远逃脱不了西方行政学的窠臼和桎梏，也对整个行政学发展无所裨益\。因此，中国行政学应当具有前瞻性的趋向，研究中国政府以及根源于后工业化的现实要求，进行更多的积极性的思考和探索性的研究，并根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行政学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前瞻性地探讨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对行政学作出积极的建构性理论探讨，为整个人类社会和行政学发展的未来作出有益的尝试。
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性学科而言，中国行政学应具有整体性的建构视角。事实上，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复杂性、差异性、不确定性越来越成为突出的社会特征，按照个体理性建构的原则，已经无法对各种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把握。因此，面对日益复杂多样和活跃不羁的公共性问题，行政学研究需要对多元性、异质性的现实做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考，从而对社会治理行为和方式进行合理选择。而且，中国行政学发展面对着西方行政学的各种思想、观点、理论等的冲击，其他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生长和发展的诱惑，要具有自身学科地位应该从整体性的建构视角，把不同的理论知识统筹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这不仅为中国行政学发展和建构做出了宏观的理论视角准备，也为系统化思考现实问题找寻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后发展状态下的追赶和超越要求行政学建构注重不同于西方的内容，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国行政学研究直接面对的是来自于西方的理论和知识体系，西方行政学发展不仅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应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确立明确集中的研究主题、拓展丰富多彩的研究内容，而且西方行政学具有先发优势，统领行政学的话语权。然而，中国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经验及其行政制度等也相当丰富和有个性。因此，中国后发状态下的追赶和超越，要求行政学建构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西方国家在行政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有益探讨是有普遍价值的，它关于行政的运行机制、操作性方案的普遍原则和实施技巧的研究，是可以直接地用来指导和改善中国行政管理工作的；另一方面，继承和张扬中国的传统经验和思想成就。当然，重视西方在行政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但并不是简单地套用，或者根据西方行政学理论来裁剪中国行政问题，毕竟西方行政学的出发点、基本理论、文化价值等方面都有不适应中国的现实因素，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和后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创新。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主要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梳理中国行政传统，基于现代语境来积极挖掘和解读具有生命力价值的因素，赋予新的意涵和价值，这种转化和提炼过程，也是中国行政学建构和创新的基础。
因此，中国特色行政学就是指立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行政实践考量基础上，透过适当的方法和途径，积极而谨慎地引进、吸收世界先进的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创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以指导行政实践的行政学知识生产和发展的活动过程。可以看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的目的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行政学。其基本内涵主要为：其一，中国行政学根源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客观情境；其二，中国行政学依赖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选择；其三，中国行政学指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渴求。
三、建构路径
行政学的专门化和科学化研究是建立在社会整体分化的历史背景之中的[3](pp.21-23)。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日益发展和成长，社会分工进一步专业化和科学化，社会整体的分化愈发明显，即国家和社会的分化、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出现在整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领域中。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竞争阶段，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造就了行政国家的出现，即政府的行政活动范围迅速扩大，行政权力迅速集中和行政机构迅速增长，需要对行政行为做单独和专门研究。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现实社会需求，使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日益专门化，行政学就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而出现的。
西方行政学的产生主要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官职恩赐制或政党分肥制而导致政府低效或无能，而社会发展急需政府有效地提供社会秩序或公共服务，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英国1870年颁布的“第二个枢密院令”和美国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它们分别确立了英国和美国的以考试和功绩为录用和晋升标准的近代文官制度，其核心内容或基本标志就是提倡行政人员政治中立和职业化、专业化特征，企图规避官职恩赐制或政党分肥制的弊端，把行政人员从政治的纷争中解脱出来，并将行政行为逐渐地建构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为西方行政学产生做了实践动员。
行政学的理论自觉则是以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为标志。理论生成过程可以包括这样几个层级：分类、概念、框架和模型。在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问题时，经常需要对研究标的进行分类。和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行政学的核心任务也是解释人类行为，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分类也是对行为进行分类。首先，行政行为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行政学的产生得益于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在于为行政学确定了研究范围和提出理论，而是提出了行政学赖以成立的前提，即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威尔逊指出，行政与政治不同，行政应当与政治分开，应当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看待。根据古德诺的观点，政府系统有两项基本的功能即政治与行政，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主要是与政策制定有关，而行政则是对政策的执行。其次，行政相关概念提出。可以说，行政完全不同于政治，并可以作为一个纯技术的领域来研究，在国家意志和政策执行中，会涉及人事、组织和管理等问题，行政人事、行政组织、行政体制、行政职能、行政监督、行政原则、行政方法、行政效率等概念相继出现，并以提高执行的有效性和组织效率作为研究主线和核心。最后，行政学理论模型的形成。科学管理运动促使行政学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和形成，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组织理论以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从不同层面对行政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做出重要贡献。尤其是韦伯官僚制理论作为落实行政与政治分离思想的制度性方案，对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进行“非人格化”定位，要求建构价值中立的组织，它们的管理原则、方法、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能够满足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而且，怀特、威洛比和古利克等对行政学的内容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形成了行政学的研究框架。
这样，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后来，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推动下，最终通过怀特的系统化建构而成熟起来，造就了传统行政学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行政学理论发展中，不同时期的行政学者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采用不同的研究途径，对传统的行政学研究框架进行改进和完善，并形塑出诸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等不同的理论模型。然而，这些都是围绕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政府如何做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因此，在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中，总是对政府行为或活动进行分类，并提出新的概念，不同关键性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研究框架，最终建构具有自身特性的理论模型。
从行政学理论建构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如何提炼和统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的实践操作性原则，则是中国行政学者应该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的路径，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政学建构的生态分析
行政学产生和发展与文化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对人的认识程度和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密切联系。我们把影响和作用于行政学发展的因素和条件称为行政生态环境，一方面，行政生态环境决定着行政学的产生、性质、使命以及进程，而且决定着其变化和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行政学的发展反作用于行政生态环境，指导行政实践，可以利用和改造行政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调适，在行政实践中达到动态调适和平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市场经济、政治体制相对完善、市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和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相对发达条件下，纷纷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提出了“新公共管理”、“企业化政府”、“管理主义”等理论，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思想。在实践中，西方行政改革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更多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虽然实践存在不足和矛盾，理论有一些缺陷和弱点，但其存在和发展足以对中国行政学形成强大冲击力。
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转型时期，行政学发展呈现二元化特征，一方面，中国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形态，但由于思维定势和惯性，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对行政学的现代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正努力建构现代行政学形态，主要是以西方行政学为参照系，但不能照抄照搬。这使建构有中国特色行政学的进程更为复杂。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需学习和借鉴西方行政学，吸收国外行政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尤其是必须把中国行政学与国际上发达国家行政学相联系进行研究，强调学科体系内在交融和共生发展机制[4]。另一方面，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及其历史，西方的行政学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中国行政学全部问题，更不可能找到直接和中国实践有关的全部答案；即使一些与西方社会相似问题，中国行政学理论和研究，也必须做出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分析，决不能以西方行政学理论来简单比照中国的现实；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努力提供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条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提供良好生态环境。
简而言之，中国的行政生态分析对于行政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中国特色的行政学要为中国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解释，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生态分析，关注政府系统的外部因素的变化，以及外部因素变化对行政发展的影响。
由此可见，掌握行政学与行政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把握中国行政学的发展现状，明确建设中国特色行政学的任务以及行政学系统的主要内容和关系，联系中国国情，进行生态分析，一方面，随着中国行政学理论自身成熟和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行政学者的推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条件和因素的成熟，两者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的不断发展，由此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的切入点。
(二)行政学建构的重点转移
现代行政学产生于西方，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中国行政学的发展不可能直接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来解说中国实践，任何社会科学如果离开了对本国家或地区的现实观照都将成为虚幻而美丽的神话。中国行政学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充满了移植和加工的特点和性格。假如模仿和照抄也是一种国际化和学科早期发展的客观需要的话，这种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发展中国行政学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
理论化过程可以包括引进、吸收、创新和重构这样几个阶段。如果说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在量方面的积累，那么创新和重构则是理论在质方面的飞跃，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虽然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理论需要不断地统筹或提炼，并不是等到引进或吸收完全完成之后才实行创新和重构，那样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和重构永远无法完成。
反观中国行政学研究，在研究重心上主要处于引进和吸收阶段，相当多的研究集中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政学理论与实践。正如20世纪中叶行政学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所说：“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5]。简单地把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期的理论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实践中，这在本质上是派生的和扭曲的，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把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产生或解决问题的理论移植到中国土壤中创建的概念体系。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行政学理论上，不仅阻碍了对于自身问题的学术关怀，妨碍了自身特色理论的构建，也不可能对中国行政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由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需要实现行政学研究重心的转移，把精力集中到中国问题研究上来。
首先，凸显中国问题意识。面对中国语境中的行政问题，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难以找到真正的答案，这些答案不仅在西方饱受争议，而且也会有水土不服的可能，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的行政问题，运用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或途径来解决，即使认为是细微差别或毫无差别，其效果也可能有巨大反差。因此，中国行政学的建构中，不要刻意去验证西方行政学理论，也无需用西方行政学理论来规定中国问题，重点是发现中国问题。从中国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认识现象，然后把得出结论进行逻辑有序地推理，找寻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规律和本质，这样才能逐渐形成和建立中国行政学知识自我生产和发展的机制。在中国行政问题探索和研究中，诸如，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管理、大部制、行政三分制、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当前中国行政领域中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仍然需要认真地进行学术性反思和创新，这样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挖掘和面对这些问题，不然，我们解决的是一个伪问题，即使方法再有效亦是徒劳。
其次，创新中国研究方法。行政学的研究方法中，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行政学主导研究方法，对行政学知识的生产和发展功不可没，推动了行政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然而，随着行政学的研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张扬，其工具性、经验性、单向度性等弊端暴露无遗，即使是西方学者也对此颇有意见。美国学者怀特认为，行政学研究不仅有解释性、诠释性和批判性三种研究模式，而且与解释性研究方法一样，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方法也可以促进行政学知识的增长，为行政学知识增长作出合法贡献[6](p.132)。但是，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一方面，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中国还未被大多数行政学者所认识和接受，行政学界对实证研究方面的知识还很缺乏；另一方面，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与西方行政学发展情境相联系的，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行政现实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能否促进行政学知识的生产和增长，还是一个疑问。当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对于相对成熟的、具体的、稳定的研究领域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行政学研究在保持既有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克服单一或理性思维的研究途径，还需引入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以拓展行政学研究视域；在尊重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打破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引入反思、批判、伦理的价值维度以及以整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研究方法，以创新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
最后，构筑中国对话管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上也出现学科的分工，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呈现专门化和碎片化的镜像。人们在为各个学科有自己独立发展路径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发现建构的理论渐渐远离客观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日益缺乏。而且，每门学科根据自身特定的知识来建构理论，缺乏整体性的世界知识体系，这样就如在显微镜下观察事物的部分，就会更显得脱离现实，这就是人们总感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根本原因[7]。因此，一方面，寻找跨学科研究切合点。行政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一门边缘学科，也就是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兴学科，行政学者们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来研究行政问题时，需要对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和理论体系的掌握和运用，并对应不同的研究问题或范围予以合理选择，找到跨学科研究切合点。在此基础上，明晰行政学的真正使命，增强作为学科的自信心，尊重不同学科的规律，加强学科之间的对话，拓宽行政学研究视域，统筹于中国的具体行政问题的研究中，以建构行政学自身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构筑理论与实践融合平台。行政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必须有行政实践的支持，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实践中的行政行为，更不可能指导行政实践。当然，这个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形成的概念或概念框架都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很难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非常理想的理论，理论构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地进行互动，直到我们建构相对完美的理论。当然，构筑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场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另外，优化历史与国际沟通渠道。行政学的发展是永不停息的，我们厘清行政学发展的历史轨道，洞悉国际行政学发展的脉络，可以从中总结经验和规律，并对行政学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测；把握中国行政学的历史沉淀，着力挖掘中国古代行政经验，总结中国当代行政特点和基本规律，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构建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行政学。
(三)行政学建构的路径设计
在某种意义上讲，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就是“要在行政学的语言、术语上中国化，营造属于中国的行政学语境和话语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行政理念、行政思想、行政原则和行政目标等方面从根本上加以中国化”[8]。这种从语言形式到实质内容上的中国化，内在地要求运用现代语境对行政学的解读与诠释，对中国特有的传统资源加以深度挖掘，找寻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因而不能不重视传统资源对行政学建构和发展的影响。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不仅涉及对西方行政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也不是简单从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使之适应于中国，而是涉及意义的诠释与文化价值问题。行政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涉及西方行政理论的普遍化或通则化是否可行的问题，同时更牵涉如何从本土的行政问题建构成为通行西方社会的行政学理论。行政学迫切面临“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个别差异”与“文化差异”的问题，促使我们必须严肃思考全球化时代东西文化会通以及认识论的问题[9]。
我们认为，中国不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或者学多学少的问题，而是应该认清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合理构建问题，即理性或非理性哪一个为文化的基本内核和合理内核问题的考量。试想把非理性作为基本内核，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下，先要合情就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况且人在不同场合情境会发生变化，这样事物发展就没有逻辑性了，尽管暂时能够获得一些发展，但由于事物缺乏内在科学逻辑性，所以事物发展就会发生混乱，使得社会发展不稳定。把理性作为基本内核，理性第一位，保证了整体上的公正和合理，使社会发展合乎科学性，然后再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辩证的思维来看，应该是西方理性的基本内核和东方非理性伦理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作为支撑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的基本路径。
根据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即“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10]，我们主张以“阶段创新”作为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路径，即对国外先进文化应大胆引进，并加以创造、消化和吸收，吸取适合我国国情和我国行政管理实际需要的有机养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借鉴和吸收；对我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吸取其中积极因素，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取向，应根据时代要求，赋予它新的内涵。也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外在冲击”阶段，中国行政现代转型主要以西方理性精神来作为自己的基本参照系，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二是在“内在转化”阶段，中国行政的现代转型已具备了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通过“以我为主”发展而成就具有自身特质的现代行政体系理论可能性，以求超越西方理性精神。
鉴于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行政学研究相对不足阶段，尤其中国行政学正处于“外在冲击”阶段，传统文化的惯性制约和路径依赖使行政文化中理性精神不足，但我们可以通过阶段创新的文化战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学进程。
可以说，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需要从行政哲学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的行政实践背景和文化特色，对西方行政学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行政学的全面否定，而是重新审视，不仅仅是对西方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合理性评价，而且涉及西方行政实践和文化语境下行政学特征的考量，并且对中国行政生态的适应性分析。从而，在不断地反思和考量进程中，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和观念，我们相信只存在由西方人提出但对人类有普遍性的行政学，而不存在只适用于西方国家的行政学。同样，只存在中国人提出但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学，而不存在只在中国有真理性的特殊的行政学。如果中国行政学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那么它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不会只是中国的行政学。
总而言之，根据行政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对行政学理论的审视，根据社会发展和行政现实的需要，对中国行政实践的考量，透过适当的、可行的、有效的设计方法和研究途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行政学理论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