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桥记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宋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城市，特别是在南方水网地区，多建立在河流边。这是因为：(1)城市人口密集，生活用水的便利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2)一般来说，大中小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所在区域的交通枢纽与商业中心，在没有飞机、火车、汽车及高速公路的古代，性价比最高的交通运输工具，非船莫属。
然而，河流边的城市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那就是河流给两岸民众的交通往来造成了障碍。当然，设置渡口与渡船也可以解决问题。不过，最便捷而且一劳永逸的办法还是造桥。
于是，桥梁的建设及其管理维护便成了各相关城市的一件重要事务。它提供了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窥见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状况。本文选择宋代散文中专门记录城市桥梁建设及其管理和维护事宜的一个特殊门类——城市桥记，即为特定城市特定桥梁度身定作的碑记，来对其所反映出的宋代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的不同侧面作一些散点透视。
宋前城市桥记存留状况之回顾
在讨论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宋以前桥记的存留状况。检索历代散文总集，其结果颇令人吃惊——仅得如下10篇：
(1)东汉阙名《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见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一○○。
(2)东魏于子建《武德郡建沁水石桥记》，见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卷五五。
(3)隋阙名《石里村造桥碑》。
(4)隋阙名《洺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
(5)隋阙名《邢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累文碑》。以上3篇并见严可均辑《全隋文》卷二九。
(6)唐阙名《割牛沟小石桥碑》，见清董诰等辑《全唐文》卷九九○。
(7)唐崔祐甫《汾河义桥记》，见《全唐文》卷四○九。
(8)唐乔潭《中渭桥记》，见《全唐文》卷四五一。
(9)唐刘丹《西郭桥记》，见《全唐文》卷六一九。
(10)南唐徐铉《常州义兴县重建长桥记》，见《全唐文》卷八八二。
其中隋《石里村造桥碑》、唐《割牛沟小石桥碑》等2篇，其桥乃乡野小桥，可摒除不计。如此则与城市相关的桥记，就只有8篇了——东汉1篇，东魏1篇，隋2篇，唐3篇，南唐1篇。无论如何，这与宋以前漫长的历史岁月极不相称。而且，这8篇城市桥记，竟无一出于文学大家、名家之手。
宋代城市桥记存留状况考述
宋代桥记的存留状况，比起前代来，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扬。经检索宋人别集、总集、地理志，以及宋以后的相关典籍，与城市无关者9篇摒去不计，初步发现有以下61篇。作者中享有文学盛誉的，也不乏其人。
北宋凡17篇。其中，仁宗朝8篇：
(1)天圣四年丙寅(1026)，叶清臣《萧山县昭庆寺梦笔桥记》，见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
(2)明道元年壬申(1032)，苏舜钦《并州新修永济桥记》，见其《苏学士集》卷一三。
(3)宝元二年己卯(1039)，蔡襄《通远桥记》，见其《端明集》卷二八。
(4)康定二年辛巳(1041)，石介《宣化军新桥记》，见其《徂徕集》卷一九。
(5)庆历二年壬午(1042)，宋祁《寿州重修浮桥记》，见其《景文集》卷四六。
(6)庆历七年丁亥(1047)，钱公辅《垂虹桥记》，见清黄之隽等《江南通志》卷二五。
(7)至和元年甲午(1054)至嘉祐六年辛丑(1061)间，陈舜俞《秀州崇德县新三桥记》，见其《都官集》卷八。
(8)嘉祐五年庚子(1060)，蔡襄《万安渡石桥记》，见其《端明集》卷二八。
英宗朝3篇：
(9)治平元年甲辰(1064)，文同《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见其《丹渊集》卷二三。
(10)治平元年甲辰(1064)，文同《东桥记》，见其《丹渊集》卷二三。
(11)治平三年丙午(1066)，钱勰《睦州新作浮桥记》，见宋董弅《严陵集》卷八。
神宗朝1篇：
(12)熙宁八年乙卯(1075)，苏辙《齐州泺源石桥记》，见其《栾城集》卷二三。
哲宗朝1篇：
(13)绍圣元年甲戌(1094)，徐许《岁寒桥记》，见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一。
徽宗朝4篇：
(14)崇宁二年癸未(1103)，黄裳《坦履桥记》，见其《演山集》卷一六。
(15)大观元年丁亥(1107)，袁辉《通惠桥记》，见宋扈仲荣等《成都文类》卷二五。
(16)大观二年戊子(1108)，程俱《衢州溪桥记》(为王八侍郎作)，见其《北山集》卷一八。
(17)政和四年甲午(1114)，江公望《睦州政平桥记》，见《严陵集》卷八。
南宋凡44篇。其中，高宗朝5篇：
(18)绍兴十年庚申(1140)，王庭珪《凤林桥记》，见其《卢溪文集》卷三五。
(19)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张元干《福州连江县潘渡石桥记》，见其《芦川归来集》卷九。
(20)绍兴二十年庚午(1150)，洪适《知政桥记》，见其《盘洲文集》卷三○。
(21)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前后，洪适《庆善桥记》，见其《盘洲文集》卷三一。
(22)绍兴二十八年戊寅(1158)，王之望《潼川修城堤三桥记碑阴》，见其《汉滨集》卷一四。
孝宗朝9篇：
(23)隆兴二年甲申(1164)，苏简《重修板桥记》，见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七。
(24)隆兴二年甲申(1164)，陈骙《天台临川桥记》，见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一三。
(25)乾道五年己丑(1169)，周必大《邹公桥记》，见其《文忠集》卷二八。
(26)乾道六年庚寅(1170)，丘崈《乾道重修二桥记》，见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六。
(27)淳熙元年甲午(1174)，汪应辰《平政桥记》，见其《文定集》卷九。
(28)淳熙二年乙未(1175)，吕祖谦《抚州新作浮桥记》，见其《东莱集》卷六。
(29)淳熙八年辛丑(1181)，吴儆《相公桥记》，见其《竹洲集》卷一一。
(30)淳熙十年癸卯(1183)，韩元吉《信州新作二浮桥记》，见其《南涧甲乙稿》卷一五。
(31)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刘光祖《万里桥记》，见《成都文类》卷二五。
光宗朝5篇：
(32)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至绍熙二年辛亥(1191)间，陈傅良《袁州分宜县浮桥记》，见其《止斋集》卷三九。
(33)绍熙元年庚戌(1190)，杨万里《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见其《诚斋集》卷七四。
(34)绍熙二年辛亥(1191)，京镗《驷马桥记》，见《成都文类》卷二五。
(35)绍熙三年壬子(1192)，孙应时《桐庐县重作政惠桥记》，见其《烛湖集》卷九。
(36)绍熙四年癸丑(1193)，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见其《晦庵集》卷八○。
宁宗朝12篇：
(37)庆元元年乙卯(1195)，李廷忠《浮溪桥记》，见《咸淳临安志》卷二一。
(38)庆元二年丙辰(1196)，周必大《安福县重修凤林桥记》，见其《文忠集》卷五八。
(39)庆元四年戊午(1198)，孙应时《客星桥记》，见其《烛湖集》卷九。
(40)嘉泰四年甲子(1204)，刘叔向《白下桥记》，见《景定建康志》卷一六。
(41)开禧元年乙丑(1205)，刘叔向《嘉泰重修二桥记》，见《景定建康志》卷一六。
(42)嘉定四年辛未(1211)，叶适《利涉桥记》，见其《水心集》卷一○。
(43)嘉定六年癸酉(1213)，叶适《台州重建中津桥记》，见其《水心集》卷一○。
(44)嘉定八年乙亥(1215)，刘爚《上饶县善济桥记》，见其《云庄集》卷四。撰人一作真德秀，见其《西山文集》卷二五。
(45)嘉定十年丁丑(1217)，程珌《武宁桥记》，见其《洺水集》卷七。
(46)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陈耆卿《处州平政桥记》，见其《篔窗集》卷四。
(47)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滕强恕《平政桥记》，见清陶成等《江西通志》卷一二○。
(48)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许应龙《漳浦桥记》，见其《东涧集》卷一三。
理宗朝10篇：
(49)宝庆元年乙酉(1225)，高文虎《重建中津桥记》，见《赤城集》卷一三。
(50)绍定二年己丑(1229)，洪咨夔《浮溪桥记》，见《咸淳临安志》卷二一。
(51)绍定三年庚寅(1230)前后，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见其《鹤山集》卷四九。
(52)绍定四年辛卯(1231)，魏了翁《绵竹县湖桥记》，见其《鹤山集》卷四四。
(53)淳祐七年丁未(1247)，刘受祖《海棠桥记》，见清汪森《粤西文载》卷三四。
(54)淳祐七年丁未(1247)前后，高斯得《跃龙桥记》，见其《耻堂存稿》卷四。
(55)宝祐元年癸丑(1253)，方岳《徽州重建庆丰桥记》，见其《秋崖集》卷三六。
(56)宝祐四年丙辰(1256)，梁椅《镇淮饮虹二桥记》，见《景定建康志》卷一六。
(57)宝祐四年丙辰(1256)，方逢辰《严陵浮桥记》，见其《蛟峰文集》卷五。
(58)宝祐六年戊午(1258)，桂锡孙《广利桥记》，见宋梅应发、刘锡同《四明续志》卷二。
度宗朝3篇：
(59)咸淳五年己巳(1269)，黄震《广德军沧河浮桥记》，见其《黄氏日抄》卷八七。
(60)咸淳七年辛未(1271)，黄震《抚州崇仁县黄洲桥记》，见其《黄氏日抄》卷八七。
(61)咸淳九年癸酉(1273)，黄震《建昌军溢溪桥记》，见其《黄氏日抄》卷八八。
对宋代城市桥记数量较宋前激增之现象的文化思考
综上所录，宋代城市桥记与宋前城市桥记构成了非常鲜明而悬殊的数量对比。固然，由于时代久远，宋以前文献散佚的状况更严重一些。但这不应是宋前城市桥记存留如此稀少的充足理由。“残存态”与“原生态”之间，当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换言之，笔者以为，宋以前的城市桥记，数量本来就不容乐观。
这非常鲜明而悬殊的数量对比，主要原因究竟何在？在于宋代与宋前政治、文化精英之不同构成，在于宋代文化与宋前文化之不同属性。
唐以前的历史阶段，由于官吏选拔制度或主世袭，或主察举，官吏选拔权为贵族、豪门所操控，总的来说是人治而非法治，政治、文化基本为贵族、豪门所垄断，故政治、文化精英多出身于贵族、世族，甚少起自寒微。其文化亦带有浓厚的贵族、世族色彩。唐承隋制，科举取士，但虽有考试而不唯考试成绩是论，兼取门第、声望。且所取进士每年不过两位数而已，又不尽授官。故其政治、文化精英的成分构成，起自寒微者虽较前代增多，但并无重大改观。其文化也未能从根本上转型。此外，以上历朝，军阀、外戚、宦官等集团擅权之事屡有发生，文官集团管理国家的态势并不恒定。至于宋代，右文抑武，有“祖宗家法”遏制外戚、宦官，且官吏选拔制度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其特点，大抵重科举而轻门荫。进士三年一试，试卷糊名、誊录，以杜徇私舞弊之门。每科录取数百人，登第者悉数授官，绝大多数分发各县担任簿、尉，视政绩，循资历，渐次晋升。故有宋一代，基本保持了由进士出身的文官集团来管理国家的政治常态。由于基本上能够做到“在文化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许多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乃至普通农家的子弟得以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脱颖而出，跻身官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既在进士考试的公平竞争中名列前茅，更有可能得到皇帝的加意垂青，重点栽培，经过地方与中央某些特定岗位上上下下的历练，很快便擢升到大臣甚至宰辅的高位。平民子弟，梯天有路，读书做官，鱼跃龙门。这样的政治氛围，刺激起宋代社会一定规模的读书热潮，促成了宋代社会一定程度的文化普及。因此，相对于宋前各历史王朝而言，宋代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具有更多的“平民”成分，宋代文化也具有更多的“平民”色彩。具有较多“平民”成分的政治、文化精英，其做事作文，必然比较能够关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桥，特别是州县政府所在城市之桥，自是地方官员眼皮底下攸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公共设施。因此，宋代的政治、文化精英，较前代更注重于造桥与撰写桥记，也就无足多怪了。此外，宋代对于各地官员的考课，还有一些好的措施。例如，南宋时规定诸路州府长官、监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的长官)在到职半年后，须访查民间利病，向朝廷提交“便民五事”。又例如，凡残民以逞的地方官吏，除黜降外，有时还会加以“永不与亲民差遣”(即永远不让其担任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政治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官员即便出于谋求晋升的个人考虑，也须用心做一些亲民、利民的事情，并借助于文学，以事宣扬。造桥，自是亲民、利民之事；桥记，自是宣扬其事之文学手段——何乐而不为之？
宋代城市桥记中，记录了不少有意味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现象。兹就笔者个人以为较重要者缕述如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政治现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最有意味的政治现象，是颇有些地方长官带头捐款造桥、修桥。陈骙《天台临川桥记》载：
临川王公琰，绍兴三十二年春绾一铜章，以荆国文公济天下之绪余济天台。越隆兴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桥于邑西之溪，从民欲也。……会费五百万钱，出俸四十万为邑先，源源而应，数则充矣。①
又，孙应时《桐庐县重作政惠桥记》载：“稽其费，缗钱七十万。侯(按，孙叔豹)出私钱倡之，计度转运使沈公诜，摄郡事郑公益闻而助之，合居其十之一，他皆民财也。”②刘受祖《海棠桥记》载：“淳祐六年夏，右骁骑将军李公植来守是邦，捐货帛三万，率州之官吏士民共新之。”③他们的表率作用，带动了下属官吏与民众。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载：“役广费巨，经始维艰。于是发少府斥币，不足则吏捐俸，民输财以佐之。”④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于是本来没有资金或资金短缺的城市，也能够建造新桥或修缮旧桥。
其次，则是较多的地方长官克己奉公，削减公款消费，将节省下来的行政经费用于桥梁建设。吕祖谦《抚州新作浮桥记》载：
抚之溪故无桥，乾道初元，知州事陈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来。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断笮，无一存者。吾友赵景明适为此州，复新之，以书请曰：蒙试郡未几而桥毁，约己啬用，不敢赋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⑤
又，韩元吉《信州新作二浮桥记》载：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敝，几垫。郡守朝奉郎钱侯象祖议新之。时岁屡歉，众惧费不能给也。侯则曰：吾非取诸经赋也，矧敢敛于民！顾吾承乏民上，愧无以及民者，惟是燕设厨传之常则加节焉。既逾年矣，公费之积，或可用于此乎。后两月，会予还自宣城，郡之士夫逆而诧曰：予家溪南，吾州之桥成矣。……侯，吴越之裔也，家世衮钺，而澹如寒素。进摄郎省，来试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损二千石之得以自娱者，思及于民，移豆觞馈饷之悦于外者，以资往来无穷之利。⑥
又，陈耆卿《处州平政桥记》载：
公(按，应元衮)之治，不轻以锱铢自怡悦也，而独重费于桥；俭于己，不俭于民也。……郡厅创于天禧，屋老岌欲仆，坐于上而麾指吏民，宜不当徐徐也。然桥成然后及厅事，谓之何哉？急于民，不急于己也。夫视民之无桥以渡，甚于己之无宫室以处，若是者，可观政矣。⑦
又，高斯得《跃龙桥记》载：“宋侯仲锡寔来，慨民病涉，锐意成之。……钱以缗计，二千五百有奇。米以斛计，千二百有奇。皆樽节少府用度而为之。”⑧
以上两类现象，都反映出亲民、利民已成为宋代一定数量地方官员的努力追求。这是宋代较良好的政治风气。其原因上文已有所分析，兹不赘述。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经济现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经济现象甚多，笔者认为较重要者，有以下几类。
其一，宋代的桥梁建设，意义不仅仅在城市交通设施，有时甚至关系到救助农业灾荒。王之望《潼川修城堤三桥记碑阴》载：
余蒙恩移节宪台，十有一月至治所，且摄府事。有诏发廪以赈旱饥，凡羸瘠之民，靡不沾上之泽，以免于沟壑。而梓俗尚气，其农家之少壮者，虽糟糠不继，犹耻就给于官。于是上府倅李鄩，会用度之出入，裁节冗滥，掇拾遗余，以兴修城之役。高其庸，募民俾食其力，民欢趋之。自南门而西，至于北门。又缮捍水长堤，补隍岸之缺，起石桥于三门之外。⑨
又，杨万里《新喻县新作秀江桥记》载：
是岁江西大祲，氓菜其色。提举常平使者陆公洸以闻，诏行振贷。公奉诏错事，下二尺木书，谂郡若邑，旁招乡里修洁之士，志于甿而肯力于公上者董之。……诸君既至，与县尹言于常平使者曰：饥民不加少，而廪粟不加多，将奚以赒？官有不赒之赒，则甿受不惠之惠。谓宜如范文正公，兴役于饥岁，可乎？使者曰诺。县尹及君及谢君，属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诺。于是僦甿为工，造舟为梁，遐迩奔辏，运木挽土，月(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斋集》卷七四作“日”，是)千其人。……于是甿之枵者果，瘠者泽，流者止。⑩
又，李廷忠《浮溪桥记》载：
前令邵君文炳始阐其规摹，鸠材木，跨溪而梁之。……甲寅秋，浲水为灾，荡无复存。浚仪赵君(按，赵彦倓)承其后，莅官之明年，政通民和，按辔溪上，履遗迹而太息，顾谓父老曰：桥之废，天变也。废而复兴，人力也。夫物莫坚于石，石之难为功莫如桥。然速成者易坏，劳费者永宁，更以石为之，可乎？欢曰：善。计材揆工，议成而岁不入，或者难之。令曰：兴役于饥年，使民得食其力，亦救荒一画也。乃出帑廪之羡，募工采石。(11)
饥荒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宋人已经认识到，消弭这一“危机”，单纯靠官府赈济，只是消极的应对；积极的对策，当是以工代赈，即由官府牵头，调集官方及其他社会资源，启动各种公共设施建设，向灾民提供尽可能多的打工机会，使他们得以凭借自己的劳力，养家糊口，从而不至于外出逃荒，流离失所，馁死道路。只要灾民被稳定在家乡，农业生产便能够正常继续，灾情终究可以缓解，社会生活也会较快恢复到原先的轨道。造桥修桥，正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故荒年造桥修桥，甚有助于救荒，诚乃高明之举。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所发明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与宋代政治、文化精英们所采取的救荒措施，何其相似乃尔！凯恩斯是否知道中国古代救荒的这一妙招并从中得到过启发，笔者孤陋，不敢妄言。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这同一原理的实际运用上，中国人遥遥领先了八九百年。这也是宋代政治经济学实践的一个亮点。
其二，宋代的城市桥梁建设中，已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在发展高速公路时所普遍采用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洪适《知政桥记》载：
当建炎二年，高阳公以图书邃直怀章作藩，方时用兵，居位者逃乏兴之罪，它不暇给。航败板缺，投步心惕。公患之，呼工师虑材，竹灰钉之属，费直百三十万。郡有船官，遂借木于场，鬻朽赡用。桥成，令过者人输一钱。持以二僧，居半岁，尽偿所贷。(12)
“过者人输一钱”，收费实在不高(“一钱”即一个铜板，是当时的最小货币单位)。“居半岁，尽偿所贷”，可见效益显著，半年便收回了全部贷款。可惜该桥记没有说明，此后“过桥费”是否不再征收。
其三，公共交通事业与相关经济行业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恶性案件，在宋代城市桥梁建设过程中也有发生。石介《宣化军新桥记》载：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军使、虞部员外郎张景云作清河桥成。河初不通，故为之舟，则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复通，故为之桥，救舟弊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为十五家，家率七口，为百五口。百五口之衣与食，皆取于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动吻，伸头奋距，以搏以噬，憧憧往来，人罕完肤。吁，上下相容，州县无政，孽苗遂盛，奸府遂成。凡此桥，历二年，更六人，成辄坏者三，卒成于君。……初，天章阁待制、知淄州军州事郭公劝，侍御史、京东转运使张公奎始谋毁舟建桥，授谋于县。而郭以忧去，张徙河东。其后虞部郎中胥君谷继来为州，国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员外郎韩君谷为县，虽述二公之志，而桥再坏。逮吾桥卒成，当二公之志。桥坏也，人咸曰桥不可作也。物有数，事有废兴。废兴存诸时，成败系于天，皆不在人。君来代韩，闻其说，独以为不然。……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夕桥又坏。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奸，桥何坏？韩君再为桥，桥再坏，坏有故也。吾一为桥，桥一坏，坏于奸也。吾来讨奸者，终成吾桥，然后信吾之志，而夺奸人之心，暴奸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临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恶，斧斤之高下，绳墨之曲直，必亲焉，毋不良。日入归。如此九十有七日，桥乃成。(13)
由于造桥妨害了以渡船为业者的生计与利益，桥梁竟遭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暗中破坏。若无强有力的地方长官主持其事，此桥差一点儿就造不成功。“食乎舟者”们的行为固然恶劣，性质近似“黑社会”，但他们毕竟还是“劳动人民”。看来该军(与“州”为平级行政建制)长官在造桥的同时并未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另谋生计，而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奸人”，以刑罚惩处。其作法仍有未当。
以上两条资料，在现存宋代桥记中虽属仅见，却很重要，值得治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留意。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社会暨宗教现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最有意味的社会暨宗教现象，是僧人在桥梁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举凡资金的筹集，工程的主持，后续的维护管理，每见僧人参与其中。叶清臣《萧山县昭庆寺梦笔桥记》载：“天圣纪号之二年冬十有二月，陇西李君以廷尉评实宰是邑。……且惧乎褰裳厉深，为斯民病；渐帷涉难，贻来者羞。乃谕居僧，俾募信施。”(14)蔡襄《万安渡石桥记》载：“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屠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15)袁辉《通惠桥记》载：“民病涉久，乡僧士贤奋然以缘化从事，即旧址架石磴而广之。……余嘉僧之诚，能游戏成如是功德。”(16)江公望《睦州政平桥记》载：“各率缗钱，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美工善，筹划有度。”(17)张元干《福州连江县潘渡石桥记》载：
知县事阮侯朝瑞……思虑精密，善揣摩用钩距略，不畀付胥徒，阴择所治号能住持僧数人者董其役，又得净安之思显，授以程度。思显坚忍通练，出纳惟谨，而畏督责，常踧踖救过不暇。(18)
洪适《庆善桥记》载：“浮图氏法照劝民财治堤。照死，惠才、德满继之。公怂惥以迄其成。”(19)苏简《重修板桥记》载：
广智寺僧可威独任其事，因旧增新，靡金钱二百万，募缘仅二十万，倾竭衣钵，以足其费。……威俗姓口，屋甚润，常有以资衣裓者。既买田一顷，山七十亩，以归广智，又雅饰佛殿，创藏经钟楼，斯桥特其余力云。(20)
丘崈《乾道重修二桥记》载：“属其事于浮图氏致胜、法才。”(21)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载：“留钱五十万于明觉浮屠氏，使自为质贷，而岁输其赢五一，以奉增葺之费。”(22)李廷忠《浮溪桥记》载：“得浮屠二人，属以役事。曰了懃，善经度。曰师冲，勤劝相。区置悉有纪叙。”(23)孙应时《客星桥记》载：“陈山临大浦，民桥其上，旧坏。淳熙十年，僧清式大改作。甓石如虹，袤百有五十尺，石栏翼之，甚壮。六年乃成。”(24)刘爚《上饶县善济桥记》载：“旁为僧庐，以职守视，割田立野，以备缮修。”(25)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载：“司理参军汪之干实受役，要浮屠应珂、智莹、德厚参比其力。曾未半载，而板庋石甃，崇丽坚致，横空卧波，秋毫不以病民。”(26)黄震《广德军沧河浮桥记》载：
今陈令君应元时方为进士，悉家赀修葺一新之浮梁。……时有怀远虑者，有忧色曰：孰维持是而继其后也？君又发其帑，得天荒田百六十四亩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岁收其利，以备营葺。(27)
由此一端，可以见出佛门弟子较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程度颇深；且社会信誉甚好，故能得到官府与民众的普遍信任。适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存宋代城市桥记中竟无一例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其故何在？发人深思。宋代佛、道两教社会形象之高下，即此可判。这是宋代社会暨宗教方面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与课题，笔者希望自己的这一小小发现，能够引发中国宗教史及宗教文化研究者的更为深入的探讨。
宋代城市桥记中有意味的文化艺术现象
宋代城市桥记中最有意味的文化艺术现象，莫过于宋人对桥梁的设计不仅考虑实用，更能兼顾审美，力图使桥梁与周边的山水景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以构成所在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叶清臣《萧山县昭庆寺梦笔桥记》载：“晴虹倚空而半环，浮鼍跨波而欲渡。雕楹矗而端耸，钩楯缭而横绝。”(28)钱公辅《垂虹桥记》载：
即桥之心侈而广之，构亭其上，登以四望，万景在目。……湖光万顷，与天接白。洞庭荐碧，云烟占青。月秋风夏，嚣灭埃断。牛讴渔吟，喑呜间发；榜声棹歌，呕哑互引。后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足乐焉。(29)
又，王庭珪《凤林桥记》载：
桥心为亭，其方如桥之广，而益其三分之一。檐牙翚飞，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之南为屋于堤上，以观浮梁之倒影。丹雘飞动，若欲凌骛大空者，曰“彩虹亭”。韩侯始为是役以济人，又因得以休其余闲，而寓游观于此。烟消日明，百物媚妩。……至于云破月出，万籁寂然。雌霓连蜷，飞出波面。水光天色，动摇而上下。与夫琳宫佛屋，出乎青苍林木之杪，层峦叠巘，迭高争秀。于是溪山自然之观，伟丽殊胜，因人而发，遂为此邦之绝境，非朝夕徙倚者莫能穷其状也。(30)
又，洪适《知政桥记》载：
为亭凡四。桥之心曰“卧虹”，其东岸曰“利涉”，其西岸则“临章”，左而“双清”。……泛泛文鹢，随波高低。戢翼俛啄，虾鱼惊疑。月影在川，长虹对吸。练帨霓裳，水仙夜集。(31)
又，陈骙《天台临川桥记》载：“复亭其上，乃写乃饬，乃敞乃奕，可以息行迈，可以乐暇闲，可以远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壮观，非人力能为也。”(32)刘光祖《万里桥记》载：“增为石鱼，酾水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桥成眈眈，屋成绳绳，严严翼翼，都人大和，会观所未有。……风烟渺然，岸木秀而川景丽。”(33)刘叔向《白下桥记》载：“甫五阅月而桥成。长鲸卧波，飞梁驾虚，材良工坚，天造地设。……旁有宾饯之亭，因桥而名，亦就摧剥，并葺治之。更增其前楹三，雄壮窈深，气象夐别。”(34)叶适《利涉桥记》载：“井屋之富，廛肆烟火，与桥相望不绝，甚可壮也。”(35)陈耆卿《处州平政桥记》载：“偃若龙卧，蜷若虹饮。郭内外人憧憧往来，又若纵步席上，散影涧中。峦麓迎前，而鱼虾出没其左右，一一皆奇观也。”(36)高斯得《跃龙桥记》载：“桥旧横亘三十丈，水败之余，视旧加长，命工伐石增甃，驾梁其上，为屋凡三十楹，规置雄丽，气象显设。”(37)黄震《抚州崇仁县黄洲桥记》载：“为层级以升，崇四十尺。为屋其上四十楹，南北为之门，而中为之祠。气势突兀，凌轹空碧，金朱璀璨，浮动溪山。”(38)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真令人神观飞越，不胜向往。当然，艺术夸张是文学家的特权，宋代的桥梁未必真像桥记作者们所描绘的那样美轮美奂。但宋代的文化艺术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人桥记中对于各城市桥梁建筑艺术及其地理环境的那些优美的形容，更多的是写生而非向壁虚构。
宋代担任“亲民差遣”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宋代的进士考试，诗赋乃重要的科目之一。诗赋虽是文学，但文学与艺术是相通的，都对想象力、创造力、审美能力有着特别高的要求。因此，诗赋科考试的优胜者，文学才华既然出类拔萃，艺术修养、文化品位也一定不会低。在这样一批有文学才华、艺术修养、文化品位的官员领导下，各城市所建造的公共设施，必不至于忽略了审美。明乎此，我们对于宋代的城市桥梁何以能够达到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①(32)林表民编：《赤城集》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24)孙应时：《烛湖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汪森编：《粤西文载》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26)魏了翁：《鹤山集》卷四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吕祖谦：《东莱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册，第300～301页。
⑦(36)陈耆卿：《篔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37)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王之望：《汉滨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册，第3065页。
(11)(23)《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72页。
(12)(31)洪适：《盘洲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石介：《徂徕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8)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页。
(16)(33)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董弅编：《严陵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洪适：《盘洲文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吴师道：《敬乡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34)《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41、1545页。
(22)朱熹：《晦庵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刘爚：《云庄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28)黄震：《黄氏日抄》卷八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黄之隽等：《江南通志》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王庭珪：《卢溪文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叶适：《水心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