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音韵论文,我见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4-0013-07
§0 2002年的年中，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界发生了一场论争。事缘于2001年底，梅祖麟先生在香港一个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演讲（以下简称“梅文”），2002年4月，此文的电子文本被贴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论坛”网站(http：//chinese.pku.edu.cn/bbs/)的“汉语语言学”栏里，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响。笔者曾在此网站上以“zsu麦子”的网名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6月、7月和8月，郭锡良先生分别在南昌、乌鲁木齐、石家庄的三个学术会议上提交了同一篇文章，题为《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郭文”），对梅文作了回应。在南昌会议后不久，郭文也贴到了北大中文论坛上。笔者也在网站上就郭文提出的问题写下了一些文字，并与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网友进行了有意义的交锋。
9月，郭文刊登于《古汉语研究》（长沙）总56期上。差不多同时，梅文也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美国）第25卷第2号上（不过笔者没读到，本文依据的梅文是网上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在网上发表过的意见重加整理、修改和删削，再作一些补充，正式发表。不过本文不打算对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作全面讨论，仅是想谈谈读了这两篇文章后的一些想法。
§l 梅文最激起争议的是其“主流”之说。
梅文说，李方桂、董同榖等先生的学说是上古音研究的主流，王力先生则不是，理由是：(1)王先生研究上古音时不用谐声资料，(2)王先生也不用汉藏语比较资料，(3)在王先生的上古声母构拟中没有复辅音。
这3个问题将放到后面讨论，这里先谈一点：学术主流指什么？20世纪汉语历史音韵学的主流是什么？
可以根据朱晓农先生[1]提到的“范式理论”，把“学术主流”定义为“在常规科学时期，合乎学术界公认的范式的研究工作的总和”。他把顾炎武之前的音韵研究划为“非常规科学”时期，而从顾炎武之后，为“常规科学”时期，因为顾氏为乾嘉学派树立了一个研究范式。顾氏开创的古音学是有清一代音韵研究的主流，而与顾氏同时的毛奇龄，他的那一套理论没有成为后世研究者遵循的范式而流传下来，所以毛氏不是主流。
20世纪初的章黄学派是乾嘉学派的继承者。清代古音研究成就之高至此已经到了没法突破自己的地步，换句话说，路已经走到头。这时恰好碰上了“五四”，在整个社会的破旧求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带动下，古音韵学界也开始追求新的范式。正好来了瑞典人高本汉，还有其他西方汉学家，带来子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中国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开创出新的主流，是为另一个常规科学时期。
顾炎武的范式是什么？大致说来，是理性的系统研究（与感性的、无系统的“叶音说”相对立）、“音有转移”的观念（这两点都是顾氏前有所承而有所提高的）以及“离析唐韵”的方法。清代重要的古音学家都在此范式之下作出了自己的卓越成就，如江永和戴震的审音、段玉裁的谐声研究、王念孙的词源学、钱大昕的古声母研究等等。
梅文在提到段玉裁和王念孙时，对段氏的“同声必同部”大加赞扬，而贬低王氏的“因声求义”，似乎两人有主流、非主流之别。其实段、王对清代古音学各有贡献，今天的学者可以评价他们的长短，可以讨论他们的哪一方面应该继承、发扬，哪一方面应该抛弃或汲取教训，却不能说在当时谁是主流谁不是。王氏不受汉字形体的局限，循语音流转之轨，窥语义变化之迹，在当时是一大进步。用现代语源学的标准来看，他的理论和方法（“一声之转”之类）当然不够严谨。不过我们对古人是无权苛求的。
高本汉的范式是什么？构拟音值，历史比较，梳理音变条例。在高本汉之后，只有那些拒绝这一范式的才不是主流。李方桂、董同榖、王力等先生的研究工作都合乎这一范式，都属于这一时期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主流。
“‘范式’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套工作方法，它被广泛接受而又留下许多有待证明（证实或证伪）的问题。”[1]在同一范式下的研究工作也常常会对具体的问题产生不同的观点。看来梅文是把在同一研究范式共同体内对有待证明的问题的不同观点看成为不同的研究范式了。
具体地比较李方桂[2]和王力[3]的上古音构拟，可看到有同有异。先秦韵部王氏分29部，至战国时期增一部为30部。李氏阴、入同部，是22部，而若阴、入分部，也是30部（王氏于前期不立冬部即李的中部，笔者以为正确）。他们分部相同而与清人不同的主要之处，是脂、微分两部，这是王先生的首创。”[4]他们都主张一部一元音，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还可以讨论。具体的元音在各部的分配是同多异少，各有所长（总体上李氏合理一些）。单声母王32个，李31个，多有参差，李的骨干部分是中古可以出现在各个“等”中的19声母，其实王也一样。比较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阴声韵李拟为闭音节，王拟开音节，不过李在这个问题上信心不太足。二是李有复辅音声母，王没有。
梅文拿最后这一点作为主流与非主流的分水岭，非常牵强。从整个音系来看，复辅音声母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尽管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凭此定“主流”与否，实无法服人，也不符合上述定义。因此，梅文关于王先生不是“主流”之说是完全错误的。
§2 梅文说王力先生不懂得“同声必同部”的重要性，不懂得利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韵部，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郭文根据多项事实对此作了反驳，其结论无庸置疑。
回忆笔者初习历史音韵学，即读王力先生的著作，[5]其书第八章有一节是“谐声偏旁和上古韵部的关系是怎样的”，从此知道可凭声符来记忆形声字在上古各韵部的分布。其时笔者尚未读过段玉裁以及李方桂、董同榖诸先生的著述，
笔者可以举一个例子为郭文的补充。自戴震提出“霭”部（即祭部）以来，这个部是否一个独立的韵部，就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王力先生主张把祭部归入月部，说“去声的祭泰夬废和入声月曷末等韵无论就谐声偏旁说或就《诗经》用韵说，都不能割裂为两部。”[5][p139]其实如果仅从《诗经》押韵情况看，祭、月分立是说得过去的。（注：据李毅夫[6]祭、月通协韵段占此二部全部韵段的18.57%。而据王力[4]，脂、微台韵占此二部全数的四分之一弱。）王先生主要的证据是对谐声偏旁的分析结果。
总之，王先生不仅懂得，而且是非常重视利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韵部。梅文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3 不过，说到上古声母研究方面，情况就不一样。诚如郭文所引，王先生早年曾撰文谈谐声材料可用于上古声母的研究。但在他的研究实践中，却倾向于不用谐声偏旁来证明上古声母。他说：“我们知道，声符和它所谐的字不一定完全同音。段玉裁说：‘同声必同部。’这是指韵部说的。这只是一个原则，还容许有例外。如果我们说：‘凡同声符者必同声母。’那就荒谬了，”[3][p17]
王先生这话中前后概念有些不统一。其实主张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的学者也不会说“凡同声符者必同声母”，而只会说“凡同声符者其声母必相同或相近”。这正如“同声必同部”也不等于“凡同声符者必同韵母”，合适的说法是“凡同声符者其韵母必相同或相近”。声符和所谐的字的读音（包括韵母和声母）必相同或相近，这应是最重要的谐声原则。
郭文说：“为什么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呢？因为谐声字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使只用《说文》以前的材料也在一千年以上，比《诗经》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得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域的人群所使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的字可能出现各种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的，王力先生采取慎重的态度，有什么不对呢？”
笔者的看法是：
第一，谐声字的时、地差异如果没对上古韵母的研究造成根本性的障碍，那么对上古声母的研究也应该是如此。再说，《诗经》不也同样有时（数以百年）、地（诸国之风）的问题吗？
第二，谐声偏旁情况复杂，王先生持谨慎态度本是合情合理的。但连对庄组近于精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要避免使用随手可得的谐声材料，而宁可用系统性不太强的连绵字材料，[3][p20]就显得过分谨慎。（注：不过他在较早期谈这个问题时是引用了谐声资料的。[6][p163]其实，即使是用王先生的拟音系统不好说明的谐声现象，在所有谐声现象中也还是只占少数；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判定，同声符者其声母是相同或相近的。譬如精组与庄组声母的关系，依王先生的构拟，“且”[tsia]与“阻”
相近，“才”
与“豺”
相近，等等。其他如显示知组归端组、重唇归轻唇等的谐声，以及大量同纽、同组自谐的，多不胜数。由于少数材料的复杂性，就放弃一大笔研究资源，是很可惜的。
第三，鉴于谐声材料的复杂性，指出据以构拟一时一地的声母系统是危险的，实际上等于提出了另一个严峻任务：通过谐声材料观察上古声母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分布。——大凡于一方面“有所不为”者，必当于另一方面“有所为”。当然，这是极其重要、值得大力鼓励的研究方向，尽管这种研究也有犯错误的危险。笔者认为，这一研究与上古单一声母系统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不管怎样，对谐声材料里蕴含的上古声母信息是不应放弃的。不试图对材料作出解释，那就不是“有所不为”，而成了“无所作为”。
不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声母，的确是王先生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个缺失。
§4 对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王先生说：“有人引用汉藏语系各族语言的同源词来证明汉语上古声母，这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办法。这种研究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3][p18]“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的还少，还没达到一些满意的结论。”[5][P162]
梅文以“不用汉藏语比较资料”作为王先生不是主流的一条理由，显得非常不合逻辑。汉语历史音韵学界有许多学者并不或很少作汉藏语比较研究（笔者就是一个），难道都要被排斥到主流之外吗？何况王先生还是把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成果用于汉语上古音研究的积极支持者。
不过郭文在反驳梅文时说的一些话，笔者也觉得有待商榷。郭文说：“我们认为汉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把本族语研究好，然后才谈得上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过分强调要到本族语“研究好”之后才来做语言比较研究，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一般来说，只要本族语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开展，两方面的研究会起到互相促进的效果。对本族语的研究还非常差的时候，当然无法搞什么比较研究，但对本族语研究到相当程度时，比较研究滞后就会拉本族语研究的后腿。事实上，正如王先生所指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不够，这是汉语上古音的一些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王先生的意思很清楚：应大力提倡汉藏语比较研究，以促进汉语上古音的研究。
谈到汉藏语比较研究时，郭文提到李方桂先生和张琨先生，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肯定。其实他们俩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最早提出汉藏语系的系属，以后也一直坚持这一观点。他指出汉藏语比较“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系的一条大路”，不过也说研究工作“还只是初步的”。[2][p5]（不过自那以后的30年里，汉藏语比较研究已有很大发展，如果李先生还健在，对目前的研究状况一定会有稍高一点的评价。）态度跟王力先生是一致的。而张先生则多次对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提出疑问。[7]（当然他的怀疑也自有其道理。）可以说，李先生是汉藏同源的“主张派”，张先生是“怀疑派”。郭文本不应该一方面说相信李先生的判断，一方面又说“当然完全同意”张先生的意见的。
郭文说“我们……对目前的汉藏语比较研究是关注的，也是宽容的”。从“关注”、“宽容”等用语看来，郭先生对待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态度远不如王先生那么积极，这是令人遗憾的。
§5 梅文批评王先生反对构拟复辅音时，把这扯到“主流”问题上，这不对，前面说过了。但郭文的反批评也存在问题。
郭文说：王力先生批评高本汉的复辅音说，李方桂、董同夬先生同样也批评高说，可见他们之间“绝对对立的假象”是梅文虚构的。说“对立”太尖锐，笔者宁愿用“分歧”这个词。李[2]、董[3]两先生批评高氏，基本的立场是支持古有复辅音的观点，他们接受高的主要构拟方案（如以来母为后一成分的复辅音），批评高氏构拟中他们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另外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复辅音的构拟。虽然他们也委婉地说这是假设，说很多问题还难以解决等等，但断定古有复辅音，却是非常坚定的。王先生则认为古无复辅音，拒绝高有关的各种构拟，自己更没提出任何这类构拟，观点也很坚定。在复辅音问题上，王与李、董的分歧非常明显，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对此都不会有任何疑问。固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种分歧，更不应拿来作为“主流”与否的标准，但把这种分歧说得似乎很不重要，好像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大同小异，也不符合事实。
§6 郭文批评潘悟云先生[9]关于上古汉语形态的讨论，断言上古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在谈到动词的自动式与使动式在清、浊声母之间的转换时，郭文说：“周祖谟、周法高、王力等三位先生认定它是构词现象，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大格局下的一种特殊现象，不是什么形态变化。……（潘）企图证明上古汉语也是一种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这是完全不顾客观语言事实的。”
这批评有问题。潘先生说：“我们一时还难以确定上古汉语的形态到底属于构形还是构词形象（引者按：‘形象’应为‘现象’之误），更可能是一种逐渐失去能产性的构形现象，所以我们只能笼统地用‘形态’一词去概括它们。”[9][p124]应该说，潘先生在这点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一般所说的“形态”包括构词和构形，要说一种语言现象是构词变化，却又不是形态变化，逻辑上不通。当然，在一些学者的概念中，“形态”是狭义的，只指构形而不包括构词（郭文即是如此），这也无可厚非，但这里显然对不上了。笔者相信，郭先生并非有意把自己的概念强加于人，他只是看漏了上面引潘书中的话。
在另一个地方，郭先生也没读仔细。潘书里有这样的话：“潘悟云(1987b)[10]指出，谐声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现象，而不是语音现象。”[9][p122]郭文评论说：“（潘）摆出了不容置疑的架势。”郭先生没注意到，潘书在讨论了“语音的形态相关”之后，又说：“不过还是有不少形声字间（引者按：此处当有脱漏，应是指形声字与其声符之间）不同音，而且语音上形态无关。……潘悟云(1987b)[10]没有考虑到形声字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批声音相近但是在语音上形态无关的形声字。”[9][p137]潘书承认自己过去的论述不全面，指出谐声的通转有的与形态有关，有的就与形态无关，本来无可指摘。在这个问题上，潘书的缺陷是有些地方没把话说清楚——例如那个小标题“谐声现象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9][p122]俨然是个全称判断，很容易让人误会。
郭文的批评真正有力之处，是指出潘书对形态变化的语义类型讨论得太少。这的的确确是潘书的一大问题。对此笔者已经作出评论，[11]这里不再多说。（注：至于上古汉语有没有构形变化，以及自动与使动在清、浊声母之间的转换是否一种特殊现象，还有讨论的余地。）
§7 郭文提到“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梅文太不尊重传统，不尊重前人的学术成就（除了对王力先生的评价错误外，其他如贬低王念孙，以及指章黄学派搞的不是语言学，就都不是对语言学史负责任的言论），应该受到严肃批评。
不过笔者认为，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也不能矫枉过正。学术是要不断前进的，一代又一代学人在继承传统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不断创新，才创造了学术的发展史。今天中国大陆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直接承传于以王力先生为重要代表之一的老一辈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但大师们不会希望后辈在他们的成就跟前裹足不前。王先生曾说：“我应该鼓励我的学生持不同意见。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近来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凡不肯墨守师说的人叫做‘叛师’。我认为‘叛师’的说法是妨碍学术发展的。”[12]这是何等的胸襟！王先生生前就曾不止一次虚怀若谷地接受年轻学人的正确意见，（注：例如他接受郑张尚芳先生的意见，把上古歌部的拟音从ａ改为ａｉ。这打破了大半个世纪来以鱼、歌两部同为ａ类音的观点，使歌部拟音在音系中的位置与脂、微两部平行，－ｉ～－ｔ～－n三种韵尾配置更整齐，并因此取消了前、后ａ的对立，减少了一个主要元音，是涉及构拟系统的重大改变（比较王[16]和王[5]）。郭文也提到这事，但说这是“个别问题”，王先生对郑张先生的支持和听从“只是表示一种宽容”。这说法显然不妥当。王先生在日母的问题上欣然接受朱晓农先生的意见，则是体现其大师风度的另一个例子。）自然更愿意他的学术观点在他身后有所突破。譬如说，尽管王先生自己不认可古有复辅音之说，但今天的许多后辈学者，包括王先生亲炙的学生，在比较坚实的研究基础上，运用谐声材料、汉藏语比较材料等，主张古有复辅音（例如何九盈[13]，唐作藩[14]，耿振生[15]），王先生九泉有知，当不会视为不敬的。开放的学术才是有前途的学术。
汉语历史音韵学在20世纪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前人、主要是清儒的古音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但是，如前所述，高本汉以来的研究范式与清儒的研究范式相比，是革命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使这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远远地——非常非常远地——超过了清儒两个半世纪的研究成果。（注：郭文说：李方桂先生“说清儒的研究成果是对古音研究的‘最大的贡献’”。似乎李先生认为清儒对古音研究的贡献大于现代人。这是误解了。李行生的原文是：“以上三项（引者按：指《诗经》用韵研究、谐声系统研究、《切韵》系统和古韵比较）我觉得是他们（引者按：指清儒）对于上古音韵系统最大的贡献。”[2][P4]）试想如果现代学术界不敢突破传统，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进步的。
诚然，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能不依据的，但依据不等于墨守。例如说，对清儒有关古音通转的学说就应有更科学的分析。潘悟云先生在讨论“语音的形态相关”时谈到：“主元音相同而韵尾部位相同的韵母形态相关，具体点说就是：V～Vk～
,Vi～Vt～Vn,Vp～Vm（V代表主元音）。这种交替相当于清儒的对转。”[9][p128]郭文指责说，古韵对转“经他一‘科学化’，加上洋字母公式化，就深奥难懂了。这是浅入深出，粘上了近些年来流行的‘洋化’的文风。”笔者理解郭文的意思，是前人对古韵对转已经说得很明白，再用“洋字母”来“科学化”是故弄玄虚。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
第一，清儒谈古音通转仅着眼于语音形式，而不及其性质。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看，古音通转只是外在形式，而其实质可能反映方言对应、或古今变化、或音系内部的读音近似以至语流音变，当然更重要的一种可能是形态变化。潘书从形态角度谈古音通转，是在清儒研究基础上的进步，跟一般地谈通转不相同（他谈得是否足够好，是另一回事）。在现代的历史音韵研究中，光照清儒那样讲通转是很不够的。
第二，把语音关系公式化，是非常科学的做法，不应该受到指责，不应该称为加引号的“科学化”。在理科各学科中，用公式表达各种关系，总是比用语言表达同样的关系来得准确和简明；如果我们觉得公式深奥难懂，问题只是出在我们的知识结构有缺陷。把数学方法（包括公式表达法）乃至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语音史研究，清儒当然没做过，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也罕见，运用的水平也有限（像上引潘书的例子其实显得过分简浅），是未来突破传统的重要方面，需要多加研究、提高。
第三，不应随便贬抑“洋化”。高本汉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学问根基极其有限的外国学者，之所以能超越清儒古音学——传统小学中成就最突出的领域——的学术传统，开创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新纪元，正是凭着一套“洋”理论、“洋”方法，包括“洋字母”——国际音标。今后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一如既往地从汉语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要一如既往地吸收来自国外语言学界、汉学界的学术营养。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开放：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开放，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开放，中国学术向世界学术开放。这三点以第一点为最基本——开放的真正意义在于敢于突破传统。
所谓传统，不仅指清儒及其以前的传统，对于21世纪的学术来说，还包括20世纪的传统。前面说过，20世纪的历史音韵学有与清儒不同的研究范式。随着学术的发展，未来还将有新的范式出现。笔者不知道我们这一代学人有没有为新范式的诞生作出贡献的荣幸，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努力去创新。笔者虽然不同意梅文对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但绝不认为不存在这种分界。一旦有新的范式出现，就意味着有了新的主流。处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一个学者如果缺乏不断创新的意识，只会墨守传统或师说，的确是很容易跟学术主流拉开距离的。
§8 郭文赞同王力先生对谐声系统采取“谨慎的态度”。事实上，“谨慎”是贯穿郭文的一条红线，对潘书的许多批评实际上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治学谨慎当然是好的，但谨慎并不是衡量一个学者治学水平唯一的或“一票否决”的标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个态度标准：创新和谨慎。可以设想有三种学者：第一种，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他会有骄人的成就；第二种，倾向于谨慎而创新不足，他不会出大错，但也难有大成绩；第三种，富于创新精神而不够谨慎，他容易犯大错，但也可能闯出常人闯不出的路子。
对第三种人怎么看，有争议。笔者认为答案应是正面的。我们一向把“谨慎治学”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谈创新。按这思路培养人才，是要培养第一种人才。不过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过分地跟年轻人强调谨慎容易束缚他们的创造力，实际培养出来的多是长于守成的第二种人才。有时候过分的谨慎还会导致无所作为。要叫笔者来说，在学术界里，有第一种人当然最好，但也不妨让第三种人去闯，让第二种人来补救。学术是不怕犯错的——学术不犯错而能发展反而是不可想像的——倒是最怕失去创新、开拓的冲动。尤其是在亟需突破传统的年代，第三种人的作用是第二种人所无法替代的。
“对学术而言，‘多元’、‘争鸣’、‘创新’是生命之源，繁荣之本，恒久之根。”[17]诚哉斯言！对于变革中的学术而言，更是如此。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的学术指导思想应该是：鼓励创新，劝导谨慎，提倡多元，坚持开放。
这可以联系到另一个问题。有些比较持重的先生常教导后进说，没探究清楚的东西不要拿出来。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总有道理。很多时候，学者把尚不成熟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让大家来评头品足、刊谬补缺、加深研究，会比自己一个人研究更有利于学术发展。这也是学术开放、多元、争鸣的一种体现。例如潘书中有些内容就属于不成熟但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想法，我们对此应持欢迎和体谅的态度。尽管也可能不同意他，批评、辩驳都是正常的，但贬斥、打压的态度就是不好的。
§9 学术批评的风气是这次论争中表现出来令人担忧的方面。
梅文在没弄清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之前，就主观地下结论；对学术观点不同者，轻易地加以否定；甚至本当引为学术同道者，只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合，也轻率地加以贬损（如对积极做汉藏语比较研究的邢公畹先生）；有时只根据传闻就进行学术批评（如对赵诚先生）。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郭文批之为“霸道”，不算过分。
郭文也令人失望。为了批评梅文，就把梅文许为主流的潘书拿来作靶子打，指为“决不是什么主流正道的经典之作”。其实，根据前述范式标准，潘书显然属于主流范围。
学术界需要严肃、坦诚、善意、宽容的批评，固然不要互相“捧杀”，也不要互相“棒杀”。梅、郭两位先生都是名家，笔者真诚地希望他们在学术批评方面给后学立一个好的榜样。
§10 笔者在网上、在本文中说的话，除了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外，主要是讲两个意思：
一，要有开放的学术观念；
二，要有健康的学术空气。
这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还可以列出其他条件，但至少这两条是不可或缺的。
2002年12月初草
2003年3月修改
于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