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与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
——一个广义的分析视角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王寒
摘 要： 近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变迁在本质上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过程，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瓦解了传统伦理主导型社会唯等级秩序论的特征，转而寻求契约主导型社会中的契约规则秩序建构。李约瑟难题为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对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进行价值反思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中国进行契约规则秩序建构的探索，认为近代中国对政治秩序建构的探索，开启了中国政治秩序核心理念现代化的道路。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政治秩序；建构；宗法伦理秩序；契约规则秩序
李约瑟难题指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代表人类发展新高度的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随着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深入，学界提出了广义李约瑟难题，将对中国近代教育、政治制度、文化发展和秩序建构的分析纳入其中，认为“不仅仅是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欧洲，其他几乎所有近代社会标志的东西都没有诞生在中国，而都是诞生在欧洲”[1]。文章承纳广义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视角，从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视角着手，分析传统农业社会秩序的特点以及基于李约瑟难题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政治秩序的反思，认为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近代契约规则意识建构的变动之中，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给自身的政治秩序建构带来了新的困局。
1 李约瑟难题：基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秩序建构的反思
1.1 为何引领：农业社会发展动力的反思
农业社会是以土地为核心生产资料的社会。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建构都以土地为核心，国家政治秩序也围绕土地建构，土地成为凝聚国家力量的核心。古代中国，由于土地资源的丰富和土地制度的良性运转，国家实力和国家力量得到有效的聚集，并由此成为东方强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土地帝国，土地政治在社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托土地耕作技术的发展。传统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为决定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辅料对胃漂浮缓释微丸的成形性、圆整度、收率等影响较大，而上种3指标将影响丸剂最终能否达到预期的胃漂浮效果，从而避免突释现象的发生或被胃迅速排空[11]。因此，本试验就枸橼酸莫沙比利胃漂浮缓释微丸的辅料处方进行优化，为完善该缓释微丸制备工艺提供参考。
1.2 为何落后：后农业时代发展核心的迷失
明末清初时期，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以宗法伦理秩序为主导，不同的是，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崭露头角。但清朝入主中原斩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得中国丧失了发展新型经济形态的机遇。与此同时，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断绝，中国被严格限制在农业文明之中，社会精神的酝酿也以农业文明为重，生存伦理成为农业中国人们的首要伦理，即以安全第一和最低需求为追求，规避风险和明哲保身意识成为社会思想中的主流，缺乏应有的冒险精神和扩张意识。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思想阻碍了中国劳动分工的深化，使得中国一直延续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模式，并在传统中国中在以土地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秩序的建构中起到决定作用。
这一点需要你通过问些重要的问题来进行，面对选择时，问自己“我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做选择”、“会有哪些假设”、“我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合不合适”。例如，一封邮件承诺给上百元，需要细想有“哪些因素影响我处理这个情况”、“我确定寄件人说实话了吗”。
2 秩序变迁：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困局
2.1 宗法等级秩序解构：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近代困局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所具有的农业发展优势，使得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停留在农耕文明之中，所以传统中国“国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二元对立的契约关系，而是一元的伦理关系，即国君始终是血缘氏族的族长和拟血缘国族大族长”[6]。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核心为宗法制度，传统政治秩序是族权和政权结合下的伦理秩序。而到了近代，西方的强大在于重视人民的力量，重视契约关系的建构，归根结底是注重法权在国家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体现在族权的解构和法权的建构上，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摸索、建构中国政治秩序近代化的道路。经过探索，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要摒弃传统的族权，建构符合近现代社会发展形态的法权，使法权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
2.2 契约规则意识建构：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变迁的新方向
通过研究萧乾的自译作品可以看出，斯坦纳提出的阐释运作理论对自译过程的描述同样具有适应性。但同时，自译比阐述运作理论描述的翻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享有“二度创作”的自由。自译作为一种翻译的特殊存在形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萧乾在翻译中运用异化、归化、文内加注等翻译策略，但仍以删减为主，这与自译者的特殊身份有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兼作者的双重身份使译者充分发挥了创造性与自主性，实现了创造主体与译者主体的统一。
3 契约规则意识：中国近代秩序建构前的价值反思
3.1 规则的选择：伦理还是契约
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建构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而宗法伦理“在本质上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情伦理，它是农业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4]。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伦理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秩序规则选择上以宗法伦理为先。近代社会是以契约规则为主导的，近代政治发展的特点在于提倡法律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法律成为政治秩序建构的第一要义。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经历着宗法伦理秩序解构和契约规则意识建构的过程。由于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更在于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备”[5]，而宪政在西方诸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将契约规则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指导原则成为各阶级的选择。
近代中国的契约规则意识主要解决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独立、复兴和中央政治权威重构的问题，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契约规则意识的建构，激发民族独立意识，解构传统宗法伦理秩序，建立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由于近代中国契约精神培育的不足，契约规则意识的发展尚不成熟，未最终建构成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社会核心秩序。因此，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为重构被清室遗失的国家中央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将秩序建构放在国家治理的首要位置，试图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或者革命解构传统的宗法伦理秩序，建构一个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契约规则秩序。
3.2 制度的反思：族权还是法权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治诉求增加，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逐渐加速，宗法等级秩序的存续受到影响。梁启超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2]，指出中国变法则兴，不变法则亡国灭种，基于此，他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而其首变之法在于实行宪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从政权组织形式、社会伦理道德、社会治理秩序和人际关系协调等方面有意识地解构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秩序。孙中山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州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3]，由此可以看出，改变晚清传统的等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要任务。宗法等级秩序的解构成为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近代困局。
4 契约规则秩序：中国近代政治秩序建构的新探索
4.1 权威重塑：中央权威的探索
在近代中国，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加之清室政权中央权威的削弱，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为了解决中央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近代中国先进的阶级或阶层主张打破原有的宗法伦理秩序，用选举制代替传统的世袭制，建构一个符合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政治制度，从而重构逐渐丧失的中央政治权威。因此，对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批判和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建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在近代政治秩序建构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他们立足西方经验，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政治秩序建构主张，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政体、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政体、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一切政权和权威的主张、吉尔特社会主义的职能民主制主张以及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等。虽然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出路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各阶级、各集团的思想家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当前最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上”[7]，这一举措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和制度变革，在社会中形成了宣传民权、倡导政治制度革新的政治潮流，最终使得人格化的国家权威丧失存在的基础，而制度化的国家权威日益获得人民的认可，从而推动近代中国宪政主义国家的产生。
4.2 制度变革：社会制度的探索
近代中国进步各阶层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逐渐摒弃传统的唯等级论，着力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诸方面进行近代化的秩序建构。政治制度方面，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面对清室政权削弱、中央权威和政治合法性衰退的局面，依据西方经验，进行近代化的政治秩序建构，试图建构一个符合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政治制度，从而重新树立逐渐丧失的中央政治权威。经济制度方面，打破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进行经济制度创新，以变革传统的经济秩序，推动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建构适合近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秩序。文化制度方面，主张发展新式教育，倡导资本主义竞争文化，将教育作为立国之本。
5 结论
近代中国的秩序变迁瓦解了传统伦理主导型社会唯等级秩序论的特征，转而注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系的多维度协调发展，将政治秩序视为有机的系统，并且在资产阶级根据阶级需求提出治国理政思想的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也逐渐兴起。因此，近代中国是传统宗法伦理秩序逐渐解构、近代资本主义契约规则秩序萌芽发展和没落、无产阶级政治秩序建构理念产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解构为近代契约规则秩序的产生壮大奠定了基础，而近代资本主义契约规则秩序的建构催生了无产阶级的工农一体化秩序，并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秩序建构思想。
参考文献：
[1]钱兆华,何媛.李约瑟难题·半李约瑟难题·广义李约瑟难题[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27(5)：70～73.
[2]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变法通议”卷。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234.
[4]张龙辉.中国类利益集团规制场域核心转移：有伦理介入到契约治理———基于天津港爆炸事件的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3)：63～71.
[5]张睿丽.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3)：65～68.
[6]汪兵,汪丹.皇权·绅权·族权——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38～45.
[7]宝成关.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兼论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J].政治学研究,2012(3)：20～31.
作者简介： 王寒，女，1996出生，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