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优势 大胆借鉴——邓小平对中西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西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大胆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相比，我国的上述制度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完善上述制度，而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在保持住我们的优势的同时，还应该大胆借鉴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西方某些具体的民主形式，这是邓小平通过对中西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
一、“中国不能搞西方三权鼎立那一套”
1986年底，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中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中国为什么不能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近代现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度在中国行不通。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些早期代表人物就开始介绍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中国效法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如马建忠在1877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中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宪法、执法、审法三权，分而任之，不责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灿然可观。”（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此后，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试图按照三权分立的学说来改造中国，但他们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邓小平也指出：“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其次，中国不存在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经济基础。“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产生和实行，就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应了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争夺统治权力的需要，反映和体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关系以及通过权力分割调整垄断资本不同利益集团的内部关系。我国实行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建立“议行合一”的制度，决定了人民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中国不存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原则。资产阶级所以采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的，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最好的统治形式和政治“外壳”。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根本不可能实行三权分立制，而只能按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的原则来组织国家机关，指导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及活动。
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三权分立制度更进步的民主形式。我国的人大制度是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的，是一种既有统一又有分工，既有制约又有协调的体制。这种体制的设计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具有比较明显的优点，即“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4页）邓小平也特别指出，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的体制上的优势。他指出：“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他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不会出现西方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同上，第240 页）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同上，第307页）。
二、中国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和多党制
现代民主制度，是以政党政治为必要前提的。现代各国政党制度的形式是多样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两党制（如美国和英国）、多党制（如法国）、一党多元制（即形式上是多党制，实际上是一党独大制，如1993年前的日本自民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党制（如前苏联）、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如中国）等。不同的政党制形式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人们任意选择的，而是各国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超垄断利润展开权力竞争，是产生资本主义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经济土壤。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美国，由于“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45页）由于每次竞选的结果不同，有的政党掌握政权， 有的处于在野状态。这种政党制度的长处，在于给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合法竞争的机会，公平地交由全体公民选择。但它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1796年9月17日）中所说：“一派轮流对另一派进行的统治，会因政党间不和而自然产生的得复仇心成为苛政。这种复仇心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中曾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因此，这种轮流统治本身就是可怕的专制。”（《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9 页）恩格斯和列宁则从阶级实质上对当时最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的政党制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恩格斯写道：“我们在那里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列宁说：在美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11页）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一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这一制度尽管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它，而去搞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在中国搞“多党政治”，“轮流坐庄”的错误言论，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页）。
中国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既有历史的教训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出现多党政治，但结果是政党纷争、政局动荡和天下大乱。从中国现实国情来看，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政治对立、轮流执政的多党制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直接限制了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国实现民主制度只不过几十年，公民还缺乏政治实践锻炼。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多党纷争，互相攻讦，拉选票，结帮派，公民的政治行为只会被一些政客利用、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到头来，人民的民主权力不仅得不到保障，反而会受到损害。
更重要的是，多党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而政治稳定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二次大战后，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有不少学西方的多党制，但几乎没有成功者。多党制使这些国家经常不断地陷入从军人统治到文官执政，又到军人政变的恶性循环。
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矛盾交错，非常需要政局稳定。如果实行多党制，无疑是把中国推向分裂和动乱，断送中国现代化的前程。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要政局稳定。”“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285页）他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中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同上，第244 页）只有实行以中国共产党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同上，第252页）
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民主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开放性。民主发展同其它一切文化发展一样，是对前人创造的优秀文化借鉴、批判和吸收，通过不断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人类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无产阶级在批判地吸取一切民主的进步因素，特别是对资产民主进行了批判继承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否定三权分立原则的同时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7页）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制与资本主义共和制的继承关系，他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页）。 列宁则认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选集》第3 版第3卷，第151、152 页）他还告诫俄国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该作出一副姿态，似乎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机关毫无价值”，资产阶级“善于保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有我们不可缺乏的经验”，“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9页；第38卷，第241页）
不能否认，经过几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在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政党与政权的分开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和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化。这使资产阶级“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2 页）如果剔除其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那么这种民主的一些具体形式还是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并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造和吸收的。因此，反对“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决不意味着要一概拒绝学习西方某些好的民主形式。周恩来在1956年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邓小平也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 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某些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用。在民主问题上，以下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一是抹煞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顾客观条件地照搬或“移植”；二是否定两种民主的历史联系，一概拒绝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中的合理成份。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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