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_市场经济论文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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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就与我们说了“再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所有制方面,通过体制内改革与结构调整,大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从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退出,另外又通过体制外改革与引进外资,发展了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已经确立;二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微观基础已经确立;三是完善的市场体系已经建立,价格体制改革已经完成,市场在国家资源配置和引导经济运行等宏观领域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四是在分配领域,原有的那种单一的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被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的分配体制所代替;五是通过30年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融为一体,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总之,事实表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成功。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等几个少数国家外,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均已明确表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好证明。

说到这里,以下的问题就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改革到底完成了没有,还要不要继续进行下去?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今后的改革应该如何深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要达到的目的又是怎样的?如此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皆有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1)有朋友说,我国下一步的改革仍然是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推进资源、产权及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还有财政、金融等各领域的改革都还不到位。这些都是下一步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2)另有朋友说,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实质是发展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发展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下一阶段要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继续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还需要有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等多个领域的改革。(3)还有朋友说,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廉洁、依法办事、一心为民的好政府。如此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诸种意见和主张都非常好,应该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切实加以解决。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在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加大民族文化基因的融入,使之真正富有“中国特色”,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

为什么中国改革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加大中国文化基因的融入,使我们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富有“中国特色”呢?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具体体现。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否则,“中国特色”在我们的经济方面就会留下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不充分、不完善。

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世间任何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它们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既相依存又相区别,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代替不了谁,只有辩证对待才是科学的态度。从市场经济制度或体制的意义上讲也是如此。所谓从制度或体制上讲,就是把它当做市场经济的活动规则、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的总和来理解,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来理解。这样,经济体制也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同时其共性与个性也是一个既相依存又相区别的关系,既不能互相脱离,也不能互相代替。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一般范畴,讲的大都是“供给”与“需求”,不具有社会、文化方面的特征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它必然会受到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制约,因而它除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之外,还有其特殊的个性。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科伦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瓦特林先生在我国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在经济史上和现代存在着的多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严格地说,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从制度或体制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从经济活动方式的意义上讲的。以下同)中,各国的市场经济都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目前美国实行的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不同于法国实行的以国家控制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行的有广泛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极不相同的。这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统一模式的市场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本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情况,目前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可见,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它的共同属性之外,还有它的个性特征。

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首先是因为我国有着独特的文化精神,这是我们的民族基因,它必然会在我们整个社会机体包括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整个社会机体的内在要求。不仅如此,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也反映了当代世界的一种社会潮流,因而它也是当今世界的历史产物。二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随之结束,人们从此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作为心理认同标准,而是转移到以传统文化作为心理认同标准。这时,西方国家纷纷回到宗教伦理的轨道,而一些非西方国家则开始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从中寻找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如何把现代化建设事业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于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致力于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提出来的。随即,越南共产党提出的“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朝鲜劳动党的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的建设“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提出的“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的具体环境”的政治主张也应运而生。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自然也就成为必然选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有朋友说,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独有的。笔者认为,此话说对了,但是不准确。因为中国独有的东西很多,具体指的什么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呢?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范畴[2],并且将它们作了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不是别的,而是它的文化因素。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曾说过: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里,毛泽东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特点仅仅归结为一个“东方大国”所具有的特点。这里的“东方大国”不仅是一个方位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学、文化学的范畴。因此,我们讲“中国特色”,只能从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精神方面去认识、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

那么,什么才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精神呢?笔者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即儒家的人本主义、和谐意识、仁爱精神,墨家的平等与兼爱、功利与尚用、创新与科学等意识,法家的依法治国与勇于革新的精神,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倡导与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共同富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诚实守信、爱国敬业,尊重劳动、崇尚科学,公平正义、共享和谐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些才铸就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决定了我们民族的个性与特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它的经济方面,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相形之下,我们今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底融入了多少中国这样的文化元素呢?到底又能在哪些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呢?认真想来,应该说距离不小。众所周知,在这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我们一再要求的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一再强调的是要与国际接轨,一再履行的是WTO规则,如此等等。所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见不到多少“中国特色”。相反,倒是那些洋的东西比比皆是,比如洋楼、洋企(即使是本土企业也要取个洋名)、洋货、洋品牌、洋车、洋广告等等。当然,这些都不过是一种现象形态而已,不足为怪,关键在其内在品质。那么,其内在品质又怎样呢?其实也是洋的多。我们的一些企业家、管理者,包括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不少都是“80后”,他们不论是职前的学习还是后来的职中培训,学的好多都是洋教材,读的都是洋书,如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又有许多还是原版的,没有评介、没有批判,原汁原味,全部照搬,是实实在在的原生态;我们企业的组织形式、治理结构实行的大都是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司制(即使是国有企业也通过股份制改造公司化了)、合伙制与私营企业;企业的管理制度、理念、方法也是从外面引进的,我们过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与经验不见了,如鞍钢宪法、大庆经验等;在劳动用工方面,不论是外资企业还是中资企业,也不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普遍采用的都是合同制,工人的主人翁身份和主人翁地位没有了,统统成了劳动力出卖者;在宏观调控方面,计划历来是我们国家指导国民经济运行发展的重要工具与有效手段,然而如今一些人对此讳莫如深,连“计划”二字都不敢也不愿提了。如此等等。不仅如此,这些洋的东西,还深入到了一般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人生态度。如人们吃的是洋快餐,喝的是洋饮料,穿的是洋装、洋鞋,挎的是洋包,用的是洋本本(笔记本电脑),过的是洋节等。久而久之,人们对此也都习惯了,因为除了这些再没有更多的选择。由此,致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还包括一部分中年朋友,都养成了一种唯洋是从、唯洋是捧、唯洋是追、非洋不取的洋嗜好与洋习性。

总之,事实表明,在中国本土,真正有我们自己品牌的东西不多,因而特色太少。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完全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厂”是非常危险的;同样,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如果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内涵,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这样的经济是非常危险的。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定要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下大力气解决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这里,也许有朋友会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统筹兼顾、和谐发展等,不就是“中国特色”吗?笔者认为不是。这些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所具有的特色,是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的,不能把它们当做“中国特色”来看待。如前所述,“中国特色”必须是中国所独有的。不是中国所独有,就绝对不能算作“中国特色”。

由上可见,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富有“中国特色”,必须融入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是中国特色之精髓与灵魂。那么,怎样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融入中国的文化精神,怎样锻造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髓与灵魂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好好学习和认真研究中华文明史,尤其是它的文化史、思想史,吸收其精华,把握其精髓。毛泽东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3]于是,他强调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

中国文化较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古代文化来说,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强大的生命力。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自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却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中国文化力量的支撑。1988年1月,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探讨人类如何面对和解决当前乃至未来的生存发展问题。会议最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是一种全球共识,它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伟大之所在。我们要从中树立起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找出“中国特色”的民族基因,自觉地将之融入我们的社会机体。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我们还要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确立“中国特色”的新理念,并将此融入我国改革的每个环节、每个领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公平正义理念,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实保护和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石与脊梁,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按照这种常识,我们理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但是不必讳言,在实践中,我们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政策。这就是,一些地方对公有制经济是要求退出与限制发展,而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大力鼓励与支持发展,结果就形成了今天这种格局。实事求是地说,对公有制经济包括对国有经济做出适当调整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一些做法完全背离了当初搞活与做强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宗旨,而是将改革变成了改制、改造与变卖甚至奉送(如一些地方实行的一元钱拍卖与零价格出售等做法),使之从当年的绝对主体滑到了今天这样的窘迫境地,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已经降到了大大低于那些鼓吹“私有化”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预期的水平。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对于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鼓励与支持其发展也是可以的、必要的,但是也应该有一个度。然而事实上,这种发展却变得几乎毫无限制(包括航空航天领域在内),成了国民经济中的绝对多数。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然,我们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就会化为乌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与自由全面发展也将成为空谈。因此,要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对现行政策与做法做出必要的调整,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把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放到突出位置,改变当前存在的以削弱公有制经济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做法,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实保护和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二,在人与人相互关系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和谐的理念,建立良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曾指出,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了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此话切中时弊,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失偏颇。当前,我国劳动者不论是在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中,还是在现有的公有制企业中,都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劳动者,因为即使是在公有制企业哪怕是国有企业中实行的承包经营方式,劳动者与企业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早就失去了主人翁的身份与地位,没有多少话语权。在一些私营企业里,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即使是在一些公有制企业里,工人虽然有工会组织,但这些工会组织也没有多少话语权,还是老总说了算。所以,在企业里,所谓工人主人翁、民主管理等,一切都成了过去时。现在再谈这些,工人不仅不感兴趣,反而觉得是一种讽刺。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民主权利还给人民,给人民以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共享社会和谐。在企业里,要确立劳动者与企业主或经营者都是资本所有者的观念(前者是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后者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他们都具有平等的身份、平等的人格与平等的权利,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对他人耍强权,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起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

第三,在分配方面,坚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理念,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

分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终实现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采取合理的分配方式,才可能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前,我国由于所有制关系和相互关系的变动,一些不合理、不和谐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也在分配领域中存在,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不仅表现在企业内部,而且也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不同劳动者之间尤其是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为解决这一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要把各种政策和胡锦涛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有效地解决好这一问题,还必须牢牢树立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理念,对现存的分配制度、分配政策做出调整,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维护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诸要素中最活跃与最具能动作用的因素,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社会财富是由一线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的,国民收入也是由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若没有他们的劳动,社会财富就不会有任何增加,所以我们的分配政策一定要向一线劳动者倾斜,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至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需要国家在投资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就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做出调整,以求得到合理解决。

第四,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走自主创新之路,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扩大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与技术合作是我们的一项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但是,开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则,就与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宗旨相背离了。另外,对外开放,也不能代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而,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绝不可抛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事实证明,真正好的东西和真正先进的技术成果是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优惠政策也吸引不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太空探测技术、极地考察技术、超高速智能计算机等及其所涉及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都不是用钱买来的,也不是用市场换来的或是靠政策吸引来的,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还有,在我国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所有新技术、新成果也是如此。随着今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或地区间的角逐将更加激烈,因此,我们更不能寄大的希望于那些西方发达国家,而只能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走自主创新之路,发展我们的科技,振兴我们的经济,增强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才是我们的上策。

第五,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坚持以文化育人、以文化塑企、以文化强国的理念,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与精神支柱,是全体国人的精神家园。对内,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对外,它又具有巨大的渗透力与感召力。因而,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总是与人、与物相结合的,它渗透于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要好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它们的生产并非只是生产产品(如麦当劳、牛仔服、迪斯尼),而是在物化一种文化、融入一种精神。其产品设计思想的确立、外形的策划、商标的谋划、品牌的运作、营销渠道的构建、售后服务的实施,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与体验等无不是如此。它们出口产品,就等于出口文化、张扬一种精神,以此来达到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从国民思想与心灵深处控制这一国家或民族的目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政权被外族人颠覆了,国土被占领了,人民成了亡国奴,但只要这个国家的文化还在,人心未灭,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一定还有希望。一个国家或民族,尽管国土完好,政权未倒,人还在,但它的文化被侵蚀,精神被泯灭,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再也没希望了。

所以,我们在发展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时,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丢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以及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价值观物化与渗透到每一个方面,以此来教育人民,使每一个国民都成为王进喜那样的爱国敬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者和许振超那样崇尚科学、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时,还要用我们的文化来建设我们的企业,不仅要用它来铸就企业灵魂,搞好企业经营,而且还要把它融入产品、营销与服务之中;此外,还要用我们的文化来指导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与政策的制定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培育等。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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