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边塞诗论文,文人论文,繁荣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一个标志（注：参见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说到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研究者每好引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即据此认为，盛唐时文人入幕已蔚为风气，这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长足发展。而戴伟华《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以下简称“戴文”）则指出（注：戴伟华文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第31-40页。），胡氏的说法“有相当多的问题”，首先，所谓“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者，只是安史乱后中晚唐的大致情况；其次，盛唐文人入节镇幕府者并非“比比而是”，文人入幕府的盛况只是在中晚唐时才出现。确实，开元、天宝时仅于边地置节度、经略使，凡有十镇；安史乱后则在内地遍设节度、观察使，新增置的节镇达四十多个，所以文人入幕之盛，开天时无法同中晚唐时相比，胡氏的概括欠严密。但是，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内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则都在边地，前者与边塞诗的创作无多大关系，后者则与边塞诗的创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研究盛唐边塞诗，有必要对当时文人入边幕的情况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戴文”和戴伟华嗣后出版的专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戴书”）（注：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做了一番学界过去未曾做过的这种考察，这自然很有意义。通过这种考察，“戴文”得出如下结论：学界那种盛唐文人入边幕蔚为风气的说法“大有偏颇之处”；“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真正是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高、岑的入边以及唐代诗坛上产生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乃取决于作者的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戴书”也说：盛唐“入幕文士极少，高适、岑参入幕纯属个别现象，他们的创作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人行为”（第166页）。如果实情确如作者所说，则高、岑的边塞诗创作似乎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现象；而且只能说高、岑的入边幕与其边塞诗创作有密切的关系，而很难说文人入边幕同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多少关系了（“戴文”承认文人入边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对于盛唐边塞诗的研究并非无关紧要，所以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戴文”得出上述结论，是以自己的考证为依据的。“戴文”说，“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约四十年间”，可考出的入幕“文士”仅有朔方四人（郭虚己、牛仙客、萧直、杜鸿渐）、陇右二人（哥舒翰、严武）、河西十一人（薛仅、牛仙客、郭虚己、王维、许远、高适、吕諲、萧昕、严武、李华、杨炎）、安西四人（岑参、李栖筠、萧沼、张谓）、河东二人（王翰、孙逖）、幽州二人（樊衡、徐浩）、剑南三人（杨仲昌、蔡希周、许远），合计共七镇二十八人次（注：开天时的节镇共有十个，尚有北庭、平卢、岭南三镇“戴文”未作考证。）。其中郭虚己、牛仙客、严武、许远四人两度入幕，哥舒翰、牛仙客、郭虚己三人“显为武夫”（注：郭虚己历任侍御史、左庶子、御史中丞、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皆为文官，不知“戴文”为何称其为“武夫”？参见《元和姓纂四校记》卷一○，《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二、二一、二二。），李华一人本系误考（注：李华所说“哥舒表华，掌记辕门”，盖指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哥舒翰受命守潼关后，辟李华为幕府掌书记，其事与河西镇无涉。参见拙作《李华事迹考》，载《文献》1990年第4期。），若都加以删除，实际就只剩二十人了，确乎“屈指可数”。现在的问题是，以上统计数字，距离当时的实际究竟有多远？是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戴文”所定“文士”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进士及第者，二是有诗文留存者，两条中只要有一条符合，即可列入“文士”范围。在这两条标准中，应该说第一条是相当严的。例如，唐时的明经科和制科，均需试时务策，其及第者中，岂能没有能为文堪称为“文土”的人？又，习进士业而应试落第者，难道都算不得真正的“文士”？还有大量凭门荫入仕的人，难道都是没有文才的武夫？所以，我们如果将“文士”的标准适当放宽，入围的“文士”肯定会大为增加。不过，既然“戴文”已定下这样的标准，我们也就姑且依此标准来讨论问题。上述“戴文”已考出的入幕“文士”，绝大多数符合所定的标准，但其中也有两人例外，一是朔方镇萧直，明经及第，二是河西镇薛仅，制举“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登第，两人均无诗文留存。下面，拟谨依“戴文”所定的标准（不收例外），考证一下开天时（自开元元年至天宝十四载，共四十三年）入边幕的“文士”是否真像“戴文”所说的那么少。“戴文”共考察了七个镇，为省篇幅，本文只想对其中的幽州、朔方、河西、安西四镇作考证，至于其余各镇的情形，读者自能举一反三。
幽州（天宝元年更名范阳）：“戴文”只考出二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八人。
张说，开元六、七年为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说制举登第，有诗文集三十卷传世。
王晙，开元八年为幽州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四）。晙明经及第。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九九）、文五篇（《全唐文》卷二九八）。
张嘉贞，开元十四年为定州刺史、北平军（幽州节度使所统九军之一）使（两《唐书》本传）。嘉贞五经举及第。今存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一一）、文八篇（《全唐文》卷二九九）。
李适之，开元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为幽州节度使（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三首（《全唐诗》卷一○九）、文四篇（《全唐文》卷三○四）。
裴宽，天宝初为范阳节度使（两《唐书）本传）。宽明经及第，又举拔萃科，《旧唐书》本传称其“以文词进”。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二七八）。
颜杲卿，天宝末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营田、支度判官，摄常山太守（颜真卿《颜元孙神道碑》、《新唐书·颜杲卿传》）。杲卿为真卿从兄，以门荫授官，开元中曾赴选，以书判超等为吏部侍郎席豫欣赏。（《新唐书》本传）。今存文一篇（《唐文拾遗》卷一九）。
畅璀，《旧唐书》本传：“乡举进士。天宝末，安禄山奏为河北海运判官。”按，据《新唐书·方镇表》，开元二十七年“幽州节度使增领河北海运使”，时安禄山盖以范阳节度使兼领河北海运使，璀即其幕府中掌协助处理海运事务的僚佐。璀为诗人畅当之父。今存赋一篇（《全唐文》卷三九四）。
李史鱼，梁肃《李史鱼墓志铭》：“上方锐意武功，宠厚边将，拜公殿中侍御史，参安禄山范阳军事。”（《全唐文》卷五二○）史鱼开元二十一年制举多才科登第（《登科记考》卷八）。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汇编》（注：《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圣武○○一）。
朔方：“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十三人。
赵彦昭，开元元年为朔方道大总管（《通鉴）卷二一○），苏颋、张说皆有诗送其“赴朔方军”。彦昭进士及第（《新唐书》本传）。今存诗一卷（《全唐诗》卷一○三）。
徐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卷二作“琇”），颜真卿《徐秀神道碑》：“幼而聪悟，笃学能属文。……调补幽都县尉，充相国、尚书赵彦昭朔方节度判官。”秀长安二年进士及第（《登科记考》卷四）。无诗文留存。
王晙，开元中为朔方节度使多年（《唐方镇年表》卷一）。其余见前。
吕延祚，《通鉴》玄宗开元三年九月：“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事又见《全唐文》卷二一玄宗《授薛讷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吕延祚杜宾客副总管制》。延祚善文，有《进集注文选表》（《全唐文》卷三○○）传世。
张说，开元十年为朔方节度使（《通鉴》）卷二一二）。其余见前。
李祎，开元中为朔方节度使多年（《唐方镇年表》卷一）。祎封信安郡王。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六）、文一篇（《全唐文》卷一○○）。
萧嵩，开元十五年为朔方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嵩开元初尝官中书舍人（掌草诏，见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一○八）、文三篇（《全唐文》卷二七九）。
寇洋，《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三六贺兰弼《寇洋墓志铭》：“寻转泾州司马，累充朔方军节度判官，元帅户部尚书王晙、兵部尚书萧嵩悉以金革之事咨于幕下。”洋连应制科材称栋梁、拔萃出类及县令举，皆登第（见《寇洋志》）。今存文一篇（《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二五○）。
陈九言，《全唐文》卷三○八孙逖《授陈九言起居舍人刘贶起居郎制》：“朝议郎守太子舍人摄殿中侍御史、朔方节度判官陈九言……可行起居舍人，散官如故。”九言开元二十九年官右司员外郎时，撰《尚书省郎官石记序》，由著名书法家张旭书写，刻于石（今存），其任朔方节度判官，约在开元二十四年前后（注：孙逖开元二十四年始任掌草诏之中书舍人（《旧唐书》本传），其所撰制书最早只能作于开元二十四年。）。
王忠嗣（初名训），自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五载为朔方节度使（《旧唐书》本传）。今存诗一首（《全唐诗》卷七七四，署名“王训”）、文一篇（《全唐文》卷三六三）。
厍狄履温，《全唐文》卷三○五厍狄履温《让起复表》：“伏奉恩敕，授臣驾部员外郎，充朔方军判宫。”寇坦有《同张少府和厍狄员外夏晚初霁南省寓直兼充节度判官之作》（《全唐诗》卷一二○），厍狄员外即厍狄履温，有诗一首（《全唐诗》卷一二○）、文二篇传世。
李
，《通鉴》天宝十载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知留后事。”曾知天宝九载贡举。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七二）。
郭子仪，天宝中至天宝末，历任振远军使、天德军使（均隶属朔方节度使）、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两《唐书》本传）。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一○九）、文十二篇（《全唐文》卷三三二）。
河西：“戴文”只考出十人（注：李华一人已删除。），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九人。
杨敬述，开元四至九年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刺史考》（注：《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三九）。今存《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一首（《全唐诗》卷八○）。
张敬忠，开元十一年为河西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以《边词》诗知名。今存诗二首（《全唐诗》卷七五）、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七七）。
萧嵩，开元十五至十六年为河西节度使（《旧唐书·玄宗纪》、《通鉴》卷二一三）。其余见前。
裴宽，《旧唐书》本传：“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其余见前。
崔希逸，开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为河西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卷八）。今存诗二首（《全唐诗续拾》卷一一）、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
皇甫惟明，天宝五载任河西、陇右节度使（《通鉴》卷二一五）。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五七）。
王忠嗣，开元中河西节度使萧嵩引为兵马使，天宝五至六载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两《唐书》本传）。其余见前。
哥舒翰，天宝初事河西节度使王倕，天宝五载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以为大斗军副使，十二至十四载任河西、陇西节度使（《旧唐书》本传、《通鉴》卷二一六、二一七）。其余见“戴文”。
裴冕，《旧唐书》本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三七八）。
安西：“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七人。
张嵩（一作孝嵩），《新唐书·郭虔瓘传》：“陕王为安西都护，诏虔瓘为副。……久之，卒军中。以张孝嵩为安西副都护。孝嵩伟姿貌，及进士第，而慷慨好兵。”“孝嵩”《旧唐书·郭虔瓘传》作“嵩”，其官安西副都护在开元七至十二年（《唐刺史考》卷四六）。今存赋一篇（《全唐文》卷三二八）。
赵颐贞，《新唐书·赵冬曦传》：“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皆擢进士第。……颐贞安西都护。”颐贞开元十四至十六年为安西副大都护（《通鉴》卷二一三）。今存文二篇（《全唐文》卷二九六）。
章仇兼琼，张九龄《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敕碛西支度、营田等使兼知长行事、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琼……”（《全唐文》二八七）碛西即安西，见《唐会要》卷七八。孙逖《授章仇兼琼主客员外郎制》：“敕殿中侍御史章仇兼琼……顷逾沙碛，能正纠绳……可尚书主客员外郎。”（《全唐文》卷三○八）此制书约作于开元二十四、五年（注：逖开元二十四年始任中书舍人（掌草诏）。），其时兼琼盖自碛西支度等使入为主客员外郎，故制书中有“顷逾沙碛”等语。开元二十七年，兼琼自主客员外郎出为益州司马，寻迁剑南节度使（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二六）。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四○五）。
许远，《旧唐书》本传：“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琼镇剑南，又辟为从事。”盖兼琼为碛西支度使时，尝引许远为支度判官。其余见“戴文”。
独孤峻，《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幕中（注：夫蒙灵玚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六载为安西节度使，见《唐方镇年表》卷八。），有“判官刘眺、独孤峻”。峻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刘单，《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天宝六载安西节度副使高仙芝远征小勃律，九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天宝十载，岑参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高开府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注：《通鉴》天宝十载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品）。”），则刘单尝于天宝六至十载在安西幕府中任职。单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为状元（《登科记考》卷九）。
封常清，天宝六载十二月，为安西节度判官，十一载，为安西节度使，十三载，又兼任北庭节度使（《旧唐书》本传）。常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全唐文》卷三三○）。
以上考出的入幕文士，其数量虽已大大超过“戴文”所考，但绝不敢说根据现存资料，凡可考者笔者都已考出了。至于受现存资料的限制无法考出的入幕文士，应该说还有不少。“戴文”也承认这一点，说限于现存材料，自己考出的七镇二十八人次，“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在这里应特别补充一点，即安史之乱的破坏，造成了作家作品和官府文书的大量丧失。如王维的作品，“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旧唐书·王维传》）；常衮《卢正己墓志铭》说：“自胡马入洛，三川大残……中台文书，尽成灰烬。”（《全唐文》卷四二○）安史之乱是在人们正陶醉于承平时突然发生的，人们来不及作任何应变的准备，变乱的这种突发性增大了它的破坏性，所以现存的初盛唐资料明显少于中晚唐资料，开天时的许多入幕文士也就无从考出了。根据上述情况，加上“文士标准参照进士及第和作品留存尚有其局限”（“戴文”），应该说“戴文”所考出的二十八人次，距离当时的实际是相当遥远的。
二
为了进一步弄清盛唐文人入边幕的情况，有必要对当时文人入幕的原因以及文人入幕与仕进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盛唐文人多有积极用世的思想、建功立业的壮志，他们写的不少边塞诗，往往有抒发驰驱沙场、杀敌报国豪情的内容，因此不能不说为国安边是文人入幕的动机之一。但是，他们入幕的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实际的原因应是：入幕是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未释褐者通过入幕以释褐，二是已释褐者通过入幕而进身。
先谈第一方面的内容。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僚佐。《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通鉴》大历十四年(779)载沈既济上选举议也说：“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入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入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使杜尚书暹，抚剑相合。”又《姚南仲神道碑》：“烈考发，天宝中，举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奋，从西平王哥舒翰于陇上，积功劳至右领军卫将军。”还有不走科举道路的年轻文士因投笔从戎而释褐的，如《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六《朱光宙志铭》：“早闲经史，尤工翰墨，弱冠卓立，时人伟之。开元十五载，陇右、河西寇□孔炽，公弃笔从戎，戮力致讨……爰授上柱国、义阳郡钟山县尉。”又有科举及第后不等吏部授官而自入边幕求仕从而释褐的，如《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九六《樊庭观墓志铭》：“遂以明经擢第。既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安能坐事散儒！’于时玉塞兵连，金河使断，杖剑聿从于幕府，挼绳誓缚于凶渠。献凯之期，功无与贰……承资入选，释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钤卫长上。”唐时科举登第者尚需经吏部试方得授官，至“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注：《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八年。），所以便有了得第者不等待吏部授官而自入边幕求仕的情况。上述入幕的文士，其幸运者得为边帅直接辟为僚佐从而释褐，更多的情况则是，入幕后经累积一定的资历或军功，才得以释褐，如上文谈到的朱光宙、樊庭观，就都是如此。
“戴书”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唐代幕府取士虽不问出身，但“事实上幕府取布衣入幕尚在少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还曾下敕文规定今后不得更许辟无出身者入幕（第31、32页）。应该说，这是中晚唐的情况，开天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其中为害最烈的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占有十九州一百一十三县，割据长达一百五六十年，淄青镇占有十二州六十三县，割据凡五十四年，此外还有淮西、泽潞等一些较弱的割据者，他们都“以土地传子孙”，“擅署吏”（《新唐书·藩镇传序》）；另外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尽取河西、陇右十九州六十县之地，这两者相加，即有数十州数百县非朝廷所有，于是造成朝廷得以署授的官吏员额大减（唐时官吏皆有定员，吏部不得超编授官）。而当时每年科举录取的人数，又比开天时有所增加（注：玄宗时进士、明经每年录取的人数不过百人；唐后期，仅明经每年即录取一百至一百一十人，进士录取数则大抵与开天时持平（每年二三十人）。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99、20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以就出现了及第后等待授官的人很多而官位的空缺员额却少，许多人登第多年后仍不得授官的问题。上文谈到，安史乱后新增设的节镇达四十多个，它们各置有僚佐，这等于新增了若干官员的编制，但如果将这些编制过多地给予那些无出身者，则登第多年后仍不得授官的问题依旧难以解决，科举制也会逐渐走向崩溃，所以就只好对入幕者的出身作限制性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是根据现实的情势作出的，而开天时并无类似的情势，自然也不会有类似的规定。
入边幕之所以能成为盛唐文人释褐的一条途径，还与科举在当时选官制度中的地位有关。唐代选择官吏，主要有科举、以门荫入仕和流外入流三种途径，初盛唐时，科举在这三种途径中的地位并不是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开元十七年国子监祭酒杨玚上《谏限约明经进士疏》说：“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注：《全唐文》卷二九八、《通鉴》卷一七。）大历中洋州刺史赵匡作《举选议》也称科举入仕者和以其他途径入仕者之间为“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注：《通典》卷一七，编年据《唐刺史考》卷二○九。）。考虑到杨、赵之文皆旨在为习举业者入仕的艰难鸣不平，所称一比十或十余的比例有可能夸大其词，所以笔者决定对当时这两者的实际比例作一番考察。首先，我从《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出所有开天年间任过流内文武职事官的人（共有四百零八人），然后根据各自墓志的记载逐一弄清他们的入仕途径，最后再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四百零八人中，科举入仕者九十九人（注：其中进士科二十四人，明经及诸科（明法、神童举等）五十六人，制科十四人，武举五人。唐人有连应数科者，此处依首次登第的科目作统计。），占24%；以门荫入仕者一百九十一人，占46.8%。可见门荫入仕者在当时的官场中拥有很大的势力，科举入仕者在所有入仕者中的比重并不大。有限的官员编制既然多数为非科举入仕者所挤占，于是也就形成“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注：“杂色之流”指各色科举以外的入仕者。），广通其路也”（赵匡《举选议》）的局面。一般地主家庭出身的文士，不能凭门荫入仕，如果科举的隘路再走不通，也就只有走流外入流等路了。但流外入流者升迁缓慢，“不得任清资要官”（《旧唐书·职官志一》），还往往被“士流”瞧不起，所以有些人便选择走从军入幕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也相当狭窄，但较之流外入流，升迁较快，也有可能当高官，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现在谈第二方面的内容。已释褐者能否通过入幕而进身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戴书”说：“在盛唐，文人立功边地是一良好愿望，真正投笔从戎而高迁的，几乎没有。”（第116页）这话不符合当时的实情，仅就“戴文”考出的七镇入幕文士和笔者上文考出的四镇入幕文士而言，天宝年间当过节镇僚佐后来仕至高官的就有：杜鸿渐，河西节度使、丞相；严武，剑南节度使、黄门侍郎；高适，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吕諲，丞相、荆南节度使；萧昕，工部、礼部尚书；杨炎，吏部侍郎、丞相；李栖筠，工部侍郎、浙西观察使；张谓，礼部侍郎；裴冕，丞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哥舒翰，见前；独孤峻，浙东观察使；封常清，见前（注：以上诸人名见两《唐书》本传，张谓见《唐诗纪事》卷二五，独孤峻见《唐方镇年表》卷五。哥舒翰、封常清系入幕后方释褐，释褐后又渐升迁至边帅的，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开元或开元以前当过幕僚安史之乱以前仕至高官的也有：郭虚己，剑南节度使、工部尚书；牛仙客，河西节度使、丞相；孙逖，刑部侍郎、太子詹事；张说，万岁通天元年(696)从清边军总管王孝杰讨契丹，为管记，其余见前；裴宽，见前；吕延祚，工部侍郎；王忠嗣，见前；张敬忠，神龙三年(707)入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幕，其余见前；章仇兼琼，见前（注：以上诸人各见两《唐书》本传，郭虚己见《唐方镇年表》卷六，吕延祚见《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张敬忠见《新唐书·张仁愿传》。）。当然，以上这些人并不是当一任幕僚就骤贵的（那样同唐代官员的迁转常规不相合），他们的高迁也还会有其他原因，但亦应该承认，入边幕为僚佐，是其升迁阶梯之一级，特别是那些升为节度、观察使的（在上述诸人中居多数），其升迁同他们当过幕僚的经历应有密切关系。入幕文士中自然也有许多失意者，但不能因此否认入幕能使不少文士“蹑级进身”，犹如考中进士的人多数不能官至高位，但不能因此否认考中进士是文士获取高位的主要途径之一。
入幕后的文士进身的门径主要有二，一是立军功，二是受到边帅的赏识、提拔和举荐，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封常清，初入安西幕时只是高仙芝的“傔从”，接着因立军功而释褐，后又由于受到高仙芝的信重和提拔，终于官至节度使（《旧唐书·封常清传》）。边帅提拔和举荐自己的僚佐的事，初唐时即不罕见，如裴行俭累为边帅，“所引偏裨……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旧唐书》本传）；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时，“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鸾、长安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太子文学柳彦昭为管记，义乌尉晁良贞为随机，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称，多至大官”（《旧唐书》本传）。开天时，张说、萧嵩、哥舒翰为边帅，亦多荐拔其幕僚（注：如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得其荐拔者甚多；《通鉴》天宝十三载有哥舒翰为其部将、僚佐论功、奏职的记载。）。自唐初至开元年间，文臣任边帅的不算少，所以被荐拔者不会只是武夫。“戴文”说“以文吏为方面大帅，在安史乱前是很少有的”（注：也许是囿于这种看法，“戴文”所考出的七镇入幕文士，未及边帅。），这话也不大符合实情，如上文笔者考出的四镇入幕文士中，任边帅的就有十多个。又《通鉴》天宝六载云：“自唐兴以来，边帅皆有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奸相李林甫为“专宠固位”，“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新唐书·李林甫传》也说：“先天、开元中，大臣若薛讷、郭元振（震）、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自节度使入相天子。”实际自边帅入相者，还应再补上牛仙客一人，另外开元宰相姚崇、宋璟、苏颋、裴耀卿也都有任边帅的经历（注：姚崇曾任灵武道大总管，宋璟曾任幽州都督、岭南五府经略使，苏颋曾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裴耀卿曾随信安王李
征契丹，任副帅。）。毫无文才的边帅，是难以“入相天子”的，上述十三个曾任边帅的宰相中，即有九人科举出身（注：只有薛讷、萧嵩、牛仙客、李适之四人非科举出身，但他们也未必是毫无文才的武夫。）。边帅一旦入相，其僚属高迁的机会也就大增。如萧嵩为边帅时，重用牛仙客、裴宽、郭虚己、王忠嗣、张守珪等，入相后，又大力举荐他们（注：如《旧唐书·牛仙客传》说：“及（萧）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裴宽传》说：“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奏宽及郭虚己为判官，累年专见委任，嵩加中书令，宽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遂皆官至高位。
综上所述，说入幕是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既然入幕已成为仕进的一条途径，当然也就不会只有个别的文人走这条路。为了证明盛唐文人入幕是个别现象，“戴书”还提出文人入幕“取决于其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譬如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岑参“好奇”，所以都走向边幕，而“杜甫沉稳忠厚，不会走边幕”等等（第198、199页）。不能说文人入幕与其个性、志向毫无关系，然而社会的环境、现实的际遇并不可能使文人都循性而行。盛唐文人每每视仕进为生活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是难免做违背个性之事的。即如高、岑等，“戴书”也说他们“是在正常仕途不得意的情况下，才走向边幕”的（第115、116页），则他们的入幕，并非首先“取决于其个性”。至于杜甫，事实上也打算入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只是没有那种机遇罢了。杜甫科举失利，入仕无门，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但直到十三载，授官的事仍无下文。这时他已四十三岁，贫病交逼，不得已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献给哥舒翰，请求入幕（注：诗末二句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仇注：“倚剑崆峒，欲参翰军谋也。”）。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说：“唐制，从军岁久者，得为大郡。公交游中如高适、岑参辈，皆以不得志于中朝，乃走绝塞，投戎幕，以为进身之阶。……自李林甫死，杨国忠当国，公仍不见用，再三献赋，复不蒙省录。至是遂欲依翰，故因翰判官田梁丘投诗以示意。”（注：见《唐诗杂论》，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页。）可见不论是高岑的入成边幕还是杜甫的未入成边幕，都证明入幕是当时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在文人们看来，是否得以进身比起是否合乎个性，显然更为重要。况且，总不能说入幕文士的个性，都是清一色非“沉稳忠厚”型的吧？
三
谈到盛唐边塞诗的繁荣，若仅以文人入幕来加以说明是不够的，所以本文的题目不说“文人入幕”而称“文人出塞”，所谓出塞，至少应包括入幕、游边、使边三个方面。笔者上文已论证了盛唐文人入幕不是个别现象，不少文人入幕和对边塞军旅生活的真切体验，为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和得以取得突破前人的成就，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一点有的学者已论及，此不多叙。需要补充的是，边地尚有不少州县官吏，他们虽非幕府成员（也有的兼任幕府僚佐），但亦较长时间居于边地，有对边塞生活的真切体验，也是推动边塞诗创作的一支力量。
游边同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有关，但游边也并非都同于具有旅游性质的一般漫游。由于入边幕是盛唐文人仕进的一条途径，所以有些文人游边也兼带着寻找入幕机会的目的。如高适北游幽蓟就是这样。开元十八年，契丹军事首长可突于率其族人并胁迫奚众一起投附突厥，从此连年侵犯唐的东北边地，直到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杀可突于后，幽蓟边地的战乱才基本平息。高适是在开元十九年秋赴幽蓟的，当时那里战事不已，气氛紧张：“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高适《塞上》）这样的环境岂宜旅游？所以他到幽蓟当带有寻找入幕和立功机会的目的。二十年春，信安王李祎率兵击奚、契丹，高适在边地作《信安王幕府诗》颂美幕中诸公，诗末八句明显有求他们援引入幕之意（注：参见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46页。）。游边一般多在离内地较近的幽蓟、河东、河西、陇右一带，但也有远游至北庭的。例如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兴来浪迹无远近，及至辞家忆乡信。无事垂鞭信马头，西来几欲穷天尽。”（注：此诗作于轮台（唐北庭节度使治所庭州之属县，在今新疆乌鲁木齐），时独孤渐欲自轮台还乡。）游边比起入幕，时间一般较短，但也有如高适之游幽蓟，在那里滞留了两年的。游边对边塞诗创作的促进作用，不宜低估。如高适游幽蓟期间，写了《蓟门五首》、《塞上》、《自蓟北归》、《营州歌》等不少边塞诗力作，他的流传极广的边塞诗名篇《燕歌行》，也是据在幽蓟时积累的实际生活体验创作的。这些诗直面现实，深切地表现了边塞征战生活的广阔场景和多种矛盾。高适后来入河西幕时写的诗，比起这些作品来都显得逊色。这时的高适作为游边者，身份自由，不像入幕文士那样对幕主具有一定依附性，所以观察现实冷静客观（注：参见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187页。），这也许是他能够创作出上述那样一些富有思想、艺术价值的边塞诗的一个主要原因。王昌龄也有游边的经历，开元十四年，诗人游河陇，同样带有寻找从军入幕机会的目的（注：参见李珍华、傅璇琮《王昌龄事迹新探》（《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第87-102页），李珍华《王昌龄边塞时地初探》（李珍华《王昌龄研究》附录，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虽然失意而返，却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取得累累硕果。王昌龄也是以一个游边者的自由身份从事创作的，他的边塞诗也像高适游幽蓟时的诗歌那样，具有厚重深广的现实内容和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崔颢曾入河东军幕，还曾到过唐的东北边塞（注：据其《赠轻车》、《辽西》等诗可知。），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谓“一窥塞垣”便使崔颢诗风大变，“一窥”两字很值得玩味，这说明即便游边时间不长，“一般不会深入”（“戴文”），边塞新异的生活、景物与风俗人情，也能激发诗人的浪漫豪情和创作灵感，使其写出某些优秀的边塞诗来，崔颢今存诗中最具凛然风骨的作品，正是他出塞时写的边塞诗。
文人出使边地在盛唐时代也非罕见现象，只是研究者不曾加以注意罢了。开天时边地有十节镇，各自展开着频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活动，而所有这一切活动，自然离不开朝廷的指挥和监督，所以朝廷派使者赴边地，便是常见的事；又内地的州县官吏，也每会摊上赴边地送兵、送衣粮等物的官差；还有若干被派往四方诸国执行外交任务的，也属使边行列中人。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全唐诗》，就不难发现以上各种使边者。使边者同游边者一样，在边地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然而边塞的生活、风物，同样能促使使边的诗人写出一些好的边塞诗来。不妨略举若干著名作家的例子，以见一斑。王维开元二十五年夏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后又留在河西任节度判官），初到边地，即写出《使至塞上》、《出塞作》等杰作；约天宝四载，又曾出使榆林、新秦郡（二郡俱隶属朔方节度），作《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树歌》（注：参见拙作《王维年谱》，见《王维集校注》附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高适天宝十载任封丘尉时，曾送兵到清夷军（范阳节度所统九军之一），创作了《送兵到蓟北》、《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蓟中作》、《答侯少府》等可同他游幽蓟时的作品媲美的边塞诗。储光羲天宝末官监察御史时曾出使范阳，作《效古二首》、《观范阳递俘》；又曾出使西北边地，写了《使过弹筝峡作》（注：参见拙作《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载《文史》第12辑。）。李华天宝十一载以监察御史出使朔方，写了《奉使朔方赠郭都护》诗，他的骈文名作《吊古战场文》也是根据这次使边的经历和体验创作的（注：参见《李华事迹考》。）。“大为当时所称”（《唐才子传》卷二）的诗人陶翰，也有使边的经历，其《出萧关怀古》云：“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悠悠五原上，永眺关河前。”（注：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五原在今陕西北部定边。）据“行役”的话，他应是摊上了赴边地的官差。《河岳英灵集》卷上评陶翰诗说：“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陶翰今存边塞诗四首（占其今存诗总数的四分之一），都是具备风骨的作品，这同他曾有使边的经历不能没有关系。
如果将入幕、游边、使边三者加起来，那么应该说盛唐文人出塞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其实非但盛唐如此，初唐时文人出塞已颇常见。仅就诗人而言，贞观诗坛的盟主唐太宗李世民，曾亲自率兵征高丽，又曾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会铁勒诸部使臣，写下了《辽东山夜临秋》等数首边塞诗。“以文章进”的贞观重臣兼诗人杨师道、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都曾随从太宗征高丽；贞观诗人陈子良曾游塞北，作《于塞北春日思归》诗；“有文词”的高宗朝宰相来济贬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刺史，突厥来犯，他领兵抗击，殁于阵中。高宗、武后时期活跃于文坛的王、杨、卢、骆“四杰”中，卢照邻尝出使河西，骆宾王曾从军北庭，各有边塞诗十余首传世。武后、中宗朝以诗名世的“文章四友”中，李峤尝以监察御史出使岭南监军事，作《安辑岭表事平罢归》诗，又尝出使朔方筑六州城，有《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苏味道曾随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征突厥，任管记，写下边塞诗《单于川对雨二首》；崔融曾随梁王武三思征契丹，任掌书记，今存有边塞诗五首；杜审言也曾因公事到过边城岚州（今山西岚县北）（注：杜审言《经行岚州》云：“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自惊牵远役，艰险促征鞍。”）。略晚于“四友”、在当时诗名籍甚的宋之问，曾出使河东天兵军，有《使往天兵军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诗；提倡风骨和兴寄、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人陈子昂，曾两度从军，亲临沙场，留下边塞诗二十余首，其成就为初唐写边塞诗者之冠；诗篇多为时人讽诵的乔知之，曾随将军刘敬同北征同罗、仆固，为监军，今存边塞诗五首；因七古名作《古剑篇》受到武后赏识而蜚声诗坛的郭震，累任边帅，有《塞上》诗传世；“少以文辞知名”的珠英学士崔湜曾从军，其《塞垣行》云：“昔我事论诗，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载操矛戟。”（注：此诗一作崔融，但今存崔融《珠英学士集》残卷收作崔湜诗。）《早春边城怀归》云：“大漠羽书飞，长城未解围。……岁尽仍为客，春还尚未归。”珠英学士王无竞曾使边，有《北使长城》诗及《灭胡》诗；徐坚、张说、李邕在初唐时也各有入幕的经历（注：张九龄《徐坚神道碑》谓坚解褐“汾州参军事，部送边糈，至于定襄，军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为管记。”李邕武后长安四年曾入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姚崇幕，为判官，见苏颋《命姚崇等北伐制》。）。以上所举，皆当时之名家，至于出塞的一般诗人、文士，自然更多，只是由于史料缺乏，难以一一考出罢了。可以说，盛唐文人出塞的现象，乃初唐之继续与发展；文人出塞对于初唐边塞诗的发展和诗风的变革都具有推动的作用。
下文拟对有边塞诗存世的盛唐诗人作一番考察，以进一步说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关系。先看下列笔者编制的“盛唐诗人出塞与边塞诗创作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是否出塞今存边塞诗数
出处
1 唐玄宗
曾巡幸并州4首 《全唐诗》卷3
2 崔日用
曾任并州长史、2首 同上卷46
河东节度使
3 张九龄
未出塞5首 同上卷48、49
4 苏颋
曾任益州长史、4首
同上卷73、74
剑南节度使
5
张敬忠
曾入朔方幕，任平卢、 1首 同上卷75
河西、剑南节度使
6 张 说曾入清边军总管王孝杰 16首同上卷86-89、《
幕，任幽州、河东、朔 全唐诗补编·续
方节度使
补遗》卷1
7 李乂 未出塞 2首 《全唐诗》卷92
8 员半千曾游陇右① 1首 同上卷94
9 王易从曾入朔方幕 1首 同上卷99
10
张纮
不详② 1首 同上卷100
11
寇泚曾入朔方幕 1首 同上卷101
12 李元纮
未出塞 2首 同上卷108
13 裴漼
未出塞 2首 同上
14 胡皓 不详
2首③
同上
15 刘庭琦不详
1首 同上卷110
16 韩休 未出塞 2首 同上卷111
17 袁晖 不详
2首 同上
18 贺知章曾游边④
2首 同上卷112
19 张宣明曾入郭震幕 1首 同上卷113
20 殷遥 不详
1首 同上卷114
21 沈如筠不详
2首 同上
22 贺朝 不详
1首 同上卷117
23 万齐融不详
1首 同上
24 张若虚不详
1首 同上
25 孙逖 曾入河东幕 2首 同上卷118
26 崔国辅曾游陇右⑤ 2首 同上卷119
27 崔珪
不详
1首 同上卷120
28 袁瓘
不详
1首 同上
29 李昂 不详
1首 同上
30 卢象 不详
2首 同上卷122
31 王维 曾使河西、朔方
，入河西幕 28首同上卷125-128
32 崔璟
33
曾游东北边塞，
入河东幕
8首 同上卷130
33 祖咏 曾游蓟门
1首 同上卷131
34 李颀 不详
5首 同上卷132-134
35 储光羲曾使范阳、西北边地 12首同上卷136-139
36 王昌龄曾游河陇
30首
同上卷140-143、
《全唐诗补编·补
全唐诗》
37 常建 不详
10首
《全唐诗》卷144
38 杜頠
不详
1首 同上卷145
39 万楚 不详
1首 同上
40 陶翰 曾使边 5首 同上卷146
41 刘长卿未出塞 13首 同上卷148-151
42 颜真卿曾使河陇⑥ 1首 同上卷152
43 李华 曾使朔方
1首 同上卷153
44 王翰 曾入河东幕 4首 同上卷156
45 贺兰进明 未出塞 1首 同上卷158
46 李希仲不详
2首 同上
47 孟浩然曾游蓟门⑦ 5首 同上卷159、160
48 李白 曾游并州、幽州 50首 同上卷161-185
49 刘湾 不详
3首 同上卷196
50 张谓 曾游蓟门，入
安西、北庭幕
5首 同上卷197
51 岑参 曾入安西幕，又
入安西、北庭幕 80首 同上卷198-201
52 薛奇童
不详2首 同上卷202
53 梁锽
曾入幕⑧1首 同上
54 徐九皋
曾使单于都护府送兵⑨3首 同上卷203
55 屈同仙
不详1首 同上
56 高适 曾游幽蓟，使清夷军， 同上卷211-214、
入河西幕53首
《全唐诗补编·
补全唐诗》
57 杜甫未出塞
22首 《全唐诗》卷216-224
58 贾至未出塞3首 同上卷235
59 钱起曾游陇右⑩8首 同上卷236-239
60 郎士元 不详 1首 同上卷248
61 皇甫冉 不详 1首 同上卷250
62 刘方平 曾入幕(11)3首 同上卷251
63 王之涣 曾游玉门关、寓居蓟门 2首 同上卷253
64 郑 虔 不详 1首 同上卷255
65 柳中庸 不详 4首 同上卷257
66 赵徵明 不详 1首 同上卷259
《全唐诗补编·
67 崔希逸 曾任河西节度使2首
续拾》卷11
68 哥舒翰 曾任陇右、河西节度使 1首 同上卷13
69 史昂不详 1首 同上
70 李昂(12) 曾使河西赤水军 1首 《敦煌诗集残卷
辑考》上编卷上
71 萧沼曾入安西、北庭幕(13) 1首 同上卷中
注：
① 据员半千《陇右途中遭非语》诗。
② “不详”指作者的生平事迹资料极少，是否有出塞之经历难以确断者。下同。
③ 《补全唐诗》又录胡皓边塞诗二首，系误收。
④ 据贺知章《送人之军》：“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今成别，令人起昔愁。”
⑤ 据崔国辅《渭水西别季仑》诗。
⑥ 岑参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
⑦ 参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3页。
⑧ 据李颀《别梁锽》诗。
⑨ 徐九皋《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别知故》云：“天下今无事，云中独未宁。忝驱更戍卒，方送远边庭。”
⑩ 钱起有《陇右送韦三还京》诗。
(11) 皇甫冉《寄刘方平》云：“十年不出蹊林中，一朝结束甘从戎。”
(12) 此李昂与序号29之李昂非一人，参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页。
(13) 据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沼归京》。
说明：
1.本表所列有边塞诗存世的盛唐诗人，其卒年上限为开元四年(716)以后，下限不定，但只取安史之乱以前写有边塞诗的。为省篇幅，仅存一首送人赴边诗的作者不列入表中。
2.表中诗人的序次依《全唐诗》。
3.“边塞诗”指写到边塞风光、军民生活和战争的诗（包括送人赴边诗），还有反映后方对边塞问题关心和思念边防战士的诗。
4.“今存边塞诗数”指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作品，安史之乱爆发后作的边塞诗未计算在内（仅岑参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在北庭写的诗计入）。
尽管盛唐边塞诗有不少已亡佚（如“戴文”和本文第一部分考出的入幕文士中，大多数人无边塞诗留存），上表不能完全反映当时边塞诗创作的实际，但从其中仍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盛唐诗人，都写有边塞题材的诗，边塞诗创作在当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在盛唐边塞诗的创作队伍中，有出塞经历者居于多数（上表所列71人中，曾出塞者35人，未出塞者9人，不详者27人），由于他们有边塞生活的直接体验，所以能够突破边塞诗创作的传统格局，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又由于有出塞经历的文人多，未出塞者不难借助他们获得边塞生活的间接体验，所以不曾出塞的文人，也同样写出了不少的边塞诗；另外在表现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困苦、家属对边防战士的思念等方面，未出塞者完全能够具有不同甚或深于出塞者的体验，从而他们也就得以创作出若干反映上述内容的名篇（如杜甫的《兵车行》、李白未游边时写的一些边塞诗等）。综上所述，可以说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局面，是在出塞与未出塞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创作，绝不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整个盛唐边塞诗的繁荣紧密联系着的。
在盛唐边塞诗的两类作者中，曾出塞者是创作的基干和主力。据上表统计，71位盛唐诗人，今存边塞诗440首，其中曾出塞者35人，存有边塞诗342首（其中有一部分系诗人未出塞时的作品），占居着最突出的地位；在边塞诗的创作上居于盛唐诗人前列的名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王维，都曾出塞，存诗不多却享誉当时且有边塞之作广被传诵的诗人崔颢、王翰、王之涣、祖咏、陶翰，也各有出塞的经历。可以说，一批未曾出塞的诗人，正是在这些有出塞经历诗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写作边塞诗的。在有出塞经历的诗人中，高适、岑参是公认的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不但写作的边塞诗数量最多（见上表），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上也有大的开拓和突破，他们取得这一成就的契机是：出塞的时间最长，边塞生活的体验最为丰富和充实。这个事实印证了一条原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据此说来，文人出塞对于盛唐边塞诗繁荣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