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省论文,为例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3)01-0002-11
1 引言
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市民化，而城市中市民化的主体则是农民工，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急需社会角色、身份向现代市民转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出生在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国家统计局2009年发布称，全国农民工总人数为2.3亿，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其中，16～30岁的约有8900万左右。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有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外出动机更突出在强烈的城市化、市民化上。他们大多较早接触到城市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意愿，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成为自己当今所在的或其他发达城市的一分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并且相对部分具备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安排，使其市民化期望与现实客观条件存在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包括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婚姻等方面，特别是寻求职业发展，从单纯地追求收入向追求发展机会转变，能够适应并具备在城市生活的条件，希望被社会认同，为就业地所在社区和公众环境接纳。[1]推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是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新生代产业工人队伍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推动优势资源自城市向农村转移，消除城乡差距，促进人口融合与社会和谐。[2]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主观的融入意愿、融入能力和客观的融入环境、条件的双重结构制约，以及农村的机会条件影响；同时应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质，联系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2 文献综述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包括市民化的背景、概念与内容，市民化特征与程度，市民化的促进与障碍，市民化政策研究等。一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与概念的研究。孟小妹[3](2008)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是农民工队伍中最具市民化意愿、距离市民化最近的群体之一。辜胜阻等[4](2010)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已不再是简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而是一方面在外部创造需求，提高消费水平，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5]提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二是关于市民化状况、程度的研究。魏晨(2007)[6]认为，我国当前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与第一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融入的愿望虽强烈但实际成效不大，面临突出的身份认同危机。李小贞等[7](2009)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就业仍处于城市社会的非正规，低收入、低福利，高度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周密等(2012)[8]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三是关于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这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核心。研究侧重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外在社会制度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关键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分析。李强(2000)[9]认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肖云等(2006)[10]利用p＇[，i]=β[，0]+β[，1]x[，i]+ε[，i]等式建立起农民工城市化发生概率模型，并得出农民工城市化受经济、教育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的结论。朱考金等(2007)[11]通过对南京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与工作主要依靠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更易导致城市融入的失败，致其流动不止。廖海敏(2007)[12]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受到就业地的住房、户籍、子女教育、社保和城市市民接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市民化进程缓慢。蔡昉(2010)[13]提出，农民工市民身份的缺位不是由户籍制度造成，而是由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才是今后推进身份转变改革的研究路径。董延芳等[14](2011)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构建了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回归方程，并认为劳动强度、住房条件、老家经济条件是农民工是否继续留在城市决策时的重用考虑因素。王桂新等(2010)[15]建立起Binary 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综合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林珊珊(2012)[16]则提出，农民工自身深受农村传统文化影响，文化的差距阻碍了农民工同城市其他群体的正常交往，在思想上不能适应自我身份的转变，从而阻碍了其市民化过程。任娟(2012)[17]提出，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杨云善(2012)[18]提出，客观存在的户籍、就业和社保等制度供求失衡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重要制度障碍。总体上，研究认为社会制度与公共服务体制城乡二元化是农民工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四是关于提升市民化水平政策的研究。陆学艺(2006)[19]提出，改革户籍制度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条件。王桂新等(2008)[20]认为，应从推进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革着手，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周莹、周海旺(2009)[21]认为，城市社会管理中必须倡导城市社区和群体的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广泛参与城市社区、工会、第三部门等组织。张国胜(2007)[22]认为，必须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整合城乡就业市场，构建城市安居工程，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培育其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歧视等措施，建立健全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条件包括社会结构与个体结构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侧重于制度和客观环境，强调外在因素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的促进或制约，特别是一些制度性因素直接左右着农民工个体的教育水平、就业条件、就业技能、工资收入等。最为显著的制度性因素比如户籍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捆绑在一起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个体结构侧重于农民工自身的心理层面和能力素质层面的分析，强调个体与城市的认同感和适应性，特别是一些微观层面的个人原因，如教育水平、家庭条件、就业技能。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社会结构是个体结构能否发挥作用和客观环境与社会条件，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影响个体条件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能否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表现。[23]同时，个体条件特征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也会制约或刺激社会结构条件的变迁，比如说随着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技能水平增长、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必然提出对城市生活、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性改革要求。但相对来说，社会结构条件在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包括社会结构构成因素，比如户籍、就业准入、子女教育等和个体条件因素列入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是否市民化作为被解释变量(二值变量)。常用的Logistic回归模型形式为：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2.1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他们市民化的现状。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一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目、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数目与家人外出务工人数、家人对待外出务工的态度、家庭借款压力等。二是工作情况，包括就业渠道、职位类别、务工年限、技能等级、月工资、参加技能培训、周工作天数、日工作时间、住房形式、生活烦恼、积分入户配套制度改革、心理压力感、工作胜任、不公平生活待遇等因素。三是市民化预期与评估，包括未来计划、城市归属感、户籍准入、就业准入、子女教育、劳动维权、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心理健康、生活状况等因素。调查中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对象，调查范围覆盖了广东省21个地级市，选取对象为来自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年龄从16岁到32岁的农民工，发放问卷1600份，回收1540份，有效问卷1360份，有效回收率为85％。问卷调查数据由专调人员运用SPSS12.0进行分析，以单变量描述和多变量交互分类为主要统计方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分析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2.2 变量及其测量
如表1所示的自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在个体特征方面具有七个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比例不平衡。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比例不太平衡，存在男多女少的情况，在所调查的人群中男性占58.6％，高出女性17.2％。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左右，较多集中在30岁、25岁这两个年龄段，从出生年份来看，即为1982年和1987年这两个年龄段。三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以中专、技校、高中为主，普遍不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4％，初中及以下学历占近24％，显示出低层次学历人员仍占相当部分比例，会影响持续的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与学历关联性不大。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已婚者占58％，高出未婚者16％，已婚者的年龄平均为24.3岁、学历以中专、大专层次为主，已婚者的学历与未婚者的学历相近。五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个数普遍较少。人均0.5个子女，在育有子女的人员中，绝大多数(66％)的只有一个子女，有3个、4个子女的微乎其微(仅占全部受访者的1.5％)。在育有子女的人员中，男孩的比例高出女孩7％。六是家庭人口与家庭劳动力直接显著相关，家庭人口与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等相关。依据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相关分析的如下结果，家庭人口与家庭劳动力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达到0.126，高度相关关系。因此，对其作线性回归分析。得出Y(外出务工劳动力)=0.439+0.019
(家庭人口)+0.03
(家庭劳动力)。七是农民工的工作压力较大，生活环境条件需改善。农民工的人均周工作天数为5.9天，人均每周一天加班，人均日工作小时数达到8.7个小时，工作压力较大。总体上，工作时间与学历高低呈负向关系。但对于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来说，其日工作时间呈不规则性趋势。
4 基于双层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实证分析
基于社会结构和个体两个层面的结合，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分析，以研究和预测农民工市民化特点和趋势。根据构成农民工的基本数据，从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观因素角度设计市民化水平测评维度，主观因素包括农民工对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两个方面，意愿以农民工是否接受城市就业与生活作为依据，能力以胜任条件为依据。
4.1 农民工市民化及其个体结构
4.1.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体现在主观感受上融入城市生活与定居的意向性上，市民化能力体现在人力资本水平与就业适应能力上。总体上，其市民化意愿(愿意成为城市居民)的比例仅占32％，相对较低，但是，其中技能人员市民化意原的比例达到58％，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为32％，分别显著高出无市民化意愿人员(中级以上技能、大专以上学历21％)的比例(如表2所示)，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之于工作技能等级、工作胜任水平，显著影响市民化意愿强度，同时，文化程度与工作胜任、技能等级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
4.1.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自身是否具备在城市就业、生存与发展的个体素质和条件，既包括适应岗位需要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条件，也包括收入水平能否满足城市定居、生活与发展的需要，以及各项个体因素的相互之间作用影响。
第一，农民工工资水平主要受到文化程度、技能等级、职位类别和制度因素影响。在0.01水平(双侧)上，月工资水平受到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家庭是否有借款压力、就业渠道、文化程度、务工年限、技能等级、职位类别、有无参加技能培训等因素影响。鉴于全部考虑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但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利用因子分析，利用降维的方法以综合这些因素为少量的公共因子，以分析就业特征与月工资水平的关系。选取Pearson相关性大于0.1的文化程度、年龄、职位类别、务工年限、技能等级、性别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但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还会受到工作能力、所处行业、经济形势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选取函数进行回归分析。经过6次降维分析，得出影响月工资的最显著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位类别、技能等级等三个因素，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0.757、0.776、0.773，而且根据因子碎石图，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同时解释贡献也最大，因此只选取第一个因子为主因子即可。各个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线性相关性，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现象，造成部分回归系数不显著。因而考虑设计月工作影响因素综合得分Z，并利用它和制度虚拟变量(x7)来对月工资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根据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于是得到回归方程如下：y=2182.898+311.533×Z-x7。再将因子载荷系数带入到Z变量的表达式中，即可将上述回归方程改写为如下形式：y=2182.898+265.91X1+241.75X2+240.82X3-37.482x7。
将拟合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后发现，模型有较高的拟合优度。从中可以发现，随着文化程度、职位、技能的增长，收入是否增长还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影响。
第二，家庭借款压力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子女数、婚姻、家庭劳动力、女孩数等因素显著相关，与家庭子女数的Pearson相关性达到0.072。
第三，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影响就业状况。参加技能培训与接受文化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是，并显著影响就业的能力、就业效果。技能培训与技能等级相关系数达到0.275，这符合职业资格考试前需开展职业培训的现状；参加技能培训也影响工作职位类别，从事管理、技术类工作需要更多的技能培训。而文化程度高低影响技能等级、工作职位类别和工资水平。但也有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家庭面临借款压力刺激务工者学习技能，并在工资上有反映。但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等并不能满足城市现代产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人力资本结构与城市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也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训有迫切的需求。
第四，农民工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就业渠道更多是通过自身努力寻找工作。各种就业渠道中，主要是通过亲友介绍(40％)和自己寻找(33％)获得，通过私人中介(3％)、培训机构(1％)最少。其中，在无技能等级人员中，亲友介绍比例达到47％，但随着技能等级不断提升，亲友介绍比例逐渐下降，在中级技能人员中亲友介绍占比为31％，相反，自己寻找占比达到36％。一方面说明农民工就业市场不发达，传统的依赖于乡邻关系、亲属关系依旧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渠道；同时也说明随着技能提升，个人的就业搜寻技能提升，更多依靠自己。
4.1.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就业意愿
农民工市民化很大程度上与个体对市民化的价值取向相关，从而影响到能否积极提升市民化能力。调查发现，农民工在老家有无承包土地影响其城市归属感和未来是否选择在工作地定居的计划。农民工在家乡无承包土地的，选择希望在就业地定居的比例为36％，离开就业地到外地、不希望在就业地定居的比例为64％；在老家有承包土地的，选择希望在就业地定居的比例为26％，离开就业地到外地、不希望在就业地定居的比例为74％.无承包土地人员选择定居的比例高出有承包土地人员的10％，说明在农村有承包土地的人员因为有土地保障作用，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同时，选择在就业地定居人员的比例仅为32％，显著低于将会离开就业地到别的城市重新就业人员的比例36％。从这个方面来说，土地的不可流动性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乃至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4.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研究
4.2.1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
第一，农民工的主要生活烦恼依次是生活条件艰苦(34％)、感情空虚(24％)、子女教育(22％)、医疗问题(10％)、工友关系(4％)以及其他问题等。同时，文化程度与生活烦恼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性系数达到0.065。综合来说，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生活烦恼上，更多是生活条件艰苦，其次是子女教育、感情空虚。在全部受访者中，生活条件艰苦占34％。子女在城市享受义务教育、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险制度衔接是最为农民工要求改革最多的制度问题。
第二，广东省正在积极开展的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需要改革完善。如表5所示，针对积分入户政策，急需解决的是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占35.3％)、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占33.3％)。同时，如图1所示的农民工住房情况，租房仍然是主要形式，最主要是单位宿舍和自己租房，自有住房仅占8％。
4.2.2 对社会结构的主成分分析
政府的各项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条件和环境。为充分分析各因素的影响条件和程度，采取主成分分析。在设定为1～6级的评价等级中，各因素的得分分别为：户籍准入(X1，3.82)、就业准入(X2，3.88)、子女教育(X3，3.83)、劳动维权(X4，3.87)、住房保障(X5，3.68)、社会保险(X6，3.93)、生活状况(X7，3.76)。另外，设定了不公平待遇(X8)的选择范围为0(有不公平待遇)、1(无不公平待遇)，其结果为0.49。从描述性统计上看，总体上农民工对公共服务评价处于较好水平(中等偏上)。如表6所示的相关矩阵中，各个因素之间显著相关。
根据因子分析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而从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基本包含了全部变量的主要信息。因此，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因子是合适的，并命名为公共服务。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经旋转之后，得出市民化因子得分系数，可写出以下因子(F1)得分函数。因子F1=0.856X1+0.858X2+0.876X3+0.895X4+0.892X5+0.845X6+0.887X7-0.165X8
4.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双层结构影响水平分析
客观条件是市民化的实际状况，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即户籍准入、就业准入、子女教育、劳动维权、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心理健康、生活状况等八个因素纳入进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是否市民化作为被解释变量(二值变量)，其余各变量为解释变量，且为定距变量。变量选择采用Enter方法。采取强制进入策略，如果发现回归系数与0无显著差异，与Logit P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则不应保留在方程中。因此若方程中包含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则该模型就是不可用的，应重新建模。经过对模型进一步分析，逐步迭代，解释变量的筛选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逐步筛选策略(Forward：LR)，在显著性水平a为0.05条件下，由于各步的概率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a，因此此时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全体与Logit P的线性关系是显著，模型合理。分析的具体操作以及结果如下：
在对模型进行综合性检验中，取显著性水平0.05，考虑到自由度df=244，查出其卡方临界值为281.437，而模型计算出的卡方值为509.185，大于临界值，最大似然平方的对数值(-2对数似然值=1331.433)用于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最大似然对数值检验通过；并且相应的Sig.值小于0.05，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这些检验都不成问题。同时，在步骤1中分类表的预测正确率为77％，较高于步骤0中的59％，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为论述需要，删除了方程中的一些连续性变量的具体数据，仅保留整体性结果。在方程中的变量分析中发现，一些变量因素对市民化与否具有显著的影响，包括性别(sex)、年龄(old)、文化程度(edu)、婚姻(mar)、家庭借款压力(bor)、承包土地(lan)、就业渠道(emp)、职位类别(job)、技能等级(ski)、周工作天数(week)、日工作时间(time)、住房形式(hou)等因素；而其他因素，包括子女数、家庭人数、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数、务工年限、月工资、生活烦恼、工作胜任、积分入户改革等因素对市民化影响并不显著。依据方程中的结果，建立如下线性关系：
将上面的关系代入下式，得到：
5 结论与建议
在广东省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实质上是其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难以市民化将制约消费增长，并影响社会生产进一步扩大与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再平衡。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不仅有隐性的自身制约，也有显性的外部障碍。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约束明显。一方面，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仍未得到实质性破除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原因。目前，区域之间户籍制度改革进程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些地方虽然推进了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但尚未深入，随着农村人口的进城落户和转移，城市公共资源稀缺问题日益突出，外来务工人员难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滞后形成阻力，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既受制于农村的“后顾之忧”的制约，不能有效参与城市政治过程与表达利益诉求，自身的身份不能实现转换。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仍较低，政府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乏相应资金投入，只能享受较低的社保待遇。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租房，远低于城市人均居住困难户标准，城市的住房保障制度基本上不对农民工开放，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并成为他们融入城镇的最大障碍之一。三是农民工就业能力不足的矛盾显现。目前，农民工总体上仍属于低文化技能水平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较弱。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对体力型的劳动力旺盛需求，转变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要。在此形势下，劳动力市场竞争将异常激烈，我国农民工会面临就业压力，就业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将会突出，将严重影响农民工就业。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跳出地区壁垒，既要在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进行农民工市民化制度“顶层设计”，解决城乡二元制度及其衍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负担问题；同时，营造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环境，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与意愿，使其尽快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内涵转化，融入城市社会。
第一，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市民化各个主体的责任。要明确农民工市民化各个主体的职责，包括农民工就业地、来源地政府、农民工自身，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坚决去除“以户籍作为判别享受权益与承担成本”的观念，而应形成以“谁受益，谁承担”的观念来明确主体责任，对于享受人口红利的用工地来说，应更多承担责任；而对于需要具备市民化个体素质条件能力的，则由农民工自身承担。
第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要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作用，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整合延伸到社区的人口、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法律服务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健全社区农民工动态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农民工社区管理水平，扎实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同时，围绕尊重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主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及其政治权利，探索试点农民工参与社区选举的途径与参与社区自治的形式，鼓励农民工参加社区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提高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工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帮助缓解心理压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营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融入。
第三，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大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把提升劳动力技能作为关键点，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促进企业用工需求与培训内容的有效对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行农民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将“90后”农民工补偿性职业教育纳入到流入地职教体系中，对农民工实行技能培训，将就业前培训、转岗培训及在职培训制度化，努力把供大于求的“力工”培养成供不应求的“技工”，解决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矛盾。
第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线推动制度创新，试点推进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逐步放宽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制，逐步突破以户籍与福利等捆绑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二是发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引导好农民工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双向信息的互动，为企业和农民工进行双向选择提供平台，减少农民工职位搜寻成本。三是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近入托、入学并免收学费；推进住房制度创新，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抓紧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对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参保采取更有力的约束措施，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四是建立农民工收入水平增长机制，把农民工工资保障水平纳入政府工作重要内容，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力度，实现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资关系，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
第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真正市民化。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形成土地级差价格机制，保证农民拥有获得土地流转和增值的权利，允许农民工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让承包权，探索实行土地置换办法，以保证土地有序、合理的流转，彻底将农民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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