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合作：长三角与珠三角共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赢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但是大约从2000年开始，这两大发动机的势能开始显示出落差。如从2000年开始，外资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迁移或者撤资就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群体的行为。近几年由于跨国公司新资本的不断进入和许多产业自珠三角移转至长三角，造就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新优势。
数字显示，长三角地区吸引外资的数目已经与珠三角地区明显拉开距离。1996年、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珠三角引进外资额分别是：116.6亿美元、120.2亿美元、112.8亿美元、119.3亿美元、113.3亿美元和78.2亿美元；长三角引进外资额则分别是89.1亿美元、102.3亿美元、95.9亿美元、112.0亿美元、144.6亿美元和160.2亿美元。可见，长三角地区吸引外资的规模在不断地增长，而2003年珠三角引进外资额还不到长三角的一半。对此现象美国中美总商会会长任剑浩说：“第一波（外资投资）的浪潮已经过去了， 我想现在来大陆的投资者大多数不是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而是来自欧美，所以他们并没有投资华南的特别明显的倾向。”[1]
这种现象还在继续延续。仅以2004年上半年为例，上海市新批合同外资为60.72亿美元，同比增长40.1％，不仅基数大，增幅也超过广州；新批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数为201个，是广州的4倍。经济总量与广州不相上下的苏州，利用外资57.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5.01亿美元，分别是广州的3.16倍和2.28倍；上海在这方面则是广州的3.8倍和2.5倍。从速度上看，2004年上半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44.5％，比广州高出22.2个百分点；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增长70.8％，比广州高出48.5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至2004年7月份，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累计达24家，研发机构51家。上海则吸引了超过3／5的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其中设立地区性总部的有34家。今年上半年，苏州新批和增资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396个，而广州同期只有48个，是苏州大项目数的1／8。
总的形势表明，珠三角地区的先发优势、地缘优势、政策优势都已在弱化，而苏州、上海、天津、宁波、大连等省市正以其后发优势获得外经贸的高速发展，超过或紧追着珠三角地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2004年港澳与大陆签订CEPA，更进一步发展出“9＋2”体系，而且东南亚国家协会自由贸易区即将进入发展进程中，这些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
作为中国最早期推行改革开放的地区，珠三角具有许多的先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其接近海外市场的地理位置优势更是广大内陆地区无可比拟的。但是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崛起，两地之间必然而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区域竞争。目前，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的动态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珠三角的轻工业发达，但是重工业基础薄弱，工业门类或者说是工业体系不如长三角齐全。珠三角地区电子、医药、建材等行业产值均居全国之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国内的石化工业、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基本上是沿长江流域和渤海地区建设，大型跨国企业对中国重工业投资方面的项目基本也集中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2] 目前，珠三角地区钢材、原煤、汽车产量占整个中国大陆的比重不到3％。因此，在中国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基础雄厚和工业门类齐全的长三角地区，既可以给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产业配套，又可以为其提供原材料供应和产出品市场。
第二，经济腹地的市场规模以及经济辐射能力。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的优势，上海从近代以来就对全国形成扇形辐射，对整个长江流域辐射则延伸到包括中上游的整个流域地区。沪宁高速公路的开通和扩建、京沪铁路的提速，也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对全国的辐射力；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看，上海主动推动与江苏、浙江甚至与安徽的互动和合作，形成了泛长三角体系和一定的区域整合优势。相对而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辐射力主要局限于广东省的辖区范围内，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自成体系，对相邻省份周边地区辐射不够。而当前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经济辐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占领了长三角地区，就可以沿长江西进，进入四亿人口的市场，而这一地区是中国大陆最富裕的地区，其市场诱惑力十分巨大。
第三，营商成本变化。珠三角地区由于处于先发地位，经济发展的成熟度决定了其地区的营商成本逐渐提高，对外商的吸引力有减弱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用电、水、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都在迅速地提高，珠三角相对于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已不占据优势。况且，决定营商成本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环境。经过若干年的经济转轨和国际开放，长三角地区的投资环境已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早期由于中央特殊政策给珠三角地区形成的政策优势，相对而言已经基本消失。
第四，人力资源的基础。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优良的教育传统和重视研究的文化及基础，从近代以来就集中了中国主要的科技研发力量和教育资源，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南京、杭州汇聚了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1999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每百万人拥有1.13个高校和5.39个研究机构，而广东每百万人只拥有0.69个高校和4个研究机构。
据台湾地区的高希均教授不久前在浙江省开放论坛上引用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和法政环境五项要素的加权分析，大陆的30多个城市中，投资环境排在前11位的城市均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江苏吴江、浙江的宁波和杭州位列前三名，外商在这一地区的投资成功率相对较高，这使得长三角成为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落脚点。
对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我们可以用迈克尔·波特的“国家优势的钻石体系”理论做出比较精细的解释。[3] 波特认为主要有四个因素在决定着地区竞争优势的变化。首先是生产要素条件。以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劳动力资源为例，敬业、守纪律、专业化是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主要特征，因此长期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使长三角地区拥有珠三角地区无法比拟的优秀的劳动力资源条件，能够创造最大的生产效率。其次是需求条件。表现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富裕、购买力最强的地区，而且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市场，就意味着占领了全中国的市场，这一因素也是目前市场范围相对狭窄的珠三角地区无法比拟的。第三，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条件。长三角地区重工业特别是重装备工业发达，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现代生产服务业发达，为广大的长三角地区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提供了产业支撑条件。第四，政府的政策和战略背景。珠三角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受香港“积极不干预”体制的影响，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与珠三角地区相比，一般人们认为，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强度要大于珠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强势地方政府作为一种发展要素，具有驾驭市场和领导市场的功能，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对市场协调的问题上，具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作用。
三、竞争关系是否为“零和博弈”
长三角地区的崛起，会不会取代珠三角的经济地位？这是人们现在普遍关注的问题。回答这一敏感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注意的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省一级的“块状经济”的发展责任和发展权利逐步加大。由于把地区发展与地区福利、地区财政收入甚至与地方官员的升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发展论英雄，由此形成了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政府间竞赛或竞争。这种发生于政府间的竞赛或竞争，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过程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判断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竞争关系是否为“零和博弈”的关键。
作者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怕的是地区封闭、地区垄断和地区封锁，而不怕地区竞争或竞赛。在大国经济发展中，地区封闭和地区垄断分割了中国巨大市场对产业规模、产业分工的积极的正效应，形成了狭隘的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造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同时转轨经济的实践证明，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竞赛或竞争，虽然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在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事务、竞相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吸引外资等弊端，但是它却是中国民营经济成长和外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地区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导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竞争，导致了中国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和外资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可以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得到实证检验的基本命题。[4]
当今社会，欠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与缺乏竞争和垄断联系在一起，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复兴，多半与政府垄断和行业垄断的解体、大型企业集团的崛起，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关。说远一点看日本。战后日本消费性电子、汽车等现今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几乎都是脱胎于白热化的国内竞争；同时，一部分日本经济如金融服务、化工、零售业等，又几乎都是因为国内垄断而死气沉沉。说近一点，以江苏省的发展经验为例。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江苏省政府的发展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一直比较浓厚。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浦东开发途中经过南京时， 曾经对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指示，江苏条件比较好，应该比全国发展得更快一些。然而在当时激烈的省际竞争中，“南有广东，东有浦东，北有山东”，江苏实际上处于后进的地位。但是正是由于赶超意识和地区间竞争意识的强烈，推进了江苏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改进。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政策创新和制度改进的重点是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发展以吸收FDI为主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江苏除了认真模仿学习广东的经验之外，在优化开发区建设和管理、营造整体投资环境、利用产业集群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目前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势头直逼作为其老师的广东；又如在“十六大”之后，江苏省提出著名的“放胆、放心、放开、放手、放活、放宽”——“六放”方针，制度创新出现突破性进展，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一些指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浙江省。
目前，广大的珠三角地区正在全面地反省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制度创新的重点和方向。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和赶超，给珠三角地区以压力和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结构调整的加快，“十一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就是过去以单个企业分散竞争为特征的竞争结构，将逐步转化为以地点、区域和产业集聚式的“块状”竞争结构，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会进一步凸现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外，环渤海湾地区、西南经济区、武汉经济圈、西北经济区和东北经济区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崛起。在这种竞争格局中，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竞争关系，绝对不可能是所谓的“零和博弈”，而必然是“双赢博弈”关系，由此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起飞。因此，可以预言的是，新一轮的制度创新竞赛和效率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演。
四、未来两者间可能的共存关系
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竞争关系，之所以必然是“双赢博弈”的格局，除了上面所说的区域竞争必然造就共同繁荣的理由外，也是由两者所依托的核心城市（香港和上海）在各自区域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极”中的地位所决定的。香港和上海在两个各自的区域经济增长中，既有竞争又有分工合作，相互间的地位是不可以替代的。
珠三角地区之所以可以成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极”，是因为珠三角地区广泛地利用了毗邻香港这个特大城市所提供的生产或者服务的优势，降低了制造业发展的交易成本，同时通过广东南部地区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努力降低制造成本，其著名的“前店后厂”模式，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区域生产力配置理论和实践的精彩描述。
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目前特别是未来的经济功能也是降低商品制造成本的地区，而上海则是降低长三角地区商品和服务产出的交易成本的中心。因为，成为经济增长中心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该地区不仅要成为世界制造成本的“洼地”，而且要通过一个特大城市，为该中心的周边地区的制造业降低交易成本。只有“制造成本＋交易成本”最低，或具有世界竞争优势，才能吸引世界各国的制造业和相关产业的投资者。
据此观点，作者认为近几年珠三角在中国经济成长中的相对地位逐步降低，是与香港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在生产要素价格方面相对于上海而言缺乏竞争力所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上海优越的投资环境给产业发展所提供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幅度要大于香港给珠三角产业发展所提供的交易成本降低幅度所致。一些民间学术机构所提供的长三角地区在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和法政环境等方面优势的实证资料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香港相对于上海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的下降，具有复杂的机理。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地区虽然处于广东省级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目前除了其内部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甚至是无序竞争的状况（珠三角与长三角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在长三角的龙头地位是铁定的，谁也无法撼动；而珠三角地区的龙头究竟是广州还是深圳，定位并不清楚），还与香港由于制度原因没有与内地经济一体化，限制了香港作为特大城市对珠三角的支持功能有密切的关系。相反，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走向经济一体化，上海龙头地位明确，其他地区围绕上海进行资源的整合和配置。在政府层面，上海、江苏、浙江已经有了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之间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在产业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如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码头等）的一体化已经卓有成效，各种促使发展机制一体化的企业跨地区发展、跨地区的兼并收购活动也正在风起云涌。
2004年度推出的港澳与大陆的CEPA制度，以及更进一步发展出的“9＋2”一体化互动的制度创新措施，还有东南亚国家协会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重新塑造香港在珠三角的特殊地位和具体功能。这些措施在优化珠三角的投资环境和经济结构，扩张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和市场容量，降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交易成本，以及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远景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制度创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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