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模式”到“中国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国内外学术界乃至政界被称为“中国模式”。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
一、“中国模式”已然成型
“中国模式”的形成是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一般认为，它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90年代初见雏形，到21世纪初基本成型。“中国模式”是一种经济转型道路，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体制(制度)的“三重转型”。
发展理念转型。这个转型是在多层面、持续不断地进行的。首先是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念上，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是在发展什么问题上，由经济建设为主转变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其三是在怎么发展问题上，包括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转变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依靠投入和资源消耗转变到可持续发展、从GDP至上转变到注重效益和环保，总之是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变到科学发展。这个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模式”的两大理论支柱。前者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后者直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基，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总结、理论定位、理论导航。
发展战略转型。这个转型也是在多层面、持续不断地进行的。最大的战略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坚持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为中心。为了落实这个战略转变，先后确立和实施一系列具体发展战略。一些发展战略是一以贯之的，如科教兴国战略；一些战略带有阶段性，并且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如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是区域倾斜发展战略，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转向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一些战略则是在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之后确立并实施的，如可持续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
发展体制(制度)转型。在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战略确定的条件下，转变发展体制(制度)成为关键。“中国模式”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发展体制的转型和创新。从经济制度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主要包括如下模式。
1.所有制结构模式。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所有制结构，成为最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量改革)。尽管公有制经济的增量也在不断增加，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这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奥秘所在。
2.经济运行机制模式。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市场化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注意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灵活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初步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方法。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3.经济开放模式。“中国模式”的一大特色就是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市场，参与了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急剧的经济自由化不同，“中国模式”走的是一条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渐次推进的对外开放之路。
4.分配制度模式。“中国模式”打破了在“按劳分配”旗帜下实际存在的“大锅饭”，通过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来激发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的“效率主义”不同，“中国模式”在分配问题上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基本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了体现“效率优先”，逐步让资本、技术、管理等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为了体现“兼顾公平”，通过开展“扶贫工程”、“再就业工程”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困难群体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体制(制度)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其中所有制结构模式、经济运行机制模式、经济开放模式、分配制度模式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模式”的成型。
二、“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产生的一个独特经济发展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那么，它“特”在哪里？
第一，“中国模式”是区别于当今世界的主流发展模式的独特模式。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发展模式，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以及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创造的“四小龙模式”，实行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实行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苏东模式”。“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首先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它也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了营养，但始终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是自主创新和开放学习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现在中外学者所研究的“中国模式”，是相对于“西方模式”或“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实质是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是指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的，但仅仅这样认识还不够。“中国特色”的实质是指中国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特色，以及产生后所具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一种新型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在这种社会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机制，即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呢？因为它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口多资源少，人均资源更少，完全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行不通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退回去搞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纯粹的私有制，既不可能，也决不能。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少数人占有资源，绝大多数人陷入“资源贫困”，形成强大的劳动力买方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会出现部分劳动力高效率和大部分劳动力闲置浪费同时存在的局面。
那么，“中国模式”为什么能够存在呢？换言之，公有制为主体为什么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揭示市场经济规律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进行的，于是，就有意无意地将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历史学派当代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动力》等著述中，经过对历史的考察后断然否定资本主义和市场是一回事的结论：市场经济及其法则是历来都有的，存在于一切社会中。资本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利用市场经济的成果垄断了市场的结果。既然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那么，在剥离了资产阶级政客、学者附加在其上的意识形态属性之后，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就能够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
三、“中国模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有的侧重于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解读，有的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解读。实际上，研究“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必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本来就包含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能分开，也分不开。现实的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关系实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同步性，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二者不可分割。西方经济学在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既定不变的前提下，侧重研究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则在把人与物的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下，着重考察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现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学基本理论要真正能够指导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既要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问题，又要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对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制约问题，把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国模式”既包括了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的变革，解决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又包括在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机制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目标是使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形成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机制。就是说，“中国模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四、“中国模式”的内容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基础
“中国模式”研究的内容，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这就构成了独立的经济学学科基础。
“中国模式”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这个起点上开始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的既包括“效率”问题又包括“公平”问题。因而，“中国模式”研究的范围就包括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其他经济学所不能包括的，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我们可以简称为“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界对中国要不要或能不能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已经持续多年，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对此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把经济学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无差别地通用于全世界，只会葬送这门科学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时代变化和实践需要，我们应当不避艰险、勇于探索，努力创建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经济学”。
要不要或能不能建立“中国经济学”，前提是看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及其理论成果有无独特的东西，能否构成区别于别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践模式和在此基础上的理论体系。既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称为一种“模式”甚至“共识”，那就可以将其作为经济理论中的一种“特殊研究对象”，因而也就能够形成具有学科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就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简称为“中国经济学”。
首先，我们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历史实践基础。实践不成熟，就不可能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今天已经与40多年前不同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崛起和剧变的历史，把许多深层矛盾都暴露出来，比较充分地验证了以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误，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建提供了基本的实践基础。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进一步完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已初步搞清了。
其次，我们已经具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研究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第一，在所有制理论上，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第一次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特定发展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阐述了公有制经济及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科学内涵，突破了把公有制经济仅仅以数量优势和分布领域的广度来看待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传统观念；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突破了把股份制等同私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保护各类产权，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思想，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在企业理论上，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思想。第三，在市场理论上，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形成劳动力市场，突破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为发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作用，建立完整的要素市场消除了思想障碍。第四，在分配理论上，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单一按劳分配的思维定式，为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公平”等思想，既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又指导分配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调节；提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五，在经济调节方式理论上，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思想；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方式的理论。第六，在社会阶层结构理论上，提出我国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思想，为建立新型的社会劳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七，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理论上，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思想，为现代市场经济安全运行提供了理论指导。第八，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上，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思想，为经济快速稳定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九，在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上，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等。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中国经济学”具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运用何种“话语体系”呢？当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学”的语言体系。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预设前提”不同。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产生的，其前提是资本主义制度“恒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来研究发展生产力的，即研究如何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然，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可能完全适用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
其次，“人的假设”不同。西方经济学将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假定为“经济人”，其“话语体系”是从这个假定出发的。而在中国，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认为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话语体系”，无法解读中国的经济现象。
其三，发展追求不同。西方经济学最初是以探讨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工业化”道路而建立起来的，探讨的内容和形成的“话语体系”虽历经变化，但追求目标仍然是欧洲、北美式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有限，只能走发展多元经济、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欧美式“发展”、“现代化”模式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其四，发展道路不同。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是追求发展，是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来完成的。中国要搞工业化，既不能对外侵略扩张，也不能对内剥削。掩饰了资本主义“发展”背后血腥味的西方经济学，其“话语体系”不能适用于中国，不能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
当然，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解读“中国模式”时必然大量使用的概念、范畴、术语，是西方经济学所没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从未有过的概念，反映的是我们的发展理念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理念的根本区别。其中，“以人为本”与西方经济学强调的“效益最大化”，体现了发展目的的分野。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发展生产力途径——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西方经济学一般不涉及生产关系的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涉及过。
——“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也不曾出现。
——“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国现行的基本分配制度。而西方经济学是不主张按劳分配的，只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
其他如“十一五规划”、“城镇化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扶贫工程”、“三条保障线”，等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元素。
总之，有了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了成功发展模式提供的经验，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有了独特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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