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敦煌论文,主流论文,文化论文,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关于敦煌文献的价值，“预流”者与“未入流”者（注：陈寅恪先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於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页23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见解不尽相同。前者往往赞为丝路奇葩，认为足以代表华夏文明；后者一般视如荒僻断烂，以为不能反映中原气象。本文对此二种见解，不想进行是非评判，仅拟根据敦煌文献所见儒典的种类，以及隋唐时期主流文化的内涵，探讨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
一 敦煌儒典的概况与源流
本文所谓儒典，也就是儒家经典，其内涵各朝不一。先秦主要为“六经”。《庄子·天运》称：“（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亦名“六艺”。汉刘歆《七略》中有《六艺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据此分类。颜师古注云：“‘六艺’，‘六经’也。”（注：参阅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六艺”条，页457～4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但实际上，自秦始皇焚书，《乐》经已佚。于是又有“五经”之目。但此“五经”，前《易》、《书》、《诗》三经基本不变；后《礼》、《春秋》二经，时代不同，所指亦异。汉置五经博士，《礼》指《仪礼》，《春秋》先指《谷梁》，后指《公羊》（注：参阅张汉东：《论秦汉博士制度》，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附录，页409～491，齐鲁书社，1984年。）。唐置五经博士，《礼》指《礼记》，《春秋》指《左传》。后来又有“九经”（前三经加“三礼”、“三传”）、“十二经”（又增《孝经》、《论语》、《尔雅》）之称。宋以后始增《孟子》为“十三经”。不赘述。
敦煌（包括黑城、吐鲁番）儒典现存九类，近四十种，二百件左右。九类：《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按照“九经”，未见《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按照“十三经”，未见《孟子》。近四十种：《易》二种，《尚书》三种，《毛诗》六种，《礼记》五种，《春秋左传》三种，《春秋谷梁传》二种，《孝经》十种，《论语》五种，《尔雅》二种。其中，根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之例，将敦煌本陆德明《周易释文》、《尚书释文》、《礼记释文》，分属《易》、《尚书》、《礼记》下，各为一种。200件左右：最早为六朝或麴氏王国时期，最晚为宋、元时期。其中，40余件有题记。这些都是探讨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的最重要的资料。
敦煌儒典现存九类、近四十种，与隋唐正史经籍、艺文诸志著录同类儒典三百余种进行比较，敦煌儒典种类仅占当时儒典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现存敦煌儒典，仍有部分为隋唐诸志所未见。在此，就需要探讨敦煌儒典的源流问题。初步归纳，敦煌儒典的源流，大分有三：
（一）前朝旧典。我们知道：早年，占据河西的沮渠氏北凉与南朝刘宋交通，曾向刘宋索取《周易》等儒典（《宋书·大且渠蒙逊传》）。与敦煌为邻的吐鲁番，在麴氏王国初期，也曾向北魏遣使奉表，求借“五经”等儒典（《魏书·高昌传》）。吐鲁番曾出土麴氏王国初期佚名《孝经解》写本。此佚名《孝经解》为隋唐诸志所未见。敦煌存在此类前朝旧典自无疑问。现存敦煌儒典，除了有名的北魏和平二年唐豊国写本《孝经》外，经罗振玉、王重民、姜亮夫等先生研究，定为“六朝写本”的，还有近二十件之多（注：参阅饶宗颐先生主编，王素、李方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页274～280,427～444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其中，P.2570号《诗经》，正文之外，又有“寅年净土寺学士赵令全读为记”的题记。罗振玉先生称正文“望而知六朝人笔”，而称题记为“中唐以后恶札”（注：罗振玉先生跋文，原载《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页6～7，1917年。现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页27～28，中华书局，1979年。）。这说明，这件前朝旧典，直到中唐以后，还在为敦煌寺学的学生所使用。此外，敦煌、吐鲁番出土《论语郑氏注》虽为唐写本，但由于都是四卷本，与隋唐诸志著录同书都是十卷本也十分不同，也应原为南朝流传过去的前朝旧典（注：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札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页244～258，文物出版社，1991年。）
（二）唐代官书。主要有颜师古考定的《五经白文》、孔颖达等《五经正义》、元行冲《御注孝经疏》等。《旧唐书·儒学上》序云：“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於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关于《五经白文》与《五经正义》的成书过程，《新唐书·儒学上》颜师古、孔颖达二传亦有详载，不赘。据《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记载：其中《五经正义》，到了高宗永徽时，由于存在种种问题，曾经又命修改，完毕之后，再次“诏颁于天下”。又，《新唐书·儒学下·元行冲传》云：“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御注孝经疏》也应属于官书。
（三）外地新籍。如P.2617号《周易释文》。该写本有题记二条：一条为：“开元廿六年九月九日于蒲州赵全岳本写。”一条为：“开元廿七年……五月廿五日于晋州卫杲本写《指略例》。”说明该写本是从现在山西传入敦煌的新籍。敦煌儒典既有前朝旧典，又有唐代官书，为什么还要从外地引进新籍？我以为：恐怕与此类新籍也曾受到官方重视有关。如前述《周易释文》，原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周易音义》的单行本。《旧唐书·儒学上·陆德明传》记载：陆德明曾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太宗（在德明卒）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经典释文》得到太宗赞赏，具有半官书的性质，自应受到时人尤其是学生的重视。但由于毕竟不是官书，官方并未专门颁行，各地需要，就都只能从外地引进了。敦煌还有《尚书释文》、《礼记释文》等，虽然没有题记，但也有可能是从外地引进的。
综上可知：敦煌儒典来源有三：前朝旧典的传入，似有官方和民间二条渠道；唐代官书的传入，主要应为官方渠道；外地新籍的传入，主要应为民间渠道。但不管由何渠道传入，都应与“时尚”或者说当时的需要有关。仅此而言，就似乎不能将敦煌儒典排斥在隋唐主流文化之外。
二 敦煌儒典与南朝主流文化
在我国古代，儒学极受统治阶级重视，始终被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而如前所说，敦煌儒典现存九类、近四十种，隋唐诸志著录同类儒典三百余种，二者比较，敦煌儒典种类仅占当时儒典的十分之—。是否可以据此断定：敦煌儒典不能反映隋唐主流文化呢？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隋唐诸志是根据隋唐“中央图书馆”藏书旧档编撰的，其中多数图书属于善本秘籍，使用不多，更未广泛流传。要探讨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首先要了解隋唐主流文化的内涵。而要了解隋唐主流文化的内涵，又必须了解隋唐主流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在此，可以先根据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了解南朝主流文化的内涵。
按：《经典释文》30卷，旧题唐陆德明撰。但据钱大昕考证，其书实际成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年）（注：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到《经典释文》，亦认为：“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583年），成书在未入隋之前。”故认为：“《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唯近年张宝三认为：《经典释文》实际是陈至德元年始撰，陈灭入隋之后成书。见《毛诗释文正义比较研究》页37～42，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按：其说能否成立，此处不拟讨论。即使能够成立，对本文认为《经典释文》反映的是南朝主流文化亦无影响。）。我们知道，自东晋南渡，南北分裂，北朝均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朝自认属于华夏文化的正统。而所谓南朝文化，实际代表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敦煌儒典中的隋唐以前的写本，罗振玉、王重民、姜亮夫等先生不称“北朝写本”，而称“六朝写本”，也含有这种正统和主流的意味。而当时南北儒学，也确实存在差异。如《隋书·儒林传序》（以下简称《隋传》）所说：“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说明差异不小。《经典释文·序录》（以下简称《序录》）记南朝儒学甚详，可以进行比较。
《易》——《序录》：“唯郑康成（玄）、王辅嗣（弼）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已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其《周易音义》，经文标“王弼注”，系辞出“韩［康］伯注”条，与所说情况符合。《隋传》出《周易》曰：江左则“王辅嗣”，河洛则“郑康成”。可见南北儒学不同。
《书》——《序录》：“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其《古文尚书音义》，经文标“孔氏传”，《舜典》注出“王氏注”条，释为“王肃注”，也与所说情况符合。《隋传》出《尚书》曰：江左则“孔安国”，河洛则“郑康成”。也可见南北儒学不同。
《诗》——《序录》：“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其《毛诗音义》出“郑氏笺”条，也与所说情况符合。《隋传》出《诗》曰：江左、河洛“并主于毛公。”也就是郑玄所笺《毛诗》。说明南北儒学也有共同之处。
《礼》——《序录》：“唯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今三礼俱以郑为主。”其《周礼音义》、《仪礼音义》确以郑注为主，《礼记音义》经文标“郑氏注”，也与所说情况符合。《隋传》出《礼》曰：江左、河洛则“同遵於郑氏。”也说明南北儒学有共同之处。
《春秋》——《序录》：“《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其《春秋左氏音义》，经文标“杜氏”；《春秋公羊音义》，经文标“何休学”；《春秋谷梁音义》，经文标“范宁集解”，也与所说情况符合。《隋传》出《左传》曰：江左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尽管没有论及《公羊》、《谷梁》，但仅此也可见南北儒学不同。
《孝经》——《序录》：“世所行郑注，相承为郑玄。案《郑志》及《中经簿》无，唯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其《孝经音义》，经文标“郑氏”，注云：“相承解为郑玄。”也与所说情况符合。
《论语》——《序录》：“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其《论语音义》自何晏《论语序》始，经文并标“集解”，也与所说情况符合。
《尔雅》——《序录》：“唯郭景纯（璞）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其《尔雅音义》，确以郭注为主，也与所说情况符合。
据此可知：南朝时期，尽管儒学昌盛，儒典注疏繁多，但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却仅以王弼及韩康伯的《周易注》、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毛诗笺》、郑玄的“三礼注”、杜预的《春秋左传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郑玄的《孝经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郭璞的《尔雅注》为代表。而敦煌现存儒典中，白文本和唐人著述除外，《易》类基本仅有王弼及韩康伯的《周易注》，《书》类基本仅有孔安国的《尚书传》，《诗》类最多为郑玄的《毛诗笺》，《礼记》类最多为郑玄的《礼记注》，《春秋左传》类基本仅有杜预的《春秋左传注》，《春秋谷梁传》类最多为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孝经》类最多为郑玄的《孝经注》，《论语》类最多为何晏的《论语集解》，《尔雅》类基本仅有郭璞的《尔雅注》。除了未见郑玄的《周礼注》和《仪礼注》以及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外，显然，《经典释文》作为底本并称为主流文化的儒典注解，敦煌大致齐备。就此而言，敦煌儒典与《经典释文》反映的南朝主流文化，应该是衔接的。
三 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
隋朝统一之后，南北儒学开始融合，形成了新的主流文化。这种新的主流文化，据前引《隋传》所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显然应该具有扬南抑北和多南少北的内涵。唐承隋制。在此，可以再根据《隋书·经籍志》了解隋唐主流文化的内涵。
按：《隋书·经籍志》4卷，原属所谓“五代史志”之一种，较同书帝纪、列传晚修。纪、传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诸志则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因此，其中记述经籍流传情况，并不限于所谓“五代”；凡称“今”云云，下限更可到达唐高宗初年。据此，称该志不仅反映隋代主流文化，也反映唐代主流文化，应与事实大体相符。该志卷一（以下简称《隋志》）记隋唐儒学亦详，也可进行比较。
《易》——《隋志》：“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唐编《五经正义》，即以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为底本。
《书》——《隋志》：“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唐编《五经正义》，即以孔安国的《尚书传》为底本。
《诗》——《隋志》：“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唐编《五经正义》，即以郑玄的《毛诗笺》为底本。
《礼》——《隋志》：“今……唯郑注立於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唐编《五经正义》，即以郑玄的《礼记注》为底本。
《春秋》——《隋志》：“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虔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唐编《五经正义》，即以杜预的《左传注》为底本。
《孝经》——《隋志》：“孔安国为之传。……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
《论语》——《隋志》：“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
《尔雅》——《隋志》未独立分类，仅称：“《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论语》）篇。”
据此可知，隋唐时期，尽管儒学仍然昌盛，儒典注疏仍然繁多，但作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却仅以王弼及韩康伯的《周易注》，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毛诗笺》，郑玄的“三礼注”，杜预的《春秋左传注》，郑玄、孔安国的《孝经注》，郑玄的《论语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为代表。而敦煌现存儒典中，白文本和唐人著述除外，《易》类基本仅有王弼及韩康伯的《周易注》，《书》类基本仅有孔安国的《尚书传》，《诗》类基本仅有郑玄的《毛诗笺》，《礼》类基本仅有郑玄的《礼记注》，《春秋》类主要为杜预的《春秋左传注》，《孝经》类作者有可能是孔安国传的佚名《孝经注》与郑玄的《孝经注》数量相当，《论语》类郑玄的《论语注》与何晏的《论语集解》数量相去不远。除了未见郑玄的《周礼注》和《仪礼注》外，显然，《隋书·经籍志》作为隋唐主流文化的儒典注解，敦煌也大致齐备。就此而言，敦煌儒典与《隋书·经籍志》反映的隋唐主流文化，也应该是接轨的。
四 关于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
关於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注：按：关于隋唐制度的“南朝化”问题，由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陈寅恪先生先在总论唐代财政制度时指出：“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创，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后在针对唐代财政“回造纳布”问题时又指出：“此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者是也。”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文集之四）页145、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后来，唐长孺先生对隋唐制度的“南朝化”问题，又从社会经济、门阀士族及科举、军事、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隋唐制度的“南朝化”，并不限于财政，而应是多方面的。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页241～474，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又《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页59～71。唐长孺先生的这一见解，后来又得到牟发松先生的发挥和深化，见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页51～64。），前贤曾经作过很多研究。由於唐太宗对主流文化非常重视，特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前贤的研究也就往往从颜师古考定的《五经》和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着手。颜师古考定的《五经》，以什么本子为底本，现在已不清楚，但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推测：
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
显然认为应以南朝本子为底本。而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五经，分别以王弼及韩康伯的《周易注》、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毛诗笺》、郑玄的《礼记注》、杜预的《左传注》为底本，与前述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五经所用底本完全相同。但其中，据前引《隋传》，江左，河洛于《诗》“并主于毛公”，于《礼》“同遵于郑氏”，实际只有《易》、《书》、《左传》三经舍北从南。皮锡瑞《经学历史》就此批评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云：
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唐初编定诸儒诚不得辞其咎。而据《隋［书］·经籍志》，郑注《易》、《书》，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将绝，则在唐初已成“广陵散”矣。
然而，正是由于此三经舍河洛郑、服诸注，从江左王、孔、杜诸注，导致江左王、孔、杜诸注兴盛，河洛郑、服诸注最终亡佚，不仅成为经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成为隋唐主流文化“南朝化”的一个重大证据。直到近年，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等亦称：“自《五经正义》颁行后，儒学又重新定于一尊，南学成为唐代经学中的主流，显示了其生命力。”（注：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等主编：《六朝史》页31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先生亦称：“经学注释之舍北从南，是南北朝以来全部学术思想总倾向的基本表现之一。”（注：前揭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页462。）但或以为，仅据上述三经舍北从南，就断定隋唐经学亦即主流文化全部“南朝化”，似乎过于绝对。这里可以综合前文引述，个别进行分析。
《易》——北朝唯传郑玄注。南朝郑玄、王弼（韩康伯附）二注虽然并列国学，但当时所撰《经典释文》已经舍郑从王，呈现王兴郑衰之势。至隋，遂“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庸编《五经正义》仅以王注为底本。敦煌亦仅见王注。据此，称为“南朝化”可也。
《书》——北朝唯传郑玄注。南朝郑玄注、孔安国（王肃附）传虽然并行，但当时所撰《经典释文》亦已舍郑从孔，呈现孔兴郑衰之势。至隋，亦“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唐编《五经正义》仅以孔传为底本。敦煌亦仅见孔传。据此，称为“南朝化”亦可也。
《诗》——南北二朝“并主于毛公”，也就是郑玄所笺《毛诗》。至隋，亦“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故南朝所撰《经典释文》及唐编《五经正义》，均仅以郑笺为底本。敦煌亦仅见郑笺。由於南北二朝情况相同，称为“南朝化”似未见其可。
《礼》——南北二朝“同遵于郑氏”。南朝所撰《经典释文》即以郑玄“三礼注”为底本。至隋，亦“唯郑（三礼）注立于国学”。但唐编《五经正义》仅以郑氏《礼记注》为底本。敦煌亦仅见郑氏《礼记注》。郑氏“三礼注”，南北二朝及隋并重，而唐仅重《礼记注》，《周礼》、《仪礼》二注稍衰，以至敦煌未见，称为“南朝化”亦似未见其可。
《春秋》——北朝服虔、何休、范宁三注并重，南朝杜预、何休、范宁三注并重。南朝所撰《经典释文》即以杜、何、范三注为底本。至隋，仅杜注《左传》“盛行”，服注《左传》及何注《公羊》、范注《谷梁》已经“浸微”。唐编《五经正义》亦仅以杜氏《左传注》为底本。敦煌杜氏《左传注》最多，范氏《谷梁注》甚少，何氏《公羊注》则未见。据此，称为“南朝化”亦似未见其可。
《孝经》——北朝唯传郑玄注。南朝郑玄注、孔安国传原本“并立”，后孔传亡于梁乱，亦仅郑注独行。当时所撰《经典释文》即以郑注为底本。至隋，访得孔传，交河间刘炫考订。炫为当时大儒，崇尚南学，遂极力宣讲举荐。于是，孔传又与郑注并行。但唐代情况似乎不同。敦煌明确见到的仅为郑注；另有佚名《孝经注》，目前亦仅疑为孔传。况且自唐玄宗御注颁行，郑注、孔传终于散佚。据此，称为“南朝化”亦似未见其可。
《论浯》——北朝唯传郑玄注。南朝郑玄注、何晏集解虽然都“立于国学”，但“郑氏甚微”。当时所撰《经典释文》即以何晏集解为底本。至隋，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唐承隋制。敦煌何氏集解数量最多，郑注数量次之。据此，称为“南朝化”亦似未见其可。
《尔雅》——北朝未见主流代表。南朝仅重郭璞注。当时所撰《经典释文》即以郭注为底本。至隋，既未独立分类，又未见主流代表。唐承隋制，情况应同。敦煌仅见郭注，与其说是近承隋唐，不如说是远宗南朝。据此，称敦煌为“南朝化”可也，称隋唐为“南朝化”则亦似未见其可。
据此可知：上列“十二经”，仅《易》、《书》、《左传》三经可称“南朝化”，《诗》、“三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九经则难称“南朝化”。然则，是否可以据此推翻“南朝化”的说法呢？我个人认为：恐怕很难办到。主要原因是：唐人见解较为特别。孔颖达等为《五经正义》分别作《序》，称南朝所重的王氏《周易注》：“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孔氏《尚书传》：“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杜氏《左传注》“晋、宋传授，以至于今。”固然舍北从南之意甚明。即如称南北并重的郑氏《毛诗笺》：“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郑氏《礼记注》：“爰从晋、宋，逮于周、隋，其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多南少北之意亦显。盖一时风气如此，固不必斤斤计较也。
附表一：敦煌儒典种类统计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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