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古村落“煤炭转移出行”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因素分析_皇城相府论文

影响古村落“煤转旅”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效性论文,因素论文,古村落论文,煤转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用格式]Gao CC，Liu GF.The factor analysis of public governance's effectivenes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al industry to tourism industry” of the ancient villages: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uangcheng Village and Guoyu Village[J].Tourism Forum,2015,9(1):41-49.[高翠翠，刘改芳.影响古村落“煤转旅”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因素分析：基于皇城村和郭峪村的比较研究[J].旅游论坛，2015，9(1)：41-49.]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发展所依托的自然资源的衰竭，资源型地区面临一系列的发展困境，遭遇着巨大的“资源诅咒”。对于资源型地区来说，旧有的矿产等自然资源要素是其演化过程的关键要素，而挖掘新的资源要素是其重生的基本逻辑起点和生命线[1]，其摆脱“资源诅咒”的核心是利用新的资源和新的产业打破原有的发展路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旅游在资源型地区转型的重要作用、资源型地区旅游业面临的困境及其发展的基本思路进行过大量的研究[2-6]。相关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并没有基于相关案例地转型过程的具象描述。煤炭资源和文物资源均较为丰富的山西省也把转型的目光瞄准了旅游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古村落因其自身的旅游资源特点成为其转型的关键资源。晋城市是山西省“以煤促旅”成效最为显著的地区，晋城市旅游业的知名度已逐渐超过了煤炭产业。但在晋城市的皇城村与郭峪村的转型实践中，却显示了不同的转型结果，其转型的经验教训同时具有学理上和实践上的研究意义。

       另一方面，目前关于古村落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发展实践。我国关于古村落旅游理论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古村落旅游资源分析、利益相关者关系、旅游经营管理、旅游发展对古村落的影响等方面，而古村落个案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于安徽、云南、贵州、浙江等地区，其一是当地居民对所在地古村落旅游所持的态度研究[7-10]，其二是古村落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研究[11-14]。个案研究的范围亟待进一步扩大，研究者应该根据各地传统村落特点，选择传统村落个案展开研究，为各地快速发展的传统村落旅游实践提供理论支撑[15]。山西省是一个传统村落保有量较高的省份，据山西住房城乡建设厅、山西省文物局等部门调查，全省拥有3000多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古村落①。在煤炭产业衰落的背景下古村落纷纷转型旅游开发，这为开展古村落旅游发展初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现实案例。

       本文选定了晋城市皇城村和郭峪村两个转型结果迥异的古村落进行个案研究，两个村落地理位置接近，文化旅游资源大同小异，旅游发展的起点也相同，但发展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坐落于皇城村的5A级景区皇城相府知名度较高，但是毗邻的郭峪村却默默无闻。本文通过对两个村落“煤转旅”的历程进行比较研究，探析其转型结果不同的原因，试图总结古村落由基础产业向旅游产业转型中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关键要素。

       二、理论视角、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

       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建立了一个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确定了对制度变迁影响最大的几个变量(见图1)，包括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对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组织起来、去治理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而另一些人则不能的情况做出了一个解释。“公共池塘资源是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位置坐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受其影响的人数在50人到15000人之间，人们的生活经济来源极大地依赖着该公共池塘资源。”[16]32具有地域特色的古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就是具有这样性质的公共池塘资源。“任何影响参与者、他们的策略、他们对结果的控制、他们所拥有的信息和他们收益的规则变迁都是一种制度变迁。”[16]166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6]进行整理所得。

       图1 影响制度选择的环境变量总览

       本研究把古村落“煤转旅”的变革看做是一次制度选择的结果，为什么有些资源型地区古村落成功地实现了转型而有些地区却失败了?人们在进行决策时要考虑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而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又受到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影响。使用这一分析框架就能预言制度变迁是否可以取得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结果，在这一预测过程中分析影响预期收益和成本的环境变量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即从影响公共资源管理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的环境变量入手分析阻碍或者促进“煤转旅”进程的各种因素。

       1.预期收益。“人们进行制度选择的结果可以是支持继续维持现有制度也可能是支持改变现有制度，取决于人们将现有规则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净流量与替代规则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净流量加以比较。”[16]167影响替代规则预期收益的环境变量包括占用者人数、公共池塘资源规模、过去冲突的数量和类型。

       2.预期成本。受环境变量的影响极大，它包括两种成本。第一种是规则的转换成本，具有低转换成本的规则才更有可能被接纳，也更容易取得成功。有许多环境变量对转换成本有重要影响，转换成本与领导者技能与素质成反比，与一个地区的资本状况成反比，占用者②对改革他们的规则具有实质性的自治权的地区制度转换的成本低。另一种是监督和实施成本，监督成本受占用者能力、所提出的规则以及外部政府对制度变迁的合法性的认可等环境变量的影响。

       3.贴现率。贴现率受居住在公共池塘附近的占用者的影响，附近占用者的收益过高容易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增加自身制度转变的难度。个人将共享规范内在化也会影响到贴现率。另外贴现率还受到占用者所处公共池塘资源地区自然和经济保障程度、占用者对其他占用者机会主义行为预期等环境变量的影响。

       (二)案例地概况

       郭峪村位于阳城县之东，北留镇之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与皇城村毗邻，全村791户，2022人，总面积约4km[2]。1985年人均收入超千元，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小康村”的行列，199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3000万元，居北留镇之首。郭峪远在唐前就已建村，更有建于明末的郭峪古城墙，以其雄伟坚固而闻名遐迩，郭峪村里还有豫楼、白云观等珍贵的历史文物，明清时代郭峪出进士15个，居全县之首，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

       皇城村毗邻郭峪村，原属郭峪村。全村279户，776人，辖区面积2.5km[2]。1998年全村社会总产值达到6000万元，人均收入5000余元，在全镇乃至全县均名列榜首。皇城村是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之恩师、曾辅佐康熙帝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代名相陈廷敬的故里。皇城村还保留着完好的明清古堡式建筑，依托其文化资源建立起来的皇城相府是国家5A级景区。近年来皇城村村集体更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百强村等十几个荣誉称号③。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使用归纳法对所得资料进行总结，并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理解。资料收集方法采用深度访谈，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第一次是2014年10月，共计5天，主要调查郭峪村和皇城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次是2015年5月，共计15天。研究者入住郭峪村某农家乐，对影响两村旅游发展不同结果的因素展开深入调查。其中访谈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预先设定好标准问题和开放性问题，再根据访谈对象对信息的反馈进行追踪提问。两次实地调研共选择了26位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详见表1)，调研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的类型对其进行编号，主要访谈对象是郭峪村普通村民(R)和参与到旅游中的村民(T)，文化名人(C)，郭峪村村委成员和历届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L)；皇城村村民(T)，皇城相府景区管理人员(M)和皇城相府景区员工(E)。郭峪村的情况比较复杂，故选择访谈的对象多于皇城村。访谈对象的选择采用预先选定和滚雪球法。文献主要是两个村落的村志，记录旅游历程的相关音频、图片、文本，煤矿产业的政策文件等相关历史素材以加深和印证访谈中的某些内容。最后当资料达到饱和，进一步收集的资料已经与前面收集的资料出现了内容上的重复，没有新的资料出现时，课题组研究人员停止了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方法是过程—事件分析法，其特点是针对“事件”的分析，真正把“事件”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把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一种动态解释，以期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17]。本文利用过程—事件分析法还原了郭峪村和皇城村旅游发展的历程，剖析了两村旅游发展结果迥异的原因。

      

       三、皇城村和郭峪村“煤转旅”的过程——事件分析

       (一)煤炭资源衰竭下的必然选择：论证古村资源的旅游价值

       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主导的资源价格机制没有形成，煤炭价格持续走低，再加上开采成本逐渐加大，大量小煤矿无力经营。山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村集体煤矿纷纷向个体煤商转让采矿权，煤炭市场全面疲软，转型成为必然选择。

       郭峪村李书记④(1973-2002年担任郭峪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最先倡导发展旅游。1995年他自费出版了《郭峪村志》，1996年左右开始着手制定旅游发展规划。为了论证郭峪村古建的价值，1997年李书记和晋城市委宣传部某部长亲赴北京找到曾来过阳城县考察的清华大学古建系陈教授，提出以郭峪村的名义邀请北京的权威专家学者开一个论证会。1997年12月包括罗教授、陈教授、郑教授等在内的全国顶尖专家汇集一堂召开了郭峪古建首都专家论证会，给予了郭峪村古建筑高度评价。从北京回来后的李书记召开村民大会制定了《郭峪村保护古建文物村规民约》。1998年清华大学陈教授等人为郭峪村做了《郭峪村古村落保护规划》，1999-2000年两年间郭峪村委利用村里煤炭资金修缮了豫楼、汤帝庙、白云观、文昌阁等古建筑。2001年李书记还培训了一批导游。

       同样的背景下，皇城村在村委会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张书记的领导下经过反复探索，也决定把开发皇城相府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那时候全村煤炭收入才300多万，拿出几百万搞旅游需要进行论证。1997年11月5号张书记奔赴北京也组织知名专家学者召开了关于皇城相府的学术研讨会，最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1998年大年初一村委召开了包括全村党员干部、退伍军人、大学生等在内的会议，讨论是否发展旅游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开始正式实施旅游发展计划。他们首先清理了多年积攒下来的垃圾，然后申请上级主管部门派驻工程技术人员，春节之后迎来了第一批古建工程队，就此拉开了开发皇城旅游、恢复相府原貌的序幕。1998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市县领导的帮助下皇城相府召开了“清代名相陈廷敬暨皇城古建学术研讨会”，同时皇城相府首届文化旅游节开幕，皇城相府正式对外开放。

       (二)煤炭资金提供支持：村民搬迁与旅游发展

       为了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空间，古村落的居民搬迁成为工作重点，作为当时唯一收入来源的煤炭产业理所应当为搬迁提供资金。2002年郭峪村王书记(1998-2008年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开始向上级政府批复村民搬迁用地，2006年批地手续才全部齐全。2008年因修建新房数量不够，只有一部分居民通过抓阄形式搬迁进入新房。2010年16户入住第2批新建的住房。郭峪村搬迁对旅游的帮助不大，据访谈了解，搬迁只涉及一部分居民，影响旅游发展的城墙上居住的村民并没有进行产权置换，大部分的住房被村委当做房地产卖给了有钱的本村居民或者外村村民。

       煤矿提供的资金为皇城村搬迁工作奠定了经济基础，搬迁经费和建造新房的费用主要来自煤炭资金的支持，皇城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煤炭做后盾，旅游创品牌”。皇城村采用党员干部带头搬迁，软硬兼施的策略，还为搬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一步步有序的工作下，皇城村对相府内村民旧房全部折价产权置换到村集体，实现了产权的完全清晰化，顺利搬迁了旧房里的村民。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为皇城旅游发展扫除后顾之忧，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旅游发展的转型思路差异：保护为主与市场导向、制度建设为主

       2009年郭峪村煤矿在山西省煤矿兼并重组运动中被整合，旅游业彻底取代煤矿产业成为村中工作的重中之重。后期每届村领导都为发展旅游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努力的方向集中于维护原有文物旅游资源和挖掘新的旅游资源。高书记(2009-2011年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在任之时把郭峪村旅游承包给一个河南人。当时郭峪村旅游发展规划是发展红色旅游，组织了包括模拟抗战表演等在内的许多活动，2011年郭峪村开始首次对外收取门票。2012年马书记(2012-2014年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认为郭峪村旅游基础设施未完善，线路未成形，过早收取门票会给游客带来不好的印象，因此暂停收门票。其在任期间对村中文物制定了修缮计划，修补了城墙和管家院；结合阳城县美丽乡村工作的开展在东山修建半亩园，本是借鉴陕西白村模式出租给城里人周末放松休闲，后来承包给本地人经营家庭旅馆，如今房屋大量闲置，这一旅游发展计划也宣告破产。2015年笔者第二次入住郭峪村调研之时，国家文物局投资的城墙维修工作正在进行。

       随着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皇城村摈弃以往发展煤炭产业之时封闭自守的思想，为发展旅游全面注入新鲜的血液。一方面，建立全方位的市场机制，强化景区品牌宣传推广。其中发展初期最重要的营销事件便是电视剧《康熙王朝》的拍摄，《康熙王朝》的播出使得皇城相府的游客量大大增加，知名度也获得很大的提升，当年就收回1500万元。据笔者调查，如今皇城相府每年用于宣传推广的经费依然高达2000万元。另一方面，皇城村还致力于体制创新，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制度也进行了转变，为转型建立了制度保障。就这样，皇城相府开发九女仙湖、兴建农业生态园、建设小康新村，旅游景点从1个增加到4个；从修建三星级接待宾馆到四星级、再到五星标准的国际化旅游休闲娱乐中心，从组建国内旅行社到台湾国际旅行社；从全省著名商标到“中国驰名商标”，品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最终打造出一个年接待中外游客100万人次、综合收入3亿元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四、“煤转旅”公共治理的转型之鉴

       (一)“煤转旅”需要资本支持

       根据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资本作为影响转换成本的环境变量之一会导致转变结果的不同，资金充足的地区转型更易成功。本文通过对两村的实地调研也观察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并不是文化底蕴越深厚的古村落旅游发展得越好，反而资本的作用更强大。由基础产业而来的资本对旅游产业具有鲜明的空间修复功能[18]。资源型地区古村落在转型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基础设施需要建设，旅游环境需要整治，古村落居民需要搬迁，资金成为困扰其发展的共同难题，也超越本身的资源价值成为保证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

       搬迁工作带给郭峪村旅游的效果却并不显著，因为大部分的住房被村委卖给了有钱的居民。为什么郭峪村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在笔者对郭峪村的访谈中，村民和村委等不止一次提到搬迁中资金缺乏问题。“我们当时一边修房子，一边赶上煤矿停产整顿。为了争取按照100％得到经济补偿，村里让村民筹集资源价款，买资源买设备。结果我们这儿还没建好，整合的标准又提高了，一年之中矿上开不了几天工，再后来北留镇全部煤矿都变成皇城的。本来想着村民集资后挣了钱再还给村民，后来还没还钱，煤炭就被皇城整合了。修房子还欠了工程队许多钱，我们也想进行房屋产权置换，但是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从2004年开始山西省就开始了煤炭兼并整合运动，且整合的标准一再改变，郭峪村由于煤矿生产规模小一再成为被整合的对象，基本就没有开工，没有了煤矿便失去了资金来源，缺乏资金支持的搬迁需要付出更高昂的成本。2009年郭峪村煤矿全部整合到皇城村，煤炭资金链的断裂使得郭峪旅游发展举步维艰，也成为后期村领导发展旅游的最重要制约因素。“要想把郭峪古城正儿八经地改造成型，达到旅游标准，还得需要1.5亿用于老百姓的搬迁问题、老百姓的赔偿问题等。郭峪旅游发展需要资金支持，郭峪这个纸老虎现在自身正常发展都顾不了，硬在支撑。我以前支撑过几年，一年老百姓水电费40万，中学、小学50万，环境整治要120万，这都是我亲手干过的，只能达到正常开支，根本没有收入，都是我到外面去搞。”(G16-L)虽然郭峪村在2006年就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文物部门会下拨专项资金支持，但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这些专项资金的支出内容：“只可运用文物维修保护工程支出；文物考古调查、发掘支出等。专项资金的补助范围不包括征地拆迁、基本建设、超过文物本体保护范围的环境整治支出等各项支出。”作为国家文保的郭峪村拥有2800万的资金支持，但这些资金有专门用途，对于居住在旧房子里面居民的搬迁等问题并不负责，补贴式保护资金的获取对古村落的旅游发展只是杯水车薪。

       “变迁过程是渐进的和连续的，每一种变迁都要以先前的规则为基础，一些只需较低转型成本就能完成的制度变迁在其他人需要更大投资之前，初步成功已经取得，初始投资的中期收益就已经显现出来。”[16]162皇城村在旅游发展的各个阶段始终保持着充足的资金，大大降低了转型的成本。1998年为了支持皇城村旅游发展，政府把北留镇山城煤矿和县营皇城煤矿归属到皇城村，这样在初期古建修复中皇城村就有着资金上的优势，需要付出的成本低。在郭峪村还在忙于维修之时就成功实现景区对外开放，门票收入颇丰。皇城相府对外开放后取得的良好经济效益给予了本村村民极大的信心，强化了村民日后支持旅游发展的决心，减少了搬迁等变革的阻力。之后，皇城村更是在国家多次资源重组、关停小煤矿的政策下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兼并了周围村庄的煤矿，成为山西省唯一的煤炭资源兼并整合村级主体，辖有皇联120万吨、史山90万吨、大桥45万吨、山城60万吨4座矿井，为旅游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了皇城村居民的搬迁、营销的实施、旅游范围的扩展等旅游基础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居民改变规则的自主权影响旅游发展环境

       居民对改变自己的规则是否具有实质性的自主权也是影响制度转型成本的环境变量。改变规则的自主权受他们所居住地区政治制度的影响，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居民说服具有决策权的人改变现有规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在本研究中古村落地区政治制度指的是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19]，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影响着旅游发展的，面临相似问题的相似古村落在完全不同的基层治理下就会有不同的转型结局。在资金缺乏、高转换成本的情况下，如果再面对一个混乱的基层治理环境，很难相信古村落能靠成功进行制度变迁来解决问题。

       一方面，频繁换届作为郭峪村基层治理混乱最突出的表现制约其旅游的发展，郭峪村自发展旅游至今历经5任书记。在笔者的访谈中这一问题被频繁提及。“频繁换届是个大毛病”，(G13-L)“主要是换届影响的郭峪，1998年换的届，村里面有了派系，老搞派系斗争。”(G06-C)“国家三年一改(换届)政策不太好。要是村好了还行，村不好这个政策就不太好。”(G09-T)虽然每届领导都为郭峪村旅游发展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因为缺乏连续性，这届领导的做法还没有取得新的进展，新领导又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旅游。访谈中某村一领导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比喻：“第一年熟悉一些情况，第二年考虑干什么，第三年不让你干了。”另一方面，郭峪村村民和村领导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指责。村民们对村委的工作能力或可信度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旅游发展的最主要阻碍是那些握有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官员。村中事物较少公开和集体讨论，村民对旅游发展中的工作没有参与权和知情权，村民监督小组形同虚设。在访谈过程中，村民提到领导唉声叹气，“你可以去和我们村委聊一聊，他们之间有很多不给老百姓说。”(G02-R)村委领导认为农民不配合、自私、短视，“老百姓懂什么呀。”(G13-L)他们认为有必要组织、教育、训练农民，使他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但是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当访谈中问到村民是否愿意参与到旅游中来，每位受访谈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苦于没有能力和机会。郭峪村需要改变当地混乱的基层治理，改变频繁换届的混乱局面，改变农民的激励和行为，将村民有效组织起来为旅游发展共同出力。但是在将村民组织起来之前，培养他们建立彼此之间以及和村委之间直接的互信和互利关系是当务之急。

       皇城村“煤转旅”的过程中几经重大变革，出现过挫折，也走过弯路，但来自内部的阻力却很少。村民对自身规则的改变具有自主权，这得益于皇城村良好的基层治理，相对民主的制度规则有助于减少现有规则体系的转换成本。首先，自“煤转旅”起至今始终是张书记在领导，保持了管理代理人的稳定性。其次，皇城村采用民主管理，村民对旅游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所有重要决定都是通过代表大会由占用者自己做出的，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信息的公开和传递增强了村民与村领导的互相理解和合作。再次，皇城村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保障了旅游发展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切事情的开展均严格按照程序。例如在农家乐经营方面建立了统一的农家乐经营接待中心，为农家乐经营者统一分配客源，年底分配利润，有效地杜绝了抢客、拉客的行为等。许多规范使人们能在一个相互紧密依存的环境中生活而不发生冲突。另外对村民进行一系列培训，实现了村民旅游意识的转变和能力的提高。为了提高村民旅游参与能力，由以前的煤矿工人向旅游参与者转型，定期把村民集中到一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旅游接待服务意识、英语、法律、礼仪、普通话等。皇城村良好的基层政治环境使其转型成功成为必然，并且皇城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这些制度在以后的任何发展时期都是极大的改变参与者动机和行为及其结果的重大投资的体现，由于这些体制所显示的稳定性，由于参与者对所设计原则的遵守，将会长期存续。

       (三)乡村体制精英是旅游发展的助推器

       领导者的技能和素质也可以通过影响制度转换成本从而影响转型的成败，一个具有权威和影响力、过人能力的领导者即精英人物的存在可以减少变迁中不必要的弯路，充当旅游发展中的助推器。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人治村，也就是村治中的精英主导现象非常突出。精英指的是“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20]。学术界最普遍的关于精英的分类是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精英主要是指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21]。学者们对旅游发展中的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作用都进行过相应的研究[22-25]。在旅游发展中，体制精英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影响力，主导旅游的发展，本文主要是关注乡村体制精英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皇城村张书记出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至今，保持了政治上和旅游发展上的一致性，充分发挥了体制精英的带动作用。首先，他敢于打破常规，眼光长远。在旅游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把握住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在恰当的时机做出了发展旅游的重要决策：在国家煤炭兼并重组之前就想到把皇城村煤矿做大，避免了被兼并的危机，为旅游发展保障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其次，那些拥有能像外部官员充分表达自己立场的资源的人，便更有可能赢得有利于他们的规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优势让他相对于郭峪村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容易获得更多的信息，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搜集信息的郭峪村成本要低。“2014年我们董事长去北京开完两会后开始计划把旅游完全市场化”(H06-M)。再次，他始终代表老百姓的利益，皇城村的福利状况远近闻名，在笔者实地调查中，皇城村民对本村良好的福利状况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豪之情。有访谈对象甚至拿出《皇城村民自治章程》向笔者展示皇城村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村民一致认为皇城相府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村里的带头人张书记。“张书记能干、肯干、能吃苦，时间观念强；私心小，一心为村民谋福利。”(H07-M)“张书记是个能人，干什么事情着眼全村、着眼未来，的确是一个称职的带头人。”(H03-T)这样一心为百姓谋福利的领导自然受到拥护，减少了“煤转旅”过程中争取村民支持等用于维护村民关系的成本。最后，他还能扛得住压力，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坚定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同时还能灵活地运用监管制度，使资源得到最佳的利用。正直勤勉的乡村政治精英完全可能在他们管辖的公共池塘资源区域提供适合当地情形的新公共池塘资源制度。

       相比之下，虽然郭峪村和皇城村起步相同，但是随着旅游倡导者李书记在2002年退休，郭峪村先后经历的历任书记，在任时间短，能力不够，在村民中的威信不高，都不能发挥出精英的带动作用。可以说郭峪村缺少一个具有带动力的精英极大地增加了郭峪村转型的成本，是郭峪村旅游一直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四)居民对内部贴现率的不同要求影响转型难易程度

       人们如何评价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取决于他们使用的贴现率，从而影响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还是迅速毁掉资源。“贴现率越高，就越可能出现所有参与者都以过度使用公共池塘资源作为支配策略的‘一次性博弈’的困境。”[16]110个人如何对未来收益进行贴现取决于若干因素。

       首先，贴现率受居住在公共池塘资源附近占用者的影响。生活在公共池塘资源附近并互有接触的占用者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共同的规范和期望。虽然郭峪村旅游没有真正的发展过，但是由于郭峪、皇城两村地理位置接近，郭峪村土地被皇城村占用，大部分村民在皇城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等，亲眼见证皇城旅游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郭峪村村民所持的贴现率比皇城村民要高，期望旅游发展也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收益，转型的难度更大。“如果换到10年前古村村民搬迁估计几百万就解决了。现在不行了，老百姓知道了旅游的好处。”(G12-L)“我不搬出去，以后开发了还可以做生意。”(G02-R)“如果说皇城村以前可以搬迁100人的资金，当下郭峪村能搬出10人都不可能。”(H07-M)第二，贴现率受占用者自然和经济保障程度的影响，“那些对过了当年是否还有足够的食物抱有怀疑的占用者，在对生存可能性的增长进行权衡时，会给予未来收益很高的贴现率。”[16]99郭峪村福利条件和生活水平等相比皇城更差，更需要从旅游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第三，贴现率还受居住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们所共有的一般规范的影响。在实际过程中，人们常常将共有规范内在化，个人对重要性的评价因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对正确和合适的不同理解而不同。郭峪村村民拥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80、90年代富，文化底蕴深，以前出门都说是郭峪的。”(G06-C)“郭峪这个村以前不叫郭峪，叫金裹谷。我们村几千年都在这里，出了16个进士，23个举人。郭峪三庄上下伏举人秀才两千五。”(G01-R)在访谈中，不管年长年幼者均对本村的历史信手拈来，他们认为郭峪村是个大村，文化底蕴本来就比皇城村深厚，对于皇城村的发展有一种嫉妒和不服气的心理，期望可以获得和皇城村民一样的待遇成为他们的共有心态。在笔者问到“为何你们不愿意和皇城合作”，村民的回答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代价不一样，发的工资呀，待遇和他们(皇城村村民)不一样，年底分红不一样。”(G07-T)最后，“共享规范的类型和范围对个人策略最主要的影响是占用者对其他占用者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16]42，只要有机会占用者都会以机会主义行事。2014年阳城县政府鼓励发展农家乐，每户补贴一万元。郭峪村民看到了旅游发展机会，开始大规模地搞农家乐，不顾及给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的后果。“从去年(2014年)到现在多了107家”(G10-T)，但是由于供过于求，不仅本村竞争激烈，郭峪村肆意压低价格、沿路拦截客人等恶性竞争的情况还威胁到了下游皇城村住宿业的发展，“皇城村前年(2013年)时候1户住宿分红2万，去年(2014年)一户才分了9000元”。在这种环境中建立长期、稳定的承诺是困难的，高成本的监督和制裁机制成为必需。而拥有完善的监督和制裁机制，居民生活福利状况良好，对反对机会主义行为有强烈共识的皇城村贴现率则低得多，他们对收益和成本有着更为正确的评估。

       五、结论

       本文将资源型地区古村落“煤转旅”看做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资源管理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分析郭峪村和皇城村两个村落转型的实践，梳理了影响“煤转旅”有效性的公共治理因素。“当有着高贴现率、互相之间很少信任的人们在缺乏沟通能力、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无法建立监督和实施机制的情况下行动时，是不太可能选择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策略的。”[16]214郭峪村由于缺乏基础产业提供的资金，居民处于对改变规则缺乏自主权利的基层治理环境下，体制精英权威没有树立，村民对旅游发展的贴现率过高导致转型成本高昂，转型失败，与之相反的皇城村则取得了成功。另外从影响预期收益的环境变量来说，皇城村从占用者人数来讲，少于郭峪村，访谈中，大家也多次提到“皇城人少，船小好调头”；其次，皇城只有河山楼等规模较小的公共资源，过去的冲突较少，这都是引起皇城预期收益高于郭峪的原因。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煤转旅”过程中需要基础产业提供的资金支持。资金充足的地方转型成本低，旅游发展成功的可能性大。郭峪村煤矿全部被整合，旅游发展失去了资金，工作开展极其困难。皇城村作为山西省煤炭兼并整合中唯一的村集体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皇城村转型成功得益于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2003-2013)”(H06-M)。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在古村落发展中支持弱势群体，应该加大对古村落旅游发展中用于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市场营销等资金投入，这才是解决古村落旅游发展问题的关键之处。另外，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的使用是否应该根据古村落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二，当地基层治理影响着古村落居民改变规则的自主权。皇城村建立了良好的基层政治制度，居民对旅游发展有充分自主权，耗费在监督上的成本也低，旅游发展顺利；相反郭峪村基层治理混乱，居民对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旅游开展举步维艰。通过法治化和民主化规范古村落的基层治理环境，保障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自主权利，关注社区利益的旅游持续发展的回应，为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是上级政府在发展旅游之时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三，乡村体制精英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影响力，主导旅游的发展。乡村精英和旅游几乎同步形成壮大，相生相扶，达到了良性循环。皇城村张书记充分发挥了体制精英的重要作用，从“煤转旅”到旅游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决策都充分表现出了自身的远见卓识和影响力，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进了本村旅游发展。而郭峪村频繁换届，没有一个可以发挥精英作用的人出现，旅游发展滞后。

       第四，古村落所在地居民所持贴现率的高低影响着转型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其中内部规范对贴现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居住在不顾及未来将会受到责难的社群的人们比居住在对只追求短期所得、不顾及长期利益的行为不加谴责的人们具有更低的贴现率。”[16]239郭峪村村民对旅游发展期望过大，短期内对收益评估过高，需要对村民内部规范进行引导，让其形成更为长远的眼光。

       第五，除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提到的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之外，本文认为以供给式低附加值的煤炭资源挖掘向需求式高附加值的旅游资源开发转变时还要把握着两个产业特征的不同之处，两个产业所需的要素配置是不同的。煤炭产业发展好的地区一定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且集体所有制下煤炭一直是国家和政府主导其发展方向，较少考虑市场因素，投资主要集中于煤炭资源勘探、挖掘，技术改造、大型设备购买等固定资产领域。但是受市场影响极为明显的旅游产业却并不如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品牌营销，需要主动吸引旅游者的到来，所以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郭峪村却落后于资源不如自己的皇城村。皇城之所以可以实现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与其把握了旅游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紧密相关。皇城村注重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大力进行市场营销和品牌的推广，实行景区经理聘用制，走完全旅游市场化的道路。而郭峪村旅游发展依然沿袭过去煤炭产业落后的发展思路，“煤转旅”过程中资金投向存在问题。郭峪村转型过程煤炭也提供过一定的资金，但是资金只被运用到文物的维修、新的旅游资源的打造等方面，没有实现市场为导向的运作。因此，在由基础产业转型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只有提供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合理的要素配置才可以实现对旅游资源的有效治理。

       注释：

       ①数据来源：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http://www.sxjs.gov.cn/DepartLargeCatalog.aspx?CatalogId=97.

       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中占用者指那些不管是否具有资源使用的特定权利都在那里实际提取或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本文指的是居住在古村落中的人。

       ③数据来源：阳城县北留镇政府网，http://www.zgycbl.cn/index.php，访问时间：2015-05-08.

       ④以下所提到的人物若无特殊说明均为化名。

标签：皇城相府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