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义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7-0053-05
“后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才较多出现的概念，许多人还不太了解它的面目，因而引起 人们的疑问和讨论。例如，我们注意到南京大学的理论集体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讨论者 对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不尽一致。张一兵教授提出的是“后马克思思潮”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个概念来“界划”当代国外马克思主 义。而胡大平博士则主张不能把“后马克思主义”排除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领域之外。其他几位参加讨论的同志也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外，学者 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指称和划分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德国学者H·弗莱舍尔(
Fleischer)就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分成三大块：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 它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延伸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二是20世纪第一、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正在多元化的“后马克思主义” 。在弗莱舍尔看来，二战后逐步发生多元化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均可称作“后马克思主义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斯大林 主义灭亡”之后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他认为，卡尔 ·马克思在19世纪工业革命进程中的任务是对工业劳动背景中的民主分析；而“后马克 思主义”在后工业世界中的任务则是对劳动的意义已经革命化的背景中的民主的分析。 显然，在莱文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东欧剧变后的、在“后工业社会”中作出 重新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再如美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甚至把“后 马克思主义”定义为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所出现的修正主义。他把“后马克 思主义”划分为“两代”：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以更复杂更大量的 形式出现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特征。其代表人物有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保罗·希斯特(Paul Hirst)、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詹托尔 ·墨菲(Chantal Mouffe)等人。詹姆逊所定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末期以来各 历史阶段的修正主义，他的初衷是以批判的观点界划“后马克思主义”的，他自己则并 未意识到自己也在“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后来人们把他也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将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由此可见，确定“后马克思 主义”的定义及其产生的时间在国内外学术界确实众说纷纭，并未产生一致的认同看法 ，所以确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及其产生时间，对于我们跟踪研究“后马克思主 义”思潮实属十分必要。
我曾经在一些文章中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初步的探讨。我对“后马克思主义” 所作的定义是：“‘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 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 ‘瓜’而已。”同时，我也作出几点总结：第一，我们把这一时期(上个世纪70年代以 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称作后资本主义时期(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 ，或如詹姆逊所说的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第二，这个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主 要是受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中的“后”字启发而引发的概念，其意义同 “后工业社会”概念一样，只不过是表示与从前同一概念不同的、或跨入新时期所使用 的的一个新概念而已。第三，这个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分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 ”和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二者有明显的差别：前者表征的主要是“后现代主义” 。换言之，早期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自身的时序性，表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或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别，甚至决裂，既表明一种时序界限的划分，也表示与马克思主义 本身形式的区分。也就是说，当时的“后马克思主义”只是提出了问题的框架，而到底 要赋予它什么内容，似乎还不十分明确。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著 作中就是这样提出“后马克思主义”来的。他并未赋予“后马克思主义”什么实质性的 内容，他只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和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状况作了比较 ，把对后一阶段状况难以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困惑称之为“后马克思主义”。甚至连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早年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并未有实质性的内 容。他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是这样谈到“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对我来说， 今天比过去更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第一个难点就是统一起来的困难…… 。是的，草率地相信二者今天已最终登上后马克思主义的大陆，我更觉得可笑和反感。 ”(注：《悬置起来的观点：谈话录》，巴黎伽里略出版社，第75页。)而后期的“后马 克思主义”虽然使用相同的名称，但它更表明一种实质性的内容，它以解构哲学为自己 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 义”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自己的体系内容和特点的思 想理论，成了名副其实的“后马克思主义”。正如英国学者P·雷诺兹所说的：“后马 克思主义是激进多元论政治、民主政治以及认同政治、社会分工政治的异质扩散和传播 ，而不是阶级、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注：P·雷 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吗?》，《世界哲学》2 002年第6期，第58、60、58页。)就是说，“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 ，但自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一味地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 斥。
我之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作出这样的概括，一方面是依据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作 出的判断。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 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注：戴维·麦克莱 伦：《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28页。)又如英国学 者雷诺兹对“后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分析：他们(指“后马克思主义者”)“反映了后 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在为21世纪建构一种激进政治的过程中，在拒斥本质主义、还原 论、决定论以及功能主义方面的真知灼见。”(注：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吗?》，《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第58、60、58页 。)这说明“后马克思主义”与70年代以来在西方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 义”思潮脱离不了干系。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明确：我们只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 的时候才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理论界有什么“后马克思 主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符合我们的理论实际和习惯，至少是我们马克 思主义理论界要慎说的，因为那是西方人所使用的概念。我不赞成在我们的理论界随意 使用“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诸如我们已经在街道上看见的“后公寓时代”、“后物 质”、“后消费”等等，读者能了解它是什么吗?倘若我们也使用这种概念，那么我们 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也要丢进垃圾箱里了，因为它要由“四个后现代化”去取代 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人为地设置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免自己为自己带 来麻烦。我们所使用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是西方已经使用过的，而且是为了研究而 使用它，仅此而已。其实，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问题，哈贝马斯曾作过非常中 肯的批评：“现代并未过去，何来的后现代?”哈贝马斯的批评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另外，我也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指称有多种 多样。如上文所说的，有弗莱舍尔的“多元化”的“后马克思主义”，有莱文的“后共 产主义”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有詹姆逊所说的“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还 有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为了分清上述各种各样的“ 后马克思主义”，我把上述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分为“广义后马克思主义”和“狭义 后马克思主义”两大类。
广义“后马克思主义”犹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所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 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范围比较广泛，它既可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伯恩斯坦 、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可包括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东 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与之相左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是把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所有那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德国学者弗莱舍尔所说的“正在多元化” 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涌现出来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如莱文所说的“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谓“广义后马克思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国外学者的称谓而进行的划分。因为国外学者对“后 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很多划分，最远的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称为“第一代的后马克思 主义”，我们为了区分真正意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故而把他们划分在“广义系列” ，其意更多的是“After-”(……之后)，而不是“Post-”(后……)。狭义“后马克思 主义”则主要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尤其是1973年贝尔的著作发表之后出现的、以“ 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贝尔的著作出版后，各种各样带“后 ”字概念和术语层出不穷，什么“后社会主义”、什么“后哲学文化”、什么“后资本 主义”、什么“后消费时代”甚至“后一切(post-everything)”，一些貌似马克思主 义者的人自然也给自己套上“后”字桂冠。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后马克思主义” 思潮。只有这种思潮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后现代主义 ”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有“后现代主义”的背景、它有“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而其他 的“后马克思主义”则没有这种背景和精神。应当说，“狭义后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意 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是“Post-”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界划法可以避免一些混乱。例如，一方面把“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间无限上 推，另一方面也把“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无限地扩大。就像最初对“后现代主义”的 界定那样，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查尔斯·奥尔森就已常常议论“后现代主义” 了，有的说20世纪30-40年代就有人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了，有的说“后现代主 义”标志着1875年前后的一个新的历史循环，更有的说19世纪的叔本华、尼采、马克思 都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既然“后现代主义”的时间界限可以上推，“后马克思主义 ”照此自然也是可以上推的。
按照我的划分法思路，现实存在的“后马克思主义”，即狭义“后马克思主义”又可 以划分为下面若干派别。
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称“后结构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运用“解构主义”的精神重读马克思的文本， 透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形成一种“反整体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宏大 叙事”的反叛精神。由于“解构主义”精神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不谋而合，因而被 “后现代主义”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德里达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精神领袖。
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詹姆逊受欧洲大陆哲学的熏陶，运用 欧洲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德国激进解释学的批判分析方法，对“晚期资本主义” 的霸权文化进行批判，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研究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和对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他对“后现代主义”怀有游移不定的情绪，他曾经指责“后现代主义” “平淡”、“缺乏深度的浅薄”，但他仍认为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框架”，因而 强调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阐释 。
以哈贝马斯、里科尔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在批判传统解释 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批判的理论方法，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政治进行批判，也对后 现代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既对当代资本主义各人文学科进行解释性批判，也对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性解释。法国哲学家里科尔对德国黑格尔哲学、德国解 释学有很深的研究造诣，他试图把解释学与结构主义联姻，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 释。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这是公开声称自己是“后马 克思主义”的派别。他们宣称“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 包含对理论核心范畴的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后马克思 主义”认为，列宁主义的理论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方面一直非常贫乏，而在第二国 际时期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话语一直在其中运作的多样化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 化，随着第二国际结束，这一多样化过程中的创造性中断了。借口反对“斯大林主义” 而大反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宣扬以“激进民主”来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宣扬既打倒资本 主义，也打倒社会主义，所以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也被人称作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 ”，是一种“形左实右”的理论。
“后马克思主义”既有多种形式，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呢?从 上述所划分的几个派别来看，如果简单地把整个“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均视为“反马克 思主义”的思潮，这恐怕是既省力又省事的做法，但这无济于解决任何问题。我认为“ 后马克思主义”无论从其理论方向和服务对象，还是从自己的思想内涵都是与通常意义 上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但又不能把它通通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把“ 后马克思主义”分为左、中、右三翼。左翼“后马克思主义”可以以詹姆逊、索亚、曼 德尔等人为代表，该派试图把马克思拉入自己的营垒，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 思主义”融合，指望这种做法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灵感；他们虽时常批 判后现代主义“平淡”、“浅薄”的风格，但却深切赞同他们的批判和反叛精神；他们 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元叙述”的否定态度，维护“元叙述”的传统秩序。中翼“后马克 思主义”是以德里达、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游移于左右两翼之间，对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均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因而他们对上述三者时而批评，时而辩护 ；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又含糊其词、言不及义，甚至指鹿为马。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处在 低潮时，针对“终结论”、“死亡论”，能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进行辩护，这无疑是 一种进步的声音。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经过“解构式阅解读”之后的马克思 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脱离实践的书斋式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埃格列顿所说的， 这种马克思主义“没有作者，没有动因，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右翼后 马克思主义则是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派别。该派借口社会现实发 生了变化，从而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论”；借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从而 宣传马克思主义“失效论”。由此主张“修改”，甚至“抛弃”马克思主义。
从整体而论，“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至多是从理论哈哈 镜里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它往往贴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却与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相违背或者扭曲。P·雷诺兹在他的论文中对此曾作 过十分精到的论述：“他们对马克思的著述、列宁和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等进行的 有选择的和独特的解读，造成了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模型’，并且根据这种模型为解放派政治的精神进行辩护。”“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某一个或更多主要特征的习惯性拒斥。这些特征包括：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动力和方法的辩证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宏大叙事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政治，以及可以产生超越主观立场的真知灼见的单一的科学分析的概念。”(注：P·雷诺兹：《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和实践吗?》，《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第58、60、58页。)当然，我们从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批评中已经得到过教益：众多的、严厉的批评之中，有不少是有益的、中肯的批评，倘若苏联有个开明的领导人能放下架子听其一二，苏联也许就不会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所以，今天“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即使它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攻击十分苛刻，但我们若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在作出我们的分析批判的同时，我们又何必捂住耳朵拒绝听取他们的批评甚至批判性意见呢。更何况“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多种派别，在左翼派别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中，在中翼的一些学者中，甚至在右翼的一些言论中都含有大量结合资本主义实际的理论材料和研究观点，有的甚至是创新性观点，这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研究不无启发性意义。有鉴如此，我们应当注意跟踪“后马克思主义”，注意研究“后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