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独特机遇论”与侨乡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侨乡论文,机遇论文,独特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06-0073-05
侨乡社会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形成的、以广东和福建两省为代表的、因海外华侨“反哺”家乡而形塑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社会形态。侨乡社会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在海外拥有众多本土籍华侨；二是华侨以资金和侨汇要素参与家乡建设，成为发展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三是海内外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是在海外华侨社会与海内侨乡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推进的，并带动全国的现代化运动。对于中国而言，华侨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
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的侨乡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运动，表现为商业化、外向化、城市化和文化创新的现代性特征，华侨和商人构成现代化运动的主体。而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则首先从外向化切入，以外向化启动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国际化。而外向化的动力首先来自华侨华人，由侨力促动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使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在改革开放时期表现出典型的外源型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侨乡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侨乡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运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挑战，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对现代化的回应和建构过程。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新的世界历史环境，将华侨资源转化成经济优势，以侨力启动对外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侨乡奇迹”，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邓小平所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侨乡特色”。
一、邓小平的“独特机遇论”与对外开放路径
邓小平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围绕如何利用世界历史环境发展现代化、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这一主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逻辑思路。
（一）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日益增强，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能否把握世界历史潮流。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他认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因此，他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p.117)邓小平把落后中国的经济前途与对外开放挂钩，强调孤立于世界之外不利于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
（二）对外开放要梯级分层地推进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对外开放是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拿来”仿行。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强调对外开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据此，他提出采取地域上梯度开放、领域上分层开放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开放沿海地区，然后向沿江、沿边及至内陆腹地渐进，而沿海开放采取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省份的路径梯级深入。采用这种方式的目的，一是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东西，二是向国外展示中国的政策和发展成果。经过这种梯级深入的“三步走”，到1992年底，中国形成了一个以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以内陆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地区、以边境口岸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三）把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作为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指出，建设现代化必须学习和引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得到国际上的帮助，并以此“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p.33)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2](p.156)“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还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1](p.32)1992年，邓小平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相比较资本主义而言更大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邓小平的视野里，只有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
（四）把侨乡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正确选择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对于全国的改革开放关系重大，因此选好“试点”就成为关系全局的至要之举。邓小平首先紧紧抓住了侨乡社会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对“海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把“海外关系”转化为现代化的启动力。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社会上对“海外关系”问题的错误认识，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3](p.6)1984年8月1日在接见船王包玉刚时，他又指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基于对“海外关系”的本质把握，邓小平把华侨华人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在设计对外开放的蓝图时，首先选择了经济基础虽然比较薄弱，但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广东、福建作为最先对外开放的省份。1992年，邓小平对当初的决策专门作了解释：“那一年（指1980年，笔者注）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因素考虑，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1](p.366)四个经济特区设立后，华侨华人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现代化力量。对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3](p.12)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再次强调：“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的独特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3](p.12)把几千万爱国同胞作为中国发展的独有优势，选择具有丰富海外关系的广东、福建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先行点，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世界眼光和政治智慧。
从对外开放的路径分析可以发现，把侨乡优势与实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结合起来，把侨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启动机制，把侨乡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这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伟大创举。最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共同特点就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汕头和厦门都是近代著名侨乡。汕头是粤东地区的中心城市，拥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335万人，遍布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潮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争取海外潮人的力量发展汕头经济特区，可以辐射和带动粤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厦门是福建省的著名侨乡，拥有海外侨胞46.8万人，分布在73个国家和地区。在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可以把海外几百万闽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的：“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引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1](p.52)深圳、珠海虽然面积小，拥有海外侨胞的人数没有汕头、厦门多，但它们具有“港澳优势”，毗邻港澳，港澳乡亲众多，这便于吸收香港、澳门的华商资本，承接产业转移，而且海外华商往往通过在香港注册公司的形式进入内地投资。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并在两省范围内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设立经济特区，邓小平正是考虑到了这两个省是全国两个最大的侨乡，四个市靠近港澳或海外乡亲众多，近代以来对外开放早、海外关系多、华商资本雄厚，具有吸引爱国华商投资的传统优势。
二、广东经验：从边缘走向中心
根据国务院侨办的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地区。华侨华人拥有较强的经济科技实力、较多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较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较丰富的信息、人脉、市场资源，这些都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所急需的。除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外，海外侨胞还与侨居地政府、人民关系密切，甚至参政成为政府官员，成为我国引进外资、发展与各国友好关系以及进行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合作的桥梁。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华人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广东、福建是全国排行第一、二位的大侨乡，在开放初期，广东籍的华侨华人已达2000多万人，占全国华侨华人总数的70%，归侨侨眷也有2000多万人。广东许多重点侨乡市县，国外人口与国内人口相等，有的市县海外人口甚至超过国内人口。广东还有“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600多万港澳同胞中有90%是广东人。海外福建籍侨胞也有六七百万人，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福建籍侨胞众多且经济力量雄厚。可见，侨乡作为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祖籍地，拥有其他非侨乡所不具备的海外资金、人才、市场、信息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高瞻远瞩，把华侨华人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启动力量，把侨乡社会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先行点。事实也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成为了实践对外开放政策最早、最热情、最积极、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他们率先回到祖国家乡投资办厂、捐办社会公益事业，从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密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广东的实践也充分印证了华侨华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启动力量。改革开放以前广东还是生产力很不发达的边陲农业省。1978年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85.85亿元，人均GDP只有369元，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的5.1%，远远落后于全国各省市的经济水平。实行对外开放后，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广东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广东经济迅速起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从中国经济的“边缘”走入“中心”，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全国现代化的排头兵。到1992年，广东经济在全国的比重提高到9.1%，2000年占10.8%，2005年占11.9%，2006年升至12.5%。28年来，广东以GDP年均增长13.4%领跑全国。到2006年底，广东创造了全国1／8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生成量、1/3的进出口贸易量。2006年广东每2.5天的GDP产出就等于1978年全年的产出。改革开放政策使广东在短短的28年里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农业省蜕变为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大省，从贫穷社会发展为宽裕型小康社会。深圳是邓小平亲自倡导设立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0年创立特区之初，深圳城区仅有3万多人口、两三条小街道。经过28年的对外开放，深圳现已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1980年至2004年，深圳的GDP年均增长28%，2004年全市GDP在内地大中城市中名列第5位，人均GDP居第1位；外贸出口总额连续12年居全国首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居全国第3位。从1994年到2004年，深圳累计向中央财政贡献3663亿元，近10多年来先后对全国10省区的66个县（市）投入各类帮扶资金和捐赠物约75亿元。[4]
广东的巨变，得益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得益于“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地理位置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独特机遇。随着改革开放由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沿边及内陆腹地的渐进式推进，邓小平的“独特机遇论”不断受到新的实践检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改变了中国侨乡的版图，并赋予侨乡社会以新的内涵。中国传统侨乡的嬗变和新兴侨乡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渐进式开放进程中实现的。我们看到，作为世界历史的最早参与者，华侨华人正以自己独特的优势推进中国现代化，他们沿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路线图，成为新兴侨乡的一支重要的建构力量，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三、“侨乡模式”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创新
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数千万华侨华人的独特机遇以及华侨华人的爱国主义传统，把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作为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启动力量，把侨乡社会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发动了一场从广东、福建两大侨乡开始的对外开放运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侨乡模式”，从而示范和带动了全国的现代化发展，彰显了侨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意义。
“侨乡模式”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侨乡社会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超越，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所代表的生产力和交往水平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后发展国家必须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按照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把握世界历史提供的机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现代化，才有可能超越现代化的已有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5](p.24)也就是说，华侨华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之一，将继续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以文化为纽带、在海内外华侨华人互动关系中生成的“侨乡模式”，创造了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超越现代化已有模式的独特范式。这种“独特”不是离开世界整体联系，不是离开世界文明潮流，不是与西方社会隔绝，而是利用世界现代化的独特机遇（华侨华人）而超越现代化的已有模式，是把遍布世界的华侨华人的经济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网络资源等优势转化为侨乡（及至中国）的现代化优势。这就说明：由于非西方国家的不同国情，在普世性力量推动下开始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同一个模式，而存在“路径依赖”的多元维度，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正如列宁分析俄国发展道路时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6](p.690)侨乡模式创造了非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独特场景，从而动摇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权利位置和话语霸权，雄辩地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和“西方化”，非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超越现代化的已有模式。
侨乡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和追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板。“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7](p.273)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利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环境从而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发展，正在并且有可能成为一种普世现象，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侨乡模式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特别为一些后发展国家所仿效。例如越南一直观察和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并多次来广东学习侨务经验，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效果非常明显。印度政府号召海外印度侨民向华侨学习，为印度的现代化发展作贡献，而印度侨民对印度软件业的跨越式发展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侨乡模式”重新定位了侨乡社会在全球的地位，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经济全球化上。由于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从而改变了沃勒斯坦关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当前，随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普遍发展，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全球资本营运和生产加工的中心，原来那种“中心—边缘”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国家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全球关系特征，由此形成全球与地方、市场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侨乡模式已经证明：侨乡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链条上一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有机组成部分，侨乡经济可以“左右”世界经济，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和“侨乡因素”在不断扩大，愈来愈多国家的经济与中国经济特别是侨乡经济的联系度在提高。
我们看到：在当前全球化的新的世界历史环境中，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支配主要依靠经济优势，市场控制代替殖民统治而成为维系东西方不平等关系的主要手段。侨乡模式重构了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在相互依存和普遍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共赢的国际关系准则。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新的世界历史环境创建共赢场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本国特殊性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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