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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天才的胆识突破了前人加给市场的种种限制和框框，在人类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关于市场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在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仅着眼于市场对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作用，而且始终思考和注视着市场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清醒地注意到，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有效刺激经济活力，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能自发地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解决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经过对市场效应的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既有长处，也有不足的地方；应当扬市场之长，避市场之短，使市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如何使市场达到扬长避短的最佳境界，这就要靠科学的适应市场要求的一系列政策。
一、树立市场与非市场的界碑，界定市场运行的空间，避免市场进入误区或失灵区。
市场经济，顾名思义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是万能的吗？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情况观察，并非如此。现代经济学在本世纪初也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Market faiure ）的现象，即市场在某些领域不能发挥作用或不宜发挥作用。既然如此，市场经济较为准确的定义应当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的经济，或者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的经济。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还有非市场的配置资源的机制与手段，还有市场的误区或失灵区。这种误区或失灵区有多大？有哪些？很值得思考。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必要树立市场与非市场的界碑，界定市场运行的空间，避免市场进入误区或失灵区。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不可少的。
市场与非市场的界限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而异，在不同的国家或某个国家的不同经济时期呈现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论，市场宜于在富有竞争的通行等价交换原则的经济中施展才能。反之，市场就难于起作用。所以，竞争与等价交换可以看作市场与非市场的两座界碑。有些垄断的行业，如自来水、管道煤气、地铁等，生产的主体只有一家，无法开展竞争，其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中间没有必要介入市场。对这些行业的资源配置依靠行政或计划的机制。有些经济活动虽然具有竞争性，但存在着所谓的外部性，即经济活动导致局外人受益（外部正效益）或受损（外部负效益），无法计入有关产品的成本与价格之内，难以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样，市场的作用受到局限，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前提就受到损害。为了发展这类事业，仅靠市场机制就不够了，要靠行政或计划机制配置资源。还有些共用品既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又不具有排他性，其效用由社会共享，如国防、社会治安等，他们的资源必须由行政或计划机制来配置。
根据市场与非市场的界限以及经济产品的使用价值的不同社会效应，有必要把社会经济生活原则上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即市场化领域、半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凡富于竞争通行等价交换的产业，都是市场化领域。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属于最大的领域。凡自然垄断不存在竞争的地方，都是非市场领域。国家的行政机关、立法和执法部门以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领域，也是非市场领域。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虽具有竞争性，但有强烈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则是半市场或准市场领域。这种划分的思路亦可延伸到某些行业和部门之中。
界定市场运行的空间，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从市场有害论或市场无用论出发，把市场限制在极其狭小的领域。另一种倾向，从市场万能论出发，认为市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市场没有边界没有疆域，谁都可搞市场、搞公司，把本不该搞市场的领域也要强制市场去占领。如果说前一种倾向在改革前甚为严重，那么后一种倾向在今日则更值得重视。
二、加强宏观调控，确立市场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市场有序健康地持续发展。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同时又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在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同的企业、部门、地区等经济实体，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驱使下，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千千万万经济实体的经济行为就难免发生冲突和对抗，造成经济运行中的失衡或梗阻。为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加强宏观调控与指导，是必不可少的。
宏观调控的客观执行者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首要作用是调节社会劳动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无论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还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都是资源配置的准绳和社会尺度。以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说，在竞争中，社会劳动资源将流向劳动耗费抵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生产经营者；同时离开劳动耗费高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生产经营者。经过这种流入与流出，社会劳动资源达到相对合理的平稳配置状态。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宏观调节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劳动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1〕。应当指出， 价值规律的宏观调控作用是极其缓慢的、滞后的，并且难以避免经济危机。
宏观调控的主观执行者是国家的中央政府。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政府都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和实施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重点运用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例如，英国、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般对市场实行弱干预，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管理和控制需求方面，且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一般对市场实行强干预，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管理和控制供给方面，且主要运用产业政策和中长期计划，以及必要的社会公平政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不够发达，市场发育程度低，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更为突出。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的近三十年的实践都证明，较强的国家干预与调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我国的宏观调控毫无疑问应当借鉴各国的经验与教训，但一定要从国情出发，富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至少应有：（1）侧重于需求的控制与管理。 由于人口众多，底子又薄，百废待兴，需求过旺的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要把调控的重点放在需求方面；（2）社会公平目标占据特殊的地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所以，防止两极分化，防止地区、城乡差距过大，必然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3）非市场的手段与方式更多些。由于市场不够成熟，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得不更多地暂时借助于非市场的方式。
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式和手段应多元化。除大家共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等经济机制外，本文强调法律机制的特殊意义。市场经济是按照法律确定的规则运行的经济。没有各种法规，缺乏市场运行的规则，或者有法不依，市场竞争者将陷入一片混战。若都依法规行事，优胜劣汰的规律畅行无阻，就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加快制订各种经济法规，并严格付诸实施，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当务之急。
三、创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核算体系，使市场经济成为透明的经济。
据有关报道，我国税收流失上千亿元，追其根源，得到的回答不是猜测，就是估计。相反，西方有些国家，对一些部长隐瞒收入的数额，甚至总理的偷税漏税，都可以追查到小数点以后的两位数，并且使局外人深信不疑。形成这两种不同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有完备的市场型的社会核算体系。
所谓社会核算体系在我国主要应包括：（1）业务核算、 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三者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2）国家核算、部门核算、 地区核算和企业核算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整体；（3）国有制核算、 集体所有制核算，私有制核算以及混合所有制核算共同组成的整体；（4 ）国内核算与国际核算的衔接与统一。若有以上诸种核算的资料，再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的先进技术，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被记录下来，这样谁都逃脱不了国家税收，无法隐瞒自身的经济行为。这就是说，社会核算体系可以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透明的经济。在西方，也有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但由于有完备的社会核算体系，使这些现象明显减少。即使总统、总理隐瞒收入、偷税漏税，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相反，在我国，由于缺乏完备的社会核算体系，很难弄清经济人的情况，所以经济状态是混沌的、不透明的，每个人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以及偷税漏税等现象普遍存在。完备的社会核算体系不仅是公平税赋所必需，也是把国家宏观决策置于可靠可信的事实之上的基础一环。没有确凿的核算资料，不可能有正确的宏观决策。社会核算体系会提供大量实事求是的资料，使宏观决策更加科学，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
另外，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还必须注意改革和重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
发展和完善市场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无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我国是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东西南北、城乡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很大；各种法制还不健全。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努力奋斗。因此，在发展市场问题上，应当树立长期的观点。在时间上，宁肯想得长一点；在工作上，宁肯更扎实一点！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页；第25卷，第7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