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史学的文化视角看我国当前的“史学大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看我论文,视角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历史文化热，先是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热播不衰，紧接着是近年来大众传媒强力推出专家对历史的“大众解读与评说”，同时伴之以一系列“品读”与“解析”形式的史学作品问世，在拿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史学研究能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原本是件好事，史学的兴盛与繁荣也是史学工作者们的理想追求。然而，当前的“史学热”并没有使史学工作者们额手称庆，反而引发了其普遍质疑，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本文拟透过西方史学的文化视角，对“史学大众化”的史学观念、认知体系、表达方式等内容进行评析，深入分析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
众所周知，认识历史本体的核心价值在于探寻真实的历史过程，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不论是基础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知识的大众普及，概莫能外．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任务，因为“信史”是历史学存在的根本，西方史学从古希腊、罗马史学开始，就确立了其基本的史学本体价值观，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一直是西方史学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的主要内容。尽管西方史学在其历史进程中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但是，历史研究的这一基本功能却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具有历史的现实价值，始能真正发挥其社会功用、充当历史发展的镜子，让人们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而错误或歪曲的历史结论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虽能风光一时，但却无法长久，其历史功用极其有限。
对历史研究这一社会功能的基本定位，中国史学界始终是普遍认同的，但在“史学大众化”中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史学大众化”中的种种“戏说”、“正说”之作，堂而皇之地大肆篡改历史，甚至一些戏说作品还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之势，故意以“怪”、“歪”、“乱”的思路来编造历史、解释历史，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进而言之，即使是一些专业的历史评述作为迎合社会上某些人的趣味需要，也出现了大量不应有的失误，所言所论远离真实的历史，造成对大众的“误导”，这成为“史学大众化”最遭诟病之处。试想，脱离了历史真实性的论述，或者人为地打造某些历史片断，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历史教化作用的发挥，而且还会对历史及历史学产生巨大伤害。就此而言，“史学大众化”在历史本体认识的出发点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失误或偏差。
在对历史的本体认识中，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依靠史料和研究方法来维系，上述两者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其中，尤以史料的占有最为重要，丰富多彩的史料是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基础和保证。由近代西方史学可见，各种史学思想、学术流派层出不穷，但不论是坚持历史客观性的客观主义史学，还是倡导自然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史学；抑或以新思维、新方法见长的新史学，无一不是以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他们甚至对史料提出了无以复加的苛刻要求。与之相比，“史学大众化”在史料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其史料基础与传统史学相比不仅相去甚远，甚至远远不逮。治史者并没有在史料上倾注力量，而是将其眼光更多放置于对历史事实的生动描述上。在“史学大众化”看来，对历史事件进行生动描述所具有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对史料的探询，甚至超过历史事实本身。由此可见，“史学大众化”的根本症结在于缺乏充足的史料基础。其生动的历史叙述，在严肃史家眼中，无异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不仅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真实的历史，还会歪曲事实、制造大量谬误。因此，“史学大众化”的许多历史结论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根本的区别，就是它对历史叙述失去了真实性，它所体现的历史的现实价值不能不受到扭曲。
在研究范围上，“史学大众化”所关注的对象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没有摆脱政治史研究的体系，在表现形式上也仍然属于叙述史的范畴。虽然名为“史学大众化”，但在骨子里却时时流露出“精英史学”的印记，因此，对“史学大众化”来说，并不存在独辟蹊径、开辟学术新阵地的问题。事实上，“史学大众化”不仅与国内学术界长期砥砺研磨的经济史、社会史以及更大层面的综合史研究不相吻合，而且也与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的社会大众研究、整体史研究的史学发展趋势相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史学大众化”的治史观念以及历史意识并不先进，相反却极其陈旧和落后。
“史学大众化”所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认识论。具体说，就是治史者在解释历史现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中主要包括治史者的历史研究方法、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形式、语言以及思维方式等。
诚如上文所言，研究方法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几乎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如何使用这些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历史研究的结论，甚至决定着历史研究本身。然而，一种成熟的史学研究方法从提出到实际运用，既需要一种充分而且足够的理论支撑，又需要具备一种内在的、系统而且完整的逻辑体系。在西方史学的发展流变中，各种历史研究方法可谓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或者史学派别，不论其历史观点或者结论正确与否，都必然具有某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支持。
与之相比，“史学大众化”并没有与之匹配的历史研究方法作其支撑。“史学大众化”的基本史学特征有二：其一，史学研究所面对的社会群体并非是历史研究者，而是普通大众或者历史爱好者；其二，“史学大众化”对历史的认知更多在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并非深入的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史学大众化”的这一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与深化，使之无法形成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缺乏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在许多人看来，“史学大众化”总是支离破碎的，其兴趣与眼光总是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而这些话题又总是和社会精英、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这使其历史陈述的内容几乎只能与这些“英雄人物”所谓的丰功伟业、生活逸事、社会趣闻、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而对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人类历史变迁却熟视无睹，少有涉及。因此，“史学大众化”只重一点而不及其他、只重局部而不见整体，由此造成其认知活动的某种“肤浅”，或者与主流史学“格格不入”。正如前文所述，“史学大众化”的这种历史认知局限，难以对历史展开深层次探索，不能获得其本质性认识。
为众多历史研究方法所环伺，古往今来的西方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是对历史过程的研究，第二是对历史认知过程的研究。但不论何种研究，最终都无法脱离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认识，都离不开治史者研究历史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治史者认识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在其对历史的解释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史学的流变中，从来不乏对历史研究者能动认识作用无限扩大的例证，但实践证明，这种对认知作用无限夸大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与之相对应，“史学大众化”在其对历史事实的表达以及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始终是矛盾的，两者无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史学大众化”的立足点，不在于解释历史过程、总结和阐发历史规律，其着眼点还基本上限定在对历史本体认识的范畴。然而在“史学大众化”对基本历史史实的解释中，似乎又太过发挥历史认知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太多的主观意志，以想像、推论、断语代替客观事实，从而使其对历史的解释出现了某种绝对化、片面化和随意化的倾向，这也是“史学大众化”一再出现“戏说”、“品说”作品的原因，这使其难与严谨的历史作品比肩而行。另一方面，“史学大众化”所展示的主观能动性是要生动地再现历史、幽默地解释历史，增强史学的时尚性与趣味性。在“史学大众化”的眼中，历史不再是一种蕴涵着纷繁历史现象、丰富历史思想、形而上抽象逻辑的结合体，而是一个个充满了意趣、浪漫以及温馨的历史故事。平心而论，以优美的语言、缜密的逻辑、完整的论述实现对历史的生动解释，使零散、混乱、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机联系起来，使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使历史研究者如同身临其境，感悟历史的真实、认识并总结历史规律、领受历史的现实价值，这一直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理想境界，也是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们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历史的优雅表达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史学大众化”的问题在于，其对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历史自身的客观性，它使历史解释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以形式代替了内容，以表象掩盖了本质。而且，即使是以表达而见长的“史学大众化”，它所运用的历史语言也存在诸多问题，大多经不起推敲、漏洞多多且缺乏文字的严谨。以上种种，严重削弱了“史学大众化”历史解释的深度，使其历史结论流于平庸化和世俗化，难以真正达到史学研究的高度。
“史学大众化”所涉及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治史者的学术态度及其社会责任。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最早提出历史研究中的“才、学、识”概念，后来，近代学术大师章学诚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史德”这一概念，现代学术大师钱穆则干脆将历史认识总结为“史才、史识和史德”。史才与史识主要是指治史者的认识水平以及学术功力，而史德则是治史者应该具备的学术修养与研究道德，这一总结，实际上概括了从古至今历史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应当把持的学术态度以及基本的学术养成。同样，西方史学也不乏这样的概括。然而，与中国史学相比，西方史学对历史研究者心态的学术定位却多有不同，治史者究竟是要公正、客观、超然、冷静地看待历史，还是带有“历史良心”、积极地参与历史，这始终是西方史学争论的一大主题。
在西方史学的发展流变中，既有像客观主义史学那样，主张历史学家以超然、冷静的态度研究历史，公正、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之说；也有像党派史学那样，将历史纯粹政治化，使之服务于政党政治目的；还有像普鲁士学派那样，戴着极大的民族感情以及爱国主义情绪来研究历史。这些学术流派尽管主张各异，但在西方史学发展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历史证明，历史研究者尽管不可能做到纯粹的超然与客观，但任何急功近利式的、以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手段进行历史研究的做法，最终都是不成功的，尽管他们可能会炫耀一时，却无法长久。从长远看，这种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只能造成对历史以及历史研究的伤害。史学研究古今一理，中外同归。
那么，究竟治史者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学术态度、担负何种社会责任呢?我认为有两个前提特别重要，第一，鉴于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寻求历史真相，追求历史的现实价值，因此，治史者首先应当如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第二，治史者应当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再进行更深层次的总结与阐发，烛幽探微、犁曲通直、发现并归纳历史的现实价值。由此可见，历史研究本身实际上给治史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学术要求与道德标准。它不仅仅需要研究者具有高深的学术养成，而且还要其抛弃任何功利性的目标与做法。
然而，这一基本的学术态度在“史学大众化”中却无法得到体现。首先，姑且不论“史学大众化”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单就其学术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就值得商榷。“史学大众化”的治史者们在对历史现实价值的挖掘中似乎表现得太过功利化。大量电视、电台媒介、报刊与新闻出版机构的参与，使学术研究、历史知识普及、大众宣传统统混淆在一起。其结果是，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不再是通过其学术研究自身的深化，水到渠成、恰如其分地予以表达，而是通过新闻媒介的大肆渲染，通过出版物、影视作品以及其他大众宣传的狂轰滥炸来体现。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历史的现实价值被严重曲解，甚至误入歧途，历史现实价值中的核心内容也随之被一再削弱，由此而造成历史的社会功用严重下降。
历史研究并非如大众所想，超然尘世，离群索居，事实上它与大众文化、社会现实从来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现代史学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这一看法不乏偏颇之处，却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关系。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挖掘历史的现实价值固然不易，但并非遥不可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治史者展开这一工作的态度、方法。对历史现实价值的探询，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使用现代语言或者华丽的词汇来完成，因为历史语言只能是一种历史表述的媒介，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的全部。同样，对历史现代价值或者社会精神的表达，也不能是群众运动式的文化宣传或者即兴式的文化表演。体现历史现代价值的关键是，必须真正通过对真实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总结其基本的发展规律，感悟并且运用于社会现实，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显然，“史学大众化”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它或许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却开错了药方。
此外，历史研究者和普通大众不同，在一般性的社会责任之上，还须承担特殊的历史文化责任，这是由历史学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历史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尽管可以有高低、深浅之分，但是其对历史负责的基本要求则是普遍一致的。鉴于中国历史及其文化博大精深，庞杂绵历，因此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或审读，客观上都要求研究者大畏斯言、谨言慎行，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从史、治史，既不能以谬误或者模糊误导社会，又要对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有所裨益。显然，在这一点上，“史学大众化”做得并不好 至少，治史者决不能为了讨好舆论、博取大众的欢心而媚俗或随俗，更不能为了扬名或搏利而降低自身的学术标准或者研究道德底线。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史学工作者们必须警惕和戒除的
四
“史学大众化”的出现，并非是一种史学发展的悖理，它不过是当前史学发展的一种新动态或者新潮流。这一新的史学现象之所以产生，应当说，与我国文化界近年来大力倡导的“草根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大环境直接相关。平心而论，“史学大众化”作为史学的一种新动态或者新潮流，如果将其置于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不一定特别引人注目。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从一开始就附之以严格的学术规范、予以严肃的学术评价与监督，使之处于严谨的学术氛围中，无疑将会有助于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成长，使其产生更好的、持久的学术影响与社会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史学大众化”的未来发展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甚至是批评。
首先，“史学大众化”作为一种学术动态，在连接历史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推广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这一实践本身值得肯定。但严格说来，“史学大众化”并不是一种学术创新，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历史叙述方法的表述。因为学术创新不同于学术的标新立异。学术创新不仅需要新颖的研究内容，而且还需要独特的研究角度、开阔的学术视野，它不仅具有新的思想方法，而且还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和学术中标新立异的一些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史学大众化”则更多表现出某种文化噱头，或是依靠某种“表述方法”、“新概念”、“新结论”出新、出彩。鉴于“史学大众化”既缺乏创新，又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在史料、研究方法、治史者学术态度等方面严重匮乏，故无法真正地推动学术研究与社会大众的沟通与融合。“史学大众化”迫切需要面对的任务是，必须要在治史观念、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规范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建立其独立的学术体系。
很显然，以目前“史学大众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实践，来解决史学研究大众化、普及化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难题，使历史研究能够发挥更大的社会功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决不能把收视率、图书排名以及发行量等，作为衡量史学社会功效的唯一标准，因为社会的文化道德标准与商业行为标准并不是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史学大众化”通过自身的改造，使历史研究在道德层面和社会层面充分地统一起来，以自身的学术体系、思想规范来引导大众媒介，影响并制约历史文化普及与传播的渠道，而不是相反，由大众媒介来主导历史的认知和研究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史学研究真正地融入社会，才能真正地使历史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用。
其次，使“史学大众化”重新回归学术研究的道路。这并非是要“史学大众化”重走传统史学的老路，实现某种史学的循环或者简单重复；或者像某些现代史学流派那样，在思想、方法等某个方面独树一帜、开门立派。“史学大众化”的学术回归之路，只能是在吸收传统史学优秀思想及其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兼之广泛吸收现代史学的新观念、新方法，矫正其旧的学术指导思想，端正治史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建立一种思想健康、学术完整、内容丰富的新学术体系。因为毕竟“史学大众化”在许多思想观念、文化环境、学术技巧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以及现代史学根差迥异，彻底回归传统史学或者归附现代史学，不仅在理论上完全行不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大量问题。
历史研究不能走捷径、急于求成，而且它也没有速成之道。史学研究的内在特质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学术研究与历史认知活动，包括“史学大众化”在内，都只能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路。因此，“史学大众化”不仅需要在史料上下大功夫，而且在研究方法、历史表述方式上进行创新，寻求适合自身需要的研究之路。
总之，“史学大众化”给所有的史学工作者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它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将学术研究推向社会、面向大众这一问题，启迪我们思考并展开探索。因为毕竟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践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史学研究更是如此。就此而言，“史学大众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