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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P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2－0001－13
2009年11月，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县洛奇伍德学校区的居民发动网上签名活动，反对教师们使用“B.C.E.”和“C.E.”取代“B.C.”和“A.D.”作为纪年符号。他们说：“作为该区的纳税人，我们要求继续使用B.C.和A.D.而不是B.C.E.和C.E.作为历史纪年符号。我们坚信使用B.C.E.和C.E.与立国的传统和原则不符。”① 他们所说的新纪年符号分别是“公元前”（Before Common Era,Before Current Era）和“公元”（Common Era,Current Era）的简写，而传统使用的“B.C.”（Before Christ）和“A.D.”（Anno Domini），虽然从实质上与新纪年符号一致，但从理论上讲却有所不同。按照字面意思，“A.D.”是“耶稣道成肉身以来”，而“B.C.”则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由于耶稣并非真的出生于公元1年，而是公元前4年，因此严格意义上的“B.C.”和“A.D.”的起始点就应该是“B.C.E.4年”或“C.E.前4年”。为中文行文方便，笔者将传统的“B.C.”和“A.D.”称作“基督纪年”或“西历”、“西元”，包括“基督前”与“基督多少年”（A.D.）两部分，而将新纪年符号作为“公元”的缩写，也包括“公元前”和“公元”两部分。据说，新的纪年名称最初是由犹太人提出来的②，由于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尤其是出版商的认可，在学术作品中推广很快③。
关于纪年法的争论提醒我们去考察这些纪年法的历史由来。对于“基督多少年”（A.D）的来历，学界已有丰富而系统的研究④，2000年法国学者德克雷克甚至以通俗方式出版专著加以介绍⑤。有鉴于此，本文将依据相关史书使用纪年法的具体情况，简单介绍“基督多少年”的由来，而侧重于梳理学界较少措意的“基督前”（B.C.）的发生史⑥，并最终说明使用新纪年符号的必要性。
一、基督纪年的发明
基督纪年是大事纪年法中的一种，以圣母玛丽亚受天使伽百利指点而受孕、怀上耶稣那年为起算点，以3月25日为岁首。该纪年法于公元6世纪才系统出现，也就是说，在耶稣诞生之后500余年才被发明出来。起初基督教会并没有使用单独的纪年法，而是如同普通罗马人那样用皇帝年号、“罗马建城以来”、“帝国肇建以来”等方式纪年。以后为了精确推算复活节的日期，逐渐产生了“基督纪年”法。
复活节为庆贺耶稣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升天这一宗教事件而设置，是基督教的重大节日，其他宗教节日多根据这一日期来推算，因此，复活节日期是基督教年历的核心，复活节日期确定了，其他节日的日期随之而定，宗教年历也就大致确定。
耶稣在逾越节期间受难并复活，因此基督教会最初采用犹太历法中逾越节的日期作为复活节庆祝日期，即犹太历1月14日。但是由于是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因此教会后来逐渐反对使用犹太节日来庆贺复活节，而将复活节规定为逾越节后的那个星期日。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尼西亚宗教会议，除统一教义之外，特别强调要有统一的复活节。
尼西亚会议委托当时地处天文学中心的亚历山大里亚教会负责推算复活节表，并且为复活节的推算规定了两个条件，即必须是星期日，而且使用19年7置闰的周期，每19年朔望月长度与太阳回归年之间的长度保持一致。逾越节是春分之后（或当天）的月圆之夜，因此复活节就是春分之后（或当天）第一个月圆之后的星期日。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一般是从某皇帝纪年开始推算，最常见的是使用君士坦丁大帝的前任戴克里先皇帝纪年⑦，此后高卢教会也有自己的推算。公元6世纪罗马教会提出，复活节必须位于阴历15～21日这一周之内，而非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主张的阴历14～20日，或其他教会主张的16～22日。当时的教皇委托来自叙利亚的修士“小个子”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在亚历山大里亚复活节表基础上加以修订。
因为戴克里先不仅是异教徒，并且发动了对基督徒的大迫害，所以狄奥尼修斯决定放弃以该皇帝纪年为计算起始点的传统，而以耶稣诞生年作为推算始点。“但是圣西里尔从戴克里先第153年开始推算，止于第247年，我们不愿意将作为虔诚记忆的推算与迫害者联系在一起，从戴克里先第248年开始接着推算，而是从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年开始，这个日期更是我们希望的起点，而且由于为拯救人类之故，我们的拯救者的受难会更加熠熠生辉。”⑧ 他将耶稣道成肉身的年份定于罗马建城以来754年，从而提供了耶稣以来直到当时（公元532年）的复活节表。532年是确定复活节日期的阳历、阴历周期和星期的最小公倍数（19×28＝532）。这一推算年表主要基于罗马教会规定的限制日期，又嫁接了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不少矛盾之处⑨。
公元7世纪后半期、8世纪初期，不列颠群岛诸教会因为守复活节的日期不一致而发生争执，极大地刺激了复活节表的推算工作。“现在这些推算表已经快要过时，但是，我们现在众多计算家，甚至在不列颠的各教会也有许多人能够运用他们所记忆的埃及人的旧定律轻而易举地推算出复活节的周期，要算多远就算多远。”[1](p.368)其中学者比德最为杰出。为了教授修院的修道士，他编订了系统的年代学作品《论计时》（De Temporibus）两种，并在所著《英吉利教会史》中广泛运用基督纪年法，他使用的是“基督纪年”（anno ab incarnatione Domini，直译为“主道成肉身以来××年”），如“这一年，即基督605年，神圣教皇格雷戈里离别此世”等等。这是已知在历史作品中使用“基督纪年”最早的例子⑩。
加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人开始进行统一西欧的扩张活动，发动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撒克森战争，史称：“没有一次战争比萨克森战争更持久、更残酷，没有一次战争需要法兰克人付出更大的力量。”[2](p.11)为顺利控制萨克森人，加洛林王朝诸王一直推动主要由在英格兰的萨克森人回到大陆萨克森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比德的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促使当时流行的复活节表向编年史转变，基督纪年普遍使用，中世纪西欧的编年史也因此而与此前的编年史迥然有别(11)。尽管当时官方日常管理的纪年方式还是遵循罗马方式，即用小纪（Indiction）纪年(12)，也有许多君主使用自己的统治时期纪年，即“×××第几年”，但是由于“基督纪年”在官方文书之外广泛应用，因而被称为“公元”（Vulgate,Commune）。在整个中世纪，“基督纪年”与“公元”同义，是同一纪年法的两种不同称谓。
公元800年查理曼称帝，复兴西部罗马帝国，与此相应也复兴了“罗马建城纪年法”。从此，标准的帝国编年史一般兼采“基督纪年法”和“罗马建城纪年法”，如12—13世纪创作的《科隆大编年史》：“基督776年，建城以来第1527年，君士坦丁之子利奥……再次来到法兰西”；“基督856年，建城以来第1607年，洛塔尔之子路易成为奥古斯都以来第76任皇帝，并统治了24年。”[3](p.737)但是在皇帝宫廷之外，“罗马建城纪年法”的用途非常有限，主要是在抄录罗马史时用到，超出罗马史范围的基督之前史事则往往用基督教的其他纪年法，其中最著名也最常用的就是所谓“世界纪年法”。
二、“世界纪年法”的兴起
在比德之前，教会作家有近五百年编纂历史的经验，但都没有采用基督纪年法，而是沿用“建城以来多少年”纪年法；至于罗马建城之前的世俗历史则采用“建城之前多少年”，大抵以迦勒底人和埃及史为最早。但基督教徒承继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用“亚当以来”进行纪年的习惯。公元1世纪犹太作家弗拉维·约瑟夫写作的《犹太博古录》就是从亚当开始讲起，使用“世界纪年法”，即“世界多少年”（Anno Mundi是其简写形式，全称为Anno Ab Origine Mundi,ab Exordio Mundi，字面意思为“世界起源以来多少年”）。约瑟夫被视为基督教名家之一[4](p.18)。3世纪的基督教史家阿非利加的作品虽然不传，但从9世纪史家乔治·申克洛斯对其作品的大量引用来看，他也是从亚当开始叙述的[5](p.3)。4世纪之后，由于“教父史学之父”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260—340年）和杰罗姆的推广，“亚伯拉罕纪年法”使用较为普遍。在《编年史》中，这两位作者将所有重要地区的历史年代依据基督教年表加以排列，从第一位义人亚伯拉罕出生、第一位人间国王亚述王尼努斯第43年开始，整理出最初的普世纪年换算体系。这种局面大概也是因为“亚伯拉罕以来”的纪年在各种《旧约》文本中差别不大，而从创世到亚伯拉罕之间，当时两种权威性文本“希伯来本”和“七十子本”相差千年。
此后“世界纪年法”更占上风。这大概是由于基督教会越来越强调原罪，因此依据《圣经·旧约》来推算亚当以来的年表。也可能与基督教对世界末日的教义有关。4世纪晚期教父奥古斯丁将亚当以来的历史分成六个时代，对应于上帝6天创造世界的活动。他说：“如果我们把在《圣经》中看到的‘日’理解为指一段时间的时代，那么这个安息日的性质会向我们更加清晰地显示，因为到那时就可以看出安息日是这些时代中的第七个时代了。第一日是第一个时代，从亚当延伸到大洪水；第二日从大洪水延伸到亚伯拉罕……”[6](pp.1160～1161)公元5世纪初历史学家奥罗修（Orosius）遵照奥古斯丁的吩咐写作《反异教史七卷》，他认为自创世到第一位国王尼努斯共3184年[7](pp.4～5)。
作为最为宏大的编年体系，“世界纪年法”整合了此前所有的编年体系，如“亚伯拉罕以来多少年”、“大洪水以来多少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多少年”等等，也包括了“罗马建城”纪年法。
“世界纪年法”在拜占庭帝国一直有着较为广泛的使用，尤其在基督教世界史中使用较多，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当数9世纪瑟奥法尼（Theophanes）在乔治·申克洛斯遗作基础上创作的编年史，被称为“世界年鉴”（Anni Mundi），从创世一直记述至“世界第6305年”，即基督813年(13)。普通的历史作品还是遵循奥林匹亚纪年或者皇帝纪年，在皇帝登基之时纳入世界纪年。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推广，“世界纪年法”影响及于东欧。由于起始年份不同，主要形成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亚历山大里亚世界纪年法，将世界被创造的年份设定为公元前5493年，据说由埃及僧侣帕诺多鲁（Panodorus）第一个使用，后被东正教会采纳，因此也被称为“希腊教会纪年”；第二种是尤西比乌（Eusebius）世界纪年法，将始点定于公元前4228年；第三种为犹太人世界纪年法，将上帝创造世界定于公元前3761年；第四种为君士坦丁堡纪年法，以公元前5508年作为始点，瑟奥法尼就使用这一纪年法。直到18世纪，“世界纪年法”仍为俄罗斯等国家所采用。这些不同纪年都有着深刻的基督教神学含义，而且彼此间争论不休。
在西欧，西罗马帝国消失后，诸蛮族王国兴起，蛮族王国的历史多起自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其史书中较少涉及此前史事，因此很少用到“创世”纪年法和“罗马建城”纪年法。但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当需要涉及创世以来史事，尤其是在计算年代总数时，还是非使用“世界纪年法”不可。6世纪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所著《法兰克人史》（Historiae X）第一卷结尾有言：“所记始于创世，止于神圣的马丁逝世，共计五千五百九十六年。”(14) 世界纪年法具有宗教功能，即提醒人们世界总共过去了多少年，这使得这种纪年法一直为中世纪史家所熟悉，尤其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和编年史（Chronicon）中更常见，如格雷戈里在编订都尔主教名单时说：“我并没有像编年史那样把总数计算出来。”[8](p.559)
在中世纪西欧，有两部系统使用“世界纪年法”的编年史影响深远，其作者分别是西班牙圣徒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年）和英格兰圣徒比德。伊西多尔“以尽可能简洁的方式，记录从创世以来直到赫拉克利乌（Heraclius,610—641年）皇帝或者希泽布特王（Sisebutus,565—620年）的总年数，添加时间的谱系，以便揭示此前的时代”[9](p.425)。他用的就是世界纪年法，例如“4044年，萨姆森统治20年。4084年，教士希鲁（Helus）统治40年”；如此编年直至“5813年，赫拉克利乌统治了5年。哥特荣耀的国王希泽布特通过战争使许多罗马军队的城市隶属于自己”。伊西多尔还将这部编年史缩编并纳入其《辞源》中，在“时代描述”条目下，用“世界纪年法”按六个时代的演化顺序浓缩人类历史(15)。比德的编年史并未单独面世，而是作为《论计时》的附录。在讨论年月日和各种历法中的天文现象之后，他说：“我们现在就比较人类的时代，即希腊哲学家所谓‘小宇宙’。”他分六章讲述了人类编年史，包括“六个时代”、“余下的第六个时代”、“三种可信之论”、“敌基督的时代”、“末日审判时代”以及“第七、八个时代”。他的编年史以“A.M.”为“世界纪年法”的简写方式，分别列举“七十子本”和“希伯来本”的年数，自第六时代开始，先用希伯来本世界纪年，然后附加“基督纪年”，如“世界3952年，基督1年，奥古斯都42年……”，直至“世界4680年，基督729年，利奥皇帝9年……”(16)。
此后很少有大史学家完全采用“世界纪年法”纪年。12世纪的著名史学家、弗赖堡主教奥托（Otto of Freising）在其名作《编年史》（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中，叙述耶稣诞生之前史事时并未采用统一的世界纪年法，而是兼采多种纪年方法，如创世之后多少年、大洪水之后多少年、尼努斯统治之后多少年和罗马建城以来多少年，大抵抄袭前人陈述所致。稍晚，英国中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利·马修（Paris Matthew）在其著述中只是提到各个时代的年数，并没有使用“世界纪年法”。
但是“世界纪年法”却以续写伊西多尔和比德编年史的形式一直流传下来。现存伊西多尔编年史续编本最早的版本是9世纪的巴黎本，其末尾有言：“自创世直到洛塔尔国王40年……的简要年代。”(17) 此后续写本代不缺乏。比德的续写本数量更多，从9世纪一直绵延不绝，而且多在关键年份标注世界纪年，或在行文末尾添加世界历史总年数，如巴黎4883A本：“从创世到今年（基督877年），凡4829年，七十子本为6077年，希伯来本为4829年。”M本则有“凡4792年（基督840年）”等等[10](pp.334－356)。
中世纪最大规模使用“世界纪年法”的例子出自12世纪在高卢南部写作的一个伊西多尔续写本，其中提到：“虔诚者路易统治了34年，至世界6125年；洛塔尔统治2年，至6127年；其兄弟查理统治了39年，至6156年……雨果之子罗伯特统治了21年，因此是世界6298年，基督1017。”[11](pp.261～262)
12世纪以后，在关键年份使用“世界纪年法”的历史作品明显增多。从“德意志文献集成”数据库中用“ab origine mundi”检索，共有165处，其中作为纪年法有110处左右；用“ab exordio mundi”检索有40处，几乎全部用作纪年法；用“ab inicio mundi”检索也有41处，几乎全部用作纪年法。“世界纪年法”的流行程度可从一个独特现象得到反映：《班贝格年鉴》（Annales Babenbergenses）中写道，“基督1135年，依据复活节推算表和摘录，这一年是世界……年”[12](p.4)，作者并不知道是世界多少年，但他还是列出了这种纪年法。
文艺复兴时期，受拜占庭的巨大影响，“世界纪年法”在西欧更加流行(18)。在史书写作中“世界纪年法”与“公元纪年法”相配合，耶稣诞生前的史事用世界纪年，与《旧约》相一致；耶稣诞生后的史事用公元纪年，与固有习惯相协调；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系统化的纪年体系。英国编年史家约翰·卡普格雷夫（Johan Capgrave）采用“世界纪年法”于1476年完成了规模庞大的英国史。1486至1489年间德国学者谢德尔（Schedel）编订《纽伦堡编年史》，按照流行的“七个时代”理论安排内容，并采用统一的世界纪年(19)。
自尤西比乌初步解决了古代纪年体系换算问题之后，西欧因远离古代世界的中心，主要接触“现代史”（nostrum tempus）而并不热衷于探讨古代异教历史。“文艺复兴”在复兴古代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复兴了古代历史，古代纪年法重新得到关注和研究，这不仅对“世界纪年法”提出挑战，也促进了对“世界纪年法”的系统研究，“圣经年代学”随之兴起。教会史或圣史“主要讨论教会事务，即由教会人士进行的管理事务”(20)，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圣经年代学”（Chronologia Sacra,Sacred Chronology）就是计算从创世以来的世界时间(21)。由于教会控制着文化，与教会史相表里的“世界纪年法”被视为最重要的纪年法，“历史是计时，是对从创世至今发生的人和事的记述”(22)。为了重新将复兴的古代纪年法纳入到世界纪年体系之内，以便统一人类的历史年表，“世界纪年法”毫无疑义地成为“年代学的基础，最基本的年代计算，是其他所有纪年推算的源泉”(23)。
但是，作为统一其他纪年法的换算标准，“世界纪年法”却存在先天性不足。一方面，它所依靠的文本——《圣经》并非专门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系年较为随意，亦与其他俗史系年缺乏相关性。另一方面，“世界纪年法”的根本宗旨也不是弄清历史年代，而是理解上帝之道，因此在实际推算中，年代学家大多站在教会史立场上，假定《圣经》系年的优越性而强行统一其他纪年法。1595年摩尔说：“要让世俗历史时间符合《圣经》，而非相反，如同许多年代学家所做的那样。这是世俗真实的基础。”但他也承认，越来越多的年代学家们开始用非《圣经》材料来校正《圣经》年代，对此他反驳说：“（摩西）根据上帝的意志写作，不可能撒谎，可以据此校正其他作家们的歧异，而不应该如同大多数年代学家所做的那样，根据其他不确定的作者来校正他。”(24) 因此之故，“世界纪年法”很难作为客观的坐标换算其他纪年法，尤其是在基督教开始丧失其文化控制力之际。
1583年，法国人斯卡利格（Joseph Scaliger）发明“儒略纪年法”（Julian Period），成为被广泛采纳的新纪年换算标准。“儒略纪年法”是阳历、阴历、星期和小纪重复一次的周期凡。7980年（19×28×15＝7980）。之所以用这些数字，是出于对纪年推算传统的尊重。中世纪的复活节周期推算就是532年，即19×28，由于历史文献中长期用小纪纪年，小纪成为历史文献中重要的年代符号。斯卡利格发现，在19、28和15的最小公倍数中，不仅每个年份所对应的这三个周期的标志符号（Year's Character）：闰余（Epact）、主日字母（Dominical Number）、小纪（Indiction）都不会重复，而且在确定基督诞生年之后，能够将各种纪年始点年份都包括在内，还足够后人继续使用直到公元3000多年。与基督纪元不同，“儒略纪年法”使用1月1日作为岁首，而不是3月25日，这一点与“公元”相同。由于这个原因，加上重新推算，他发现传统的基督纪元发生于公元前4年，而不是公元1年。因此，正是“儒略纪年法”使得基督纪年与公元纪年在时间上被区别开来。前者从公元前4年开始，而后者从公元1年开始。
虽然如此，“儒略纪年法”的核心仍然是公元纪年，斯卡利格首先确定了基督诞生年份的三个标志符号，闰余为11，主日字母为DC（即9），小纪为3，据此推定它对应于儒略纪年第4714年，于是将儒略纪年的起点设置于公元前4714年，然后将创世，大洪水等其他60多种重要的纪年年代一一换算为儒略纪年，从而建立起一个相对可靠的绝对性纪年体系。斯卡利格充满自信地说：“只要年代学家愿意将所有的年代都换算为儒略纪年，他们就能用它解决许多困难；如果缺少了它，他们的努力就会徒劳无功。”(25)
“儒略纪年法”被发明之后，虽然在细节方面受到挑战，但在检验过程中其权威性也不断得到确认和巩固，“直到斯卡利格恢复了历史的眼睛，其智慧令人赞叹”(26)。作为年代换算体系，儒略纪年的地位无可匹敌：“在年代学和区分时间方面非常好用，因为月亮、太阳和小纪的数字在儒略纪年中的任何一年都不会重复，在世界被造之前，甚至在世界终结之前都可以用来区分时间。因此年代学家们努力将其他纪年法和所有历史上的事件换算为儒略纪年。”[13](pp.55～57)作为纪年法，儒略纪年曾一度严重威胁到“世界纪年法”的地位：“在世界纪年之前附加儒略纪年，因为许多年代学家将它当做计算的共同标准，虽然他们在计算至主降生为止的世界年数时有着不同意见，但是都同意公元1年为儒略4714年。他们对儒略纪年中更早的史事也有一致看法，如特洛伊被攻陷的日期，奥林匹亚历的开始，罗马建城的年代等等。面对早于异教史的史事时，他们将其应用到《圣经》年代学中，由于它早于创世，也满足了所有年代学家对创世起点的不同计算。”(27)
但是“儒略纪年法”同样存在先天不足，即缺少历史渊源，与“世界纪年法”和公元前纪年法无法竞争。儒略纪年是为纪念古罗马太阳历的推行者儒略·恺撒而命名，并非基督教人士，因此与传统纪年习惯和当时的基督教文化不协调。不仅如此，儒略纪年是依托于基督纪年加以推算的。斯卡利格对基督纪年，尤其是325年以后的年代基本上全盘接受，因为这时教会已经开始有组织地推算复活节，有了明确的年表记录。“儒略纪年法”的重大贡献在于对基督降生前的年代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换算标准。正是利用这一点，原有的基督纪年法迅速扩张，发展出“公元前”纪年，最终取代“世界纪年法”而成为正统的纪年体系。
三、“公元前”的流行
比德是第一个在其史学著作中使用基督纪年法的，他也使用过“基督前纪年法”。《英吉利教会史》中有两处提到“基督前”：“基督前60年，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作为第一个罗马人以武力进攻不列颠并打了胜仗。”这里使用的词汇是“ante incarnationis Dominicae tempus anno sexagesimo”，可直译为“在主道成肉身之前六十年”，如简写则是“A.A.D”。在书后的大事表中，这种情况又出现了一次(28)。
但是，该“基督前纪年法”并没有被随后的历史作者们所效仿。检索“德意志文献集成”，仅找到6处使用“基督前纪年法”的例子，其中5处有明确的年数：前47年、前12年、前50年、前50年和前80年，多未超出比德所使用的“基督之前60年”的年数范围；一处不明年数但最能说明问题：“在基督之前多年，他（儒略·恺撒）开创了罗马帝权，而且加以延续，在罗马公民大会的支持下，作为独裁者，阻止了绝望。”[14](p.509)作者竟然不知道恺撒在基督之前多少年上台，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尚没有可资利用的系统的“基督前”纪年体系。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公元前纪年法”是由于16世纪晚期的历法争论才得以流行的(29)。从历史作品所使用的纪年方式来看，“基督前纪年法”在16世纪晚期不仅已经较为普遍，而且已被单独使用。由于目前尚无完备的数据库可资统计，具体被使用和流行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6世纪晚期，“基督前纪年法”已经作为“世界纪年法”的补充而成为“圣经年代学”的基本纪年方法之一，历史学家们会同时标定世界纪年和基督前纪年，而以世界纪年为主。例如1577年出版的著名的《荷林谢德编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关于图尔建城时间，它说的是“世界第3374年，即基督前197年（before the birth of our Saviour）”；而布鲁图斯登陆不列颠是在“世界第2850年，特洛伊被毁之后66年，巴比伦之俘发生后397年，即快结束之时，巴比伦王提尼阿斯第18年，雅典国王美兰西斯第13年，罗马建城之前168年，即基督前1116年（before the nativitie of our Saviour Christ），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之前783年”(30)。他说，这一换算法源自于威廉·哈里逊的未刊《纪年法》。
威廉·哈里逊其实是这部编年史中著名的“英格兰描述”部分的作者。作为该编年史第一部分，“英格兰描述”描述了英格兰的地理，在谈到某个城市起源时，需要给出基督降生前的年代，这时作者往往直接使用“基督前××年”，并不与“世界纪年”并用。
这一推测在著名学者威廉·坎登那里再次得到证实。在出版于1601年的博物学名著《不列颠志》（Britania）中，坎登同样径直使用“基督前”。如谈到剑桥大学起源时，他说：“一位西班牙人坎塔贝（Cantaber）于基督前375年（375 yeeres before the nativity of Christ）建立起这所大学。”(31)
应该说，在整个17世纪，文献中历史纪年法的使用情况非常混乱。“世界纪年法”虽然占优，但优势并不很明显，而且随着“儒略纪年法”的出现和推广，包含公元前的公元纪年开始系统化，与儒略纪年、世界纪年三足鼎立。这一点在专门的编年史、通史中表现最为明显。首先是“儒略纪年法”加入进来，依靠“儒略纪年法”成长起来的“公元前纪年法”随之。但是，斯卡利格因为过分肯定世俗历史文献的年代学价值而被疑为异端。因此，在17世纪下半叶，作为历史纪年符号，真正的竞争是在“世界纪年法”与“公元前纪年法”之间展开的。
“世界纪年法”与“公元前纪年法”虽然都有宗教上的优势，但也有着类似的缺点，即对起始点存有争议。关于基督道成肉身之年，当时有不下六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耶稣诞生于儒略历元年，即儒略历开始颁布之年，儒略帝41年，193届奥林匹亚第4年；第二种是诞生于儒略帝42年，第194届奥林匹亚第1年；第三种是儒略帝43年，194届奥林匹亚第2年；第四种是儒略帝44年，第194届奥林匹亚第3年；第五种是儒略帝45年；第六种是儒略帝46年。
对于世界被创造之年的分歧更大。作为历史纪年资料，《圣经》是非常不清晰的，尤其是首尾不明。自亚当至亚伯拉罕被召，只有每代人的年岁而没有交代父生子的年龄；自巴比伦之俘至耶稣诞生则年岁不明，只是基于圣丹尼尔的预言“七周七十”被认定为490年，但如何计算，《经》无具文。加之在传写过程中，不同《圣经》文本之间关于数字的不一致之处较多。“现在有许多人经过艰苦努力，也博得了不小的名声，他们的火烛我多半会擎起，但是，在计算或者厘清世界年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不能让我完全信服。”(32) 而且随着年代学的发展，对起点时间的不同推算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相差年数也越来越大。1576年韩墨（Meredith Hanmer）引用了17种不同的推算，17世纪增加到100多种，到18世纪，据德魏诺统计，已有200种以上计算方法，从（基督之前）3483到6984年不等[15](pp.129～148)。
在实践中，世界起点和基督道成肉身的起点逐渐被固定到统一的日期。1650年左右，爱尔兰大主教厄谢尔推定上帝创世发生于基督之前4004年：“可以推断世界被造发生于儒略纪年的第710年秋分之日。用天象表我推算儒略710年秋分之后第一个星期天是10月23日，创世就发生于23日前夜。忽略年代学家偏好的细节，我推算从创世到基督1年1月1日午夜是4003年30天又6时。根据希罗德死亡时间推算，主出生于基督1年1月1日之前整整4年；所罗门神殿建造于世界第3000年，在世界第4000年基督降生，因此基督降生于公元前4年而非公元1年。”(33) 50多年后，这一算法被附加在詹姆士王本《圣经》中，成为最权威的日期，被广泛接受。
虽然如此，对“世界纪年法”还是存在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首先，世界有无开始？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复兴了关于世界是否被创造的古老争论。人类历史的这个起点有没有？如果有，应该定于哪一点？1565年法国人让·博丹写作《理解历史之坦途》一书，书中专辟一章讨论时间体系，首先便反驳逍遥学派的“时间无限论”，然后表示赞同“世界有始有终”观点，接下来讨论世界开端。在列举了11家较有道理的看法之后，他选择了斐洛的计算，认为当年为世界5628年(34)。
其次，随着俗史的复兴和扩张，俗史纪年体系与《圣经》年代学缺乏历史上的有机联系。《旧约》主要是犹太民族历史记忆的结晶，里面多少涉及古代亚述、埃及的历史，但与被复兴的古典历史，即希腊罗马史几乎没有瓜葛。不仅如此，在计算俗史年代时，合理的步骤是从已知推向未知，即从已知较为确定的史事日期逆推较为久远的、传说中的历史年代，而不是相反。“公元纪年法”既是宗教纪年法，符合基督徒的偏好，也与希腊罗马史事紧密相关，可以与之自由地联络，因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同时诞生。“公元纪年法”要比“世界纪年法”更占优势。
第三，尽管有了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世界被造日期，但并未终结关于世界始点的争论，这种不确定性对其应用造成了最大的障碍。1694年一位英国作家抱怨说：“（不同的世界日期差异较大），因此当我读到某件事发生于世界某年时，我并不确定作者遵循的是哪种计算方法，因此也不能知道他的意思。”(35)
17世纪中期，“世界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的竞争似乎还难分高下。在1659年出版的《圣经年代系列》中，作者说：“表中应该有公元前一栏，但实际上没有，这是为了避免栏目过多。”(36) 1664年斯特劳奇提到：“如果依据某些人的计算方法，可以用公元前来加以推算，用儒略纪年数减除4714，所得就是公元前某年。”(37)
但是从大趋势来看，纪年法正在逐渐摆脱基督教的直接干预而成为独立的纪年体系，主要功能也从体现宗教意义转化为标记时间的坐标，体现时间远近。公元纪年明显迎合这种趋势。由于历史原因，“世界纪年法”包含较多的宗教假设，过分依赖《圣经》，因而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公元前纪年法”与“世界纪年法”难分轩轾，尤其在史书中，单独使用“公元前”纪年的情形越来越多。通史类作品中，在讲述罗马之前的史事时，大多采用“世界纪年法”，或者兼采“公元前纪年法”，但在讲到罗马史时则径直采用“公元前纪年法”。例如17世纪晚期非常流行的《史学导论》（Ductor historicus），尽管作者认为“世界纪年法”比“公元前纪年法”更为重要，但在所附“世界史表”中，却在罗马共和国开始之后只用了“公元前纪年法”(38)。
决定性的变化发生于18世纪初期。1700年前后，詹姆士王本《圣经》开始在页眉或者页边附加纪年，1703年就以完整的基督纪年体系作为主要纪年方式。1698年，在一册教导如何研究历史的小册子中，作者虽然兼采公元前和世界纪年两种纪年法，但前者的重要性显然大于后者，因为他将标志性历史事件全部换算成统一的儒略纪年和公元前纪年(39)。由牛津教士马歇尔（Benjamin Marshall）编订的《年表》（Tabulae Chronologicae）1712年再版扩充时，完全采用公元前（Ann.Ante A.D.）和公元纪年，而以世界纪年为辅(40)。18世纪初最为知名的年代学作品乃1728年出版的伊萨克·牛顿的遗著《古代国家编年简编》，牛顿在书中明确宣布：“时间以公元前（years before Christ）的年份方式加以确定。”(41)
纪年实践的变化很快反映到年代学理论作品当中，年代学家开始论证“公元前纪年法”优于“世界纪年法”。检索“18世纪在线作品集”可以发现，最早讲到“公元前纪年法”优于“世界纪年法”的作品是1714年德拉蒙德的《地理学简论》第二版，他说：“按照重要性来说，公元纪年法排在第一位，世界纪年法第二位。但是即使涉及《旧约》中的圣史，‘世界纪年法’也被置于一边，而是用公元前纪年法来计算《旧约》中发生的事情，以便给予更加清晰的时间观念。”(42)
1716年，普利都更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了选择“公元前纪年法”的理由：“在年表中，我只用公元前纪年，从通用的基督道成肉身之年向前追溯，而非真正的降生年代。博学之士对基督道成肉身的确切年份有着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要提前2年，有些人则主张提前4年。但是对于公元开始之期，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从公元纪年向前追溯使它成为确凿可靠的纪年法。所不同者是我们的救世主的真正出生年份与公元纪年法之间的差异。”他也说明了自己不采纳“世界纪年法”的理由：“（尽管）非常流行，但我没有采纳，因为其不确定性，大多数年代学家对此意见分歧，有些早，有些晚，但几乎对每一个年份都无法取得一致。”至于“儒略纪年法”，他认为既然已有“公元前纪年法”，似乎就没必要再使用了：“（儒略纪年法）是个可靠的度量单位，但是如同公元前纪年一样，也是需要回溯的。尽管此法似乎是从古向今纪年，但实质上是根据当前的太阳、月相和小纪（Indiction）逆推，然后从时间开始之前的某个想象的点，即其始点顺推而下。儒略纪年法适合于推定时间，但是对我要处理的时间段来说，公元前纪年法如果不是更好的话，至少够用。因为将公元前的年份直接加在公元年份之上，马上就可知这个事件的年代有多久远。而儒略纪年法就不行。事实上公元纪年能够直接、迅速而且一目了然。”(43)
“公元前纪年法”优先的情况迅速推广。1726年戈尔顿说：“我们最熟悉，也最系统的纪年法是公元纪年法，即我主诞生之后的1月1日。”(44) 这一变化由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得到最生动的印证。当时非常流行的作家布瑞特于1729年创作《论〈圣经〉年代学》，优先使用“儒略纪年法”，其次是“世界纪年法”。他说：“因为自斯卡利格以来所有的年代都要归约于儒略纪年，我也将这些年表归约为这一纪年，以便读者诸君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俗史中发生的事件。如果你参考将年代归约于儒略纪年的赫尔维克（Helvicus）或者其他年代学家的作品，参照那里的年表，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世界纪年。”(45) 但是三年后，在发表《世界通史》时他改口说：“在论年代学的作品中，我将希腊和希伯来史事都归约为儒略纪年，在这部通史中，我将它们都归约为公元前纪年，即基督诞生之前多少年。”(46)
1738年，作家博斯维尔说：“犹太作家普遍使用世界纪年法，基督教世界也沿用之。公元500年，公元纪年法被狄奥尼修斯发明，从此世界纪年法较少使用，甚至被弃置一边，因为（基督）诞生日期对于我们非常熟悉，而且也确实更加富有意义，说某事发生于‘公元前多少年’比说‘发生于世界多少年’有更明确的时间距离感，因此几乎所有现代史家都用公元纪年法。”(47)
四、“世界纪年法”的淡出
作为纪年法的“世界纪年法”已经退居次位，但仍较为重要。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它越来越面临外来的挑战。“世界纪年法”假定世界有始有终，世界历史大约为6000年。这是因为基督教会长期相信上帝六日造人，“天上一日，人间千年”，因此人类历史应该是6000年，此后则是末日审判。但是，重新发现的埃及和迦勒底的年代要早于创世的日期，新发现的美洲部族的谱系表和东方古国的年代体系也都超出大洪水之前，甚至在创世纪之前。对此如何解释？这些问题还不至于对“世界纪年法”形成真正的威胁，因为早在“世界纪年法”诞生之初，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并且被解释过了。有些作家认为，一些民族的历法是将一天当做一年，如迦勒底人；另一些民族则是将一月当做一年，如埃及人；因此通过重新换算，可以将其统一到《圣经》年代体系中去。更为激进者则直接说异教史书不值得信任，完全是谎言，因此不值得一辩(48)。近代早期即已传入西欧的中国纪年和日本纪年也受到相似的对待。
但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崇古之风，许多古代异教年代还是备受重视。当斯卡利格设计“儒略纪年法”时，他无法在内心深处否认早期巴比伦和埃及的历史记载，为此提出另一个7980年时代。虽然如此，他还是更相信人类历史不超过6000年，从而将“儒略纪年法”的起点设定为创世之前700多年。也就是说，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年代体系并不能真正威胁到“世界纪年法”，因为它们自身的可靠与否难以判断。
真正对“世界纪年法”造成强大冲击的，是来自于西欧的新兴自然科学，尤其是正在酝酿之中的地质学。17世纪晚期，随着古物收集的展开，对化石、海洋、湖泊等地貌的观察和研究兴盛起来，与《圣经》年代学的流行相结合，使得地球年龄成为热门话题。“通过地貌，已经有许多尝试和假设，以便确定地球的年龄。”[16](pp.296～300)根据学者们观测，地球的历史似乎要比经学家们推测的古老得多。哈雷彗星的发现者哈雷提议测量湖泊和海水盐度增加的频率来推测地球的年龄：“世界会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古老得多。”如同杰克逊所总结的：“对许多像约翰·洛克那样的人来说，世界年代太短了，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就是不可信。”[17](p.46)
最初《圣经》年代学与学者们的自由探讨尚无矛盾。一方面学者们还不敢直接挑战圣经年代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圣经年代学家也在尽量增加《圣经》叙述的弹性，从而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阐释《圣经》，使学者们关于地球年龄的推论不与《圣经》发生直接冲突。诚如哈雷所言：“《圣经》说人类历史有6000年，或者据七十子本为7000年以上。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最后被造出来的，圣经并没有交代在造人之前已经存在了多久，也没有交代此前的五天是怎么个算法。尽管我们知道天上一日，人间千年，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些日子该如何对应人类的日子，因为在第四天创造太阳之前的时间度量是不确定的。”
这种折中，不仅缓和了新发现与旧教条之间的冲突，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区分和空间。原本单一的“世界史”开始区分为“人类史”和“地球史”。“18世纪的新发展是，在研究石头和化石的自然学者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世界的开始可能比年代学家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其中大部分时间很有可能是无人的历史，而人类历史不过是其发展的最后阶段。”[18](p.3)
虽然《圣经》以及圣经年代学的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维系，但作为历史纪年法，却日益丧失其历史系年的价值。18世纪末期历史学家们最终否定了“世界纪年法”的可行性。1800年马凯指责说：“至于所谓世界纪年法的提法，与公元纪年法相比，其始点非常不确定。赫尔维克认为是公元前3953年，佩陶认为是3983年，其他人认为是5199年。一般观点则认为是公元前4007年，或者公元一年之前的4008年。希腊教会、东部帝国皇帝则认为创世远在公元前5509年。有些希腊人认为是5624年。如果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说法可信的话，天文观测和计算要发生在有创世记录之前好几千年。因此，当世界纪年不能告诉我们世界何时被创造出来时，使用这个术语实属荒唐。有鉴于此，与公元纪年法相比，很明显，世界纪年法是模糊不清的。”(49)
但“世界纪年法”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仅19世纪它还在《圣经》年代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目前还在犹太人群体中流行。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文本并不曾明确说明上帝在哪一年造天地，用来制定历法的公式完全是人为的，是为了满足特定社团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19]在接纳普世文化的同时适当保留自身文化习俗，对此无可厚非。
五、公元纪年在中国
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元纪年已经随着传教士东来传入中国，当时被直译为“耶稣降生”。徐光启等人编订的《新法算书》提到这一纪年：“丁先生者，太西高明之士，尤长于天学，亲见两日食之异。其一于耶稣降生一千五百六十年在哥应巴见月掩日，白昼如夜，星宿昭然。其一于一千五百六十七年居罗玛都时，见月居日前，当中掩之而未全蔽，月边四围皆有日光。”(50)
清朝末年，曾有多种纪年方式试图取代帝王年号纪年，如孔诞纪年、黄帝纪元多少年等等(51)。1912年孙中山先生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公元”开始流行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曾讨论纪年问题，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关于纪年的决议案，议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52)。沿用至今。
公元纪年虽然来自基督纪年，但是由于计算错误，在16世纪晚期开始有所分别。基督纪年明显包含较多宗教色彩，不易为其他宗教群体所接受。公元纪年则是既立足于西欧宗教文化背景，又试图容纳世俗历史纪年材料，在1700年前后最终形成体系化的纪年系统，并随着西方扩张而播散到全世界，成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的普世的纪年法。换言之，在17世纪，纪年法从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教教义为理论前提的经学附庸独立出来，成为历史学辅助学科之一，逐渐丧失其宗教功能，而转为标示历史事件的远近。“公元纪年法”就是适应这一转变而脱离了“基督纪年法”，也迫使“世界纪年法”从普世纪年法退缩为专门的《圣经》纪年法。
中国采纳“公元”，主要也是从其普世性角度考虑的[20]。这不仅反映了共和国缔造者吸收外来文化的热情，也展示了他们广阔的胸襟。而将“公元”对应于“A.D.”，将“公元前”对应于“B.C.”，在当时也是合理的。但是，既然目前学术界强调了“基督纪年法”与“公元纪年法”的区别，我们也应该适时地加以改进，将“公元”对应于“C.E”，而将“公元前”对应于“B.C.E”。
收稿日期：2010－10－01
注释：
① 参见http://www.ipetitions.com/petition/bcversusbce/.下载于2008年11月。
② 参见Stanley,Bob,“B.C.and A.D.Versus B.C.E.and C.E.”，1998年10月10日，下载于2009年10月，http://www.thecatholietreasureehest.com/bc.htm。
③ 史学家麦克尼尔说：“BCE和CE也不那么理想，BC和AD也是如此，我更倾向于伊懋可（Mark Elvin）的建议，用‘＋’和‘－’号。但是，出版商并不这么认为。”下载于2009年l0月，http://www.studentsfriend.com/feed/topi11.html。
④ 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可参见Mosshammer,A.A.,The Easter Comput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Er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3～5.
⑤ 参见Declercq,G.,Anno Domini: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Era,Turnhout:Brepols,2000。也可参见瓦里斯的书评介绍，Wallis,Faith,‘Review on Declercq’,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2004.pp.1377～1378.
⑥ 1998年罗伊特说：“其缩写为方言形式，据此可以判断为中世纪之后的产物，但是我未能追溯到它的根源。”Reuter,T., “Medieval:Another Tyrannous Construct?”,in J.L.Nelson ed.,Medieval Polities & Modern Mentalitie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6,p.20,note 4.
⑦ 戴克里先纪年（Dioclesian Epoch,or Epoch of Manyrs）以284年该皇帝登基为起始点。戴克里先之前诸帝自称“元首”（princeps，第一公民的意思），此后则称“主人”（dominus），被认为是帝制的真正开始日期。
⑧ 参见Dionysius Exiguus,Liber De Paschate,in Patrologia Latina,Vol.67,Col.0487A.
⑨ 这就是所谓的“狄奥尼修斯难题”（Dionysian Problem），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可参见Mosshammer,A.A.,The Easter Comput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ristian Er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3～5.
⑩ 关于比德采纳此种纪年法的背景，以及英格兰教会为何最早支持这种纪年法，可参见Declercq,G,2000,pp.175～179。
(11) 参见Poole,R.L.,Chronicles and Annals:A Brief Outline of Their Origin and Growt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6,pp.34～36.近年来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个提法，如Mckitterick,R.,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7～101.但是，Declercq,G.仍然支持伯利的观点，参见氏著，2000,pp.169～175.笔者折中了他们的观点。
(12) 小纪是4世纪君士坦丁改革的产物，于埃及最早推行，每15年公布一次赋税总额，因此是每15年重复一次，以9月1日（拜占庭）或者9月24日（英格兰）或者12月25日（教皇国）为岁首。
(13) 参见Turtledove,H.,ed.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
(14) 参见文后“参考文献”[8](p.39)。另据《德意志文献集成》校注本，至少有三种版本没有这句话，说明当时有不少抄录者认为这句话没有必要。由此可见“世界纪年法”的用途在弱化。作为书名《法兰克人史》最早的版本依据来自7世纪的删节本，而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按照原有书名《历史十书》来称呼它。参见Gregoriii Episcopi turonensis Historiarum,Liber I,48,MGH,SS.Rer.Merov.,p.34.
(15) 参见Lindsay,W.M.ed.,Hispalensis Episcopi Etimologiarum sive Originum,Liberi XX,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Vol.V，xxxix,“De Descriptione Temporum”.
(16) 参见Bedae Venerabilis,“De Temporum Ratione”,in Gales,J.A.ed.,The Complete Works of Venerable Bede,Vol.Ⅵ,London,1843,pp.270～331.另有英译本可参考：Venerable Bede,“The World Chronicle”,in The Reckoning On Computation of Time,trans.by Faith Wallis,Livepool University Press,1999.ch.66,pp.157～238.
(17) 参见“Additamenta ad Chronica Maiora”,ed.by T.Mommsen,Chronica Minora Saec.Ⅳ.Ⅴ.Ⅵ.Ⅶ,Vol.Ⅱ,MGH,蒙森的说明，p.489.
(18) “确实，文艺复兴对年代学的再发现和重新重视，源自于对拜占庭史家所提供形式的不断更新。”参见Johnson,J.W.,“Chronological Writing:Its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in History and Theory,Vol.2,No.2,(1962),p.132.关于“世界纪年法”的流行情况，另请参见Patrides,C.A.,“Renaissance Estimates of the Year of Creation”,i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Vol.26,No.4(Aug.,1963),pp.315～322.
(19) 基督教作家将耶稣诞生之前分成五个时代，相当于人的“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此后至作者当代为第六个时代，相当于“老年期”；至世界终结为第七个时代；第八个时代则为末日审判之后的年代。这种分类法在中世纪编年史中非常流行。
(20) 参见Blome,R.,The Gentlemans Recreation,London:1686,p.202.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1) 参见Blount,C.,Janua Scientiarum,London,1684,p.28.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2) 参见Blount,C.,Janua Scientiarum,London,1684,p.28.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3) 参见Pie,T.,“Epistle Dedicatorie”,in An Houreglass Containing……,London:1597.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4) 参见More,J.,A Tabl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is Day,1593.p.1.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5) 参见Scaliger,J.,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um,Colognia:1729,pp.359～361.对斯卡利格年代学的详细介绍和评述还可参见Grafton,A.,Joseph Scaliger: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93.Grafton,A.,“Joseph Scaliger and Historical Chron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a Discipline”,in History and Theory,Vol.14,No.2,(May,1975),pp.156～185.
(26) 参见Harleston,J.,“To John Swan”,in John Swan,The Standard of Time,London:1656.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7) 参见Tallents,F.,“AdvertISement”,in A View of Universal History,1685.http://eebo.chadwyck.com/home.
(28) 参见[1](p.27，p.378)。但比德也曾使用“建城以来多少年”来记述罗马帝国史事。
(29) 转引自佐藤正幸（Masayuki Sato）“Comparative Ideas of Chronology”,in History and Theory,Vol.30,No.3（Oct.,1991）,pp.275～301。承王晴佳教授介绍这篇文章给我。郭海良教授也引用了这个结论，并认为“公元前”是从17世纪下半叶起得到普遍使用的，参见氏著“基督纪元体系的形成与基督教史学”，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2期（2004年3月），77～84页。安东尼·格拉夫顿引用德国学者的成果，认为最早的公元前纪年出现于1292年士瓦本编年史《时代撷英》（Flores Temporum）,Grafton,A.,1993,p.64,no.9.
(30) Holinshed,R.,ed.,The first [la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e,and Irelande,At London:Imprinted for Iohn Hunne,1577。EEBO,http://eebo.chadwyck.com/home,p.15。1587年再版时曾有删节，本节中作者随后对纪年法的解释即被删节了。目前常见版本是对1587年本加以增订的1807年本。这部史书影响广泛，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不少改编自该书，从而大大扩大了其影响力。
(31) 参见 Camden,W.,Britain,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England,Scotland,and Ireland,and the ilands adioyning,trans,by Philémon Holland,London:Eliot's Court Press,1610,EEBO,http://eebo.chadwyck,com/home,P.487.
(32) 参见前引 Pie,T.,1597,“Epistle Dedicatorie”.
(33) 参见 Ussher,J.,“The Epistle to the Reader”,in The Annals of The World,London,1658,http://eebo.chadwyck,com/home.
(34) 参见 Bodin,J.,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trans,by Beatrice Reynolds,New York:Octagon Books,Inc.,1966,pp.303-330.也可参见厄谢尔前引书信。
(35) Holder,W.,A Discourse concerning time……J.Heptinstall printed,1694.http://eebo.chadwyck.com/home,p.53.
(36) 参见 Allen,T.,A Chain of Scripture Chronology,1659,p.31.http://eebo.chadwyck,com/home.
(37) Strauch,A.,Breviarum chronologicum,London,1704.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370.
(38) 参见 Hearne,T.,Ductor Historicus,or,A Short System of Universal History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at Science,1698,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405.
(39) 参见 Hearne,T.,1698.
(40) 参见 Marshall,B..Tabul? chronologic? …,Oxford,1712.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
(41) 参见 Newton,I.,Sir.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1728.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9.
(42) 参见 Drummond,G.,A Short Treatise of Geography,General and Special,Edinburgh,1714,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p.127～128.
(43) 参见 Prideaux,H.,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Connec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and Neighbouring Nations,London,1716,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p.iii-iv.
(44) 参见 Gordon,G.,An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Astronomy,and Dialing,London,1726.ECCO,Gale Group 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30.
(45) 参见 Brett,T.,A Chronological Essay on the Sacred History,London,1729,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17.
(46) 参见 Brett,T.,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London,1732,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Ⅳ.
(47) 参见 Boswell,J.,A Method of Study,or an Useful Library,London,1738,ECCO,Gale Group 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102.
(48) 最为系统的总结还是 Synkellos,G.,2002,pp.32-35.
(49) 参见 MacKay,A..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berdeen,1800.ECCO,Gale Group,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pp.45～46.
(50) 参见徐光启《新法算书·测食略卷·因食而知日有不同心环第十四》。
(51) 关于清末民初讨论纪年的情况，参见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43～50页。
(52) 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案”，载《政协全书》，下载于2008年5月。http://219.143.243.5:7777/was40/detail? record=2& channelid=38119&presearchword=％28％B1％EA％CC％E2％3D％BC％CD％C4％E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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