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解释力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模式以渐进性为特征，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围绕关于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威胁”还是“机会”的争执一直不绝于耳。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模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在2004年5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所撰写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迅即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这一提法巧妙地回避了“威胁”论和“机会”论的争吵，在全球化背景下试图对中国的改革作出了解释。Joshua Cooper Ramo认为：“北京共识”的特点是不受银行家的意图驱使、切合基本需要并寻求公正及高质量增长的一种发展途径，对要求私有化和自由贸易遵循极为慎重的原则。其内涵是艰苦、主动地创新和实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深思熟虑、不断积聚能量以作手段(如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中国改革以来所坚持的自主创新和独立发展的道路遭受了来自内外的压力和质疑，当今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肯定，但这一共识对中国的改革到底有多大的解释力？是否真如Joshua Cooper Ramo所说的那么乐观？本文拟对此做一些肤浅的探讨，指出“北京共识”对中国改革和转型的解释尚存不足。
一、中国改革的国际化解释：转型的比较分析
“北京共识”的提出首先根源于对中国改革的国际比较分析。与“北京共识”相对，“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旨在针对原已有一定市场基础，但市场体系被扭曲的拉美等国而设计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政策组合。拉美国家除了玻利维亚因为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数量不多和经济总量不大等条件，减少了转型的难度，因而取得成功外，其它国家的改革无一取得成功。相反出现了三次大的经济衰退：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的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及其在整个拉美国家引起的严重衰退。按照设计者的解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其它经济转型国家实施私有化、贸易化和稳定化。通过私有化，促使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贸易化，使转型国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通过稳定化以及实行严格的财政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但当这一模式及其整套政策被应用到东欧和俄罗斯的改革和经济转轨的时候，存在一个与之不相适应的既定前提：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都缺乏市场基础，国有经济几乎遍及了各个领域，而国家行政结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着超强的调控作用。根据“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取消了计划体制，但旧者已逝，新者未莅，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陷入无序之中。由于没有正视俄罗斯农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和社会产品短缺的现实，价格自由化引起了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使私有化证券愈益贬值，市场的混乱和政府能力的削弱为“新俄罗斯贵族”的出现提供了体制真空。前东欧国家的转轨实践也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甚至有的国家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德国。即便按照某些学者的解释，这种转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阵痛后，前途会平坦无垠，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的经济仍然处于恢复之中。这里存在一个很简单的疑问：明明俄罗斯等国家不具备推行“休克疗法”的前提条件，为什么偏偏会相信这种来自西方的教条？潜藏在其中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坚持“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继承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旨在通过经济的自由化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仅仅说到这一点还不够，既然俄罗斯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为什么北约还要东扩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其实此方案在应用于俄罗斯前缺乏科学的论证。其设计者本人萨克斯在1999年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说：“我过去对于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的捷克和1993年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操之过急，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因为自身缺乏转型的科学理论指导，而简单地求助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不对的，政府在推行改革上简单地从一极走向另一极，从中央集权经济走向了自由主义经济。前世界银行行长劳伦斯·萨默斯1992年在中国指出：世界经济总趋势在70—80年代是强调减少政府干预，但在90年代则强调增加政府干预。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1998年的《世界报》载文指出：俄罗斯遭受这场严重挫折并非改革不力，而是西方设计的那套极端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根本不符合俄罗斯国情。
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改革在头20年，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整体综合国力持续攀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00美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比分析从一个层面解释了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正确性，是“北京共识”得到国际认同的逻辑基础。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暴露出一些解释方面的不足。从逻辑上来讲，因为比较方的失败而肯定另外一方的成功，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初级的，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有欠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板块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前者指的是体制内外的“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中。中国的改革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逐步放松管制、积极扶持和享受国民待遇的改革政策，使非国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存量改革”尚处于艰难的时段承担起了经济增长的重任，这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板块，对催生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公有制经济在改革中所作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探索虽然还停留在计划体制的框架内，但在计划外的市场部分的增加，对于激发公有制经济内部活力和增加产品供应的作用不可低估，也为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承担了社会保障等较大的社会成本，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两大板块共同激活了经济的增长。但从改革的历程来看，初始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上。在进入后改革时期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待解的难题。后者指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北京共识”只是认为中国在寻求尽可能的经济增长，但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摆脱短缺经济追求经济增长的渴望使中国的经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另外一条“大跃进”的道路，尤其在初级技术阶段和在国际竞争所处的劣势条件下，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就集中在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和资源的过度消耗上。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外部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扩大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来取得，这不是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其次，“北京共识”对中国改革模式的分析侧重于中国所实施的外交战略。“北京共识”除了涉及经济发展的思想外，更多的篇幅是分析中国的外交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并指出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新安全观”：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只是涉及到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和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北京共识”则几乎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外交战略的成功确实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这是“北京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近几年来，中国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外交，成功地扩大了自身影响力，这是“华盛顿共识”所不具备的特质。但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转型改革的解释是不足的，只是从外部环境上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评价，缺乏对“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差异的详尽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共识”对中国自身的定位和发展状况作出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评价。所以这种提法还不能对中国改革的情况作出真实准确的评价，尚存在一些隐忧。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贝格尔在《远东问题》200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身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也滋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主要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其质量。与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相并列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所以现在对“北京共识”作出乐观的估计还为时过早，这一切取决于中国政府解决改革难题的条件和能力。看来Joshua Cooper Ramo把“北京共识”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品这一认识仍有可商榷之处。
二、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分析
“北京共识”所表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模式是一条区别于“休克疗法”的渐进性改革。目前国内外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Joshua Cooper Ramo也认为中国的改革体现在“独立”、“创新”和“慎重”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与此相反则是“人不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其实改革选择“激进”和“渐进”无所谓好坏之分，关键看改革所具备的条件，所以这两种逻辑不是对立的，都是在阐述一个这样的逻辑：改革是一个不断超越的历史演进过程，改革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取决于阶段性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不是一个晚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分析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简单地从转轨的速度上来区分显然过于肤浅。改革的制度变迁应该取决于政府对改革的价值目标选择、改革的初始条件、历史逻辑等内部因素和其它外部因素。
首先，从价值目标的选择来说，政府的政治价值目标往往统领其它经济社会目标。这符合政党的逻辑，因为任何政党都是不愿意冒着失去政权的风险来推动改革的。所以政府的改革往往会把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从而使改革带有更多的平均主义色彩。中国在经历了1978年以前的几次不成功的改革实践后，社会并未出现什么大的危机，经济增长成为新时期改革目标串中的一个选择，但与此同时，社会的稳定也被决策层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加以重视。1978年前的改革其实已经为新时期的改革提供了某些改革思路，这提醒了主导改革的政府在确定改革的政治目标上不会简单地类似于前苏联，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宪政转轨上。但政治改革确实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在确定经济改革的目标之前，政府对政治价值目标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并从中演绎着两条基本的价值原则：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但俄罗斯从1992年开始的改革把计划体制的弊端统统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因素，而全盘否定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传统。俄罗斯的改革因为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就只能“推倒了重建”。但“北京共识”在对中国改革后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估还没有深入的论证和说明。事实上，尽管政府在推行改革之初把社会公平纳入了自己的价值目标串，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本身就包含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市场所造成的外部性在市场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恶化，双轨制使得权力取得了与资本结合的便捷途径，开放地区的体制优势造成了区域性体制落差的增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阶段性的制度安排既是解决阶段性问题的一个选择，也为下一阶段改革的深入提供了一些参考，使这种制度变迁呈现出层递性特征而不至于从逻辑上出现断裂。中国改革向市场转型的实践为此作了最好的实证和注脚。
其次，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也使中国的改革采取了自身特有的制度变迁模式。中国原有的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不但是国民财政经济收入的主要源头，而且承担着城市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责任，从一开始就对国有企业伤筋动骨会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转而扶持和发展私有部门的经济可以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前的中国农业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城市的工业体制是一种运动性的命令式经济形式，效率不高。因此中国的改革不具备非要改变社会制度的逻辑，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尚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所以，中国的改革体现了自身制度的不断演进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因此否定一定时期的激进式改革也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也会耽误和迟缓中国改革的步伐。按照“木桶原理”的解释，一定时期的改革制度之间需要相互配套，才能取得最大的改革效果。“北京共识”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改革带有一定的激进色彩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但改革总要付出一些代价，重要的是保持在政府和社会所能容许的程度内。在中国的后改革时期，在全面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某些带有行政色彩尚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实行激进式的改革。
再次，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传统来看，简单地抛弃传统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创建和转型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诞生显露了这种新型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转型出现的困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素所致，而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转型还缺乏科学的把握和理性的指导。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后，从中央决策层到地方群众都在逐步形成一种共识，即是告别动乱和阶级斗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对于改革的推进是一股巨大的合力。再则，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于俄罗斯等国家来说要好得多，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危机四伏的程度，这使改革带有主动求变的性质，为发动改革和稳定社会提供了很好的保证。原有计划体制内的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在重新塑造自己的作用和功能上还要在一段时期内借助于原有的躯壳来实现角色转换，政企分开还需要一个逐步的转化过程。
最后，市场化改革的成就和世界贸易一体化是中国选择加快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外部因素。“北京共识”分析到了中国在开展外部经济交往时所注重的独立和安全因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但中国在如何应对外部挑战和如何融入全球化方面，“北京共识”尚未给我们提供确定的答案。中国需要合理的自我定位，在不断解决好国内问题的同时，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才能逐步赢得自身的优势，确立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面临外来的干扰和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时，务必在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做到游刃有余。
三、几点结论
1.“北京共识”与中国后改革时期的价值目标定位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临界点，其核心是如何保证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防止权力和资本的联结和扩张。中国特定的改革路径安排决定了后改革时期是一个高成本阶段，如何化解尚未解决的矛盾和新出现的矛盾，“北京共识”目前尚不能解决和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改革需要新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应该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社会发展的目标不能简单地以GDP指标作为唯一的评估指标。在后改革时期，中国面临的难度会逐日增加，要同时直面转轨和发展的两大挑战。其应有的基本价值包括：社会公平性(在保证社会公正的基础上保持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改革的人本性(消除特权性阶层和非法性获利阶层)，发展的可持续性。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目标，正是“北京共识”要努力的方向。
2.“北京共识”与外部挑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业已破产的“华盛顿共识”而言。美国政府在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时，其实美国国内并不迷信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往往大行其道。“华盛顿共识”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但简单地否定“华盛顿共识”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实际上选择一种改革模式无所谓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如何保证切合本国的实际和有效推进改革。“华盛顿共识”更强调的是市场体制的目标要求，而“北京共识”更侧重于市场体制的构建。因此，合理地吸取“华盛顿共识”中合理的因素，对于促进“北京共识”的发展和理论成熟是大有裨益的。除此之外，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一些纠正，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的影响。它不但关注增长，而且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表明“华盛顿共识”本来就缺乏科学性和完整性。但是从总体上说来，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和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后华盛顿共识”都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对象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改革的国际性影响，“北京共识”自然成为了转型研究的实证记录和最好版本。
“北京共识”同样面临着“新德里共识”的挑战。印度相对于中国，具有在软件开发、人口年龄结构、市场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优势，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共识”在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整体性解释上还远远不够，理论尚不成熟。在国际社会普遍的赞誉面前，中国需要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应对外部挑战时如何实现“双赢”是“北京共识”存在的一个重要支点，“北京共识”是否真如Joshua Cooper Ramo等所言成为国际社会认可中国软势力的一个标志？在西方“冷战”思维挥之不去的新千年，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3.“北京共识”与国际转型的理论诉求
“北京共识”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改革的烙印。所以把中国的改革模式照搬到俄罗斯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中国的经济转轨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独立和创新是这一模式的精髓。其中的关键不是中国的改革拒绝市场化的改革，而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仔细分析、慎重选择。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兼容，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北京共识”之所以吸引国际目光是因为中国正以自身模式的示范作用、日益增加的经济影响力、对自身民族利益的安全性保护而不屈从外部势力赢得了国际尊重。但必须清楚的一点是，“北京共识”的提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但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理论概括还刚刚开始。“北京共识”并不是医治转型国家的唯一良药，但却给发展中国家以启示：任何国家在自主、独立和创新的基础上都可以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到西方经济学那里去寻找改革和转型的理论教条。这一结论就是唯一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理论意义了。事实上，“北京共识”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取其它模式的合理因子，才能真正使“北京共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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