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92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言：“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既学而未尝知学者也。”[1]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在学理上应该是一致的，本无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之分，只能说图书馆学研究在中国，本文正是在这个含义上使用中国现代图书馆学这个概念的。在迈向21世纪之时，回首百年来图书馆学研究在中国走过的曲折历程，钩沉史实，阐发学理，不无裨益。
1 中国图书馆学分期
1.1 现存之观点：社会分期与学术分期之混淆
对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仍处于探索之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杨建东、罗德运的四分法。①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认为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随着目录的产生而产生的图书分类体系。西汉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清代学者周永年撰成《儒藏说》，主张图书公藏公用的思想，这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孕育着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过程。②中国图书馆学萌芽时期：认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③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图书馆学者在图书馆活动实践中认识了近代图书馆学。1917～1927年的“新图书馆运动”，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0年3月，武昌文华大学以图书馆学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兴起，标志着近代图书馆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④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2]
●宓浩认为，清以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时期；1949年以前是创建时期；1949年以后是发展时期。[3]
●黄宗忠认为，中外图书馆学史的分期应采用同一标准，即将殷代到19世纪初这段时间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将19世纪中叶开始到本世纪40年代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杜定友；将新中国成立以后视为中国图书馆学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4]
●石呈祥将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 即第一时期为萌芽时期，从殷代开始止于20世纪初；第二时期为建立时期，处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第三时期为发展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第四时期为逐渐成熟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5]
●谢灼华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经历了4个阶段， 即汉魏六朝酝酿期，隋唐五代形成期，宋元体系建立期，明清体系完善期。20世纪后进入近代图书馆学。[6]
●周文骏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从什么时期开始很难确定，但可以把本世纪20年代视为建立期，1949年以后视为发展时期。[7]
●况能富认为，中国的12世纪和欧洲的17世纪是图书馆学的奠定时期，而中国图书馆学的奠定者应是程俱和郑樵。[8]
●石梅认为，大约自先秦至本世纪20年代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至1949年为中国图书馆学建立时期。[9]
以上种种观点的共同点是：以社会政治分期混淆于学术分期。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指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外来思想的冲击所产生的文化震荡，中国图书馆学衍生的新规范、新方向和新研究领域。因此，它不单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无法精确到1949年这样的以年为单位来讨论，更无法全由政治和社会分期来替代。
1.2 二分法：以学科自觉为分期标准
史学界通常把1840年以前称为古代，把1840～1911年称为近代，把1949年以后作为当代。以这种划分作为学术史和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并不恰当。文化的嬗变比政治事变要宽泛得多，也深刻得多，历史延伸度也很长，学术蜕分，也是一个思潮递嬗和历史衍化的过程。以政治事变、社会变迁来例同学术文化的变化，反映不出学术文化本身的变化的特殊发展规律。中国治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学者，每困于在研究中难于有所突破，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就与以社会分期来例同于学术断限有很大关系。分期不明，将学术混同于政治， 不可能正确评价学者们的学术创获。[10]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分期的8种观点，简而言之是三分法， 即把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两个事变作为划分依据，而不是将中国图书馆学的内在学理变迁作为依据，因此对分期问题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我们认为，应以学科自觉作为划分学术史的标准。刘梦溪认为：现代学术的奠立，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①学者的思想自由。②以学术独立为目标。③在研究方法上尽量吸收新的观念，能够与20世纪前后的世界学术文化对话交流。[11]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与现代图书馆学。时间断限为20年代。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不仅是个时间概念，更属于学术类型范畴，它是指从传统中国文史哲（国学）中独立出来的、吸收了西方图书馆学的概念和方法、有自己独立学术品格的一门学科。它和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一样源于中国古代学术，但并不等于经学、子学。
2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
2.1 西学东渐
钱穆云：“盖自前清道、咸以来，外侮日逼。当时士大夫鉴与国势之不振，已渐有求通洋务之说。其先特注意于船码之仿造，以谓西人胜我者，坚甲利兵而已耳。其次则翻译格致实学。……洎夫民国创建，而政象杌陧，国运依然，乃进而谋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蕲夫一切之改造，始专意为西方思想之输入。”[12]西方先进国家的图书馆在开启民智上的巨大作用，早期改良派是给了相当重视的。以曾国藩、贺长龄、淘澍、魏源为经世致用代表的著名湖南士大夫集团，以林则徐、龚自珍、刘逢禄为代表的北京官员与知识分子集团，以郭嵩焘，王韬为代表的旅欧亲身接触西方文化的人士和来自中国沿海的一大批与西方文化接触较多的敏感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94年，《教育世界》第62期有《拟设简便图书馆》一文；1902年罗振玉奏请全国普遍设立公共图书馆；1896年，梁启超拟定《西学书目表》；1902年，徐树兰创立私立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1904年，第一所官办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建立。柴纯青认为：“这些都代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从思想到行动付诸实践的巨大转折，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成为可能。”[13]
早期改良派把图书馆作为“教育救国”的工具。王韬认为“不佞尝见欧洲各国藏书之库如林缥函绿绨，几乎连屋充栋，怀铅椠而入稽考者，口案相传，此学之日盛也。”[14]郑观应则指出：“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大也，博学之津也”。如此，“曰将月就，我中华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兄出于九洲万国之上者。”[15]后来，徐树兰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漏，”因而捐建“古越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造就人才之一助。”[16]
维新派把图书馆作为倡导维新，宣传变法的工具，同时又是变法的内容。康有为上书在州县、乡镇皆设藏书楼。孙家鼐、李端芬奏请变法，皆将建藏书楼列为第一条。梁启超，汪康年则在《时务报》上声言“书籍馆”是兴国的三大盛举之一。
在此背景下，一群中国学人负笈西游，修读图书馆学，带回了先进的图书馆学知识。自1917年春至1927年掀起了创办美式现代图书馆的“新图书馆运动”。1920年3月，沈祖荣、胡庆生、韦隶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创办了《图书馆学季刊》。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杨昭哲、杜定友、袁同礼、洪有丰、刘国钧、李小缘等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出版了以《图书馆学》（杨昭哲，1923年，商务印书馆）、《图书馆通论》（杜定友，1925年）、《图书馆要旨》（1934年，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一大批图书馆学著作。西学东渐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完全有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
2.2 旧学新知
文字的发明使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为没有脱离载体的文字记录。有文献，就可能有文献工作，有文献工作，就可能有图书馆（广义的）活动，有图书馆活动，就可能有思想之萌芽。中国古代自先秦就有零星之记录反映片段图书馆工作思想。春秋时孔子提到“文献”，汉代刘向、刘歆之《别录》、《七略》和班固的《汉志》是两汉政府图书馆发展的成果。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改刘氏“六分”为“四部”，到东晋李充确定四部顺序；而宋秘书丞王检又别撰《七志》；齐秘书监谢胐等否定七分再造四部，到唐时，《隋志》“经史子集”四部体系再次确定下来。宋程俱撰《麟台故事》，郑樵的《通志 校雠略》乃集大成之著。到清汉学复兴，考据之风大兴，集版本、目录于一体的校雠学遂以独立学科出现。
面对非常丰富的传统图书馆学思想，如何继承之，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发掘出现代图书馆学的本土源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使之易于在中国得到广泛承认，另一方面使它与文史传统一脉相承有利于使之得到丰富营养并可提升其学术地位。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有一显著特点，即整体性。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图书学、藏书学和文献学交织在一起，给后来的图书馆学家们带来了不少困难。
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们，素有家学传承，大多深谙旧学，又有西方新学之助。在对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挖掘、整理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中国书史研究方面有：马衡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1926），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姚士鳖的《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1928），李文绮的《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1929），邢云林的《中国杂志史简述》（1931），余嘉锡的《书籍制度补考》（1935），陈彬和查猛济的《中国书史》（1935），陈登原的《典籍集散考》，等等。这些著作都在广泛开拓、深入探索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图书分类学方面有：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刘国钧的《四库分类研究》，蒋元卿的《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叶仲经的《中国目录分类学史》，白丁的《七略四部之沿革》，等等。
●在目录学方面有：容肇祖的《中国目录学大纲》（1928），姚名达的《目录学史》，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
●在校雠学与版本学方面有：胡朴安的《古书校读法》（1925），杜定友的《校雠新义》（1930），蒋元卿的《校雠学史》，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等等。
从以上挂—漏万的列举中，不难看出，第一、第二代图书馆学家们在继承传统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即他们使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建立在更为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西学东渐主要贡献是输入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理念。然后以这些东西整理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有继承，有发展，有扬弃，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自己的整体研究范式，树立了独特的学术品格，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的地位。
3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式
库恩（Thomas Kul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 “范式”（paradigm）有两个基本含义：①它代表—特定社群的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等构成的整体。②它指涉那一整体中的一种元素，就是具体的问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或范例，可以替代规则作为常态科学其他迷题的解答基础。[17]范式有两个基本特征：①研究人员有着空前的成就，因此能自敌对学派中脱颖而出，吸引一批研究人员跟着研究。②研究成果中发现许多问题能让追随者持续研究。[18]
如果由库恩所描述的范式与学科自觉度、成熟度的关系，来反观20年代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期，那么有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①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有哪些范式？②这些范式与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学科自觉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3.1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范式
李小缘云：“吾国图书事业，发轫最早，老氏掌柱下，为藏书最早之职官。刘向校书天禄阁，乃校雠之滥觞。周之外史，秦之兰台，汉之白虎东观，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秘阁，明之南雍，清之四库馆阁，此国家代有图书馆之征也。”[19]然古之封建帝王之藏书馆阁重在保存图书，到20年代对于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才达成共识。
李小缘又云：“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也。”[20]
刘国钧认为：“图书馆在教育上的价值有时竟过于学校。”因为“学校之教育，止于在校之人数，图书馆之教育，则遍于社会，学校之教育，迄于毕业之年，图书馆之教育则无年数之限制；学校之教育，有规定课程之限制，而图书馆之教育则可涉及一切人类所应有之知识；学校之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教育则为常识之源泉，”而“社会之人，在学校者少。人之一生，在学校时少，然则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21]
杜定友认为：“图书馆学所以能成为科学，是因为图书馆现在已成为一种活的教育机关，好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样。”[22]
沈祖荣认为，图书馆事业“乃教育文化之枢纽”，“图书馆之作用，系补学校教育所不及，养成乐于读书之习惯，为改良社会之利器，即人民对于图书馆如布帛粟菽，不可须臾离也。”“唯有透过理智，使民众真正认识个人与国家是确实的关系，亡国奴何以不可为，怎样才不致亡国，图书馆就是培养理智的永久而活动的教育机关。”[23]
罗列再多的资料已无必要，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范式在20年代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形成时期已经确立。这个范式的出发点是图书馆本身。图书馆被视为一个定义明确的社会教育机构，图书馆有文献、组织、知识属性（intellectual properties）作为工具来发挥其作用。 在这个范式中，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馆藏，让大众使用。所有的搜集、组织、馆藏管理与提供使用都是为了基本的功能，并为图书馆学的研究与教育提供概念架构。
3.2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形成
把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成为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共同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是形成研究范式的基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包括：
3.2.1 对基本概念与学科体系达成共识
基本概念的创建有两个途径，一是借用传统概念，同时又要理清新旧概念之别。如刘国钧对“书目、书志、图书馆目录”的区分和厘定就属此类工作。
在20年代前后出现了两部图书馆学代表著作，一是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在本书中，刘先生提出了“要素说”。此书中给出的体系安排之影响是深运的。金恩辉在1982年写给彭修义的信中说：“一直对目前本学科基础理论（如《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学概论》之类）有某种不满足之感。哲学、经济学、文学、语言学等固然都是各科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其基础理论却并不是各该学科的每个具体实际工作环节的简单介绍；而图书馆学这门可以包罗万象的学问，至今仍然是图书馆各项工作环节的几块‘压缩饼干’。”[24]这种“压缩饼干”式体系的源头就是“要素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范式的力量。
3.2.2 学术团体、学术期刊的创立 1925年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年1月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第一次年会，1934 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第二次年会。
自1929年创办《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以来，到1936年已有《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读书月刊》、《图书季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季刊》等24种图书馆学杂志。[25]随着专著的问世、团体的成立和期刊的传播，一代学人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绩，在世界图书馆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3.2.3 专业教育的开展
专业教育的开展对于一个学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专业教育，就无法形成一支从事理论研究的队伍，也无法培养出专业水准的工作人员，整个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必然受到影响。这也是学科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外，还有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另外还有中等教育及在职培训。
总之，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在本世纪20年代左右经由西学东渐、继承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范式，使交织在传统国学内的古代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从中独立出来，与欧美图书馆学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与学术品格，进入学科自觉时代——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已初步确立。
收稿日期：1999—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