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连材上书与维新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寇连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3—0058—06
1896年3月，身为太监的寇连材给朝廷递交了一份建议书， 之后遭“家法”核准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曾经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查看寇连材上书的全文，还有与上书相关的、文章之外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求证，这样做可以对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有进一步的认识。①
一 确定寇连材上书言论的关键部分
寇连材上书的内容是按照10条分别进行阐述的。② 笔者认为， 如果从上书言论关键部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么这个关键部分，应该是第10条的内容。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论证我们的问题，有必要把第10条的内容引录出来。第10条是这样说的：
我国现今无嗣，就此可选天下文武兼全、才学广大者过继，不可按亲友过继。天下之人均有天分，有才即有分。以此安民，即尊覃之道。自后国家再嗣者，均按才袭，有才准袭，无才不准封为王位。如选国嗣之，宜各村按十户选一归营，营选一再归县，选一再归省，选一由省归京。圣上亲自目看，按选一人做嗣。天下人等，前有利之贪，后有天分之贪，天下国号“大清”二字万无一失，永享太平永世在。日后不拘何人坐皇帝之位，永是大清之后代也。
这段文字里面有三处需要特别说明一下。1.“以此安民，即尊覃之道”一句中的“覃”字，很可能应该写作“禅”字。这样“尊禅”也就是推崇禅让的意思，而选嗣也就和禅让相呼应了；2.“如选国嗣之”的意思，指如果挑选国嗣的话。“国嗣”是时人已在使用的词汇；3.“各村按十户选一归营，营选一再归县”后面的“选一再归省，选一由省归京”，两个“选”字前分别漏写了“县”字和“省”字。就是说寇连材认为选嗣的程序应该是户、营、县、省、京。
1896年3月29日，寇连材在菜市口被公开斩首处决。 距离寇连材死难日期比较近一些的私人笔记材料，主要有文廷式的《闻尘偶记》、梁济的《感叩山房日记》和梁启超的《烈宦寇连材传》。③ 这三种资料对于寇连材上书绝大部分内容的记述，纯粹是属于道听途说来的，都对第10条这个有关嗣位的问题一致反映出来：
请建储[2](p24)；
末条有选贤德者禅让大位语[3](p13)；
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4](p111)。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朝廷并没有敢把寇连材的上书材料公布出去，也就是不敢让人们知道寇连材在上书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日记很能说明问题。王文韶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96年4月8日）的记事有：“本月十六日有奏事太监寇联才条陈十事，奉旨即行正法，究不知所言何事也？前日闻之裕寿帅云。”[5] 这就是说，皇宫里发生的这件太监上书的事，王文韶本人还是从裕寿那里听说来的。我们再查看二月二十三日（4月5日）王文韶的日记，里面写着：“福州将军裕寿帅陛见出京，在萨宝实码头恭请圣安，旋彼此往来，述都门近状甚悉，相对欷歔，杞人之忧何极。”[5] 可见十六日的事，王文韶在二十三日，也就是过了7天以后才知道。连军机大臣对于寇连材“条陈十事”这件事都是“闻之”他人，更何况传播信息的裕寿也对“条陈”的内容“不知所言何事”，显然，当时能够详细知道寇连材上书“所言何事”的人屈指可数。翁同和这位皇帝的老师对寇连材这件事都不大清楚，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翁同和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3月30日）的日记里有记录：“闻昨日有内监寇万才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6] 寇连材这件事翁同和是听来的不算，连名字都误传为“万才”了，甚至被处决的原因是属于盗窃罪，还是属于上书言事罪，都“未得其详”。与以上的这种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从文廷式、梁济和梁启超三家的记载中可以判断出，因为寇连材上书材料没有被毁掉，所以还是越出宫墙，流入社会。当然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又在于，在寇连材上书材料里的一些内容逐渐向社会上流传扩散的过程中，我们一再强调的那个第10条，无论是它的针对着嗣位问题的重要内容，还是它在原件当中的排列次序，竟都没有被传误。可以证明，寇连材上书在紫禁城内引发出一场大风波的，正是第10条里的言论。
虽然文廷式、梁济和梁启超等人没有亲眼看到过录有寇连材上书全部内容的文字材料，但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还是有人确实读阅到了寇连材的上书材料。孙宝瑄就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之一。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
是日始见宦者寇连材所上之书，分十余款，末款有云：请国家选嗣不以亲族而以才德，先令天下府县各公举，然后择定一人，使为国嗣。[7]
这里足以说明，寇连材上书材料第10条的内容给世人的触动太深刻了。
二 上书言论关键部分的思想来源
光绪帝是由慈禧太后一手导演承袭了皇位的，早在光绪初年，政府官员们对慈禧以垂帘听政“母后”的身份在嗣位皇帝名分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反响就已经很大了。1879年吏部主事吴可读的尸谏事件，曾让慈禧非常难堪，当时她以“以死建言，孤忠可悯”[8](p222) 搪塞过去。但寇连材上书材料的第10条，远远超出了10多年前吴可读尸谏奏折当中当权者还能够允许的范围，它强烈要求今后皇位“不可按亲友过继”，应该变更为“选天下文武兼全、才学广大者过继”，这正击中了慈禧太后处心积虑控制皇权的要害。仅仅就是这一点，就足以触怒慈禧，置寇连材于死地。
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分析的话，寇连材上书材料第10条明显地反映出两个重点：1.皇位面前人人平等。“坐皇帝之位”的人，应该“不拘何人”，“天下之人均有天分”，只要是“文武兼全、才学广大”的，那么，“有才即有分”。这实际上已经带有君权并非神授的意思了；2.民众可以参与建储。实行禅让制，嗣位废除“亲友过继”，原则上“均按才袭”。选嗣的具体办法是先在全国范围内由户、营、县、省、京逐级选拔，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这又直接触及到了极其敏感的政体，特别是国家最高权力问题。
从皇位面前人人平等方面来说，所谓“天分”，也就是天赋。“天下之人均有天分”，可以说是在呼吁应当承认每个人有天赋价值；皇位“均按才袭”，“有才即有分”，进一步地提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在这里，显然就隐含有朴素的人权观念。再从民众可以参与建储方面来看，实行颇具古代民主遗风的禅让制，继任人通过民选的方式产生，这意味着继任人的确定条件，必须是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进一步分析，人选虽说在名义上还需要由皇帝做出裁决④，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选都代表了民众的意图，因此，随着当选者的继位，势必会出现国家最高权力将逐步被民众掌握的趋势。换一个角度来分析，皇帝既然可以由民众的意图而易姓，那么国家最高权力也就未必能够“永世”属于爱新觉罗家族了，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满洲贵族控制下的国家最高权力的转移。可见，如果同意让民众推选皇帝的话，它的后果非常明了：“大清”虽然还能所谓的“永世在”，却不过只是架着一个空国号而已。我们应当承认，这里面事实上已经流露出朴素的民权意识。
寇连材以民主的、非暴力的禅让制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要求，在当时来看，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反映了寇连材的理想寄托和对世袭制“家天下”的抨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蔑视了皇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这对于打破封建统治，倡兴民权，意义重大。
人们可能要有疑问：寇连材的这种思想不可能从西学接受过来，而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没有西方的人权思想，那么，它又是来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的几个方面作以探讨。
第一，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可以说是最早的理论代表。特别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宏论，作为儒家民本思想的名言，在华夏大地上世代相传。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孟子着眼于道德方面，用“人人有贵于己者”，深刻指出了人人都有他生来的价值。而孟子民主思想当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把禅让学说与民本思想结合成为一体。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9] 如果把寇连材上书材料第10条与孟子的这些话相对照，真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再看孟子说的“舜发于畎亩之中”[10] 这句话，又和寇连材上书材料第10条里的皇储可以在平民百姓中间产生出来的观点，似乎找得出双方在启下承上方面的内在联系。青少年时代的寇连材，“念过几年书，是乡下能识多字的人”[3](p13)，可能接触过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孟子》，因为这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必读的教材，自然他有可能借助孟子围绕禅让制的评说，就现实政治问题加以一定程度上的发挥，创造出类似于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
第二，在寇连材上书以前，除了革命派公开要推翻帝制之外，其他的任何政治派别还没有人敢提出像寇连材上书第10条那样激进的政治要求的。1895年3月18日的《德臣西报》，曾经针对着革命派预谋发动广州起义一事臆造说，起义者的政治目标，不过是想把清朝的皇帝改换成“出自哪一个古老家庭”的人。[11](p64) 这种离奇的改换皇帝说，寇连材根本不可能从报纸上得知。广州起义夭折于1895年的10月间，当时清政府悬重赏缉拿“首犯”孙中山，反倒促成了人们对发生过广州起义这件事的家喻户晓。孙中山在回忆这次起义的时候有过一段话：“当初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2](p199) 这里反映出，那个时期给人们普遍的印象是，1895年广州起义同以往一样，是一次想要换君改朝的举动。由此看来，改换皇帝说是不是也就掺杂进了传闻里面呢？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大概寇连材也就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了。另外，还有一件不容忽略的事，寇连材上书前后，街谈巷议当中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心内容是说，慈禧太后有了废掉光绪帝的意向。比如，张謇在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1896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闻慈宁为毅庙立端王之孙溥伦为子。”[13] “慈宁”指的是慈禧太后，“毅庙”是指同治帝。为同治帝立子，很显然就是废帝阴谋的一个关键性的征兆。如果这条立子——废帝的传闻在寇连材上书以前就已经存在着，那么，寇连材上书材料第10条在某种程度上大概也带有些以“禅让”反对“立子”的倾向了。
第三，寇连材上书前的1895年，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和严复都系统、全面地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康有为的是《公车上书》等三件奏折。其中《公车上书》的影响最广泛，《上清帝第三书》深得光绪帝赏识。康有为的奏折建议创设议院，要求“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寇连材也有可能借鉴了康有为提出的这种由地方民选议郎的办法，并且又把它改换成了逐级民选皇储的新内容。严复的变法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在天津《直报》上刊登的4篇论文里。 《原强》应该说是最主要的，它全面地体现出严复本人的维新思想。《辟韩》的特点很明显——反对专制、提倡民权的言辞最激进。如果把寇连材上书第10条与《辟韩》对照，可以发现，《辟韩》评论到的，如社会当中全部的“民”，都是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14](p33) 的内容。这同样可以衍生出寇连材上书中要求的选天下有才之人继位的观点。
三 上书材料包含的整体思想
寇连材上书的1896年，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重要历史时期。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一个反抗外侮的爱国怒潮，维新思潮也在迅速地发展。维新思潮是以1895年《公车上书》为契机，从勃兴，到1897年和1898年形成高潮。当然，它在《公车上书》以前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雏形，这就是19世纪60至90年代间的早期维新思潮。这里需要我们确认维新思潮的核心点，它应当是兴民权。戊戌变法的前夜，维新人士已经很尖锐地指出“君权日益重，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5](p460)，并且他们又反复地强调，“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16]，于是“方今急务，在兴民权”[17]、“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18](p548) 等呼声激烈震动着朝野。而张之洞敌视“愤世嫉俗”的维新派“倡为民权之议”，抛出《劝学篇》相攻讦：“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9](p219) 恰恰又从反面证明了维新思潮的关键所在。进一步说，围绕着其核心点兴民权，维新思潮的其他思想要素可以分别归纳到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维新派在他们所提出的“变法之本”方面，重点是主张变官制、去隔绝以及废科举、开学校。查看寇连材上书材料的另外9条内容，也含有维新思潮的思想要素， 而且也非常明显地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再把这些内容与《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和《原强》的有关论述，作一个综合性的比较。⑤
（一）变官制。“变法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1](p21) 《公车上书》披露的现实社会问题很尖锐，它指出，“而今官制太冗，俸禄太薄”，认为如果能够采取“裁汰”那些“额外冗官”和“各营一职，不得兼官”等具体措施，也就是通过“以彼冗糜，增此廪禄”，是完全可以提高官员们的薪俸的。这件奏折还强调说，“令其达官有以为舆马傔从之费，而后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为仰事俯蓄之用，而后可责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禄之田，既体群臣，庶多廉吏”。它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即高薪养廉。
寇连材的上书材料也指出，“为官不忠，竟系养廉甚薄之故”。所谓“不忠”，这里指身为政府官员反而利用手中的职权搞贪污活动，是对朝廷的“不忠”。可是如果追究起为什么竟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来，那还是官员的薪俸太少了。于是寇连材上书材料就提出，各级政府机构里的官员，“均宜三年一任，不宜连任”，可见无职位人员得到任职的机会多了，这同样也是减少冗员的一种措施。至于说“三年一任”这个具体办法，很有可能是由《尚书·舜典》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转化来的。寇连材上书材料还建议，“天下王公、文武各员，均按品级赏食”，认为，如果能用赏赐的办法给官员们丰厚的物质待遇，官员们一旦得到了“利”，自然也就会“见利而不见害”了。
（二）去隔绝。《公车上书》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症是“壅塞”，强调是它造成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于是就提出应该设置议郎，“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必须广开言路，“准百僚奏事”；实际执掌乡治的知县，他们的官阶可以“升为四品”等等。可以看出，这些要求侧重于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通下情的目的。
寇连材上书材料在这个问题上的要求也很强烈。它主张在“官查民”的同时，也必须有“民查官”的相应手段，又建议对“查”应该实行一种奖赏政策，特别是还把提出的“查出有品之员不法，赏银千两”这个具体办法列在了首位。这就说明，上书材料并不是仅仅呼吁官与民要互相监督，它重点还是希望能够允许平民百姓参与整顿腐败的吏治，提高下层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至于怎样使下情上达，寇连材认为：一是要“天下官、民等，准其京官代奏”；二是应该“京官调外官，外官调京官，内外一气”。这实际上就是提出，要采取或者代奏、或者互调的方式，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使下情得以上达。
（三）废科举，开学校。《公车上书》提到了“改武科为艺科”，要求废除武科考试，可是对于文科，它却采取了仍然还可以保留下去的态度。《原强》在这个方面要比《公车上书》深入得多，它主张“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另立选举之法，另开用人之途”，明确提出废除文科考试的要求。寇连材更是彻底主张“文武场宜撤”，建议“别开”的“用人之途”，官吏必须“由学中挑选”。而挑选官吏的具体办法又是，学生“十五岁考等次一、二、三等”，这以后“再学五年”，经过教育培养，最后还需要“再挑选”。这说明寇连材主要是想用挑选法代替科举制。
《公车上书》还提出，应该让“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建议可以用官方的名义筹募一些经费，在“乡落咸设学塾”，利用各种条件使“人人皆得入学”。寇连材上书材料也要求在全国各地“设立官学教人院”，而且是“不拘男女，均十岁入学”，还建议可以采用“半日习文，半日习武”的方式。我们从“入学”要“不拘男女”内容可以看出来，寇连材不是把目光仅停留在让平民百姓能够获得教育的权力这一点上，重要的是，他要求妇女能有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力，这样一来，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进一步说，既然在入校就学方面男女可以平等了，而且官吏又是“由学中挑选”，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妇女将会有担任政府官员的机会。从思想观念不断演进的角度来观察，维新派是在寇连材死后才提出了在教育方面男女平等主张的⑥。因此可以说，寇连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女童有权力受教育的人，还是在太平天国之后，首次公开呼吁男女平等的人。当然，寇连材还不能提出如“开艺学”、“讲西学”这类顺应时代潮流的具体教育内容，其原因就在于，寇连材在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等方面，都远远逊色于维新派当中那些有科举功名或是出洋留过学的人士。
在社会风俗方面，《原强》认为，当时救国的根本方法之一是“鼓民力”，所谓鼓民力，就是禁止鸦片和禁止缠足。这篇文章指出，如果这两件事不及早处置的话，那么“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寇连材的上书材料也指出，鸦片“是中国之大患”，特别强调必须将鸦片清除。与此同时，上书材料还呼吁今后“女不准踹脚”。这个“踹”字，可能是带有“缠”的意思或者就是“缠”字的笔误。所以，寇连材是主张禁止鸦片和禁止缠足的。
维新思潮还有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从寇连材上书材料来看，这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比如，《公车上书》提出了“富国”六法，也就是围绕着钞法、铁路、机器、轮船、矿务、铸银、邮政这六项，分别进行了论证。当然这些又都是借鉴并且采用了西方财政上开源的办法。寇连材上书材料的富国之法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统一货币，以利流通。上书材料提出“撤各处钱铺，不准出票”，主张废掉当十钱，建议由国家“设一官票局”，“以纸贯通天下”。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它无非是在照搬封建王朝久已实施过的理财措施。另一个是发展采矿业。上书材料要求“各省金银各矿以及各处出产，均宜开采”。这当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措施，只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用什么手段去开采。
《公车上书》提出有“养民”四法，这是分别围绕着务农、劝工、惠商和恤穷来谈的，它的重点是要“采西学”发展资本主义。寇连材上书材料的养民之策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要多修工，言外之意，也就是让更多的平民百姓能以力获食。二是主张轻赋税，上书材料建议裁撤全国地丁税务、各地产品税、各地厘金局以及各税官。三是主张惠矿产，上书材料提出对于开采出来的各种矿产品，国家只应该对金和银提成，而“余者不提”。矿产品是工业的原料和燃料。如果像寇连材上书材料提出来的，也就是必须制造出中国自己的枪炮军器、坚轻战船，取代了从国外购买来的“洋军器”，那么不用说“非铁不成，非煤不济”[22](p49)。我们还应该看到，对矿产品实行优惠政策，会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寇连材上书中反对在中国建造铁路和使用“洋军器”。这说明，寇连材存有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心理。如何认识寇连材思想中敌视“洋器”与倾向民主之间的矛盾现象呢？我看不妨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分析。
首先，寇连材出身贫苦，对民间的怨情自然非常了解。他的家乡，是京畿地区的昌平。虽然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修筑成的铁路也仅有两条（一在台湾，另一条就在京畿一带，是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但是却引出了四起的谣言，“民间因立限迁坟，百姓呈诉有二、三百起之多，呈词中坟墓在千起以上”[23](p227)。这些“传闻失实之事”，对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来说，的确“危言耸听”，它不能不使寇连材的情感从怜惜家乡父老的角度，很快又延伸到了怜惜铁路沿线居民百姓的范围。恐怕这就是寇连材反对建铁路的重要心理因素。“洋军器”又给时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洋务派用它装备了清军几十年，清军却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一败涂地。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人们对洋务活动失望了，斥责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人误国的声势越来越大，这同样也会深深地影响着寇连材的思想。需要指出，寇连材提出的是本国武器“造妥”以后，“洋军器宜撤”，这说明其重点是在强调中国必须自己制造武器。可见寇连材反对使用“洋军器”的主要思想因素，是对洋务运动似乎并没有带来“强兵”这个预期效果的不满。
其次，在19世纪90年代，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没有出路。因此，甲午战争后的思想领域里，仿效西方政治制度的意识已经超越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观念。“百日维新”前洋务派与维新派在民权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将时人面对现实所产生的政治变法与经济变法何者为先的思想认识差距，暴露的是最清楚的。寇连材无党无派，说他是维新派或者是帝党，当然都不符合事实。尽管如此，从寇连材上书材料当中所提出的禅让皇位，民选皇储；官民并查，代奏民情；废除科举，学中选官；男女同学，女不缠足等绝大部分内容来看，都反映出寇连材个人思想的主线是民主意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寇连材上书材料思想的主流是倾向于维新的。至少可以说，它与维新派的思想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四 余论
综观历史，“太监”这个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产物，也形成了一个最特殊的阶层。他们一方面“声荣无晖于门阀”[24]，一方面又是皇帝的家奴。他们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又经常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太监有多方面的人格扭曲：作为自然人，涉及成为变性人；作为社会人，涉及为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甘愿以此为生活出路。他们在扭曲的状态下生存，媚主获荣得到权势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是备受凌辱欺压。清朝明文规定太监不准干预朝政，使太监的社会政治地位更加低下。在长期的专制淫威压抑下，太监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对政治已经麻木不仁，实际上就是所谓“愚民”当中的最愚者了。
处在君主专制政体行将崩溃的历史时代，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步走向解放，反专制、吁民权成为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向，这是历史的必然。生活在最高权力者身边，经常耳闻最新政治信息的太监阶层，这时候也就不可能再完完全全地置身于政治圈外了。寇连材正是他们当中勇猛冲杀出来的斗士。作为封建阶级的成员，寇连材的思想正代表了他所属阶级中倾向于维新的那部分人。可以说，寇连材是维新思想影响下的民智渐开者，是维新派的同路人。
寇连材的死难引起知识界“纷纷议论，谓上不能纳谏，诛戮忠直，至于惋惜悲愤，喧传其美”[3](p13)。正是因为寇连材的上书材料在思想上有与维新派共鸣之处，所以寇连材冒死上书的烈迹，被维新派赞誉为：“以兴新法，何事不举！”⑦
收稿日期：2005—06—01
注释：
① 自寇连材死难以来，他那份上书的文字材料几乎就没有人能够见到，因此20世纪中的八十多年间始终无人系统地研究过寇连材上书问题。《太监寇连材死谏折》全文是戚其章先生查找到的，并在《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上公布出来。这样， 有关寇连材上书内容的谜团最终得以解开。当时戚先生针对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而发表的考疑文章，曾就寇连材上书有关内容作了一些分析。从学术角度来看，寇连材上书行为比较容易下结论，但从上书内容来考察寇连材的思想倾向，就很难给以定性。也可能这就是戚先生之后没有学者再继续研究的主要原因。研究现状表明，系统地研究寇连材上书既属于老问题又是个新问题，应对寇连材的思想倾向作进一步考察。
② 寇连材上书全文，见参考文献[1]。
③ 《闻尘偶记》开始撰写是在“丙申年”即1896年，自序是“正月”，因此它开卷就记录了寇连材的事。《感叩山房日记》里的寇连材事，也是记在“丙申年”。《烈宦寇连材传》最早是刊登在《清议报》上。
④ 维新派正是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甚至有人还提出，由皇帝“不问于人，不谋于人，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樊锥，《发锢》，《湘报》38号）。
⑤ 这里《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三书》的引文，出自参考文献[20]；《原强》的引文，出自参考文献[14]，文中不再另外注释。
⑥ 如梁启超说：“欲强国，必由女学。”（《时务报》第23册）严复说：“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国闻报》77号）⑦ 梁启超语，《饮冰室文集》之一《三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