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与伦理规制
李欣隆 曹 刚
【提 要】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产生了危及人类的各种不良后果。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目的与其应用后果之间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构成了科技发展的内在矛盾。风险作为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虽无法完全消除，但人类可以在正确价值观主导下运用各种手段把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从伦理学的视域，对科技行为进行伦理规制，发挥好道德的约束与导向作用，则是防范与控制科技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
【关键词】 科技 风险 伦理 规制
科学技术的发展，解放和提高了生产力，推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建设，但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便捷人类生活的同时，科技发展与应用也给人类带来了各种危机风险。如何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降低科技风险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则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也是科技伦理建设的主要目的。
一、科技与科技风险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活动。科学主要关注和解决理论问题，即关注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规律，阐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机理，并形成合乎事实真相的一定的理论或理论体系；技术是要运用科学研究已形成的相关理论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即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并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发明创造，目的都是要造福人类，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创造各种便利的条件。事实上，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犹如“潘多拉魔盒”，科技也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性后果，如核武器技术、化工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使人类面临核武器和核泄漏威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个人隐私泄密等，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目的与其应用后果之间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已构成了科技发展的内在矛盾。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写于1950年，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一群进步青年为刺杀汉奸特务头子易先生，派出最漂亮的女子王佳芝实施“美人计”。但在刺杀就要得手之际，剧情却戏剧性地发生逆转——王佳芝在老易为她买钻戒的过程中深受感动而改变初衷。
虽然人们对“科技风险”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来说，基于“风险”本身的两层含义，收益的不确定性与代价的不确定性，即“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我们可以把“科技风险”概括为人们在科学研究及其技术运用过程中，科技的行为及其科技的力量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显性或潜在的伤害。事实上，在当代社会，科技风险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主要风险源。“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风险与危机的社会。生态、环境、气候、疾病、食品、资源等等各种全球性风险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1]
科技风险具有破坏性。科技活动对人类生命和生活的破坏性，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潜在的甚至是未知的。人类作为生命有机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向外摄取营养物以满足自身新陈代谢的需要，而大自然又不能恩赐人类使其坐享其成，所以，人类通过劳动创造来满足自身的需要。科学技术就是人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探索性的社会行为。人类利用科学研究成果及其转化的技术，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运用科技手段，加工自然资源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科技发展所产生的机器化大生产所形成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野蛮勘探、采集、提取自然资源等行为，无不与自然资源的生长周期以及修复周期构成矛盾，以至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消耗，会导致某些自然资源的枯竭、能源危机。也就是说，在科技的助力下，人类活动在广度、深度与力度等方面都突飞猛进，人类开发活动的频繁、盲目、无度、无序等，则造成资源严重破坏、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遭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工业化生产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弃物等，因其自身的流动性和扩散性等物理特性，会导致环境污染，如水污染超标、雾霾天气、耕地污染等。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生出含有高硫、高氮和高碳的氧化物，这类有害气体到空气中与水反应，产生硫酸和碳酸的酸雨，导致土壤腐蚀，农作物减产，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自然环境的恶化必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类，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
[1]庄友刚：《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6期。
个人简介：赵晨光，著名大陆新武侠作家，法律专业出身，后改修外国文学。赵晨光自认为骨子里是喜欢看故事、听故事、讲故事的武侠控，最有趣味之事是把设想出的一个个人物还原于笔下。曾写诗自述：“斜风细雨入京门，衣上风尘杂酒痕。半生疏狂半生笑，前身本是说书人。”
二、科技与伦理无涉论和相关论
注释
科技风险不仅有科技本身的诱因，也有人为失误的诱因。人类在运用科技过程中，盲目注重创新和科技的工具性价值，最终导致科技自身蕴含的风险进一步扩大。在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在科技理性至上、万能论的影响下，人们缺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忽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没有认识到人类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体中所具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环境管理者的恰当地位与使命，滥用各种新技术，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以及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如基因模式树木（geneticmodifiedtrees）的广泛推广，因破坏原始树木自身所具有的自然选择（naturalselection），导致自然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纳米技术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科技与伦理无涉论认为，科技与伦理是不相关的，因为科技与伦理的研究对象不同，科学从真与假的角度认识与把握世界，道德从善与恶的角度认识与把握世界，真假不同于善恶。所以，科技不应成为伦理道德的研究对象。“科学技术作为人们在认知意义上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精神，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伦理道德的研究对象。”[2]换而言之，科技的研究主旨在于对客观规律、真理的把握，并对相关现象提供具有一定理论依据的阐释，因此，就其本身而言，科技只是人类认知的活动，无所谓道德的善恶。“科学家的研究目的是探求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判断科学理论及其技术的标准只能是认知意义上的真与假，而不能是在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3]在美国生物学家E·切恩看来：“首先，我断言，科学由于仅限于……研究自然规律，而没有道德的或伦理学的属性、道德的和伦理学困难。什么东西正确不正确的问题，都只是在提出科学研究要作用于自然的任务的时候才产生的，而这个任务当然是在描述自然——科学的主要目的之后提出来的，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我们不是同描述的科学而是同应用的科学发生关系。”[4]需要注意的是，持科技与道德无涉论的学者并不否认科技工作者应该具有职业道德。在他们看来，科技的道德性只在应用科技的过程中存在，科技的“‘负面效应’是科技应用所造成的，而不是科技本身所造成的”。科技的道德性仅仅指从事具体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伦理道德。“即便是科学技术涉及伦理道德问题，也不过是科技工作者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但这种职业道德却是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从业者都应当遵循的，它并非科技工作者所独有，因而也就不能称之为科技伦理。”[5]
科技与伦理相关论者认为，科技活动不只是真假问题，也包括善恶问题，因为它涉及人们的利益关系，因此，它具有一定的道德价值属性，可以进行伦理分析与道德判断。主要理据如下：
其一，科技活动的后果具有利害性。科学研究求真，技术应用求效，无论是求真还是求效，都涉及人类个体或共同体的利益。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凡是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利益的科技活动，都合乎道德，是值得提倡与鼓励的，相反，那些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损害的科技活动，都是违反道德的，是要受到社会贬斥与谴责的。作为科技工作者“只懂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6]。
第二，发挥道德舆论的褒贬作用，弘扬积极向上的科技伦理观。社会道德舆论作为人们对社会现象、事件、行为评判的一种意见或态度的表达，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性，并会形成褒善贬恶的舆论场，尤其是在新媒体、自媒体时代，不良的道德现象会受到强大的社会舆论的谴责。应通过社会舆论引导，促进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工作者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和价值观，促进社会成员认清科技风险的客观性，纠正科技与伦理无涉论所导致的推卸道德责任的做法，强化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期待，形成科技工作者守土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使全社会和科技工作者认识到科技风险对人类的威胁。
其三，科技与伦理具有价值的统一性。事物的价值不仅从积极与消极意义上可分为正价值与负价值，而且也可以从目的与手段上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追求的是行为的合目的性，强调行为因其自身缘故而被追求，而不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利益而才要追求。它不以行为结果的功利性作为价值评判的依据，而注重对行为本身是否遵循道德应当为根据。工具理性往往把行为当作实现自身价值的工具或手段，把行为结果的功利性作为评价依据。科技应该遵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为科技作为一种工具理性，需要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发挥作用，离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一味追求科技的经济价值或功效价值，会对人类造成更大的伤害。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为避免生态环境破坏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产物。伴随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生产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数量的结果，产生了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臭氧空洞、厄尔尼诺、酸雨、核辐射以及水污染等一系列的生态恶化问题，我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推崇绿色GDP政绩观，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举措，主动实施节能减排，降低能源资源消耗，提高森林覆盖率，实现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就是伦理引领科技的表现与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它表明，科技发展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即科技的工具理性不能任由发展，需要价值理性的引导。
三、科技伦理建设
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及其危机风险，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积极应对科技风险，避免科技理性的无限滥用，防范与降低科技的风险性，除了加强科技法治建设外，还需要加强伦理道德对科技活动的价值引导与规范，以提高全社会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意识，促进科技人员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价值观，践行科技道德原则。
第一，强化科技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责任感。科技和伦理都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人类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并转变为能够有助于满足人需要的某种资源或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科学研究活动和技术应用活动都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技术人员，他们对于某些科技成果应用的后果尤其是潜存的一些危害性风险常常有专业化的认知，为此，在道义上，他们有责任告知社会一些科技成果应用的事实真相，以及有责任尽量规避科技活动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危害，不能唯利是图。在科技活动中，要反对那种为了科技成果应用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不顾科技成果应用严重后果的做法，所以，科技工作者具有责任意识，使科技活动合乎人类的根本利益，是减少和避免科技风险的内在约束机制。具而言之，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创造中，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具有本行业应该具有的一般职业道德，如客观、诚实、勇敢、担当、公正、不造伪等，而且还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从事服务于人类有益的科技活动。科技活动不单是个人的学术爱好，更是事关社会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性活动，为此，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切道德、科学与宗教和艺术，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枝，使用这些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他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9]它表明，科技工作者在求真的同时，必须要关注相关科技应用后的潜在危害，尤其是要反对因眼前利益而不顾科技应用不良后果的急功近利行为。科技工作者不仅为社会担负认识自然规律、应用科学成果的重任，更担负着减少或避免科技风险的重任，所以，要反对那种把科技与伦理划界以及推卸科技工作者社会道德责任的做法，要增强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为人类谋福利的使命感。为此，英国思想家贝尔纳认为：“掌握科学的人在解决日益重大的问题时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沉重，他们发现强大的力量失去了道德的指南，所以今天的科学家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伦理道德的指导。”[10]
其二，科技与道德目的具有一致性。科技是人所特有的认识性活动，是在实践过程中对事物本质的客观必然联系的把握。而研究客观规律本身不是科学的唯一目的，更根本的目的是应用科技解决人们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科技活动需要受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导引，使科技活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7]
[2][3][5][11]马智：《科技伦理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7期。
当待测信号仅含有整数次谐波时,选用主瓣宽度适宜的窗函数并使用加窗FFT算法能够得到主瓣互相分离的频谱,谐波个数与主瓣数量一一对应。在这一情况下,插值算法能够得到精度很高的谐波参数。若信号中存在频率相近的谐波和间谐波分量,它们的主瓣会重叠,甚至会合为一个主瓣。
第四，加强科技伦理的专业化教育。科技工作者是各类大学相关专业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所以，在大中专专业化教育中，要坚持“立德树人”的原则，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要培养他们的科技伦理精神与品格。在学校科技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要专门设置科技伦理课程，组织学生对相关主题进行讨论与辩论，强化学生科技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使他们具有一定的道德选择与判断能力，具有科技伦理信念与情操。
对于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学界存在分歧与争论，归类起来，有两种主要观点，即科技与伦理的无涉论和科技与伦理的相关论。
(1)斜板浓缩通道的集成模式。每个沉降通道具有相同的进料、分级浓缩、排砂和溢流功能，结构尺寸相同，保证各分级浓缩通道作业的稳定性和同一性。
人类对于“大”这个概念的追求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而我们总在描述的，关于劳斯莱斯汽车的“气场”，其中就有不少成分来自于它们伟岸的身躯和车头那尺寸可观的帕特农神庙式的进气格栅。
第三，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类，这是从事科技活动的首要原则，所以，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都需要在人类根本利益的审视下获得正当性。它表明，科技自由如同人的其他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如同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又无不在枷锁之中。科学研究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至上的，它需要在人类利益的导引下进行，以避免科技理性的滥用而祸害人类。毋庸置疑，为了保证科技服务人类发展方向的正确性，需要对科技成果进行风险评估，即对于任何一项科技成果，需要在科学、技术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应用后果的价值评估与审查，为此，需要建立各个专业领域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以便对科学研究项目、科学研究成果、技术项目进行伦理审查，对已知的、未知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以确定科研立项的必要性、科技成果是否应用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应用等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三方面的审查：一是科学研究项目必要性的合理性审查。科学研究是有成本的，要消耗社会资源，因此，一项科学研究项目是否立项，既要从科学研究本性出发，着力于自然规律的探究，也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着力于人类生活困难的解决，还要进行综合的价值判断，看科学成果本身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如基于对人类生命特性的保护，避免人伦关系的混乱，许多国家虽不反对克隆技术本身，但严禁克隆人，所以，英美法等国立法禁止克隆人技术与行为。由此可知，倘若某项科学研究有利于人类的公共善或共同善，那么，在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就应当积极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反之，如果这类科学研究本身会危害人类，就要禁止或中止。二是科技成果应用的伦理审查。科技伦理的审查，除了对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审查外，更要对科技成果的应用进行伦理审查。对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是科技项目实际应用后产生的可预知的和无法预料的各种危险，因此，要严把科技成果应用、推广的关口，要对科技成果应用后果进行全面的评估，尤其是要高度重视一些可能的、潜在危险，如基因技术、医药成果、转基因食品等，要具有远见性，要具有辩证思维，分清主次、长远与眼前利益，不能以人类的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要警惕科技的资本化现象，遏制资本对科技的操纵。三是科技伦理审查不仅对科技项目、科学成果、技术应用本身进行评估与审查，而且也要加大对科学技术权力进行监督与审查的力度。科学研究以及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和市场需要，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增殖性、效用性所内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往往会支配科技活动，乃至影响科技的研发与应用，以至于会导致为了利益而牺牲人们生命健康的现象。另一方面，许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与转化也取决于掌握一定科技权力的人。“因为科技成果的实践应用往往是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性、团体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家的视界和决策，而科技工作者却无法控制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很难为其应用的社会后果负责。”[11]这表明，对掌握科技权力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也要进行道德审查，避免无知的科技风险以及利益输送的科技风险。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传播本身原理和规律的学科，也是由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构成的交叉学科。其中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诸多研究方向，对建筑史研究的具有启发作用。乡土营造的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传播活动，具有一般大众传播的特点——多种传播工具、具有组织性、传播内容公开性、较强选择性、受众复杂性、一定的单向性和间接性等[6]。以传播学视角思考营造技艺的传播，有助于关注到营造整体，源流和变迁，利于以动态宏观视角研究。
[6][9]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页；第149页。
[7]【苏】弗罗洛夫·尤今：《科学伦理学》，齐戎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4页。
[10]【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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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4-0030-05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4.005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赵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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