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访党史专家龚育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讲话论文,专家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念历史事件，要回顾过去，还要联系当前，立足今天，才能有时代感。
记者：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已经十年了，回顾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高速、有效地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面貌发生的变化令世人赞叹、惊讶！请您对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意义作一个简单的评价。
龚育之：我想，还是江泽民十五大报告中的评价深刻准确。它是经过从“南方谈话”到十五大五年多实践的检验而作出来的，又经过从十五大到现在将近五年的实践而证明这个评价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十五大报告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这是比照着对第一个宣言书的评价来写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被十五大报告评价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这两个历史关头”，都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划分历史阶段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新阶段。
记者：现在有一种评价，认为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又一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龚育之：如果要讲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我想恐怕要从邓小平逝世和十五大召开算起，算到江泽民“七一”讲话。十五大结束不久，我写了一篇《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就讲到这个意思。在回顾了前两个重大历史关头的道路选择以后，我说：邓小平逝世，领导我们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历史人物不在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党面临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个关头，后继的人们怎样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是需要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郑重地作出回答的问题。在国际上，注意中国发展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也都在观察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的走向，有些人担心，有些人则希望中国转向，转到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正是在国内外议论纷纭面前，十五大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压力，什么风险，都不动摇。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敢于抵制错误的意见，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领导我们开辟的、又在“南方谈话”中指引我们坚持和发展的新路，这就是十五大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精神状态。
十五大报告两大贡献：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从回顾二十世纪和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还有一个就是进一步展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国家），绘制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继续发展的蓝图。十五大报告结束语高瞻远瞩地讲准备迎接风险。十五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容应对并战胜来自国内外的、来自自然界和来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风险，有系统地提出和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第十个五年计划和西部开发问题，宣布邓小平规划的第二步发展战略已经实现，从2001年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记者：这是从大的背景评价历史，是势所必然，理应如此。不过，说从邓小平逝世、十五大召开，到“七一”讲话，是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一个历史关头能跨越这么长时间吗？
龚育之：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算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有两年多时间；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从1989年算起，到“南方谈话”，也有近三年时间。历史类比，总是取其在某一点上进行类比，并不是在各方面都能类比。就具体情况来说，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的情况和第二个历史关头的情况，就有许多不同。第三个历史关头的情况，同前面两次的情况的不同之处就更多了。说二者可以类比，类比之点主要在道路、方向的重新选择或重新确认。
记者：划分历史阶段的问题呢？
龚育之：从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分界线在这里。从十五届五中全会起，已经多次公开宣布了这一点。这是新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新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二十世纪结束为第二个阶段。
“七一”讲话是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同志最重要的一篇讲话。根据时代需要，把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三个代表”思想的概括就是这种需要的产物。“七一”讲话全面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的目标。
所以说，十五大报告和“七一”讲话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成果和集中体现，是继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面对时代和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提出和探索新结论的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奠基——江泽民提议——十四大决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目标。
记者：谈到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其中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龚育之：从实质上就是如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上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的。不但迈开了步子，而且取得了成绩。但是，在理论上，在很长时间内，总是迈不过“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个传统观念的坎。其实，邓小平一九七九年就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只是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到，不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说的，党的文件中的正式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同外宾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谈话，情况也是如此。
记者：这两篇谈话，在当时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和汇集邓小平重要讲话和谈话四十四篇的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八二——一九八七年）中，没有收入。
龚育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中收了一篇《目前形势和任务》，这是八十年代开篇的重头文章，其中有一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本来在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可是，收入文选时，却改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可见那时要迈过那个坎还是那么不容易。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国内理论界又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批市场经济，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1990年底同党的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过没有形成文字印发，没有准确和广泛地传达。1991年初又在上海同地方领导同志说了类似的话，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广泛传达，漏出去以后还惹起一番争议。
这样，邓小平1992年初才在南方谈话中郑重地申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次谈话与以前谈话不同：一是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同如何观察和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而且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引人注目的新概括；二是在组织上形成了正式的文字，而且为党中央所赞同，给予高度评价，在党内印发了正式文件。这就很不一样了。这就给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记者：尽管有了作为中央文件的“南方谈话”，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当时还是有一种主张，就是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不要搞什么新提法，还是维持当时规范的提法：“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提法把各种提法都包括进来了。但要害还是避开、排除了市场经济的提法。
龚育之：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上上下下有许多同志主张更改这个既定的提法，改为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也有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有怀疑，不赞成改变。还有同志认为至少现在还不忙改变，将来如果有必要，再变不迟。我记忆中印象特深的是，有位元老说：现在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索性明确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很有分量的意见，但是，有的同志听清了，有的同志说没有听清。各种意见，莫衷一是。当时我搜集了此前报刊上发表过的所有邓小平文献，包括未曾收入《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九八二——一九八七年）中的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五年的那两篇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谈话，写了一篇长文：《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这篇长文，四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在上海《解放日报》连载，其中单有一节介绍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上海《文汇报》赶在四月十五日把我的另一篇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读“南方谈话”的文章发表了。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思想的渊源，说明它不是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而是酝酿多时，说过多次。在一些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没有注意到这些文献的同志来说，这自然是对他们有力的支持。但仍然是莫衷一是。在“南方谈话”作为党内正式文件已经广泛印发的情况下，这还不足以使有些同志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那么，引用邓小平好多年前的一些谈话，又何能为力呢？
记者：在这个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什么主意不是就很关键了？
龚育之：对。1992年4月30日，江泽民在一个重要的决策场合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这不是一次通常的党校报告，除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外，还特地请来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谈“南方谈话”的学习和十四大的准备。他说：“最近经过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同志表示，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他说了个人的意见，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说这虽然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当然这还不是定论。还要十四大来最后确定。
记者：这样说来，在“南方谈话”奠定的基础上最后确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同志的提议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小平同志对江泽民同志的这个提议表示过意见吗？
龚育之：6月12日江泽民向邓小平汇报了他的这个想法。邓小平听了以后说，赞成这个提法，并说：我怕在这个关头引起争论，引起争论不合算。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邓小平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以后，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都同意这个提法。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十四大报告草稿就写上了这个提法。十四大正式作出了这个历史性的决策。
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个战略估计，不是对一时一事形势的估计。
记者：你听说过吗？“南方谈话”刚刚发表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受鼓舞，但也听到一种声音，说是学习“南方谈话”可以，要三不谈：即不谈姓社姓资，不谈市场经济，不谈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其中前两个不谈，背景很明显，但为什么不谈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呢？
龚育之：这三个：“不谈”倒是三个要害问题。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又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十三大报告中说：“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这一结论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为根据的。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重申了这一思想，但这次重申又不是一次简单的地重申，而是以过去不曾有过的力度重申，是在国内外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有新的针对性的重申。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在十四大报告中党中央不仅重申了这个意思，而且在三个方面更加完善和丰满。首先是强调了讨论问题的范围：“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是超范围的、不问对象的泛泛而谈。其次是丰满了对“左”和右的表现的论述：“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三是丰满了对“左”的历史和影响的论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其四是提出了应该注意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
记者：通读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虽然在文字上没有重复这些话，但个人感觉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精神。而且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有一句话很有新意，就是“在新的形势下，‘左’和右都会有新的表现。”
龚育之：在新世纪来临的历史关头，根据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和探讨了那么多人们普遍关心和感到困扰的实际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表现了多么大的打破思想束缚的理论创新的勇气！而且从原则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提出三个自觉解放：“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表现了多么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所以这是在新的历史关头的一次色彩浓烈的事实上的重申。
不仅如此，联系到“七一”讲话和对“七一”讲话的反映，联系到我们必须拿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开拓前进，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文字上也重申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你刚才提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新的针对性的重申。
记者：《决定》中说了一句“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是不是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相矛盾并忽略了主要矛盾？
龚育之：这句话也是我们党常讲的话。邓小平也讲过。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就是这样说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嘛！不能只讲一条战线。要全面估量形势，不能只作片面的估量。要辩证法，不要搞形而上学。有“左”当然要反“左”，有右当然要反右！难道有了“左”可以不去反“左”，有了右可以不去反右？或者没有“左”却要去反“左”，没有右却要去反右？要有的放矢嘛！
这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不矛盾。相反，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同“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连在一起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第一，有地域的特指，是指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第二，有历史过程的特指，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不是任何历史过程；第三，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不是对一时一事的估计，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主要错误倾向的固定估计。对特定时候特定事件下的主要错误倾向，那是要根据那时那事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和判定的。不能设想，这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可以不问具体情况，而由一个永恒的公式来判定。
记者：那么，这个战略估计有什么意义呢？
龚育之：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可以当作永恒固定公式来套用的估计是没有的，也不能有。但是，战略估计不能没有。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来的。邓小平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里说我们党的历史，第一，包括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错误，“左”的右的都有，但危害时间最长的是“左”。第二，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二十年间，主要错误都是“左”，“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极“左”。是不是还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看也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就是由纠“左”、纠“两个凡是”开篇的嘛。其间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动乱，都是右；但从战略估计上说，从党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估计来说，从“七一”讲话和十五届六中全会的估计来说，还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始的历史关头，重申这个战略估计，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战略估计，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复杂的形势下，在战略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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