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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4-0082-0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组织中最先打出鲜明政治旗帜的团体。它第一次通过文学集团的方式书写阶级政党的思想观念，同时，将文学自我精神的个体心灵探求，引向自为自觉的群体信仰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群体由五四同人文学倾向和意趣相投的结社聚合，开始真正转向文学组织规范化的统一政治联盟。“左联”使得现代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有了真正意义的分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翻开了新一页。因此，寻找作为文学社团的“左联”生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尤其在文学与政治交织形态下，对该社团形成的独特信仰系统内在缘由、知识结构、组织机制等方面的辨析，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历史重新认识的基点，最重要的是找寻切合历史自身形态的理论方法。客观说，“左联”的文学史存在是现代中国文学活动和文艺运动，以及社会政治革命三者胶合的产物。它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历史情境中，表现出现代文学群体内在活动和外在社会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就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了解读历史的启迪和还原历史的通道。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政治代名词，她与文学有着同构的主体世界对某种思想体系的认同活动。意识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本身，参与我们机体的活动和实践行为。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① 将“左联”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学社团纳入意识形态的视野中考察，既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主体世界的日常性和体验性，又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意识形态不仅仅向人们提供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它还在各种社会行为者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知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此外，意识形态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而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建构和重建社会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②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联”文学社团呈现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是一种整合的文化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基点上找寻其生存的路向，特别是通过社会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文学社团究竟是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出文学与政治的联盟？“左联”的作家们是如何表现出文学团体意识形态主控性和作家主体性结合的？“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正式的成立了”。③ 当年“左联”成立作为新闻报道开篇的这段文字，至少传达着这样几个“左联”成因的信息：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与“左联”有着一定的连体关系；促成“左联”成立的直接因素是一些团体“被封”和“自动解散”；“左联”成立有一个“酝酿了很久”的过程。同样，文字的背后也有另一种需要解读的内容：创造社为什么被封杀？其他团体自动解散的前提是什么？这里“时机的成熟”指的是什么？已有的文学史在1927年至193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急变、阶级紧张的对峙中找到了外部因素的答案，在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中寻觅到文学内在演变的踪迹。因而有了“党的指示”、“斗争的需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的必然等文学史的叙述。一个文学社团的生成，一个文学史现象的出现被完全等同于政治党派团体的发生，也就相应地弱化了文学社群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左联”的诞生和存在必须从文学群体和政治党派的双重关系中细致清理团体内部的精神取向入手。
“左联”这一团体的七名常务委员中夏衍、冯乃超、钱杏、洪灵菲四人均在1927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田汉1932年入党，非党员只有鲁迅、郑伯奇两人。将“左联”确认为“党领导下”的团体，这自然也是重要依据之一。可是，客观上“左联”又无疑是作为文学社团存在的，其前身的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以及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作家等，一是引领了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主体力量，一是坚守了五四思想启蒙和社会解放并进的文学传统。在经历了1927年中国政治形势的突变和一段什么是“革命文学”的论争后，他们共同面临着政治和文学双重的两难选择。“左联”的诞生和运作既是这种选择的必然产物，又是历练两难的过程。
先看“太阳社”、“我们社”与“左联”。在倡导革命文学中出现的“太阳社”，是伴随着1928年1月《太阳月刊》而问世的，但只出版了七期就停刊，8月间组织也解体。“我们社”生存时间更加短暂，从1928年5月至8月间仅仅出版三期《我们月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交叉。它一诞生便自觉承载重大的历史使命：“一面极力克服自我，创造真正革命的文艺作品；一面予反动派以严格的批判和进攻。”④ 其宗旨十分鲜明地强调文艺的创作实践和对反动势力的批判。这与一味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批判反对势力而生成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有所不同。它一方面表现了自己的独立和对倡导革命文学中不良倾向的纠偏，另一方面也感到在当时大背景下必须“自动解散”。“左联”成立之前，各社团群体的频繁变更与革命文学论争有关。至今文学史的描述是：在要不要革命文学上大家没有分歧，开始出自创造社和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争论，后来两两联合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理解上与鲁迅等五四作家认识产生了分歧和论争，甚至发展到后来带有宗派情绪的相互攻讦，最后是在党中央的指示“停止内讧，加强团结”⑤ 下而休战。正是时势的迫压，后期创造社经历了内部成员的紧张关系对立和政治变化的封杀；太阳社成员的政治分化；我们社的自动解体。于是，各文学群体积极调整，文学与非文学的力量迅速重新组合。1926年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有一点野心，……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⑥ 冯乃超回忆鲁迅与创造社关系时说：“在日本留学生中差不多有这么一条规律：每当祖国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外来的凌辱时，就有一些爱国学生起来抗争——弃学回国。这次我们弃学回国和辛亥革命前后回国运动相仿佛，动机是反对国内的反革命……我们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⑦ 另外，历史亲历者鲁迅、郭沫若、茅盾、郑伯奇、王独清、阳翰笙等人的个人叙述和记忆⑧，既构成历史的主流话语又不乏有历史差异性的细节，构成了“左联”成因的又一面。政党直接参与文艺的活动，文学自觉服从政治的需要，1930年代的“左联”开了现代文学团体两者成功结合范例的先河。“左联”酝酿的过程是20年代末中国现代社会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反映，规约并支配着每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行为。这个“过程”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多重文化因素的构成。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并且指出“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永远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⑨“左联”生成无疑最集中地体现着“想象性和物质性”这样两种文化形态共生共存的关系。
“左联”意识形态化“想象性和物质性”共生共存的关系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社群。它将以往同人文学群体赋予了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渗透了更多统一化的物质实践活动。“左联”即从组织形式上加强了政党对文学实践活动的统摄。1927年以后，创造社发生了重大的思想和人员的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文学同人思想倾向的政治左翼化。郭沫若思想的急转，作家自述是1925年前后“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有一番深入的了解”⑩。随后他到北伐革命策源地广州参与了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李初梨等一批年轻的党员作家加盟后期创造社，这时内部有了党的小组和支部，郑伯奇回忆说，创造社转向以后“很快引起党的注意”，“党还派干部组织我们学习”。(11) 同时，太阳社不仅由“清一色”的党员作家组成，而且在组织上直接隶属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其成立会瞿秋白等党员干部也应邀出席“亲加指导”。并且，在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发生冲突时，也是以组织形式解决的。钱杏邨说：“太阳社与创造社(主要是从日本回来的几位)文字上也交过锋，记得第三街道支部还为此将双方召集在一起开过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彼此思想意识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气，所以增进团结的问题依然存在。”(12) 许多亲历者后来谈到他们与鲁迅等论争革命文学的最终停息，与周恩来、冯雪峰、潘汉年等中共党员的工作有密切关系。(13)“左联”的运作从调整作家队伍入手到逐渐扩大为群体精神信仰的确立，构成了文学与革命结合的意识形态化组织行为。这既反映了现代政治对文学团体渗透的基本情势，又表现了文学社团自觉加入阶级政党意识的“现代性”诉求。
“左联”政党的意识形态化不仅表现在组织的酝酿过程中，而且成立以后“联盟”式政治意识的系统建设也十分自觉。首先，“左联”文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建构，构成了团体精神政治信仰的主体内容。“左联”成立以后有十分明确的“组织的行动总纲领”，其性质的定位是“革命团体”，其工作目标是进行“文学运动”以求得“新兴阶级的解放”。“左联”成立后的二、三年(约在1930—1933年)间，不断以各种“宣言”、“通告”、“行动纲领”、“文化组织书”、“执行委员会决议”、“抗议书”、“致电信”等等文件形式，向全世界全中国的各界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使命：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14) 同时，它也在“联盟”内部加强了每个盟员各个分会组织思想的统一规范，下达明确的具体工作指令，已保证总任务的顺利完成。“左联”始终将文艺的中心放在“动员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当前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任务，履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创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民众政权(苏维埃)的任务。”(15) 如此坚定和反复强调文艺团体的战斗性任务，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学团体中从未有过的，也是在社会革命的急剧变化中文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和文学观念的重大调整。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的重要演讲，正是针对现实斗争的形势，可能发生的个人与团体的转变，而强调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有了对“左联”今后发展几点建设性的思考。在特殊环境中，文学观念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处理，阶级性的强调，正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革命团体文学现代性的典型表征，也是其必然的选择。其次，“左联”革命文学团体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坚守。面对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革命的你死我活，“左联”在艰难中积极代表新兴阶级，创办了大量文艺刊物营造一个意识形态信仰存在的公共空间。“左联”，作为特殊案例生成于文学史之中，是与其至今仍值得翻阅的那些文艺刊物分不开的。她先后创办了《拓荒者》、《萌芽》、《十字街头》、《世界文化》、《前哨》(后改为《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报》等10余种文学期刊。五四以来文学社群像“左联”这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团体刊物杂志，数量之多而每一种保持时间之短都是十分鲜见的。这中间反映出“左联”作为革命团体自觉为一个被压迫阶级代言，一切的宣传和反抗，倡导与斗争，坚持与反对都要求旗帜鲜明，具有现实的功利性特征。“左联”的这些刊物一是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筹措，一是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秘密出版。“左联五烈士”既是革命的战士也是最有才华的作家。同样，这些刊物展示无产阶级群体力量是一方面，而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借助文学传达无产阶级的声音。所以，这些刊物的名称集中地体现一个新兴阶级的“萌芽”、“拓荒者”和“北斗”形象。她们积极引导无产阶级站在斗争的“前哨”，或者是战斗的“巴尔底山”(英译“游击队”)。“左联”的刊物基本有两大功能：一颁布团体内部的各种决议、行动纲领等；二出版各种专号，特刊等。他们是以战斗者的化身或阶级的象征物，旨在不断保持富有影响的感召力，刊物的本身从名称到内容实质也是其阶级信仰的代码符号。再次，争取被压迫群体的独立话语权，彰显阶级的反抗意识，创建“左联”意识形态信仰统一的表达方式。在“左联”大量的文件、报道和宣言中，乃至文学创作和评论中，都传递着较为单一的阶级生存抗争的信息，并且表达思维的语气、句型都是相同的。以“左联”成立后三年间发表的三个“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为例：1930年8月《无产阶级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1931年11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3月《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从标题中可以看到“左联”始终面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关注“目前”和“新的”形势，从而确定自己的“任务”和“工作”目标。这三个“决议”，前两个分别以六节和七节的篇幅条理清晰地表述了“左联”的行动纲领，文件从形势的分析到事态性质的确定，再到工作和任务的布置，其内容十分详细，态度立场坚定而鲜明，观点不容怀疑。中间不断出现频率较高的“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必须抓取”、“我们号召”、“一定要加强”、“斗争”、“战线”、“革命”、“现实”、“大众”等等“关键词”，集中体现了“左联”意识形态话语形态的核心内容及其信仰的精神取向。通过这些话语概念、形象体系借助于想象性机制，最典型地再现了当时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情景和“左联”与各种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鲁迅当时谈到对“左联”的理解：“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16) 显然，阶级的共同目的要求“联合战线”，正是“左联”意识形态化政治信仰追求和实践的本质所在。鲁迅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左联”实际状况的。
“左联”作为文学团体的存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信仰系统究竟如何区别一般的政治团体？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左联”整体的运作和发展过程，如此浓烈的文学与政治的氛围，决定了身在其中的作家和革命家都发生了与其本质相悖的精神裂变。“左联”的文学意识形态化特征和其作家队伍的信仰系统及其创作实践行为，应该从这样的“精神裂变”中寻觅到更为深层的原因。
“左联”生成的历史进程，已有的文学史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论争，党要求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催生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二是“左联”诞生后面临着两个阶级的殊死战斗，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学的利益，构成了政治联盟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三是“左联”亲历者茅盾、夏衍等人认为，“左联”发展有前后期二个阶段：以1931年11月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为界，这之后“左联”“已基本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17) 的成熟期。然而，这个描述最终多看重“左联”无产阶级文学主流地位历史功绩的评判，或其个人或集团间的恩怨是非的纠缠和论辩。我认为“左联”本质上是呈现了自己独立的文学意识形态化线形轨迹的立体态势。其生成过程个体到群体精神信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构成。
“左联”的酝酿期1928年前后，文坛发生“革命文学”的论争，其本质是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蒋光慈、钱杏邨等一批职业革命家从政治中心转入文学领域；原具有反叛精神和理想情怀的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等作家大部分的向“左”急转；鲁迅、叶圣陶等五四精神引导下的作家正视现实，切身感到文学不可脱离政治而存在。所以“左联”最终成立与其说是党的指令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三支作家队伍自身自觉与不自觉调整的归宿。“调整”的过程既是作家、革命家认同新的文学观念，又是三支队伍之间的磨合，寻求文学与政治的共识的过程。1930年至1935年“左联”的生存发展期，正是中国无产阶级独立走进历史舞台的时期。以坚定地书写无产阶级文学为己任的“左联”，自觉加入共产国际大同盟，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作家进行各种反抗敌对阶级的政治活动；反对法西斯主义文艺和其他错误文艺思潮及倾向；倡导文艺大众化等，建立了文学领域的第二条政治战线。“左联”的解体期1936年前后，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文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使得阶级党派团体之间的交流受到主客观环境的阻隔，内部矛盾突出(如“两个口号”论争)文学分歧加大。最终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强烈呼声，结束了“左联”特殊团体的历史使命。
从这个发展过程看，“左联”受动于政治阶级利益驱使的意识形态信仰内容和一系列革命与文学的积极实践，造就了其现代历史的特殊位置。可是，真正文学史的纠缠也未必表现这样的清晰，文学意识形态的透视历史未必有逻辑上的连贯性。相反，它倒有着与宗教一样的情感和信仰的一致性，具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左联”是在一个特定的现代中国社会生成的特殊群体：无论是五四文学走来的作家，还是代表新兴阶级的职业革命家，都陷入文学与政治的两难困境。于是，困境中的作家不仅仅革命形势黑白分明阵营的确立，而且精神思想痛苦裂变的选择。鲁迅深知文学家的历史责任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同时他也看到“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彼此在历史目的上一致性和在现实表现中悖反性之矛盾。因此，在“左联”中鲁迅以坚守“战线应该扩大”的主张和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姿态，来摆脱两难困境、精神矛盾的纠缠。在大革命失败中后的茅盾，就以文学的方式倾诉革命的“幻灭”和“动摇”。加入“左联”以后，“各种活动，很少参加”，“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办法”。茅盾的游弋和暧昧姿态，自述是不满意“左联”前期极左的一些革命做法。(18) 郁达夫和蒋光慈最初都是“左联”的发起人，但是，不久“感到自己不适宜当时盟员的斗争生活”先后“自动退出‘左联’，实被左联开除”。(19) 本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却因周扬等对鲁迅的“不尊重”(20) 产生了隔阂，“左联”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背后多有着宗派情绪的成分。这些作家现象虽然是个体的但是与团体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左联”革命文学团体意识形态信仰整体的多面性。如果没有这些个体“坚守”、“游弋”、“自动退出”，甚至“不尊重”等丰富生存状态，表现出“左联”自觉与不自觉的多样选择和探寻，那么“左联”团体与革命、政治党派也就没有区别了。“左联”文学团体的研究应该摆脱现象表层的政治评判，重视现象生成交叉性关系的辨析。
“左联”在其生成中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也是文学意识形态化信仰系统的重要标志。可是其意义不仅仅只表现为作品思想主题的揭示，而且是作家创作实践活动的精神表征。“左联”文学创作的实绩已记录在文学史上的是，鲁迅的后期杂文，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系列短篇小说“春蚕”三部曲，丁玲的《水》、《母亲》、《田家冲》等小说，洪深的《五奎桥》等农村三部曲系列话剧，以及殷夫等“红色鼓动诗”和蒲风、杨骚等“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还造就了张天翼、艾芜、沙汀、萧军、萧红等一大批文学新人。这些作品与当时一批有影响的左翼文学理论批评，应和着“左联”总的理论纲领和目前工作任务要求。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文章”(21)。这是针对了殷夫等“左联五烈士”被敌人杀害，而鲜明表述的左翼文学运动精神和她们作品的价值。瞿秋白最早最明确地概括鲁迅的杂感特点，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韧”的战斗，是反自由主义，是反虚伪的精神。(22) 他又是第一个指出茅盾的《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其价值是“应用真正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23) 丁玲的小说《水》在《北斗》上一发表，冯雪峰就立刻肯定，一个“新的小说的诞生”，“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24) 胡风是这样积极推荐萧红小说《生死场》的，“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25) 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左联”文学创作和其评述，直到今天仍然对于我们理解特殊环境中“左联”文学意识形态形式富有历史的启迪性。当然，这些不乏过渡性的政治阐释，最重要的是左翼文学与总的意识形态精神始终是一致的。
历史的认知“左联”整体性的文学创作价值，及其文学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内容，还需要超越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左联”作家创作思想的全部，以及创作实践活动中作家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鲁迅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当下的主流地位，他非常清楚“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26) 他的杂文是战斗的“投枪”、“匕首”，也能够给人愉悦和休息。同时，鲁迅也常有不被自己的同志理解之困惑，或苦恼于自己对“左联”的期待和现实中“左联”的行动往往较多的错位。茅盾一方面不满意左联“象个政党”的一些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两次担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其长篇小说《子夜》一方面以阶级对立，科学理性对社会矛盾、人物关系进行细致分析，另一方面是局部细节感性的自然描写和失重的小说结构。这是一部创作主题鲜明的小说，又是充满许多情节矛盾的小说文本。丁玲由“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再进入“水”、“母亲”的左翼文坛。冯雪峰认为她经历了“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27) 她自己却这样表述“时时刻刻都必须和自己打仗，时时刻刻都得试着忍耐”，不愿意“颓丧起来”。所以她主编《北斗》月刊，也是出于这种精神抗争的“试验”。(28) 每一个置身于这个特殊的大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的左翼作家，都有着义无反顾的革命理性和燃烧的政治激情，但是他们又都是有着丰富精神趣味、内心体验，充满人生喜怒哀乐、复杂个体不同生活遭际的创作者。“左联”的革命文学创作一般以最简单、明了的文字，描摹着“别一世界”，传达着“别一种意义”。(29) 有时又不乏文本突兀的不协调的情节、结构，匆匆结束的故事。左翼作家往往几部作品之后迅速转换题材、更改文体的现象也较普遍。左翼文学创作如同“左联”团体一样，虽然是一段短暂生命的记录，但是她特殊的表现形式揭示了单一中的复杂和丰富。显然，完整地清理“左联”文学意识形态的信仰系统，文学创作所表现创作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应该得到关注。
“左联”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精神信仰系统构成还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共产国际革命运动的文学思潮有密切关系。并且“左联”受到外来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关系，而是表现于左翼作家身上一种精神联系。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互动考察“左联”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其一，“左联”重大的事件、宣言、纪念活动等，与世界共产国际革命文艺运动相呼应。“左联”成立后很快组织了“国际文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苏联文化参观团”等机构。其“工作方针”的第一条款就强调：“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30) 还通过各种方式明确宣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产生的“前提是中国以至国际革命之复兴”(31)；中国工人斗争的呼声“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各被压迫民族的呼唤遥相应和”。(32) 并积极派代表出席“世界革命文学大会”、“国际作家联盟大会”，筹建“革命文学国际局中国支部”，加入“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等等，如此广泛地与世界革命文艺运动及其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团体是没有的。另外，“左联”的“决议”、“报告”、“宣言”都有一个共同的文本格式，即开篇先介绍世界革命运动的形势和国际革命文艺的背景，然后再说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形势和任务。一是表现出“左联”领导制定总的行动纲领高瞻远瞩的宏观视野，二是表现了“左联”与世界革命文艺运动的连体性关系。文学是通过特定语言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的，但文学本身又通过语言而不断的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所以，这些文本(包括“左联”机构和世界其他团体的联姻)自身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33)“左联”文学意识形态信仰系统不仅仅来自世界革命文艺运动的血脉，而且更应该看到联系的过程中还有着资源的再生性。比如，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国际协会主席团，在收到“左联”向全世界谴责国民党大屠杀罪行的呼吁信后，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实际的革命运动予以了充分肯定：“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底组织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你们的整个的组织，对于革命运动和实际工作是参加一部分的活动的，同时每一个细胞的联盟员也是重要的。”(34) 中国左翼文学的特点，就是“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35)
其二，外来的文学理论思潮影响于“左联”文学意识形态信仰系统，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精神现象。20世纪20年代末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接受了日本社会政治思潮的福本主义、“纳普”时期的新写主义等影响。30年代前期又与苏联的无产阶级“拉普”文艺组织及其文艺主张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左联”文学意识形态的内容有“福本主义”和“纳普”思想的直接演义。文学是宣传，文学是阶级的武器，文学是反对阶级的实践。(36) 无产阶级文学要写的“现实”是：“一种推动社会向前的‘现实’”；要求作家“在一切方面都坚强起来”，“把握得普罗列塔利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他应该懂得普罗列塔利亚的唯物辩证法，他应该用着这种方法去观察，去取材，去分析，去描写。”(37)“左联”自觉在世界性无产阶级文学的文化语境中，寻找适应中国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左联”理论家的诉求强烈而多元。鲁迅选择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两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人物，介绍其唯物史观的科学文学理论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美学传统。瞿秋白对苏联“拉普”的介绍表现出清醒的反思性立场，批判其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文艺观，重视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性、阶级性、党性、典型性，强调“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对于艺术创作的意义。这是艺术家可以深入现象的实质而正确的反映现实的唯一方法。”(38) 周扬借清算“拉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引导作家重视社会主流的历史趋势，排除“非本质的琐事”(39) 的描写。而“左联”另一文艺理论批评家胡风理解现实主义的典型问题，更强调人的主体在文学反映中的重要性，“创作活动底中心方向是描写人，创造典型，自然和社会环境底描写都是附从在这个方向下的。”(40) 中国左翼作家接受外来文艺理论的差异性，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显然，认真比较鲁迅、冯雪峰、茅盾、瞿秋白、胡风、周扬等“左联”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们这些翻译理论的差异，是深入了解“左联”意识形态信仰的重要通道。
总括上述，对“左联”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梳理，我们注意到文学观念、文学组织机构、文学创作实践，甚至外来文艺思潮、理论的接受等等方面，但还不能够说已经完整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任何完整追求都是徒劳的。我更关注“意识形态”文化的多元构成在“左联”中的实际呈现；“信仰系统”在政治统一性与文学复杂性中的整合。特殊文学社群的“左联”是我的一个案研究的尝试，希望得到有志于研究“左联”的同行批评指正。
注释：
①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3页。
②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80-81页。
③见《拓荒者·国内外文坛消息报导》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④王独清：《祝词》，《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
⑤参阅林伟民：《中共加强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直接领导》，《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
⑥鲁迅：《鲁迅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⑦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⑧饶鸿兢编：《创造社资料》(上、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收齐泽克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64页。
⑩郭沫若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1页。
(11)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12)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3)见武在平：《潘汉年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14)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15)《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左联秘书处油印《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
(16)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1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1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4页。
(19)见姚辛编：《左联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20)《周扬答〈鲁迅研究资料〉编者问》，《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8期。
(21)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22)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青光书局1933年版。
(23)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12日。
(24)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冯雪峰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25)胡风：《生死场·后记》，《文学与生活 密云期风习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26)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页。
(27)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冯雪峰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28)丁玲：《北斗月刊·编后记》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
(29)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30)见《拓荒者·国内外文坛消息报导》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31)冯乃超：《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萌芽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
(32)《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15日。
(33)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34)见《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第30页。
(35)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36)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37)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几个具体问题》，《阿英文集》(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454页。
(38)瞿秋白：《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瞿秋白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22页。
(39)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40)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造谈》，《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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