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十余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世纪以来，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始终吸引着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本文拟就十几年来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概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3、4卷就有对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背景阐述，具开山性质。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对南京政权的失败有一定论述。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丁永隆、孙宅巍编著的《南京政府的覆亡》，对该政权失败过程做了详细展示。同年《苏州大学学报》出版了《南京政权崩溃探索》一书，是当时有关该问题的论文汇编。从那时至今，有关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粗略统计，直接论及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可归纳为七种说法（以下详述）。其中有3篇综述：张益民在《社科信息》1987年8期发表《几种探讨国民党政权崩溃主要原因的观点介绍》，把50年代初至80年代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在此方面的研究做了较全面的概括，为大陆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较为开阔的视野。李松林在《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0年6期撰写《蒋介石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相应对策》，对蒋氏本人总结的失败原因加以介绍，有助于研究者对照、评析。李松林在《教学与研究》1996年3期发表《90年代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述评》，部分内容就是对国民党失败原因研究的总结。此外，2000年《史志研究》发表的鲁振祥《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论析——从海峡对岸的几种观点谈起》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80年代末至今，大陆翻译出版了三本美国研究此问题的专著。易劳逸《毁灭的种子》（又名《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探究了地方割据势力、农民、国民党军队、金圆券改革、蒋介石个人、抗日战争、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等诸因素对南京政权覆亡的影响。该书更正了以往三种比较流行的错误认识，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情中共色彩，并不是导致南京政权垮台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但令它失败的真正原因还在于该政权本身；1948年的币制改革加快了经济崩溃的速度，但并不是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自然更不是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中国旧官场形成权威—依附政治行为模式：一是权威者要求依附分子绝对服从，二是造成人人都埋头编织个人关系网，三是不讲原则，有令不行，为帮派私利和人情关系牺牲原则。这种模式充斥国民党官场，造成政府工作无效率、官员贪污腐败、派系斗争严重，其党和政权日趋腐败，终为历史所淘汰。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注重引用《观察》杂志的文章，主要从政治领域探查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根由。
大陆学者的著作中，尤其要提到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两书均拉开历史跨度，全面审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引用大量档案材料，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或重视的事件，对南京政权崩溃作了宏阔、翔实的经济史展示，开启了独特而持之有故的视窗。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尽管未直接回答南京政权失败原因，但其展现的宽阔历史场景和深邃思考，为人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重大启示。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现代化的线索来解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视角独特，立论新颖，思想深刻且文笔雍容。仅这一本书，就涵盖了全能主义政治失败、未及制度创新和失去农村三大说法，并给若干篇探讨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文章以思想支持。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署名“启跃”者所编《国民党怎样失掉了中国大陆》一书，汇集许多亲身经历这一巨变者的总结、回忆片段，以及易劳逸、古屋奎二等历史学家的有关阐述，为人们从政治史角度探讨该问题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
二、研究特点和趋势
伴随前述众多著作和文章的发表，有关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和趋势。
1.部分摆脱了政治反动的简单归纳，研究视野有所扩大。李黎明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注：李黎明：《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
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观点有所创新。尽管仍有多篇文章持政治失败是南京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的观点，但部分已摆脱了一概驾倒的窠臼，走向较细致的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引进现代化的解释框架，使研究得以深化。许纪霖、陈达凯、吴贤辉等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注：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许纪霖：《从参与爆炸危机到合法性危机——战后中国的历史一幕》，载《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1期。吴贤辉：《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政权的覆亡》，载《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997年第2期。）。杨丹伟认为，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注：杨丹伟：《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许纪霖、周念忠与祝灵君、吴贤辉、马尚斌与王硕诸文，可归纳为全能主义政治推行失败说。学者们把视角上溯至清末，指出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30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注：许纪霖、陈达凯前揭书：马尚斌、王硕：《权力聚散与中国现代化史的演变》，载《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周念忠、祝灵君：《从政治发展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载《探索》（重庆）1999年第1期。）。许纪霖还提出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注：许纪霖：《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治衰败新论》。《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2期。）。
由于立论角度不同，看法各不一致。一些研究者提出腐败说。陆卫明认为，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注：陆卫明：《国民党统治垮台与中国革命胜利探因》。《宝鸡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刘长江、王守贵引用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注：刘长江、王守贵：《国民党在台湾立足的一个原因》。《唯实》（南京）1996年第8期。）。有五六篇文章把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认为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陈明明认为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三：一是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二是删除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成份，失去抗御腐败的思想武器；三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注：陈明明：《论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的政治根源》。《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高会宗、张茂才提出私有制说。认为南京政权失败原因在于所依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这决定了他们为满足私利必然损害和牺牲人民利益，必然失去人心，走向败亡（注：高会宗、张茂才：《略论近现代史上新旧军阀的失败与私有制的关系》。《晋阳学刊》1991年第6期。）。
孔凡岭和江沛分别撰文，提出失去农村（民）说。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解决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进而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政府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更加微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注：孔凡岭：《中国国情与农民土地问题——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江沛：《蒋介石新专制主义探源》，载《山西财专学报》1991年第2期。）。
2.部分改变了以往那种平面排列、简单相加的旧套，转向拉开历史跨度审视和立体挖掘，评价逐渐变得比较客观。长期以来，对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解释已被定式地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几大块，可概括为类似政治专制独裁、政军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违反人心向背之历史定律等几句套话。打破这种平铺直叙、较笼统的政论性总结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张益民在《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3期发表的《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他不赞成一个主要原因或几个原因简单相加的诠释方法，指出：“人们之所以通常在军事、政治、经济、宗派及外部因素上找原因，是因为把眼光局限在40年代的中后期。正如一个病人临死前症状容易被发现一样，人们各自得出自己的结论也是很正常的。但笔者无法同意上述任何一种观点。如果说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相加就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那么导致这一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可谓标志着对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研究进入深化阶段的经典之句。
张益民和忻平等分别撰文，提出综合因素说：(1)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2)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3)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张益民：《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忻平：《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有关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吴贤辉认为“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指出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注：吴贤辉：《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1993年第2期。）。(4)抗日战争使国民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5)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这种从多视角拉开历史跨度对南京政权失败原因进行的分析，很富有启发性。
吴贤辉也持综合因素说，认为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注：吴贤辉：《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华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1993年第2期。）。
文松也主张综合因素说，认为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第三，贪污猖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封建主义既被大量保存，故在南京政权统治下贪污、化公为私、劫收等丑剧层出不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第四，殖民地经济特色显著。(1)中国近代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这种带有显著殖民地经济特色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就丧失了90%左右的近代工矿业，2/3以上的交通运输线和占收入85%以上的地区，工业基础和财源损失惨重，加之庞大的战争消耗，两者相加所形成的巨大亏空，给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平衡战时收支，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导致该政权财政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2)由于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封建自然经济很难真正打破，直至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才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这就决定了商品的选择性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合理，造成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的不合理交换，限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到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农村金融枯竭。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使早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减少，农村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和其失去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文松：《试析近代中国国情对国民党南京政权覆亡的影响》，1998年6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3.有些学者开始做扎实的子系统研究，个别概念的认识始有突破，部分问题得以清晰、深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指出，国家垄断资本有以下三个特征：(1)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2)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3)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官僚资本具有另外三特性：(1)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2)经营权也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3)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利私、中饱私囊。从而区分了长期以来人们视为同一概念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判断得更客观、科学。陈自芳探究了近代以来（包括南京政权）官僚的经济行为、官僚（私人）资本的运作及其社会效应，细致深刻地揭示了官僚染指经济造成的腐败对南京政权崩溃的影响，旁征博引，持之有故（注：陈自芳：《中国近代官僚私人资本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论中国近代官僚经济行为的矛盾特征及社会效应》，载《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王续添探讨了地方主义与军阀政治、派系政治、民主政治、民族主义、现代化五方面的关系，就地方割据势力对南京政权的影响做了较全面的分析（注：王续添：《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地方主义与民国社会》。《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3期，2000年第2、3期。）。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战时统制经济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专门以第二十章对之进行全面考察，指出战时统制经济曾使“大后方的战时工业显示了中国工业史上创纪录的发展速度”，“一度推动了中国内地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秩序，导致民间资本严重萎缩、国家资本过度发展甚至吞并民间资本。还剖析了战时统制经济与腐败、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全面深入，评析客观公允，把对战时统制经济与南京政权失败之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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