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探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就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这在绝大部分国家都伴随着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是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现的。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
20多年来，经济理论界关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就城市化道路而言，这种讨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至1993年，中心议题是城市规模问题。“小城镇论”者认为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正确道路，认为我国大城市存在诸多问题，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的成本低，因此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因此他们主张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由于“小城镇论”的主张既符合当时发展乡镇企业的要求，又符合政府的城市发展方针，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观点。1989年12月《城市规划法》的颁布，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了我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些学者跳出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所谓最佳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城市组成的，企图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据专家测算，就城市效益而言，人口在300万左右的城市效益率为社会平均城市效益率的160％，效益最好。而10万人以下的城市效益率就只有65％；一万人规模的小城镇效益率只有45％，一万人以下的乡镇效益率就更低。即使是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效益率仍然比一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高3倍以上。另一位学者用模型度量城市的净规模收益，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经过争论和比较，不少学者主张应该有重点的积极发展大城市。但更多的学者成为城市化道路的“多样化论”者，认为健康的城市体系应该是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镇相协调：综合性功能的大城市需要专业化的中小城市与之配套；而中小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具有辐射能力的大城市为之服务。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大城市要发展与控制并重，有的则主张让市场自己去选择与调节，等等。
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上，目前分歧仍然较大，有的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有的则认为尚处在合理范围，也有的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但大多数学者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研究很不够；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须在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加快城市化进程，等等。
二、城市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把“混乱的城市化”，即人口爆炸、农用土地退化、贫穷等，列为威胁人类的环境祸患之一。毫无疑问，城市化进程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与我国低成本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肯定是高成本的。随着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除了包括水电、燃气、公路、绿地等市政工程基础设施上的高投入之外，随着农民变为市民而来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高投入也不可避免。政府还要投入巨资用于保护城市环境、治理污染、城市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城市管理等等。而这些增加的公共支出最终都将以增加税收的方式转移到市民头上。
第二，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会增加城市的“动荡”因素。不仅可能引起城市的粮食、副食品等商品价格上涨，还会造成居住拥挤、交通阻塞，并在社会管理、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等方面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据成都市公安治安大队有关人士介绍，在抓获的一些嫖娼人员中，民工约占总人数的40％，而在经办的不少强奸案中，作案嫌疑人大都是外地民工。[1]
第三，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漂移到城市，还会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的所谓大城市病。由于转移进城的民工收入太低，境遇太差，数以千万计的民工难于“城市化”，而成为城市一个被严重“边缘化”的群体，甚至形成一些城市里的“农村”。即在同一座城市里，一边是生活条件极差的“贫民窟”，而另一边是富人的豪宅。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并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第四，会造成农村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徘徊与萎缩。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后，会造成农村劳动力锐减，农业技术水平下降，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目前一些农村已反映出这一问题，由于青年进城打工，农村土地荒芜严重。记者到一些地区调查之后，发出了“耕田的老汉采茶的婆，春耕咋不见年轻人”的感叹。
三、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根据西方的现代化概念，首要标准就是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我国要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城市化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城市化带来资源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高。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形成3亿人口的城市，9亿人口的乡村，70％的农民生产，30％的市民消费，市场容量极其有限，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也会相应扩大，城市企业直接面对着千千万万的消费者，这就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提供更为完善的生产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系统。由于企业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在技术、知识、信息、人力资本这些方面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例如一项新技术的产生不仅会使开发者受益，而且会很快通过商业化渠道进行传播，带动周边经济更快地发展。可见，城市化为城市经济提供了聚积效应，将极大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其次，城市化有利于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形成城乡互利共赢的格局。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农业和非农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4∶86，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我国城市工商业生产方式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已不是很大，但农业生产方式还相当落后，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简直是两个时代的差别。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只有农村劳动人口畅通无阻地向城市流动，才能使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获得发展，从而增强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另一方面，只有让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不断从农村吸收农民，才能实现农业集约化商品化经营，从而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并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创造条件。
再次，城市化过程将会惠及千百万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Man come to gether in city for security;They stay together for the good life.（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2](P11)说明城市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分层和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社会地位分层。我国农村的九亿人口，做梦都想过上城市文明富裕的生活。一方面，城市在诸多方面都优于农村；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也需要农村劳动力的补充。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推动着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加速城市化进程，就意味着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逐渐融入到城市中来，享受高质量的城市工业文明生活。因此，我们要从贯彻十六大精神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把它作为西部大开发和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措施，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
最后，我国的乡镇企业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优势逐渐丧失，而先天不足的方面正日益表现出来。例如，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绝大多数乡镇企业生产工具陈旧落后，投资分散，消耗大，污染严重。很多乡镇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是靠廉价原料、高消耗、低劳动力价格等换取的，一旦按照城市社会平均的经济指标去考核，就得不偿失了。从社会效益来看，不少乡镇企业乡村工业都以农产品的粗加工为主，以木材作为原料和燃料，结果加剧了乱砍滥伐和生态破坏。乡镇企业的废水、废气、烟雾等有害物质严重污染周围农村，危害人、畜、物，等等。乡镇企业、乡村工业的这些方面，恰好可以用城市化来解决，因为城市提供了更好的投资环境，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集中的市场，特别是提供了人力资本、知识、技术这样一系列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合理和更为有效的空间。
四、重新审视我国的城市化战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从小农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需要一个过程，但不同的国家，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例如，19世纪近代工业革命发祥地的欧洲国家完成这一过程用了一百多年，20世纪初崛起的美国也用了近百年，而日本只用了40多年，韩国、新加坡等只用了30多年。我国到2002年城镇人口比重为39.1％，低于世界平均城市化率10多个百分点。城市化的表面特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实质内容则是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从我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2002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61.9％，高出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近50％，表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加速城市化进程必然会有阵痛，必然要花大量的钱，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但我们决不能回避阵痛，而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的城市化政策。由于发展大中城市可能对市民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冲击，因此，限制大、中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长期以来就被誉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战略导致我国城市规模集中度低，城市聚积效应难以充分发挥。稍加分析，用规模来判定一个城市要发展还是控制的做法，源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的思维定势，不符合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城市规模的原则。城市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的规模效益以100～400万人口的城市为最好。在实践中，凡是各方面竞争力强的城市，无一例外的都是大中城市。例如，据联合国评出我国最有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清一色的都是大城市，其中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武汉[3](P33)。又据有关部门对我国43个城市商业竞争力所作的评比结果，名列前茅的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杭州、南京、沈阳、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苏州、重庆。[4]在上述城市中，也没有一个是小城市，体现了大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只有把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来的城市化战略才是正确的。我们政策的重心应当从消极地限制大中型城市发展，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
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且走了不少弯路。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也是城市化发展的最快时期，工业化和第三产业都会成为城市化的强大推动力。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小城镇数量偏多，全国有两万多个，而建制城市数量太少，只有650多个。区域中心城市更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骨干性的大中型城市很少。因此，今后应有目标、有计划地培育一批大中城市，要鼓励那些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发展成更大规模的城市。我们应该乘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东风，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稳步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规模应根据其发展需要与可能，能大则大，宜大则大，绝大多数城市不需要限制其发展规模。把人口城市化工业化的载体放在大中城市，由大中城市带动小城镇，认真处理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发展，这才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