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籀文到篆文的变化看汉字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篆文论文,汉字论文,籀文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汉字要缩小与汉语之间的距离，必须不断地调整其结构，随着汉语的变化而变化。从籀文到小篆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汉字改革应该突出汉字是音意文字的特点，兼顾到形、音、义三个方面，使汉字既能表义又能表音，而且使用起来方便、快捷。
关键词 籀文 小篆 汉字改革
近两年来汉语文字界对于汉字改革又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不少学者围绕“汉字是否需要改革”、“解放以来文字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争论。争论的双方对文字的社会功用谈得多，而对关系文字发展起主要作用的问题涉及得少。笔者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与所记录的语言之间的矛盾这一内因，是文字变化的根本，它主要涉及汉字构造方式的变化。文字与使用这一文字的民族间的矛盾是文字变化的外因，它主要涉及汉字形体笔画的繁简。而构造方式的变化会导致形体的繁简，形体繁简的变化也会破坏和改变字体的构造方式。忽略文字变化的内部因素只谈外部条件，是不全面的。
一
就现代汉字记录现代汉语的状况来看，汉字是应该改革的。现代汉字中90%左右的是形声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字是一种音意文字。汉字用来表音的部分——声符（音符），虽是一个表意字，但它在这个字中的作用是表音的。汉字发展到小篆时代，就基本定型。从小篆到隶书、楷书，汉字虽有一些变化，但结构变化并不大。然而在这两千多年中，汉语的语音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字之初的许多声符到现在已经不能很好地表音。有人对1971年版的《新华字典》所收的字做过研究，在所收的形声字的声符中，其有效表音率（不计声调，只计声母和韵母）为39%。就是繁体字中，大多数的声符也不具有准确的表音功能。如以登[e]作声符的字，有的读[teg]如：瞪、蹬、澄、磴、镫，有的读[teg]如：橙、澄，有的读[tseg]，如：证。声符与字音之间的差异，是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好材料，但却不利于忠实、准确地记录语言。有人认为这种差异包容了汉语的各种方音，正体现了汉字表音的科学性。事实上，方言是由于社会开放、民族融合和人们交往的程度不同所导致的。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地区间的界线被打破，方言必然向共同语（标准音）的方向发展，这是总的趋势。姑且不论此点，就现代汉语存在的方言来看，形声字的声符同样不能准确地表音。在大多数方言中，舌上音（舌尖后音）和舌头音（舌尖前音）已经分开，而汉字中许多以舌上音和舌头音为声母的形声字用同一个声符。如以“者”为声符的字，有读锗、赭，有的读奢[tsγ]，有的读渚、煮、猪[rsu]，有的读署、暑，有的读都、睹、赌[tu]，有的读屠[tu]，有的读绪[ζγ]，还有读都[tou]和著[tsuo]的。这些声符在绝大多数的方言里都不能准确地表音，这对记录语言确实造成了障碍。
有人认为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不从属语言，而是与语言同时从属于人的思维的工具，是交流信息的符号。这种推论与汉字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汉字在产生的最初阶段，表意的象形、会意、指事字居多，文字似乎与人的思维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在甲骨文时代，借音字就大量出现，如一句六个字的卜辞“其雨自东来”，其中五个就是借音字。“其”，在甲文中的形体像簸箕形，是“箕”的本字。“自”也是象形字，是“鼻”的本字。“东”像两头用绳子扎着里面装满东西的口袋，是“橐”的本字。“来”像麦穗形。这些字它们的字形与字义并没有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声音。到春秋、战国时期，古籍中借音字就更多，以致于清代人曾说不懂通假就读不懂古籍。战国时期，形声字的大量产生，把汉字与汉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畎”，是指田中的小水沟，从田犬声。这个形声字出自于小篆。在西周末、春秋初的籀文中，它是象形字，写作“<”。在战国东方诸国文字中，它是会意字，写作“圳”。“畎”由象形字变为会意字，再发展变化为形声字的过程，正说明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所以因汉字的形体有表意的成分，就推断文字不从属语音而直接从属于思维的观点，是与汉字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现代汉字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声符有效表音率低，某些意符也不能表意。汉字由小篆变为隶、楷书后，许多不同的意符简化、规范为同样的形体，这些意符无法显现出所从字的意义范畴，失去了表意的作用。现代汉字不能准确地记录现代汉语，因此有必要进行改革。
二
如何改革汉字，是否一定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把汉字变为拼音文字，笔者以为并不一定如此。世界大多数的文字由象形向表意再向表音方向发展。汉字目前仍然没有像其他文字一样变为拼音文字。其中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形声字的大量产生。形声字使汉字本身具有了表音的功能。汉字的声符与拼音文字的字母不同，它是借用有意义的字来充当的，这些声符有的在表音的同时也表意，但大多数声符在汉字中只表音而和其意义不发生关系。这种既表音又表意的文字，最适合记录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古代汉字。汉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由表意向表音方向的转化。这种音意文字是否就不适合记录以双音节为主的现代汉语呢？其实并不然。汉字表音、表意的结构虽然比纯拼音文字结构复杂，组成文字的构件也多，对于初学者确有一定困难，但学习了一定数量的汉字，特别是掌握了一些常常充当声符和意符的汉字后，再学习新字，其速度不会比拼音文字慢。特别因为形声字不仅具有表意的功能，帮助学习者掌握字意，而且其音符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字所表示的语音。这双层功效是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要使汉字真正起到表音又表意的作用，就必须改革现代汉字，使其形声字的意符确能表义，声符能准确地标出读音。具体应该怎样改革，我们不妨从汉字发展变化的历史中汲取一些经验。
如果把《说文》中所收籀文与甲文、金文、战国文字和小篆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汉字形体演化中有其规律。籀文与甲骨文形体繁简的差别不很大。但籀文与小篆比较起来，它们结构上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笔画繁简的不同。虽然有些籀文的结构比小篆还简单，但那是少数。大多数的小篆还是比籀文的结构简单，小篆在籀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
小篆是怎样简化籀文的呢？在籀文中大多数形声字是一形一声，但也有个别的一字是两个或三个形符。这些多形符字中的形符，有的是造字之初形成的，有的是为了区别或强调意义而加上去的。随着文字的发展，其中有些形符在字中表意的作用已不十分重要，小篆就将这些形符省去。如籀文的从虫从鱼亶声。鳝是鱼类，小篆将与字义关系不大的“虫”省去，简化作“鳣”。
在籀文中，有些字的意符是重复的，发展到小篆时代，人们为了书写的简便，将与字义关系不大的重复的部分省去。如秦，籀文写作“
”。《说文·禾部》曰：“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从字义看从二禾与从一禾区别不大，小篆就将一个省去。
小篆在简化中还替换了籀文某些结构复杂的形符和声符。如，籀文的“坠”，从土队声。徒内切，定母至韵开口四等字。小篆简化作“地”，从土也声。队，持久切，透母称韵合口三等字。也，羊者切，喻母马韵开口等字。喻四归定，地、队、也三个字是古双声，小篆就用结构简单的“也”替换了籀文的“队”。
用不同的造字方法造新字，也是小篆简化籀文的一种方法。会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指事字造新字的方法，会意字用两个以上的字来表意，因而有些字的结构就很复杂，而且不表音。小篆就用结构简单的形声字代替籀文结构复杂的会意字。如籀文的“
”从雨、从云、从火、从鬲、从爻。《说文·雨部》曰：“震，劈雳振物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解释字形“从火者，雷出地时有火光，如鸟枪然。从鬲者，阳引阴迫，如鼎沸也。从爻者，劈雳所震，物被其虐，离披散乱之状也。火、爻皆二，取其整齐繁辱耳”。会意的震字确实复杂，小篆就用从雨辰者的形声字代替了它。
文字是记录语言帮助人们交际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使用起来越便捷越好。为了便于书写，加快记录的速度，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简化其形体。不仅从籀到篆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点，如果把籀文同战国时期的陶文、玺文、货币文字、《侯马盟书》中的文字及《汗简》中所收的文字进行比较，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发展趋势。虽然不同地域、不同用途的文字的简化情况不全相同，但从总的趋势上讲，战国时期的文字与西周末、春秋初的籀文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由繁到简的。一般说来，战国文字与籀文结构相同的都是形体简单的字。籀文中结构复杂的和一些常用字，战国文字都有程度不同的减省。但我们在讨论汉字简化时应该注意，不能一味地强调减少形体的笔画，而破坏了汉字表音表意的构造方式。小篆在简化的过程中，可以换上一个结构简单的意符或声符，也可以省去意符中重复的部分，或者用结构简单的形声字替换结构复杂的会意字。但无论如何简化，都未背离汉字是音意文字这一特征。这正是我们进行汉字改革时应借鉴的。
简化并不是汉字发展变化的唯一规律。从籀文到小篆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繁化的现象。如：
籀文的“
”，从草
声。小篆变为“薇”，从草微声。虽然“”形体简单，但作为单独的字已逐渐不使用了，因而小篆就用“微”作声符。
籀文的“
”
从疒夅声。小篆却写作“癃”，从疒隆声。古时“降”与“隆”多通用。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余篇下》中考证说：“读《孟子》邹与鲁哄之哄，刘熙曰：‘哄，构也，构兵以斗也，王子作乱，故曰家哄’……《宗正箴》作‘王子家降’，降亦哄也。《吕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举兵攻吴之边邑，吴楚以北大隆’，大隆谓大斗也，隆与降通。《书·大传》‘隆谷’。郑注‘隆读
降之降’。《荀子·天论》‘隆礼尊贤而王’，《韩诗外传》‘隆作降’。《齐策》‘岁八月降雨下’。《风俗通议·祀典篇》‘降作隆’，是隆与降通也”。上古时“降”“隆”两个字音相近，常互相通用，因此癃，籀文从夅得声，随着语音的变化，到小篆时代它们的读音已有区别，小篆改用隆作声符。
籀文的“
”，小篆变作“
”。《说文·木部》曰：“，生植之总名也”。“树”在金文、《石鼓文》、《汗简》中的结构与籀文相同。在战国时期，树还没有表示与植物有关的意符“木”。由金文、籀文的结构来看，左边像一物体，右边是手。以手竖之，是“竖”的本字。由竖立引中出裁植之意，后又引申为生植之总名。词义变化了，因此小篆加上意符“木”。
籀文的“
”小篆繁化写作“磬”。《说文·石部》曰“磬，乐石也，从石，声，象悬虚之形，殳，击之也。”甲文的结构与籀文的相同，像磬股悬虚，用手持槌击之。只是籀文写得规整后，象形的意味减弱了，本义不甚明确，于是小篆又加“石”，褒其乐石之义。
这些繁化现象主要是语言变化引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词义、语音发生了变化，文字为缩小与语言的距离而调整了结构。它们或者更换了声符，或者增加了意符，虽然形体复杂了，但字音字义却一目了然，更准确更迅速地反映了语言，尽到了文字的职能。
这种繁化现象虽不是汉字形体变化的主要趋势，但却能给我们汉字改革以启示。我们讨论汉字改革时，应首先考虑文字的性质和汉字的性质。既然文字从属于语言，为语言服务，文字就必须随着语言变化而变化，不断调整其结构，克服与语言间的矛盾，缩小与语言间的距离。既然汉字是音意文字，讨论汉字改革时，就不应该只考虑形体的繁简，不应为了追求形体的简单而破坏了汉字的结构。那样只会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二者并不矛盾，从小篆的简化中我们看到，以接近语言实际、形体简单的意符、声符替换那些形体复杂又不能准确表音表意的意符、声符，既调整了结构又简化了形体。使汉字真正一看就会读，一看就明白意思，而且书写简便快捷，这才是汉字改革应遵循的方向。
当然文字的变化不是突变的，不可能一夜之间使所有的汉字都改变面目。我们应逐步调整汉字的结构，使它更适用于记录语言。文字的改革也不会一劳永逸，文字与语言间的矛盾永远不会消除，这正是促使文字变化的动力，如只强调文字的稳固性，保持几千年一成不变，使它与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这样的文字最终是会被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