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文化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 露丝·海霍（Ruth Hayhoe），著名比较教育专家，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她所从事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学术关系”，也是国际上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少数几个著名专家之一。她曾出任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曾在香港和上海任教，主编过《当代中国教育》，并写过许多关于中国教育及其与西方相互关系方面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有深切地体验和了解，曾自名许美德。1994年5月曾在岳麓书院主持了“文化选择与大学教育理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我国比较教育界保持良好的联系。其主要成果尚有《中国教育与工业化世界》（中译本更名为《中外比较教育史》）、《认识与高等教育中的东西方对话》、《中国大学1895-1995：文化冲突的世纪》等。
本文是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之所庆而作。文中，作者认为比较教育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其历史特性而言，它所使用的范式都是欧洲中心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这些范式遇到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强调民族国家作用的现实主义国家关系观转向对文化特性的更大尊重，这就要求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那么，在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倡导的这种文化对话中，大学应该而又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呢？海霍教授从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她批判性地考察了欧洲大学的历史经验，反思那些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有可能以有趣的方式与其它文化联系起来的启蒙前的经验；其次，分析了亚洲大学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于文化对话的深刻启示；第三，讨论了文化与大学选择的问题；最后，预言了北美大学应付文化对话挑战的方式。
相信海霍教授的这篇论文对于我国当前构建和完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教育体系一定有所启发。
一、对西方大学的批判
现代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其结构和组织反映了一种对自然界的机械理解，这种机械的理解起源于牛顿理论和快速工业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它们确实是启蒙机构，它们在全世界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现代化的一个自觉而明确的方面。
然而，大学始于十二世纪，其组织形式受到了以有趣的方式综合起来的中世纪四种机构--行会、商业城市、修道院和教会--的特性的影响。罗马天主教教会特许状的授予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已敏锐地意识到在一定限度内对于认识和社会变革的基本问题进行批判性讲述的价值。采取行会的组织形式和修道院的远离直接的社会政治漩涡的传统，使得大学能够为自己在教会与国家之间谋求一个适当的地位。
自治和学术自由已成为大学价值的标志，导致大学再也不能完全地融入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中。人们相信大学能为理性的神学辩论提供场所，这些辩论在探究过程中，在一定范围内成功地传播了社会矛盾。由于同样的原因，后来象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学者指责它缺乏接受科学新思维的能力。因而大学从未能与其时代精神相协调。
在十九世纪，与发展国家学校教育体系的运动相平行，大学被用于国家建设的目的。也许最突出的例子是法国的拿破仑大学院，其学院被周密地分设在全国的不同地区或大学区。设立了平行但独立的大学校以训练诸如工程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近代专业人才，这些大学校处于国家各部委的直接监督之下，并被赋予很高的威望。这类启蒙大学在二十世纪的苏联高等教育体系中达到了极致。在苏联，复杂的专门学院体系附属于国家各部门，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或部门所提出的专业化要求为社会主义国家培训人才。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则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现代的政治意识和占优势的资产阶级。弗里兹·伦杰在《德国达官的没落》中详细分析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指出德国大学保存了贵族的价值和方式，因而长期与时代精神相脱节。起初作为次要的学校打算为新发展的工业提供直接服务的工学院（Technishe Hochschule）的创办，使培养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工程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与国家继续支持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之间的平衡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普鲁士国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采取了类似于早期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立场，即为批判性的争论与不同的意见保留一个空间，也为那些可能与时代精神不协调的学者存留一片天地，这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
安东尼奥·格拉姆斯基在狱中所作的思考--《论知识分子》一文中对传统的和与社会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作了描述，极好地概括了欧洲大学的历史发展。当与社会有机相联的知识分子整个地投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时，大学自治则保障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延续，--他们形成了传统的价值，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大学继续充当各种相互竞争的知识观点和相互竞争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辩论之地，即使政治领导人集中所有其它可利用的力量来确保某个特殊模式的成功，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不同于学校教育体系，也不同于它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社会组织机构。
也许正是这些与传统符号和价值的联系，使大学能够从根本上与其它文化相沟通。就伊斯兰教而言，这一点尤为真实。象乔治·麦克迪西的著作--它们揭示了伊斯兰教的学术成就对于早期欧洲大学的贡献--是特别有价值的。正是由于大学是西方少数几个机构中保持了与中世纪的传统相联系的一个，所以它拥有一条与其文化相沟通的途径。
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欧洲国家，即使大学确实保存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多样性，通过中世纪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价值而保护了相异的阶层，但是，它在性别上则不是多元主义的。大卫·诺布尔的近作《没有女性的世界》，指出了欧洲大学的出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牧师禁欲要求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对妇女在教会、在广阔的社会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上的限制方面，是怎样与其时代的社会发展保持一致的。相反，妇女在象修道院或女修道会这样的机构中充当着积极而好学的角色，但从一开始她们就不被允许进入中世纪的大学。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作为学生和教师，妇女才开始找到进入西方大学社会的途径。
因此，关于科学与学术的启蒙方法就其主要特性而言完全是男性的创造，这些特性包括理性主义的线性与机械的特点；作为坚持科学探索自由的一种解决办法，它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的拥护；它对客观现实以及在研究中作为结果而发生的主体与客观分离的关注；以及它对源自探索自然资源和控制自然的“非理性”力量的隐喻方法的接受。我将证明，对于这些启蒙思想特征的女权主义的批评，以及由桑德拉·哈丁、玛丽·白林基和卡洛琳·麦钦特这些学者发展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努力，为沟通其它文化观点提供了第二条重要渠道。倾向于认识论上一元论的亚洲哲学似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和谐，这种哲学导致了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以及对公有制的重视。相反，正是启蒙的个人主义使妇女有可能走出从属地位并发展那些可选择的知识观点。
也许能引发对那些西方大学得以开放自己，从而与其它文化进行真正对话的途径进行讨论的第三条线索就是北美土著部落的人民。他们的苦难、几乎毁于疾病和战争，随后的工业化，--这些都是由接连不断的欧洲移民浪潮所造成的--已经成为北美文化良心上的一个污点。由于认识方法和社会关系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向土著部落的学生开放大学的广泛努力遇到了种种困难。他们对灵魂知识的关心，他们的公有制，他们的美感，所有这些以有趣的方式把它们与女权主义和亚洲思想联结在一起。
二、大学和帝国主义
对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大学来说，进行文化对话存在着比西方大得多的障碍。从根本上讲，大学是一种西方式的机构，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而被引向了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大学是由殖民统治者或传教士创办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由从未被殖民化的现代化社会--诸如日本、中国及其台湾--所自行采用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取代了传统的高深学术机构，这些机构被看成是不能服务于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
在比较教育领域，围绕教育和殖民主义主题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揭示了大学以及其它层次和类型的现代教育是怎样被用于巩固核心国家的政治统治以及进入世界体系的周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的。这一点大部分同样地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学和那些建立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发展中地区的大学。在撰写关于早期非洲大学的著作中，阿里·马兹如伊注意到自由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源于西方的正统观念，而非洲大学由一个向另一个的投靠并未获得什么益处。相反，它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即加强其非洲本土特性并使其能够吸收包括中国和中东在内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以便培养它的青年，使他们成为有创造性的思想者和问题解决者。
在我关于大学和启蒙文化扩张的研究和思考中，令人最感兴趣的是试图阐明在全世界，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并不是完全跟在政治与经济之后亦步亦趋。对这些在其历史背景下是异常的现象进行思考，也许是使我们探明大学得以成为文化对话的真正通道的条件，即使在它是移植的而非土生土长的社会里。
这种探究要求具体的历史研究，而我又不太了解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大学，虽然我怀疑是否能够找到大学的发展并不是与殖民者或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紧密相联的例证，但这是正常的假设。在什么条件下，残存的自治与学术自由的传统能为本土的或可选择的文化观点提供生根的土壤呢？我想就这个问题来考察我比较熟悉的中国和我不太了解的朝鲜。
中国从未被任何外国势力所完全殖民地化，然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却多次屈服于欧洲列强和日本。通过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通过德国和美国政府在中国的计划，通过一些学者、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各种形式的大学被介绍了进来。考察中国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经验，很可能会发现大学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事例。也许最典型的是法国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它几乎完全地保持了拿破仑一世时的特征，明目张胆地为法国文化与政治利益服务。然而，也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异常现象。就经济和政治而言，殖民势力最大的英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建立一所能为其利益服务的大学呢？为什么山西大学--一所得到英国庚子赔款基金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仿照英国模式的大学--如此迅速地成为一所本土化的大学？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些大学是怎样得到政府支持的？它们显然受到了美国、德国和法国模式的影响，但却为发展本国学术和推动政府以各种方式反抗帝国主义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中国近期的一些有趣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这些现代大学受到了中国书院价值的影响。书院是一种传统的学术机构，一千多年来，在中国社会中它是一股抵制科举教育和文官考试的集中化和官僚化趋势的力量。似乎在西方观念及其学校模式之下，一直维护着一种源自进步传统的强大的本土模式的基础。在中日战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当大学的所有外部标志都被迫抛弃时，中国大学仍生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内地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及对战时努力的直接支持而愈益密切地与中国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
使中国大学的历史具有一点悲剧色彩的是，国家从国民政府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转向共产党领导下对苏联--对中国来说是另一个“西方”--的忠诚，导致了对于在本土化道路上已走了那么远的大学的破坏。在那里，苏联顾问管理着一种拿破仑与苏联结合的怪物--一个庞大而机械的高等教育的专门学院体系，它们被引进来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这种模式中，认识方法上的文化不相容性也许是隐藏在暴烈的文化大革命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西方社会主义及其大学模式证明比中国历史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更加帝国主义。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是朝鲜。从1915年到194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帝国大学是儒家传统与已适应于日本的德国和法国大学模式的某些方面的引人注目的结合体。它直接服从于日本的殖民利益。然而，由美国传教士所创办的私立大学成了朝鲜抵抗运动的中心，并且提供了把源自朝鲜经世之学（Sirhak Learning ）传统的观念与美国进步思想联系起来的场所。毫不奇怪，美国在朝鲜的影响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它导致了比发生在日本或中国都要广泛得多的基督教化。
另一个在亚洲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在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妇女的地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妇女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绝不允许分享那种通向科举和士大夫之路的正规高等教育。尽管如此，业已证明儒家和佛教都在特定的时期为她们提供了有限的发展学术的条件。在极不同于西方妇女所面临的条件下，她们为争取分享现代高等教育的斗争也发生了。
在大多数亚洲社会，那些发展了现代大学的杰出人物为了经济现代化的功利目的而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同时力图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避免全盘西化。这很不同于西方妇女所面临的情形，当她们奋力抗争以便在被鼓吹为启蒙思想在全世界的胜利的大学里找到一席之地，以及与已成为西方文化基础的认识上的二元观点和机械观点相妥协之时，中国妇女则在他们的男同胞那里找到了出人意外的同情。这是由于共享的认识论传统，由于在封建制度下妇女长期的从属和利用使她们对帝国主义环视下的中国困境有一种特殊理解的意识。只是在战争的压力和为民族生存而战斗的情况下，妇女才会被迫放弃她们自己的日程转而支持男人们规定好的革命和国家建设计划。
三、对大学的抉择
上述历史分析很自然地把我们进一步引向那些进步的本土化的大学，它们使移植的大学有可能与当地文化相沟通，并成为不同于西方的文化透视的一个窗口。以中国为例，我们已注意到书院传统的重要性，并且围绕着这些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日益增加着。在朝鲜，类似的学校称为SOWON（即书院--译者注），在中国的宋代时有着相似的基础，而且酿成了经世之学。这种经世之学在朝鲜当时的条件下隐藏在比较进步的思想背后。作为非正式的阅读和研究、辩论可选择的学术观点以及培养青年学者的中心，它们为批判垄断正统知识并分配文官职位的官方学校提供了重要的基地。
如果我们考察阿拉伯世界，公众学校（Madrasseh）显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机构。在公元700到1200年之间，它是与科学和社会思想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探讨那些有助于这些成就取得的模式以及正当欧洲大学开始发展时它却随之失去了活力的原因，是令人感兴趣的。伊斯兰教的其它进步大学可能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最近对于旁遮普地区诗人的泛神论主义的研究详尽地阐述了它是如何支持普通人在面对来自上层的残暴的官僚机构时去保持他们的希望和抱负，它又是怎样建立了一种当地的学术机构。
另一个富有成效的历史方法也许是辨明那些一直声援妇女的大学。在印度学者阿尔特卡（A·S·Altekar）的富于启发性的关于古代印度妇女的历史著作中，他用下面一段评论作为开始：“理解一种文化的精神以及鉴别其长处和认识其局限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研究其妇女的状况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是社会力量控制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最强大、最自私冲动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象妇女那样相同的重要性和广泛性的阶层被置于对男人的这样一种绝对的依赖地位。然而，自愿调整并自然地放松这个阶层的依赖性的程度，已成为对一个社会发展起来的正义感和公平的严格考验。”接着他鉴定了那些支持妇女学习诗歌、吠陀礼仪和其它文学的古代印度的学校。他认为公元前三世纪是印度妇女因过早结婚而开始被逐出学术生活的时期。
在佛教影响下--佛教兴盛于唐代（698-907），中国妇女有充分的社会参与机会。与佛教寺庙相联系的地方学校，使妇女能在一系列包括儒家在内的经典知识上受到较高的教育，并且能施加一些社会影响。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佛教机构一直为妇女在家庭之外的学习提供场所。然而，宋代的新儒教，特别是朱熹发展起来的新的正统观念，赞成妇女应完全依附于家务，适合于她们地位的各种形式的学习应在家中。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新儒教的兴盛与欧洲大学的出现恰好相一致，而且二者都导致妇女被剥夺了学术上的社会地位。
四、当代大学与文化对话
在其它文化中可选择的高深学术机构是值得思考的，而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所作的理性的和文化的反省而言，大学很可能仍然是主要的机构。无论是对西方来说，还是对非西方世界--大学已于上个世纪或更早在这里生根了--而言，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想仔细考察我们作为大学的学者据以促进文化对话的方式，亨廷顿认为这种文化对话对于未来的世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很可能依然存在，虽然它是以一种比冷战时代更细致和更少绝对化的形式出现，然而，文化对话的比较深层的障碍也许产生于大学的认识方式。马克斯·韦伯在他写于1926年的《作为职业的科学》一文中，赞成科学探究的客观性是大学职责的核心。他把这一点看作是科学理性的一个令人遗憾而又不可逃避的要求。它是“现代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modernity）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特征，关于这一特征在复杂的、专门化的官僚与法律体系中的各种细节他都做了深刻的分析。
朱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强调是其“形象粗糙”（jagged profile）的主要原因，呼吁通过定义宽泛的理性，即给予知识的道德实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以同样重视的理性来“挽救现代化”（redemption of modernity ）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适用于西方，然而他所批评的那种线性思维的倾向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在启蒙思想的社会主义变体中。
如果我们综观二十世纪的西方大学，就会发现它在二战后可能朝大众高等教育的方向转变。巨大的经济希望呈现在大学面前，推动它越来越大众化、官僚化，并伴随着课程的割裂和对大学作为学者团体的悠久传统的愈来愈快的侵蚀。
然而，大学仍坚持着与时代精神保持距离、以及省察自身和广阔社会的中世纪立场。在大学团体中批评科学视野的狭隘性和歪曲性的重要声音来自乔治·格兰特、杰克斯·埃鲁尔、厄休拉·富兰克林以及马克·施凯恩。当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全球化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各国政府削减开支，动用一切力量来支持全球经济竞争之时，西方大学继续坚持为批判性思考保留空间，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抗市场化。
西方世界之外的大学采用了西方的模式，或是在殖民统治之下，或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需要。多数情况下，由于迫切需要大学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由于热衷于“追赶”西方，所以它们的政府所给予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要比西方少得多。在《作为人类尺度的机器：科学、技术与西方的主流思想》中，米歇尔·阿德斯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方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吸收是如何在全球的殖民与帝国主义行径中暴露了自己的总的观点。一种不被怀疑的优越感，它是直接与技术能力相联系的，导致了新技术的引进而毫不考虑其文化与社会的后果。
另一方面，许多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则热切地信奉启蒙思想的科技方面。史蒂芬·海对于泰戈尔未能成功地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和中国知识分子介绍源自东方思想精神的批判性所作的引人注目的描述表明，这些亚洲社会对于技术观的信奉是多么的坚定。这种现象也许可用那种认为与西方的相互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观点来解释。例如，就中国来说，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也是一种对它能为大规模的高速经济建设提供直接蓝图的实际期望。毫不奇怪，在为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所作的斗争中，大学成了一种主要的机构。
在最后一章，阿德斯揭示了“现代化”观念是如何巩固西方主流模式的，而且它为大部分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援助机构（从世界银行到各种双边项目）的计划提供了框架。在那些属于社会主义周边的国家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相似的功能。当然，无论是在核心国家还是在周边国家，大学都成了科学技术知识的主渠道。
这个过程产生了这样的知识传输模式，即它是单向的，从核心到周边，并且集中在知识的科学与技术领域，或者是诸如管理和经济这样的相关领域。虽然有时这被说成是核心国的阴谋，但是它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这些国家倾向于在它们的大学中比西方更少尊重自治和学术自由。由于愿意承担这类项目的西方大学可以得到大量基金，自然地它们会加强侧重于技术方面项目（包括那些选择为这种发展观点服务的社会科学）的威望和资源。此外，汉斯·魏勒呼吁在国家和国际两种水平上，在需要为其政策进行合法科学研究的政府与寻求政府对其项目予以支持的大学之间建立共生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忽视了由核心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学者所做的批判性思考。因为它不“适合”主流模式，不能马上显示出经济上的前景，所以它就被弃置不顾，成为发达国家的一种奢侈品，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难以容忍的。当现代化模式至少在短期内似乎提供了最有效的答案时，每一边的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这种选择。在此过程中，象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显然缺乏对文化理解重要性的认识，它们宁愿雇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很少聘请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哲学家。
亨廷顿在《文化冲突论》中指出，最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出现这样的国家，其文化较少受到启蒙思想的浸染，然而它们在经济上已经强大起来，甚至构成了对西方的军事威胁。东亚是最突出的例子，但是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包括中东一些国家以及诸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南亚国家也是值得注意的。在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之后，对于西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其国家安全而言，理解其它文化第一次成为至关重要的了。这不再是纯粹的好奇或愉悦之事，它已成为生死悠关的大事。对于冷战的意识形态的忧虑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启蒙思想内部的争端，而现在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启蒙范式之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因此，大学促进文化之间对话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了，而且需要有意识地予以培养。在北美，对于这项任务，我们有相当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它们就有必要在态度方面有较大的转变。根据女权主义思想，以及对于北美的土著部落和其它团体的认识方式的重视和承认，这一涉及广泛的运动，其大部分被放在关于社会正义和所有应受尊重并加入社会主流的个体的平等权利的启蒙大辩论上。该理论反映了我们为之骄傲的启蒙传统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超越那种框架，转向与非启蒙的文化共同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团体的认识方式也许是非常宝贵的理解桥梁。
我们的大学应抓住这样一个问题，即启蒙前的大学怎样能够承担现已提上议事日程的启蒙后的任务。我想建议一种按照北美某些团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团体从来没有充分地成为占优势的启蒙传统的一部分--的观点强调普通性的课程方法，而且把它作为达到其它文化的一个通道。对于平等的强调，一方面将放在个人权利与特性上，另一方面则放在公有制的健康发展和文化理解上。
在杰拉尔德·格拉夫的近著《超越文化之战》中，第九章《变冲突为协调》描述了称为“学会和谐”方法的实例，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见解。这里的核心是理解矛盾与差异，并围绕这种理解建立和谐。这需要通过澄清非启蒙文化观点中的一致性的步骤来补充。下一步则要考虑，为了未来如何改造仍占优势的启蒙遗产。这是大学所应采取的富有成效的建议，也是对亨廷顿在《文化冲突论》中所提出的挑战的反应。
（因篇幅所限，省去原文所附参考资料）
马健生译 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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