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和创新补贴政策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退税论文,效应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0320,0380
一、引言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中外各国政府都积极使用政府干预手段来激励创新，其中主要包括建立专利制度、对创新产出进行直接补贴、对创新活动进行税收优惠①、鼓励合作研发等。政府运用财政资金对创新活动进行直接补贴是常用的创新激励手段之一，同时有学者（Spencer和Brander，1983）提出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也是一种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那么究竟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在创新激励方面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激励创新？除了政府干预外，劳动力资源禀赋又对创新产出起着什么影响？本文采用模型与实证分析考察了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试图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答案。
在Schumpeter(1942)提出“创新竞争”概念后的20年间，关于创新理论的形式化研究进展甚缓。直至1962年，Arrow(1962)的开拓性文献最早建立数理模型将创新纳入了主流微观经济分析框架。Dasgupta和Stiglitz(1980a，1980b)进行了企业创新竞争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研究，考察了企业在研发、创新层面进行的非市场竞争，强调创新竞争是除价格竞争及产品差异竞争外的企业“第三竞技场”。在Arrow、Dasgupta和Stiglitz的模型中，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改良传统产品，发明制造新产品，凭借专利保护人为地制造了产业进入壁垒。创新者通过产品差异化制造了新的市场，使其获得短期市场势力。Brander和Spencer(1983)却认为，无论是完全竞争还是不完全竞争，边际成本是决定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他们的模型中（B-S模型），创新行为被抽象为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创新成果就是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下降。
Spencer和Brander(1983)、Brander和Spencer(1985)进一步扩展B-S模型，较早地进行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研究。在其多阶段博弈模型中，本国和他国各有一个生产同质品的企业，它们生产的同质品在本国市场进行竞争。两国政府作为创新激励政策制定者出现在第一阶段，企业在第二阶段进行研发投资及产量竞争。两国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将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企业创新投资和边际生产成本大小，最终决定企业利润和产业组织结构。
Dixit(1984，1988)以D-S模型框架，研究发现在非同质企业（不对称生产成本）的市场环境下，当本国企业不多，只有在市场集中度较大时出口补贴才可提高本国福利。Romano(1989)认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有效的前提是，专利制度保障和有效的专利授权期限。即使企业具有垄断势力，政府最优策略仍是对其进行创新补贴。Bagwell和Staiger(1992，1994)将不确定性补充进B-S模型，结果表明：创新补贴是较为稳健的创新激励政策，出口补贴却存在一定副作用。Neary(1994)的模型证明，创新补贴应该倾向于重点扶持本国规模经济企业，这与Romano(1989)的结论一致。Muniagurria和Singh(1997)将B-S模型作进一步修改，把跨国企业设定为非同质企业，国外企业的技术水平更高，边际研发成本更低。Hinloopen(1997，2000)扩展了D'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的合作研发模型，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创新补贴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从而提高了创新产出及社会福利，但补贴会使消费者剩余转移至生产者剩余。Leahy和Neary(1997)在不同贸易条件下，对创新行为、企业利润、社会福利等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指出最优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是随贸易条件和市场环境变化的。Neary(1998)认为，创新的溢出效应会使企业减少创新投资，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创新补贴、出口补贴政策来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以增加社会福利，这跟Hinloopen的结论一致。当国外企业退出国内市场后，政府可以维持创新补贴政策不变，但必须减少出口补贴。
与大部分研究文献将把创新竞争市场设定为同质品市场不同，Collie(2002)构建了一个非同质品市场的竞争模型，他证明了创新补贴政策只在非同质品市场才有效，而同质品市场的创新补贴政策无效。沿Collie的思路，Haaland和Kind(2008)在设定其创新竞争模型时，把不同国家的产品视为具有一定替代效应的非同质品，然后企业进行跨国产量竞争，结果表明：创新补贴政策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国家之间的创新激励政策博弈不会导致囚徒困境，反而可以提高贸易双方利益。
现有文献往往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创新成果——高技术产品上，而忽略了低技术产品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资源的稀缺性使政府必须在高、低技术产业间进行资源选择性优化配置，生产高技术品就必定挤出低技术品产出，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一国的创新产出水平明显与其科学技术水平相关，而科技水平又由科研技术劳动力存量所决定，但以往研究均没有把这些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为完整揭示财政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本文借鉴D-S模型和B-S模型的基本思想，建立了一个南北间的静态古诺竞争模型，对创新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政策效应进行分析，考察了创新激励政策、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等因素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本文第一部分是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建立静态的跨国产量竞争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进行扩展分析，第四部分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简要结论。
二、数理模型
1.需求方
假设存在两个贸易国，i国为发展中国家，j国为发达国家；i国生产高技术产品H，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L，j国只生产H。两国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i国有两种创新激励政策，一是对高技术品的创新补贴s，二是对低技术品的出口退税τ。模型不考虑i国H品的出口退税，是因为它在模型中的作用与创新补贴相似，可视为创新补贴的一部分。鉴于关税征收是双边的，模型设定了一个零关税的自由贸易环境以简化分析。另外，本文只研究单边政策作用，不考察国家间的政策博弈。
在本模型中，创新活动的产出成果是高技术产品H的生产制造，体现了D-S模型框架下“创新活动成果是制造新产品”的基本思想。由于政府对高技术品生产进行财政补贴，因此本模型也体现了B-S模型框架下“创新活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基本思想。
为简化模型求解过程，我们先对在既定H产量下最小化成本问题进行求解。
j国面临的生产最优化问题为：
约束条件①是i国的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约束，它表示，i国H行业的就业人数
必须小于等于i国现有的具有相关素质的科研与技术人口
，H品产量受到科研技术人才数量、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当约束条件①为紧约束时，①式中等号成立，表示i国的技术人员全部就业，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而处于就业饱和状态，职位供给大于等于就业需求，高技术劳动市场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短缺使企业难以增加要素投入，H产量受到限制。当约束条件①为松弛约束时，①式中小于号成立，表示i国的技术人员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职位供给小于就业需求，高技术劳动市场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还有富余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可以增加要素投入从而增产H。
约束条件②是i国的低技术劳动市场约束，它表示低技术产业的普通工人数
加上高技术产业技术人员数（社会总就业人数）必须小于等于社会总劳动人口N，使L产出及H产出受到总劳动人口的约束。约束条件②不使用≤N-，的形式是因为我们假设部分失业的高技术人员是愿意就职于低技术产业，而普通工人却没能力从事高技术产业，即高技术劳动力可以向低技术劳动力转化，反之则不然。当约束条件②为紧约束时，表示i国内的总体劳动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全体劳动人口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当约束条件②为松弛约束时，表示全体劳动人口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总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状态。
约束条件③是j国的劳动力市场约束，它表示j国H行业的就业人数
必须小于等于j国现有的具相关素质的科研技术人口。j国约束条件③的作用机理与i国约束条件①一致，不赘述。
三个约束条件是i、j两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约束方程左边是企业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代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约束方程右边是社会劳动者人数，代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最后假设两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满足＜＜N-。
模型约束条件暗含了一个重要假设：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投入约束条件是
≤
，为全社会可用资本，并且→+∞。因此，两国资本投入k的约束总是松弛约束，研发资本投入K是可以无限供给的，不对模型均衡产生影响。我们做出这一假设的原因是：首先，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国际借贷与援助等方式迅速扩张研发资本投入k，其运行机制跟前苏联工业发展史上的“剪刀差”类似，政府从其它经济部门攫取资源投入实验室、科研设备等研发基本建设；其次，在创新模型中弱化资本投入约束，强调人力资本对创新行为的根本性作用，突出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约束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因为，实物资本只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工具，使用这些工具的科研技术人员才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最后，从模型设计角度来说，我们假设研发资本投入k无限配给劳动力投入l，可以将生产函数中的k变量约去，把生产函数转化为关于l的线性函数，降低了计算博弈均衡解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在常见的动态宏观模型中，动态资本投入k与居民财富水平、储蓄、消费、折旧紧密相联。但本模型作为一个静态模型，很难对资本投入k进行合理的约束设置。
4.模型求解
在这个多约束多变量最优化问题中，两个国家在三个市场同时进行六个产品的古诺（产量）竞争，求解必须使用最优化理论中的Kuhn-Tucker条件。首先必须证明模型满足Kuhn-Tucker一阶充分条件和二阶条件，保证模型最优解为全局极大点，证明过程可索取。
使用Matlab6.5软件计算，模型结果表明，本模型在不同约束条件组合下，均有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点。求解过程及结果见附录“数理模型求解”③
三、模型的扩展分析
模型结果表明，搭配不同约束条件求解模型，会使模型结果发生很大变化，这意味着两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H、L市场均衡有着显著影响。
命题1：当i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即约束条件①为紧（约束条件组合①、①②、①③、①②③）时，
创新补贴s、低技术品出口退税τ不能激励本国创新产出
创新激励政策失效。证明可索取。
约束条件①为紧时，高技术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状态，其具体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i国是发展中国家，研发基本建设十分落后，导致本国培养的科研技术人员乃至留学归国人才都找不到实验室和高技术企业上岗；二是i国经济发展迅速，高技术品总产出增长速度快，以致产业的高技术劳动力需求量已经超出现有技术人口。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建国初期的中国和非洲贫困国，它们发生第一种情况的概率较大；像当今发展迅速的中国，发生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高。
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是本国创新产出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是国民教育的成果体现，国民教育是真正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只有通过加强教育来提升劳动力资源禀赋水平，才可以永久性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命题2：当i、j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而i国总体劳动力市场却处于就业饱和状态，即只有约束②为紧时，创新补贴s和出口退税τ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产出，创新激励政策有效。证明略。
我们认为，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其原因有三：第一，约束条件①为松弛约束，发展中国家i的高技术劳动力市场存在非自愿性失业，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这很明显符合中国国情：随着近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普及面迅速增大，导致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长赶不上廉价知识分子供给增速。从短期来看，国内的高技术企业设备、实验室等数量是有限的，难以支撑起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就业，从而导致了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非自愿性失业。
第二，约束条件①为松弛约束而约束条件②为紧约束，意味着：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部分失业技术人员转而从事低技术产业，其余失业人员丧失就业信心成为自愿失业者；低技术岗位供给量充足以至总体失业率低下，总体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近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外资企业大多数是看中廉价劳动力成本才来华投资，而本国企业技术模仿和吸收能力有限以致难以进入高新技术产业（谢建国，2007），这使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岗位绝大部分是低工资、低福利的低技术工作岗位。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供给方，随着农村就业环境、福利水平在政策推动下日渐改善，他们对低技术岗位的劳动供给意愿自然下降。另一方面，处于失业状态的知识分子不能很好适应高强度的低技术劳动，城市失业人员由于城市的低收入保障、失业保障制度较健全，也不愿意重新参加低技术劳动。这么一来，低技术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严重的供小于求现象。近年国内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正是在劳动力市场供给下降、需求增长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第三，发达国家j的劳动力市场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社会失业率较高，比较符合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国情。
正是在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创新补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正是在所有劳动力市场环境中（所有约束条件组合）最为明显的，所有政策效果均不为零。
推论1：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时，最优创新补贴s为正。
最优创新补贴s为正的结论，与Collie(2002)、Haaland和Kind(2008)的结论一致。
推论2：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时，最优出口退税率τ为正。
证明：模型结果表明，在不同约束条件组合下，p*、π、CS、社会总福利SS对s、τ的偏导数基本不为零。由于篇幅有限，关于p*、π、CS、SS的政策效果不一一列出。
在大部分情况下，创新补贴s和减少出口退税τ会对本国社会福利产生正效应，对他国社会福利产生负效应。本结论与Brander和Spencer(1983)、Bagwell和Staiger(1992)的观点较吻合：创新补贴会增加本国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并会挤出他国企业利润、社会福利。
四、实证检验
在数理模型中，提高创新补贴、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在一定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才是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那么在当今我国，这两种政策是否都能激励创新产出，本节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1.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2年1月至2008年6月，时间跨度共计78个月。由于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以月度为单位，因此本文样本变量均使用月度数据。
本文数理模型的创新产出是以企业高技术品产量衡量，但有鉴于我国每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和科技统计年鉴均使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作为主要创新产出指标。考虑到专利申请量又比专利授权量少了行政审批的人为因素影响，同时借鉴李平等人(2007)和徐涛(2003)的经验，创新产出指标使用了对数差分形式的企业专利申请数增长。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专利注册数量是体现其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之一，也就是说专利注册（拥有）数量实质上是存量（水平）指标。一旦新增的专利存量——新注册专利赶不上专利折旧速度的话（专利存量折旧包括，没有价值的过时技术，无须付款即可使用的过保护期专利技术），即使专利新申请、新注册数量不为零，社会的专利存量、技术水平也是在退步的。因此，如同GDP增长率是考察经济发展的合理指标一样，本文使用了专利申请增长作为创新产出指标。
出口退税政策方面以低技术出口品的平均退税率作为考察出口退税力度调整的变量。但商务部每月只公布了总出口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总出口退税额。为从中抽取“真实”的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我们根据统计推算法，使用比例推算来估算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出口退税总额计算公式为drawback=aσ+bθ，drawback为商务部公布的每月实际出口退税总额，a为待估的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b为待估的高新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θ为待估的高新技术出口品的应计退税额，σ为待估的低技术出口品的应计退税额。y为商务部公布的每月“高新技术出口品总出口金额”，x为商务部公布的每月“总出口金额”减去“高新技术出口品总出口金额”，视为低技术品总出口金额，假设高、低技术出口品应计退税额的比值恒等于实际高、低技术出口品总出口金额的比值，即σ／θ=x/y。低技术出口品的应计退税额与实际低技术品出口金额成固定比例，即σ／x=A，常量A为应计退税额与出口总金额比例，根据现行退税政策出口品的应计退税额主要为已在国内生产环节对其征收了的增值税（含小部分消费税）。
假设每个时期的实际高、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的比值等于政府制定的高、低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即a/b=p/0.15，p为低技术出口品的法定退税率，0.15是高新技术出口品的法定退税率。根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历史路径，每个时期低技术出口品法定出口退税率大致可分为数个档次，分别为15%、13%、11%、8%、5%、免税等，我们以当期所占出口比重较大的退税率档次作为低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据此，将低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p在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设为15%，2004年1月至2005年4月设为13%，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设为11%，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设为8%，2007年7月后设为5%，高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一直维持在15%。解上述方程组，得aA=p·drawback/(px+0.15y)。通过此推算公式，我们可从商务部出口数据及退税政策中推算出每单位金额低技术出口品的平均退税率τ=aA。
创新补贴政策方面使用全国科技三项费用。所有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见表1，如无特别注明数据来源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数据库、历年统计年鉴和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
2.变量序列的统计描述性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FDI序列通过2.5%显著水平下的ADF平稳性检验，其余各序列均通过1%显著水平下的ADF平稳性检验。表2是各组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3.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我们以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政府创新补贴力度为解释变量，在控制了其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后，考察了出口退税与创新补贴等政策对创新产出的效应。基础计量模型为：
为了检验不同解释变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我们采用基础计量模型，使用Eviews6.0软件以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处理，回归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低技术品平均出口退税率τ在各个计量模型中均显著，与专利申请增长显著负相关，出口退税变量在不同模型中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该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会抑制创新产出，降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能提高创新产出水平。该计量结果与数理模型只有约束②为紧时的
结论一致。因此实证研究证明了降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出口退税政策是有效的创新激励措施。
第二，政府创新补贴S&T与创新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创新补贴不能明显提高创新产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创新补贴政策在我国不一定是有效的创新激励措施，出口退税政策明显具有更积极、高效的创新激励效应。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由于使用“科学技术”数据来加权拟合“科技三项费”数据而造成了数据准确性、真实性受到一定影响。根据表3的数理模型结果——在不同劳动力禀赋结构下创新补贴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许是创新补贴变量在实证研究中不显著的根本原因。
第三，政府的关税征收力度Tariff与创新产出增长显著正相关，提高关税能刺激创新产出的增长。我国征收关税以对进口品关税为主，出口关税所占比例近乎零，这意味着对进口品征收关税越多越能刺激创新产出的增长。如果把征收进口品关税视作提高贸易对手国生产成本的间接手段，该实证结果就与数理模型推论3中贸易对手的工资水平（生产成本）W[,j]提高能刺激本国创新产出的结论一致。
第四，固定资产投资K与创新产出增长率显著负相关，增加生产资本投入反而会减少创新产出。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高，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向是低技术产业。根据数理模型中的本国高、低技术产业的生产资料竞争与产量挤出的机制，低技术产业资本投入为主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能激励创新产出。
第五，外资投入FDI与创新产出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外国企业在我国投资生产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与徐涛(2003)使用年度数据回归得出的外商直接投资能提高我国创新产出水平结论一致。
五、结论
在一个静态的多产品多市场的非对称古诺博弈模型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与政策效果，并实证检验了其中主要结论。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降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在一定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产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证检验也证明了，我国四年内四次调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的确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水平。降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抑制了初级产品出口，减少自然、劳动力资源消耗，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极从外向出口过渡至内需拉动。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迫使企业从事更多、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活动，推动我国的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有力地支持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2.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在一定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产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实证检验表明，在过去几年里，以“科技三项费”为代表的创新补贴款项并没有明显刺激全社会创新产出的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创新补贴政策稳健性较弱，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文没有对出口退税、创新补贴的政策效果比较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如果一定要在两种政策中二选其一的话，政府就必须考虑两种政策在特定制度下、特定国情下的政策执行机制。在我国，相对于依赖地方政府执行的创新补贴政策，针对宏观国家层面、一视同仁的出口退税率从直观上来说少了几分人治的主观因素，就可能多了几分效率④，在这种逻辑下的出口退税政策应是更有效率的创新激励政策。
3.当本国的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高技术劳动力跟不上产业技术发展步伐，创新产出的规模将遇到人力资本瓶颈。在这种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增加创新补贴、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均不能有效激励创新，创新激励政策失效。此时，对于创新激励政策这种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来说，其制订与执行应更为谨慎。
4.从长远来看，国家的教育水平、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是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重视培养国民综合素质，提高劳动力资源禀赋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
附录
数理模型求解：
A.当约束条件①②③为紧时，使用Kuhn-Tucker条件求解约束最优问题，得j企业最优反应函数：
计算结果表明，在所有不同约束条件组合下，模型均有唯一解。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列出三种情形，其他计算结果不一一罗列，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注释：
①借鉴Spencer和Brander(1983)的观点：创新的产出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机制与政策效果一致，因此本文的创新补贴泛指这两种政策。
②本文的科研与技术人员既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也包括高级技工、熟练的产业技术工人。
③本文在讨论均衡稳定性时，沿用Friedman(1983)的思路，他认为只有在动态模型中才有必要进行均衡的稳定性分析，在静态假设下进行稳定性分析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本模型的目标函数明显为严格凹函数，因而没有对模型稳定性进行分析。静态古诺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参照Fisher(1961)，Seade(1980)，Dixit(1986)。
④有关于企业在俘获政府创新补贴方面的研究，可溯源至Katz(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