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考察海内外华文文学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内外论文,视角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著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刘登翰先生认为，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客观事实，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分流和整合的情势。他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受到外力人为的切割，形成了相对迥异于母体社会的独自发展格局，却又涵盖在母体文化的合理发展逻辑之中，便可能在一定时期里造成这一民族或国家的共同文学，在不同生成环境中的分流。分流是离析的一种极端的形态，是在维系和延续共同母体文化的基础上，脱离了文学主体运动轨迹，而呈现出自己特殊形态和进程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存在。而整合则体现着共同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祈愿和社会的思潮动向。”（注：刘登翰：《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和整合》，公仲、江冰编《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9页。）所以，“任何一种偏狭的区域性的眼光，都不能全面地概括中国文学丰富的发展形态，也不能将各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和文学经验，纳入于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之中。”（注：刘登翰：《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和整合》，公仲、江冰编《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9页。）面对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畛域中，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文化视角。
文化视角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倍受重视与青睐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外在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的动力因素。一方面，从文化视角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海外华人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与艰苦奋斗，经济实力也有显著增强，势力几乎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华人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全球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和发展的前景等问题的研究，将大大有益于广大华人及其文化在未来世纪发挥世界性的作用。而对于愈来愈带有全球性特征的中国本土及海外华文文学来说，也只有在华人文化的历史背景上才能更清楚地勾勒出其发展的轮廓，呈现出其独特的凝聚力量。与此同时，华文文学也将以此为契机，更好地把握自身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就文化的内在动力因素而言，文学研究对文化视角的选择则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有两种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倾向：“向内转”和“向外转”，或称“向心倾向”和“离心倾向”。前者从维护文学研究的纯粹性、独立性出发，要求研究者的目光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上；后者则认为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不能脱离这种联系而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纵观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作为对19世纪社会历史批评传统模式的反拨，20世纪前半叶是文学研究“向内转”、“向心倾向”显著并成为主流的时期，以20年代兴盛一时的俄国形式主义及三四十年代风靡欧美学坛的新批评和而后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批评为突出标志。半个世纪以来出现的文本理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模式和形式构成方面，确有其优越之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力图把作品作为一种与社会历史无关的“自主结构”和“封闭体”来研究，把文学作品的固有的社会思想内容剥离掉了，所剩下的也就是一个对许多作品都适用的空壳、框架或模式。实际上，文本的语言不但传达一定的意识，而且也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折射出某个民族的人文和时代的精神。因此，科学的文本批评不仅要求对作品进行文本的言语分析，而且要求透过文本的言语分析追寻作品的深远的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等信息内容。于是，在50年代就出现了以“原型批评”为先兆的外向派的复兴。它倡导一种与新批评文本内部近距离的“细读”相对地“向后站”（Standback）（注：弗莱：《批评的解剖》，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0页。）的立场， 并以“原型”概念去恢复从神话、宗教到文学的有机联系，使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成为理论批评所关注的焦点。与“原型批评”的这一立场倾向相应和，20世纪后半叶，众多的理论与批评流派在强调文学的外部联系方面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最终促成了文学研究又一次“向外转”的国际性潮流。尤其是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理论，以及最近的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重要转变，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与文学文本同等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对于科学研究的正确阐释的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在当代分流与整合的客观现实和发展状况，不仅为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化研究视域，使不同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在同一文化的背景下得以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反过来说，文化视角的介入也确确实实是有利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彼此之间综合、互补、吸收及发展的研究现状的。它必然会给当代中国的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以及遍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海外华文文学带来一个崭新的格局，在客观上逐渐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同时，也使全世界的华文作家面对新的文学空间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恢弘的气度，从而带来一种别具一格的世界文学新景观。这可以通过对下面几个方面的阐述来证明。
一、文化视角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整体的文学研究视角。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它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尽管文化在它的发展史上形成了各种具体创造形式和具体学科分类，但是，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它们始终是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有机体，一个系统整体而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凯利所说的，文化就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注：克鲁克洪·凯利：《文化与个人》，高佳等译，沙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文化学观点的这一特殊内涵， 客观上规定了文化视角特有的整体求同、发掘共性的学科特点和倾向。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们有了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对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之间既分流又整合的客观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审视、研究的可能。具体地说，其作用主要体现于三点：1、 文化视角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力图从人的本体与作家创作文本的宏观联系中全面把握文学作为“人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不论是本土文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只要是同文同种，脱胎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文学创作，均可被视为一个文化的整体。例如西方文艺理论家弗莱，他在《批评的解剖》中曾以西方文学为例，描绘了人类文学发展的整个动态结构。他紧扣住人的本体，从人作为“类”的整个历史命运来探索文的本体发展线索的，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史描述中那种以一种外在的时间串起许多互不联系的文学现象的机械作法，而借助于“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超越打破文学的时代和地域的分界，在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开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贯通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联系。由此可见，在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分流、整合关系的考察中，通过文化视角，特别是“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对其进行审视和把握，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十分有利的。2、对于一个具体民族或具体时代的文学， 文化视角倾向于从它与所属民族的整个文化精神和文化心态的对应同构关系来理解研究。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是相当需要从这个特殊的视角介入。文化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文学虽然是最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但作家与社会其他群体成员共处于同一个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生存环境中，接受着同样的民族文化的熏陶，以及同样的社会关系、社会规约的束缚。因此，作家的作品就不可能不体现和反映出其所属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共性，更不可能不成为它所归属的文化类型的“形象肖像”，也不可能不最终作为所属文化类型的“自我意识”和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代码”而发挥其文化功能。文化视角正是从文学与文化的同构关系出发，常常由对一民族文学艺术的分析、品味中反观其文化整体上的特性，或者从该民族与社会的文化类型的特性来透视其艺术精神的个性风格。我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发现分流和整合作为文学矛盾运动的两极，通常是共存于同一文学现象之中的。当由于客观的或人为的原因使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以及世界各大洲的海外华文文学造成阻隔时，也就是说当分流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推导着文学的发展时，共同的民族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的整合力量，不仅使广大的华人不论居住于什么地方都能够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而且不论与异质文化如何交流、融合与衍化，总是能够约束着这一呈现出异样形态和进程的华文文学的走向，使它得以继续固守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而不逸出民族文学的范畴。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化的整合力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统摄、互补及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文化纽带。3、 对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与社会的文学艺术，文化视角侧重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不同民族的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各种具体的形态和方式，又由于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共同体现了普遍存在的人类文化的共性，从而就应将其作为人类集体智慧的文化成果来看待。因此，不论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学，还是离析的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乃至游离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它们都是中华文化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文化当然也就成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研究的最好视角之一。
但是，应该提请人们注意的是，文化视角在强调文学研究整体求同的一面时，却也造成了对文学内容与社会内部机制之间差异性的忽略、无视，在其高度概括的同时，也舍弃和疏漏了许多具体和多样的东西。特别是文化视角理论思维的这个特征，使它对文学本质和规律的解释，带有非常抽象的性质，以致于使许多结论观点因此而往往显得大而不当、宏而不微、疏而不密、流于空泛。鉴于此，我们在运用文化视角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应该将其与社会视角结合起来。因为传统的社会视角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一定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着重从时代和民族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革中去探寻文学不断演变和发展的深层原因，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经济基础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中来考察和理解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民族、同一时代文学作品的特征和性质，差异性与多样性。如对文学的发展进程而言，社会视角就特别重视通过考察不同时代的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相应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差别来强调文学发展的时代性和变异性；对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文学的认识，社会视角主要侧重于分析它们各自隶属的社会形态、地域条件、文化背景的差异，研究它们的民族文学的特质和个性。比如，同是在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一整体中，各地区间华文文学的发展就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时空上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异现象。这差异反过来也有利于我们较为深入地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艰难的跋涉、蓬勃的生机，以及困惑的选择，也都映现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中，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演变的诸多层面。与文化视角的整体求同的思维倾向相比较，社会视角更侧重对文学内部的辨异，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且，社会视角始终是文化视角的研究基础。
二、文化视角的研究者借鉴人类学的观念，比较注重从“类”的大视角观察、肯定作家艺术思维的全体性、集体性特征。20世纪的人类学从尊重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肯定人类精神生产的历史积淀和创化作用出发，努力开掘出统摄着人类意识思维活动的共同的神话原型和文化内蕴。其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便是其中富有巨大影响和强烈震撼力的思想。文艺活动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创造形式，其思维的群体性特征尤为显著。“原型批评”高扬作家艺术思维的群体性特征，其积极意义在于有力地引导了作家把自己的视野从个人的有限感觉、情绪和自我玩赏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投向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让他们去感受和体验人类源远流长、富有活力的整个精神命脉。许多杰出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老舍、於梨华、白先勇、陈映真，甚至张爱玲、金庸等创作的优秀作品中所显现出的深刻思想力度是与其具有的丰厚民族心理、文化积淀的影响不无关系的。然而，在我们极力肯定文学研究中文化视角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具有一种辩证的眼光。因为通过文化视角进行的文学研究在肯定作家艺术思维群体性特征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反对、抹煞把艺术思维的个性特征作为研究的前提和条件。这可以说是它的一大局限，我们应在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引起特别的注意。虽然海外华文文化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但是他们在固守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已经突破了较为纯然的汉族思维方式，而较多地带有了移民群体的文化色彩。尤其是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已经比较明显地建立了居住国本土华人文化的传统，同时也较多地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的成果，形成了一种既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又扎根于所在国乡土的华人文化。东南亚华文文学一开始便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下诞生的，并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支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当地的华文作家才开始提出建立居住国本土文学的课题，从此，东南亚华文文学几经沉浮，在艰难的生存过程中日益深化着建立“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这样一种双重文学传统的认识。直到今天，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终于作为最富有全体魅力和个性色彩的思维和语言形式，在建立东南亚各国文学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建构力量。意识显然是最富有个性化的创造，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忽略、抹煞文学创作中的主体作用和个性原则。这当然也是我们通过文化视角考察、审视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关系时应引起注意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考察方法，他们早已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和功能。只有在我们对作家生活的时代和作家在这个时代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有的生活经历遭际，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作家艺术思维个性和创作心理结构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之后，才能贴切地理解作品，把握住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个性，才能进而领悟它与民族、人类艺术精神的内在联系。
三、文化视角还揭示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对人类的共同文化属性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思想内涵。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人除了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生活外，还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在这个文化环境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被文化所创造。由于人能够创造文化，才能使他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并且通过对传统的社会继承，通过教育和学习一代代地传导下去，经过历史的不断积累和最终沉淀，最终形成了人类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习俗。它们是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展开社会交往、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一个民族的社会群体也由此得以凝聚和巩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除了具有社会属性外，还有自己所属民族的共同文化属性。而人类学的大量事实也清楚地表明，文学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直接的。它总是透过表现一定历史时代中起中介作用的，诸如神话、传说、民族风俗、宗教仪式等一系列的精神文化现象来描画人们的性格特征的。于是，作为社会文化群体而存在的人类文化共性和生存方式，就构成了文学人性表现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时将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如同“忧患意识”始终贯穿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和中国文学主题中一样，海外华文文学的勃兴首先联系着的就是各国华文作家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文化在居住国命运的关注，而其具体内容正经历着从忧患传统的被迫丢掉到关注传统的没落这样一个过程。比如在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华文作家的创作中均有强烈关注华语教育的主题，这显然是出自于没有华文教育便没有华人文化的忧患意识。由于文学和教育息息相关，在马来西亚文学刊物《蕉风》1993年1、2月号上，马华文坛甚至表明了这样的共识：“文学是经国的大业，……文学的力量足以左右教育的现状，这样，通过马华文学来提高华人对教育的重视，从而发展华文教育自是正确的途径”。因此，许多马华作家的创作都涉及到华文教育式微的现状。面对海外华人社会急速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许多华人都自觉有某种被连根拔起的痛苦；即使当他们心甘情愿于“西化”而失却中华文化、传统思想时，往往却又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种更加可悲的无根无源的精神困境。由这两种情况而导致的传统丢失或失落的现象，在不少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着相当深刻的反映，而海外华人要在异域他乡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自然而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华文文化传统的教育问题。由上述的分析可知，通过文化视角对文学进行研究时是比较注重人的“类”和“群”的含义的，是相当强调人作为“类”存在的历史群体性的，并十分重视揭示人作为文化形成物的精神与心理的普遍特性的。这些都为我们加深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内涵的认识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群体作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社会的结合体，都是流变不居的，概念的具体所指也都是现实而具体的，呈现着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别性。尤其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群体的阶级差别，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即使当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与阶级差别不再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后，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也还是仍然存在的，人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倾向、人生态度、价值标准、思想观念、艺术选择也仍然是不尽相同的，甚至还有可能存在着惊人的差别。可见，人类社会群体的普同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并存的，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一方面，我们不能以积极的差异性排斥、否认人类的普同性，否则将导向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以文化学的观点，从社会群体的文化普同性角度阐释文艺作品的全民族性、全人类性特征的时候，就始终不能离开对文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只有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考察具体作家、作品与一定时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对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人性、阶级性、差异性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通过文化视角对当代中国文学，以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间的海外华文文学彼此关系的研究，才不会陷入偏狭的境地，才能更加深入地、正确地、能动地、科学地理解文学人性表现的文化普同性特征。
四、文化视角还从文化发展的相对稳定性特点出发，深入探索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获得的能力、习惯、从事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及其全部的创造成果。它的发展不可能是短暂的、临时的或突然性的，而是以继承性作为自己演进的基础。每一历史阶段的人们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文化创造的，都必须在充分继承前代人直接提供的现成文化成果和文化成就之后才有自己的新发展的。所以，稳定性、持续性就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文学，作为与文化整体最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活动的形式之一，它的发展也就表现出相对稳定、连贯、持续的特点。譬如“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就对此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原型批评”理论认为，神话原型作为产生于某一民族原始文化土壤中的集体心理结构，由于它在该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原创性地位，使它必然隐含或泛化于后世民族文化的种种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之中。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神话原型作为一种原始文化心理的凝固结构，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联想作用为该民族成员所熟悉，所以能够对该民族成员的接受活动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共鸣效应和热烈的、强大的召唤启示功能。而这，又反过来决定和影响了它在该民族后世文学创作之中得以最深广、最持久的延续和发展。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因素会不断地渗透、融合，但是，由于“原型”的本原性意蕴，使其只能不断地丰富，而不会产生根本的变易和消亡。因此，只要我们揭示出隐含于文学史中的“原型”的文化意蕴，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把握住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精神线索，就可能对它发展的特殊规律作出合理的、科学的阐释。由此可见，借助某种文化视角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相互发展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所起的原始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影响的考察、审视，便于比较合理地阐述和诠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影响深广的人类精神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在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发挥的特别功能。同时，由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它实际上又蕴涵着适合建立海外各国各自不同的华文文学探索和努力的可能。反过来看，海外华文文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内蕴。但是，这种仅仅依靠文化进行的理论批评也有不足之处，它有时过分强调精神文化的自律性，认为凝结了“集体无意识”和人类文化精神的文化批评及其结构模式，可以形成一种内在的决定机制，作为社会和思想的本体和本源，可以排除历史的差异性和偶然性，决定后世文学发展的一切形态和内在方式。这样，文化批评的理论就最终颠倒了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源流关系。因此，我们在运用文化视角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关系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必须极力避免这一点的。诚然，任何一种文化原型、集体思维模式及其表现形式，由于自己蕴涵的思想内涵和心理意向，经过社会因素的触发和诱引，随时都可以激发和获知它们潜在的生命力，形成自己生成与延续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归根到底是由起酵母作用的时代的历史的阶级的基因和机制决定与谱写的。例如荣格说过一句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其实，这种观点只有片面的真理。应该承认，德国民间关于浮士德的传说对歌德创作长篇诗剧《浮士德》有一定的思想启发作用。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歌德的时代和时代的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故而，当我们用文化学的观点考察精神因素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相互影响、借鉴、统合与分流的关系时，以及当我们把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通过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其进行研究和文化批判时，是应当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一定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历史物质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出发，并寻找文学作品产生、发展和变异的最终根源的。而这，只有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我们通过文化视角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进行考察时，既要强调文化视角在研究中所起的积极、有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它具有局限性的另一面，要注意社会视角对文化视角的补充作用，应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及其根本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通过文化视角进行的研究必须以社会视角的研究作为基础，否则，它将是不彻底的历史主义，甚至还有可能走向反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借助社会视角进行研究时，也必须把文化视角的研究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学现实要求下的必然延伸与进一步深化。要不然，它就不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出现的众多的文学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与阐释。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需要多个研究视角、多种观点和方法的互补与整合。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纷呈、新说迭起，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多种多样的方法启示。那么，面对当代中国文学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分流与整合的客观现实，接下来我们该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通过文化视角吸纳、整合多种多样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观点和方式、方法，建构、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当代文化文艺批评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