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角的组织死亡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视角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组织生态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组织死亡现象是组织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组织生态学认为，竞争能力是影响组织存活的重要因素，但组织死亡是组织不适应环境的结果；组织种群是组织生存的前提条件；个体组织的死亡是组织种群进化的必要条件。影响组织死亡的因素包括：经验和生存学习；组织年龄；管理连续性；组织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组织群落的内部调整和组织入侵等。
死亡是组织失败(Organizational failure)的最终表现形式。在组织生态学理论领域之外，大量的文献对组织失败和组织死亡进行了研究。根据Richard Morris(1997)的考证[1]，这些文献对组织死亡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非均衡理论”，主要用外部冲击来解释公司的破产，如混沌理论和灾害(Catastrophe)理论；第二类是用具体的经济原因，例如市场结构、资本结构及公司的定位等理论来解释公司破产；第三类是近年在合约和代理模型框架内的分析，试图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来解释公司的破产；第四类理论建立在管理理论和商业战略理论基础上，这类理论试图通过寻找公司管理和战略上的弱点来解释破产。
与此不同的是，组织生态学对组织死亡的研究不是以个体组织的特性和状况为基础的，基于组织生态学的组织死亡理论建立在组织种群特性的基础之上，主要分析种群结构、种群密度、种群动态等因素对组织死亡的影响。
一、组织生态学对产业集群研究的贡献
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Hannan和Freeman(1977)提出的组织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它是一门借鉴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结合管理学、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组织个体发展以及组织之间、组织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组织生态学已成为了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经济学研究，尤其是产业集群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组织生态学拓展了产业集群的研究范畴。经济学对产业集群研究大多是从产业分工和规模效应的角度来展开的，极少关注集群的生长特征。组织生态学则重点研究组织种群内部个体组织之间的密度效应，探讨个体组织之间的相容或不相容关系，如领域性、等级制、聚集和分散行为、利他行为等。此外，组织生态学还研究组织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或多个产业集群在动态上的相互影响，即相互动态(Co-dynamics)和彼此在进化过程和方向上的相互作用，即协同进化(Co-evolution)。
其次，组织生态学重视对集合产业集群的研究。当前，经济学对产业集群的研究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因而属于小空间尺度的产业集群研究。组织生态学则将某一区域产业集群视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个体，研究存在于一个大的空间尺度上，由局域产业集群组成的超集群，即集合产业集群。它主要研究集合产业种群的空间特征、数量特征和遗传特征。空间特征主要探讨集合产业集群的空间现象（即局域产业种群的分布特征与分布格局，包括规模与等级、中心与边界、形态与形状、基质与背景、镶嵌与交错、梯度与排序、聚集与扩散等）、空间过程（集合产业集群生态空间时空耦合的动态发展过程，即它们沿时序轴的空间发生、发展增长、扩散、演替以及自组织过程。包括空间增长和空间演替两方面）、空间联系（即集合产业集群内各类空间单元的相互关系，如竞争与共生、吸引与排斥、供给与需求等）；数量特征主要分析集合产业集群的密度、多度、高度、测度、亲合度和优势度等；遗传特征主要分析不同的集合产业种群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的敏感性和稳定性。
最后，组织生态学提出了产业演化的内源性机理。传统的研究都特别强调外在因素对产业演化的作用，如资源、竞争、社会经济环境等。这些研究忽视了组织个体差异对产业演化的重要作用。组织生态学则将产业的内部因素当作产业演化的决定因素。它认为组织遗传会引起组织个体的变异。在产业增长期间，自然选择作用会减弱，结果会增加产业内的变异，并使很多劣质基因得以保存下来。当条件恢复正常时，这些劣质个体由于自然选择的加强而被淘汰，引起产业规模下降。同时，产业内的变异也随之下降。产业规模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将为产业规模的下降铺平道路。因此，产业演化的轨迹会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点。
二、组织生态学对组织死亡的理解
组织生态学将个体组织的死亡视为组织种群自发调节的结果。当组织数量低于最小能生存水平时，现存的组织都将死亡。个体组织的死亡是组织种群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和进化机制。
（一）组织死亡的密度依赖效应
在组织生态学的诸多观点中，与组织死亡最相关的是密度依赖Oensity independent)理论。Hannan和Freeman(1989)以新制度理论和组织生态学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种群密度的组织死亡率模型。该模型假定密度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反映了两个对立的过程：合法性(Legitimation)和竞争性。当密度较低时，新的组织形式缺乏合法性。组织的新颖性和稀有性使它难以从资金代理商、供应商和劳动力等方面获得支持。由于缺乏参照物，组织常规也难以建立。新组织数量的增长强化了新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提高了其制度基础和政治权力，使特定组织形式的知识得以传播，从而增强了其存活的机率。当密度较低时，合法性随着密度的增长而增长。组织设立率与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倒U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提高组织的设立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抑制组织设立率。组织死亡率与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呈现U型关系：当密度提高时，死亡率起初降低，然后提高。
对密度依赖死亡率的实证研究广泛分布在劳动组织、报业、酿酒业（Carroll和Hannan,1989a，b;Olzak和West,1991）、贸易协会(Aldrich et al.,1990)、护士学校（Daum和Oliver,1991）、葡萄酒制造商(Delacroix et al.,1989)、社会服务志愿组织(Tucker et al.,1988)、电话公司（Barnett和Carroll,1987）等领域。所有的研究均证实了组织密度与组织死亡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组织死亡率的u型密度依赖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有的研究去掉了时间维度，忽视种群进化的早期或晚期差异。在有的研究中，种群之间的密度被其他临近种群的存在淹没了。因此Barnett和Amburgey(1990)认为，密度依赖模型应包括种群内部组织规模分布的控制变量。
此后，有较多的学者对这一领域展开了研究。Peterson和Koput(1991)认为死亡率的密度依赖是组织隐性异质性的表征。Delacroix和Rao(1994)指出，死亡率的密度依赖效应比设立率的密度依赖效应微弱。他们认为，由于组织之间轨迹记录(Track record)、代理学习(Vicarious learning)和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同，密度效应的差异很大。Baum和Oliver(1992)指出，对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利用会影响死亡率，关系密度(Relational density)（种群成员之间正式关系和关键角色的数量）会降低死亡率，提高设立率。Baum和Singh(1994a,1994b)区分了交叠密度(Overlap density)和非交叠密度(No overlap density)概念，以衡量潜在的竞争和互利。他们指出，交叠密度降低设立率，提高死亡率；而非交叠密度降低死亡率，提高设立率。Baum和Powell(1995)指出，如果要发展组织制度生态学，就必须将非密度选择与社会政治的合理性结合起来[2]。
（二）竞争能力是影响组织存活力的重要因素，但组织死亡是组织不适应环境的结果
种内竞争的确是影响组织死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导致死亡。Hannan和Freeman建立的规模性本地化竞争模型认为，种群中大规模的组织会对中等规模的组织产生威胁，但不会威胁小规模的组织；中等规模的组织在与大规模的组织竞争的同时，还容易受到小规模组织的攻击。大规模组织出现的同时，中等规模的组织会衰落，而小规模组织则蓬勃发展[3]。种内组织专业化程度的差异也是影响种内竞争的主要因素，Carroll建立的资源分割模型说明，大型通用性组织市场竞争的集中会提高它们死亡的比率，但会为小型专业性组织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美国报社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范围的集中，大型通用性组织的死亡比率提升，而小型专业化组织的死亡比率下降。
相反，密度效应是制约组织死亡的关键因素。最后产量恒值法则(Law of constant final yield)表明，不管初始组织密度如何，在一定范围内，当条件相同时，特定组织种群的最后产量差不多总是一样的。在密度很低的情况下产量随着组织种群密度的增加而提高，当密度超过一定程度之后，最终产量不再随着组织种群密度而变化。在高密度情况下，个体组织之间对资源的竞争激烈，在有限的资源中，个体的成长率降低，规模变小（包括其中构件数少）。Pankaj Ghemawat(1990)等考察了具有特定成本结构的企业情况（它们生产同质产品，单位成本不变，固定成本和生产能力成比例增减），指出随着需求量的下降，最大的企业会降低产出，直到和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相同。随后，两个企业一起降低产出，直到和他们下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相同。这种过程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对美国纯碱业进行了考察，结果证实，大企业确实先关闭一部分工厂。Marvin Lieberman(1990)发现规模大的多厂企业倾向于比它们的竞争对手先关闭个别工厂[4]。
这表明在组织种群中存在明显的“自疏现象”(self-thin-ning)。即如果组织种群密度进一步提高且组织个体继续成长，种内对资源的竞争不仅影响到个体生长发育的速度，而且影响到个体组织的存活率。与生物种群不同，组织种群所特有的自然稀疏现象的发生需具备以下条件：(1)组织种群的发展潜力一定或正在衰退。处于引入期和成长期的行业难以发生自然稀疏；(2)组织是同质的，其规模和能力相当，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不强；(3)没有其他组织种群的竞争和环境因子的胁迫；(4)组织种群的密度较大；(5)尚未或较长时间内没有对组织种群进行强制稀疏。
自疏法则可直接影响组织的密度。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企业群落中，最后产量恒值法则决定了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内的最大产量，而最低经济规模原理决定了企业的进入壁垒，这两大机制会自动地进行组织种群的密度调节。其他产业中的自疏现象也普遍存在，频繁发生的行业内部兼并活动其实就是企业组织自疏的具体表现。
（三）组织种群是组织生存的前提条件，客观上存在一个最小能生存种群水平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种群规模适合度，规模低于最低适合度的组织种群不仅不会给个体组织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最终还会导致该组织种群的灭绝，即ALLEE效应。设某产业集群t时刻密度为x(t)，其增长满足方程
附图
方程(1)所描述的产业集群的增长具有典型的临界退偿特性，即ALLEE效应，它表明具有临界退偿增长的产业集群，在集群密度很低时（小于
），其集群密度是下降的，并且会因为每个个体增长率的下降而灭绝。
最小能生存集群水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单个组织或小产业集群难以应对环境的随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此外，小产业集群常常面临建群者效应(Founder effects)，如果建群者数量很少，或某个大群体由于自然因素等而数量锐减，即经历了所谓瓶颈效应(Bottleneck effects)的打击，则近亲交配(Inbreeding)的几率将大大上升，加上遗传漂变的作用，会导致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减少，最终将关系到该群体的生死存亡。
从最小能生存集群水平可引申出产业开发的“适合度”概念。考虑一个带有竞争淘汰率的产业集群增长方程[5]：
附图
（四）个体组织的死亡是组织种群进化的必要条件
组织生态学认为，死亡是种群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组织种群来说，组织个体正常的成长和组织数量稳态的维持是依赖于种群内个体组织设立和死亡之间的动态平衡来实现的。因此，从组织种群的水平上看，组织死亡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意识性，这样的组织死亡可称为程序性组织死亡(Programmed organizational death,POD)。当生存条件不利时，一部分组织以不影响其他组织生存的方式而死亡，一方面减少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另一方面，死亡组织自身分解的产物为周围组织进一步提供了部分营养来源，从而为其余个体创造相对“充裕”的生存环境来维持本组织种群的生存。POD的存在使在一定的选择压力下，组织种群的个体数量与生存环境之间可以达到相对的平衡，最具生命力的组织个体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形成对应于不同环境的最佳组织数量，从而在自然选择中具有优势，具有更大程度上的适应性，有可能形成较具竞争力的组织种群。
Bruderer和Singh在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了适应和选择之间的关系。他们证明了对新规则的不同学习能力会改变选择制度。Swaminathan认为，逆境中个体组织的死亡会促进组织种群的集体学习，使存活者发展出一套成功的经验。“火的考验”(Trial-by-fire model)有利于幸存者通过吸取失败的教训而降低死亡率。对美国酿酒业和阿根廷报业的分析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困难程度高的环境中设立的组织比在困难程度低的环境中设立的组织有较低的死亡率。
三、影响组织死亡的若干特殊因素
种内因素与种间因素是组织生态学研究组织死亡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其中，种内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组织死亡的影响往往大于种间作用的影响。
（一）经验和生存学习
组织经验和生存学习对组织死亡具有U型影响。在组织设立初期，对现有业务的运营经验可通过提高组织的内部效率和获得顾客的选择偏好知识而提高组织的生存力。然而，当经验达到一个高水平时，组织死亡的风险也会提高。这是因为，高水平的运营经验具有巨大的惯性和依赖性，它阻止组织对新业务的开发。尽管经验能降低组织产品的绝对成本，但在新业务领域竞争力的丧失会提高组织死亡的风险。Baum和Paul(1998)对曼哈顿旅馆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有经验的组织比新建的、缺乏经验的旅馆其死亡率要低41%。但随着经验在每年的高水平累积，组织被快速引导至“能力陷阱”，死亡率相应提高[6]。
事实上，组织经验的同质性和可移植性都很低。在处在不同的生态位、不同的成长阶段和不同的战略环境中的组织，其生存经验通常具有异质性。Ingram和Baum(1997b)指出，在美国旅店业中，曼哈顿的酒店具有异质性，当地相关组织的经验对组织有所帮助，非当地的组织的经验则没有帮助。此外，生存经验的传播和学习需要成本，成本－收益率的边际递减规律规定了组织生存经验的作用边界。Argote等人(1990)对造船厂的研究发现，组织之间的学习在造船厂建立初期降低的产品成本比后来的产品成本降低的要多一些。Ingrain和Baum(1997a)发现，在酒店建立初期，运营经验降低美国酒店业死亡率的数量等于产业链建立之后降低酒店业死亡率的5倍。
（二）组织年龄
制度学派关于组织死亡的研究（Zueker和Lynne,1983）集中在新建企业的脆弱性问题上，认为与年龄大的企业相比，新建企业更容易死亡。这是由于它们缺乏稳固机构的正统、合法地位，不能获得充足的财力资源；它们还没有发展较大范围的适应能力，具备极有限的学习能力和环境影响力。年轻组织的社会地位低，其成员还未适应新的角色，它们受到经济波动、竞争、不可预见的技术变化等方面的限制。已有的组织利用它们在信贷来源、销售渠道、产品线等方面的优势，给新组织制造竞争压力。根据Dun & Brandstreet的统计，1980年超过一半(53.6%)的失败企业年龄不超过5岁，运作10年的企业的死亡率为18.3%。在很长时间里，失败的企业中新组织的比例一直高达50%～60%。一般认为，组织生成的前5年是组织最困难的时期[7]。
（三）管理连续性
管理连续性特指管理人员的连任情况。不同的管理者施行着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风格，引致不同的管理效率和组织绩效，因而对组织的死亡概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Carroll(1984)发现创始编辑的离任会提高报业公司的死亡率，Singh和colleagues(1986)发现，CEO的连任有利于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存活。Haveman(1993)以美国Iowa州东南部1900-1917年的电话服务产业为例，研究了经理者、总裁等的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8]。结果表明，管理连续性提高了组织死亡率，这一结论与Carroll(1984)建立的连续—危机模型(Succession-crisis model)结论相一致。同时，组织越年轻，组织管理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逐渐降低，表明存续时间越长的组织越能适应核心变化(Amburgeyet al.,1993)。总裁的连续性比其他管理者的连续性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更大，这与权力最大的个体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也最大的判断相一致(Finkelstein,1992)。
（四）组织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
由于信息的公开性、资源的共同依赖性以及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存在，一个组织的死亡及其死亡信息会对相关组织的生存带来直接的影响。决定组织死亡的关键因素可能会在相关或不相关组织之间传播，从而造成组织群落中大面积的组织死亡。组织之间的接触性传染是指由濒死组织或已死亡组织而引发的健康组织的死亡。
对特定组织危机传染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Gefiach和Smets(1995)建立了货币危机的波及效应模型[9]，以说明一国货币危机会通过贸易渠道或金融渠道如资本流动造成对另一国经济基础的恶化性影响，从而导致另一国出现货币危机。Masson(1998)提出了一般化货币危机传染模型。他认为，缘于各国间经济和政策具有的高度相关性和互动性，以及与经济基本面无关的经济多重均衡变动性，即使一国的货币危机没有影响到另一国的经济基础，一国的货币危机仍会激发投资者重新评价另一国的经济基础，并进而导致对该国的货币冲击。Aghion(1999)建立了一个接触传染性银行失败模型[10]。它说明一家银行的倒闭这一公共信息事件会促成过早的提款挤兑，而自由银行制度不可能对接触传染性银行失败具有免疫力。
上述传染模型大多是针对货币危机现象提出来的，且疏于对组织种群内部传染的分析。相比之下，Reed-Frost模型[11]和传染模型[12]能更好地描述组织种群内部的接触性传染。Reed-Frost模型通过引入免疫概念而提供了一种刻画传染流行特性的预测模型。这是根据流行病的传播特点来构建的组织种群成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在一个服从Logistic增长方程的组织种群中，组织之间的接触性传染存在一个平衡点，接触性传染直接影响种群的个体数量，但不会引致组织种群的灭绝。
（五）组织群落的内部调整
在重大组织变革如何影响组织死亡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分歧。Tushman和Romanelli(1985)的研究表明，实施重大变革的组织，其绩效比没有进行变革的组织要好，因此更不易死亡。但Hannan Polos和Carroll(2002)的研究认为，组织变革程度越大，组织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组织变革越复杂，越不透明，组织死亡的可能性越大。
秦宛顺、顾佳峰(2003)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澳门地区企业的死亡率与企业群落内部调整之间的关系[13]。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澳门企业平均每季死亡率为7%，调整死亡弹性为0.77。即当其他变量不变时，澳门企业群落内申请变更的企业个数每季度增长1%，导致企业死亡个数每季度增长0.77%。
由于企业群落中共生关系的存在，单个企业不仅受到同一规模企业群落变革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其他规模的企业群落变革的影响。一般而言，大企业的变革，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Corral(1998)的观点，对于一个企业群而言，社会资源分成核心和边缘。一般大企业占据核心资源，中小企业占据边缘资源，互相形成共生关系。一旦大企业发现需要进行新的社会资源分配，进行变革来占据更加有利的核心地位，或者进行核心资源的转移，那么，一些与原先大企业形成共生关系的中小企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容易死亡。秦宛顺、顾佳峰(2003)的研究表明，澳门地区企业群落内大企业的变革极大地增加了小企业死亡率，其交叉调整死亡弹性为1.183，大于1。说明大企业对于小企业的生存而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企业对中型企业的交叉弹性为0.46，表明澳门大企业的变革，会加剧澳门中型企业的死亡。
不仅如此，组织群落中不同种群之间的交叉密度效应(density cross-effects)对组织的生存也有实际的影响。Staber(1992)以加拿大某省1900-1987年的资料为背景，分析了种群相互依赖对工人合作社、市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组织的死亡率的影响[14]。研究发现，工人合作社受其他种群增长显著的非单调影响。当市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种群较小时，它们的增长会提高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效应。当密度水平足够高时，市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种群的进一步增长将会降低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表现出强烈的互助效应(Mutualisteffects)。消费合作社的增长对工人合作社的死亡率有相反的影响，开始时表现出互助效应，然后在高密度水平上表现出竞争效应。消费合作社的密度对市场合作社的死亡率存在曲线效应，开始是竞争效应，然后是合作效应。工人合作社的密度对市场合作社的死亡率具有严格单调的竞争效应，每增加一个工人合作社，市场合作社的死亡率就提高约6%。市场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密度对消费合作社死亡率的联合影响表现出先竞争后互助的特性，而工人合作社的影响表现为严格单调的竞争效应。工人合作社的密度对消费合作社死亡率的影响要比对市场合作社死亡率的影响弱。在对消费合作社死亡率的影响方面，企业群落中种群之间的密度效应比种群内部的密度效应要弱。尽管竞争始终在企业群落存在，互助对维持群落中组织形式的持续生存是有效的。
（六）组织入侵
组织入侵(Invasions)是指某类组织从原来的分布区域扩展到一个新的（通常也是遥远的）地区，在新的区域里，它可以繁殖、扩散并持续维持下去。入侵组织可以改变入侵地组织群落或组织生态系统基本的生态学特征，如企业群落中的优势种群、生态系统的物理特征、价值链循环以及生产力。引入地组织群落的脆弱性(Community Vulnerability)是外来组织入侵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同结构、功能的组织群落，其稳定性不同，对外来组织入侵的抵抗能力也有差异。外来组织入侵成功在组织种群层面上的原因主要包括：引入地缺乏有效的天敌制约，种群的抵抗力较低以及环境扰动等[15]。
生物控制机制的丧失(Escape from biotic constraints)。许多外来组织进入新的地点后，其原生地的竞争者、捕食者和寄生者等并没有随之到达，这种生物控制机制的丧失，导致外来组织的种群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种群数量的骤增，又加速了入侵组织的入侵速度。
组织种群的组成结构与可侵入性(Invasibility)的关系。组织种群的可侵入性是指外来种群在种群中居留的难易程度。组织种群对入侵的抗性与种群中的组织多样性成正比。这通常被理解为，多样性程度高的组织种群比低的群落更能抵御外来组织的入侵。当组织聚集(Accumulate)超过一定的时间后，群落的可侵入性降低。
外来组织到来前后的环境扰动。人为或自然原因导致的环境扰动可能加速外来组织的入侵。这些扰动通常包括经济或制度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新的技术冲击、经济的快速增长或衰退、经济波动、行业恶性竞争等。组织种群扰动一旦超出了其恢复的阈值，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从而为外来组织的入侵创造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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